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文化质变转型重建的回顾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转型重建，主要是在物质、制度和思想方面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民主共和后的帝制复辟，则迫使人们回过头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更加激烈和更加深入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传统中去建设新的文化形态，探索新的文化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以科学民主，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两面大旗，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目的，在竭尽全力宣传民主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奋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和旧文化。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重建，不但具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精神方向，而且也由学习西方转向了批判传统，清理传统的方面。

五四运动虽发生在1919年5月4日，但作为新的文化运动，它却是以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则是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但是，随着这一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如何对待旧的传统，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等问题上，便有着多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出现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文化复兴的高潮。这个时期，社会思潮波澜起伏，社会革命风起云涌，文化批判锋芒凌厉，文化重构各有千秋。不同思想之间的反复交锋和辩难，推动着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重建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并由渐进而发生突变，从而引起文化性质的根本改变。统观五四以来现代文化转型重建的概况，尽管文化重建的理论观点层出不穷，但其中最有影响者可谓之三家，即激进主义者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者的东方文化优越论、马列主义者的科学民主救国论。

全盘西化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困境，不可能依靠对本民族文化的批判和继承而获得新生，只能“向西走”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胡适在1928年所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短文中，竟让人们“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以解决“根本问题”。宣称:“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5年3月，在“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中，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企图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另一位鼓吹全盘西化论最起劲者是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东西文化观》两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公然宣称:“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全盘西化着手”，“要去彻底的西化”。鼓吹以“彻底西化”来重建中国文化，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为此，陈序经还多方面论证所谓中国文化的弊端，渲染所谓西方文化的长处，认为中国文化绝对没有出路，甚至中国人简直都不配在世界上做人。胡、陈二人关于全盘西化的文化重建理论，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这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与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相反，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优越论，则从另一个极端出发来反对全盘西化，企图以稍有改良的“东方文化”，作为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现代文化重建模式。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有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从思想流派上看，有二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三十年代的本位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西方文化入侵，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内在生命，主张在“保守”民族文化的前提条件下，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但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却执意加以保留，其理论的思维框架与“中体西用”并无多大的本质区别。这种文化重建论，归根结底，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来解决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这派人中确有一些特殊人物。如辜鸿铭曾留学英国，精通多国文字，曾获13个博士头衔，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一往情深，他穿长袍、蓄辫子，以清朝遗老和儒学正统代表自居。再如梁启超本是戊戌维新的代表人物，但在欧游回国之后，却主张以本土文化为根本，建立一个新文化系统，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种种现代弊端，只能用儒、道、墨家的思想去加以解决。

在现代中国文化重建论中，最引人关注且付诸于实践的是马列主义者的科学民主救国论。在二十年代开始的有关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一系列的思想文化交锋中，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和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相勾结，共同欺压中国人民。因此，要建设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李大钊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明确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已经初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新型文化重建观。

继李大钊、瞿秋白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模式，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型文化重建观。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4]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而且也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明确指出，从性质上来说，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它坚持民族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它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它坚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反对为“少数人所得而私”。

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显然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其理论基点的。但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层次，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并把文化出路和重建模式等问题，同政治革命紧紧地结合起来，以政治革命来推动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重建。从思想理论方面来看，它已经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存在的两种好走极端的片面性，即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重建主张。从社会实践方面来看，它也克服了只从思想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文化出路，和重“破”轻“立”的偏向，立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有机配合，而且以经济、政治变革为主，同时，强调文化源于政治、经济、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重建理论，比较注重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文化转型重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对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并使文化转型重建能够获得必要的社会动力。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重建，正是在毛泽东这一“三位一体”的文化重建理论的指导下，不但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建得到实现，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年内，又不失时机地将中国文化的转型重建，推进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阶段。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即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三届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以及为解决这一矛盾而决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都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建，提出了基本的价值目标和付诸实践的方法步骤。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左”的思想倾向的干扰，以致由1957年到1976年间的二十多年时间，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工作，非但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相反，在此之前已粗具雏形的社会主义文化重建价值观，统统遭到了极为粗暴的政治否定。许多由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即古今中外关系的文化主张和方针，也都统统被践踏。最有意味的是，十年“文革”大破四旧，大批所谓封资修的流毒影响，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正好以篡改历史，借尸还魂的手段，进行反革命篡权活动。这再一次说明，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与之彻底决裂，问题仅仅在于是发扬其积极的一面推进社会向前，还是利用其消极的一面，造成沉渣泛起，开历史的倒车。

回顾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重建的历程，其间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文化重建走出仅从思想文化方面寻找出路的局限，而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重建，并使文化性质发生变化，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向着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发展。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全部否定人类的文化传统，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另外，以政治手段解决文化问题进行文化重建，其结果不但不能顺利进行文化建设，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