一个国际安全问题

要注意的是，尽管在这一阶段的政策讨论中，美国常常同时列举艾滋病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威胁，但是，它主要还是被视作国际安全问题加以处理的。换言之，在美国看来，艾滋病流行对安全的威胁主要是一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它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造成负面影响，危及全球与地区秩序。这是现阶段美国看待艾滋病问题的基本逻辑。

首先，从受到威胁的对象来看，美国安全认知的着眼点是那些直接严重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主权国家”及其组成的地区直至全球体系。美国副总统戈尔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十分清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艾滋病）是一场安全威胁，它不仅仅威胁每一个公民，而且威胁确定和捍卫一个社会特征的机构。”^[36]同样，1999年与2000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将艾滋病传播造成的安全后果描述为，“破坏来之不易的经济与社会进步，造成新生民主国家的失败”。^[37]作为国家重要机构之一的军队，受艾滋病传播造成的能力下降也在这一时期受到特别的关注。艾滋病传播而造成的伤亡“最有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造成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武器系统与操作平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

有关国家的削弱造成的国际后果就是对地区秩序和地区稳定的破坏。在美国看来，要处理好艾滋病问题这类“新的安全议程”，就必须认识到，“过去是地方性的威胁现在足以拥有区域或全球性后果；过去是暂时的伤害现在可能成为长期和毁灭性的伤害”。^[38]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地区与全球秩序起关键性作用的大国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例如，一旦俄罗斯的国家能力由于艾滋病传播而受影响的话，“可能危及对核武器的控制以及在欧洲的主要安全安排”。^[39]对艾滋病传播的“第二波”可能对中国、印度造成影响的忧虑也基于类似的理由，即这些国家“都拥有核武器且与美国保持着关键的战略性联系”。^[40]由此可见，美国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安全议程的基本逻辑是，威胁主权国家从而破坏地区稳定。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共同体的安全观念，也是本书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将艾滋病问题定位为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理由。

其次，之所以说这一阶段艾滋病问题被界定为“国际”安全问题，是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艾滋病传播对安全和稳定造成影响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国境之外。换言之，美国并未直接受到威胁。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非洲地区的国家受到威胁的程度最为严重：“非洲国家还在与古老的疾病进行战斗，……更糟糕的是，HIV/AIDS的传播正在破坏整个大陆，逆转得之不易的发展收获，极大地降低了预期寿命，减少了GDP，并威胁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安全与稳定”。^[41]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中则将受影响的地区范围进一步扩大，艾滋病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地区增加不稳定并减缓民主的发展”。在上述地区的国家之中，这一疾病的传播“对于统治阶层、军队精英以及中产阶级造成了严重危害，可能加剧以控制有限的国家资源为目的而进行的政治斗争”。^[42]可见，在美国的安全认知中，由艾滋病传播带来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向那些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与处于脆弱转型时期的前共产主义国家。

与之相对，美国看来，在发达国家中，由艾滋病问题而造成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预算分配、血液安全等问题上。和政治斗争、民主失败相比，这些问题显然仅仅是一般的公共政策议题。当然，美国也注意到艾滋病对本国公民造成的生命威胁，但它的主要担忧在于一旦病毒发生变异，现有的疗法可能完全失效而造成死亡人数的再度上升。就当下的情况来看，美国国内的艾滋病问题仍然是处于控制之中的，政府也并不认为本国的政治稳定受到了挑战。

再次，尽管认为艾滋病问题威胁的主要是发展中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但美国也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置身事外，承认自己间接地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它将自身的安全利益置于外部环境与全球的整体框架下加以看待，这也是美国当时主要从国际安全的层次看待这一问题的标志之一。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员与货物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相互依赖导致世界范围的疾病与健康风险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要务”。^[43]确实，美国不仅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还是这一网络的中心（hub）。国际旅行、移民、归国部队、食品贸易等渠道将美国与外部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国内的艾滋病问题虽然暂时没有达到挑战本国安全的地步，但当其他国家处于艾滋病蔓延的危险环境下时，美国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美国也认识到，为了免于艾滋病传播对安全的威胁，本国关键性利益也必须在关注全球卫生环境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际经济、民主化与政治稳定部分地依赖于世界范围的人民的健康”。^[44]反之，当麻烦出现时，美国也会受到牵连。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占据美国出口市场的42%，艾滋病流行在这些地区造成的经济危害将影响对相关货物与服务的需求，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就业。而且，如果出现了危及地区稳定的武装冲突等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将不得不去应付”。^[45]总之，虽然艾滋病传播带来的安全挑战主要发生在外部，美国也必须予以重视，其原因便在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各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美国自认所处的卓越地位。

最后，美国认为艾滋病传播造成的安全威胁集中体现在对国际维和行动的影响上，而这自然主要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它担心由于艾滋病在非洲国家军队中的广泛传播，维和行动将受到很大影响。非洲维和力量的重要贡献国家，如南非、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其军队中艾滋病毒感染率高达40%到60%。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国家军队中的高感染率带来的负面效应还将在国际与地区维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不仅其效率会受到限制，军队本身还会成为带菌者，进一步感染同一阵线的维和人员与当地群众”。^[46]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尤其关注这一问题，呼吁必需重视在维和人员之中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假如结束战争的人本身在传播另一种更为致命的疾病，那真是最残酷的嘲讽啊。”^[47]

正是因为将其定位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美国在这一时期谈及艾滋病问题时常常都以“共同威胁”、“全球问题”来称呼它。1999年与2000年的两份国家安全报告均强调，“艾滋病流行不受国家边界的制约”。而戈尔、鲍威尔也分别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称艾滋病“是国际社会迄今面对的最具毁灭性的威胁之一”，抗击艾滋病是“一项共同事业”，“击败一个共同的敌人”，^[48]而且，这一“战争没有前线，我们必须从所有战线上进攻”。^[49]

美国对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定位与其整体的安全战略是相契合的。冷战结束后，在外部强敌消失的情况下，美国对安全利益的内涵作了调整与扩容。艾滋病问题与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个契合点就是安全认知中威胁来源的变化。这一时期，以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威胁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由非国家角色实施的各种跨国性质的非传统威胁，则受到了更多的重视。^[50]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中竞争减少而协调的成分增多了，促使其更容易用整体的，而非自我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安全挑战。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前言开篇便引用罗斯福的名言，“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独自生活在和平中。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福利有赖于远方其他国家的福利。我们学习做世界的公民，人类共同体的成员”。^[51]而且，在艾滋病问题上，安全的实现不需要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各国的利益并不彼此排斥，用戈尔的话说，这是“一场和平的战争”。^[52]由于个体与整体的安全并行不悖，美国得以将艾滋病问题定位为国际安全问题，并将自身安全的实现置于国际安全实现的前提下。

第二个契合点是美国对构建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的追求。克林顿政府致力构造一个“新的国际结构”，尤其强调民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对其安全的关键性作用。“我们的安全有赖于世界范围内对民主的捍卫与扩展，若非如此，压制、腐败与不稳定将吞没一些国家并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53]而且，美国也认识到民主实现的不易，仅仅是“自由选举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对人权的尊重、强大的市民社会、开放并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等等一系列要素。^[54]而艾滋病的传播可能对民主基础的巩固构成威胁，造成“新出现的民主国家的失败”。这也是包括安全战略报告在内的政府文件陈述艾滋病问题带来的安全挑战时最常提及的一点。艾滋病问题虽然并不对美国的政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但却是对“新的国际结构”的要素——民主国家的挑战，而美国安全的实现又恰恰“有赖于此”。因而，当美国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安全议程时，对它的威胁定位首先是国际层面的，随后通过体系对单元的作用而影响到美国自身。

第三个契合点是美国对维护地区稳定的手段的选择。自克林顿政府1993年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以悲剧收场后，它在非洲地区稳定的维护上就坚持间接介入的原则，更多地利用联合国，特别是非洲国家自身的维和力量。美国还与欧洲盟友合作，为非洲国家的军队提供训练，再将他们派遣到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需要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地方。^[55]因而，其他国家军队中的艾滋病传播问题就不再是与己无关，甚至可以幸灾乐祸的事情了。由于这一手段从形式上看是由国际社会采取的，维护的也是地区秩序与稳定，艾滋病对它的威胁也很容易被理解为国际安全问题。

简而言之，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是全球范围的超级大国，它为自己界定的安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地区的事务对美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内，美国认为艾滋病问题构成的挑战集中于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动摇新生民主国家等，从而是一个“国际安全”议题。当然，这一定位并不意味着美国本身不受其影响，而是意味着美国的利益与安全应当是国际安全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