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化整体转型重建的前瞻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使新时期的文化转型重建工作，出现新的发展生机，并在文化结构的物质、制度、思想层面顺序展开，逐步由浅而深，实现全方位变革，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模式。

八十年代中期，先后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既是对十年“文革”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始料未及的。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具有自发性和民间性，以及参与性和自觉性，其观点林林总总，其过程曲折复杂，但总体来看，从多维视野考察中国文化，从世界格局审视未来发展，严肃慎重地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正确处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实事求是而又客观冷静地思考和重建新的文化体系，则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主要方面。

综观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全过程，在理论观点方面，虽然仍就五四时期，有关中国文化的古今之辩、中西之争及其出路问题，进行讨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讨论之中又曾提出，应当防止片面的激进的反传统，应当反对崇古复古的国粹主义，因而在思维的层次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尽管激进的“彻底重建”论(诸如以反传统继承传统、打破超稳定系统、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以及保守的“复兴儒学”说(主张以复兴儒学解决中国出路等)，这两种好走极端的文化重建主张，仍是具有代表的两种观点，但同“坚持马列”派的“综合创新”论相比，无论就其思想理论的深刻性，或实际操作的可能性，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重建实践，已经多次证明“西化”和“复古”的极端主张，不但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综合创新”的文化重建理论，是在反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主张。是由著名中哲史专家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并得到多数学者的拥护和认可。这一理论认为，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文化建构模式，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既不是传统的连根拔除，全部否定，也不是传统的自我复归，卷土重来，而是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母体上，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既不应简单地归结为华夏中心主义的国粹论，也不应片面地强调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西化论，而是二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有机结合。正如张岱年先生在《文化与哲学》一书的“自序”中所说:“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后来，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更加突出了这一文化重建模式的基本特征。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是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前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已基本形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不但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为现代化的文化转型和重建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构新型文化模式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要素。

首先，在文化价值目标方面，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论述，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但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扭曲和错误的理解，确立了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且，也为新型文化模式的建构，提出了整体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要求，奠定了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新的思想基础。这一“义利并举”、“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念，对于破除过去那种“重义轻利”甚至反对讲利的价值观，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的论述，也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要求，对于推进和实现现代化文化转型重建的伟大工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在文化精神和理想方面，邓小平关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于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对自我封闭和孤立的论述，不但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而且，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和未来，把握时代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不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为中国文化教育的现代化新型重建，以及新型文化模式的建构，指出了现代发展的精神和理想。

再次，在文化基本构成方面，邓小平关于“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关于“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指示，都明确地指出，新型文化模式的构成要素，不但包括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也包括了精神文化和思想文化，传统文化和高雅文化，外来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中外古今、雅俗文野等各种文化特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基础上、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同一的新型文化模式。

可以看出，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重建的未来构想和理论框架，特别是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使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教育建设同步进行，对全方位的实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推动新型文化模式建构，都有着巨大作用。

回顾自1840年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重建的历程，在1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由封建主义的农业文化，转向现代化的工业文化，经历了艰难和曲折。中华民族虽然创造过古代人类最辉煌的历史，但十九世纪却成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中国文化不得不在外国列强的侵略干涉之下，被迫向西方学习，走自强维新，渐进发展的转型重建之路。二十世纪则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随着相继推翻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文化从五四运动开始，转向批判传统，清理传统，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突变转型时期。这个世纪的后五十年，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曲折发展，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文化又从深刻反思中走向八十年代以来的全面转型时期。这不但是中国新型文化模式的建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实现转型的重要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世纪，这个新世纪的前五十年，随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体系，也将基本建成。因此，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再度辉煌的时期。一些外国朋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赞美中国文化，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或亚洲的世纪。这里仅从其未来发展而言，决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