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起，以鸦片问题作为导火线而爆发的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构成对中国的全面威胁。这些战争包括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57年至1860年的英法联军入驻北京，1871年帝俄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1898年卷起的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落后的中国在外强的攻击面前节节败退，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五口通商以及八十多个口岸的通商开放，并进而导致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即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而来的又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造成基督教会遍及中华。中国在列强的侵略干涉中遭受着种种屈辱和痛苦，整个华夏民族处在流血、死亡、挣扎和灾难之中。
鸦片战争的硝烟，不但给整个中国大地，而且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是对大清帝国闭关锁国政策的轰击，同时，更是对日益走向衰败之路的封建文化的一种武器批判。它使那些有识之士，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中国贫穷、落后和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这一困境的对策。正是鸦片战争这一武器的批判，铸造着中国自身内部的批判的武器。它迫使人们从中国自身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去寻找答案，也从对西方文化的多方了解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们这个有过伟大历史的民族，被迫对外开放，并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以及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和近代重建的历程。
从这个意义来讲，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它是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开始对传统价值系统进行批判性的再认识，并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走出传统，求新求变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重建的重要时期。统观近代历史，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无论就其内在结构或价值系统而言，都经历了由物质而制度而思想的渐进转型和重建。
国学大师梁启超在其1922年4月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曾极其精辟地说道:“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有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习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进而对梁氏的上述观点加以发挥，认为近代文化转型重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②从甲午战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③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化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根本认真反思的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自身发展中，承受了外来文化的压力，逐步演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化的乾旋坤转的伟大时期[1]。
其实，二位先生所说的三个时期，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虽然各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渐次求新求变，但在文化的转型重建方面，都曾提出其不同的理论主张，以作为变革的依据。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文化命题，在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它是西学东渐以来，对西方的文化冲击作出正面回应的比较系统的理论主张，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化转型重建模式。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思想纲领和文化模式，虽然意在向西方“借法自强”，用西方的“器”来充实、捍卫中国的“道”，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目的，但它的提出却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也从中昭示着中国文化走出传统的新的文化发展路向。1896年4月，一个叫沈寿康的人，在《万国公极》上发表《匡时策》，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年之后，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又在其著名的《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同年6月，光绪皇帝还以“中体西用”作为其“诏定国是”的基本方针，提出“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这就从政治准则上肯定了中体西用的价值和地位。
其实，中体西用主张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提出，并加以阐发，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冯桂芬从改良维新的角度出发，主张“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西方的工艺科学和史地文学知识，而最为重要的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兴办洋务。所以，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这种“中本西辅”的文化态度和原则，实开了“中体西用”思潮的先河，成为洋务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操办洋务的理论依据。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文化转型重建模式之一，虽有将“体用”分割和不曾触及整个封建文化体系的弊端，但在器物技术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首次比较系统地翻译和引进西方文明，兴办工厂企业，发展近代工业，改革传统科举制度，大力培养新人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相比，主张“变器卫道”的维新派，则是比较进步的。因为他们要触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体”，因而显得较为激进。已如前述，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具有“中体西用”的色彩，与后期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即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为终极目标，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文化重建和价值目标来说，后期维新派主张变器卫道，即一方面既改良道，另一方面又革新器，这就是说，他们既要实现兴民权、倡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又要确保传统的政治理想和圣贤人物的光辉不灭。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是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强国保种，救亡图存，主张“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他们将启民智、兴民权、开议院、求西学，批判专制君权，宣扬天赋人权，鼓吹自由平等，作为其政治理想和文化意愿。就此而言，他们所讲和所要学习的“西学”，已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前进了一步，不仅是指工艺器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思想学说。这说明维新派对传统的“道”也是有所改良和有所触动的。但是，他们所推动发展起来的戊戌变法运动，及其所实行的“新政”，毕竟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这场变法，并未根本触动封建专制政体，也未根本触动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种企图剪取资产阶级文化枝条，嫁接在封建文化根基上的改良主义文化重建主张，显然不可能使中国文化走出传统，走出文化困境。
较之上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文化建设理论，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合理的文化重建思想。他们针对康有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严肃指出:立宪必须经过革命，不革命就无法立宪。实行民主，“合众共和”，乃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中。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主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它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压迫下的产物。它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来改造旧中国，发展新文化，无疑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的。从文化转型重建的角度来看，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重建进程中，唯一全方位的，即从物质、制度、思想等方面建构新的文化形态的一种文化理论。
但是，总观革命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可以看出，其民主共和主张，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近代出路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正如毛泽东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3]另外，文化的转型重建，离不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否则，便缺乏可靠的载体和基础。而革命派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并未着力于根本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经济基础，以致造成袁世凯的称帝复辟等。
反思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重建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虽然经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但仍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开拓出超越旧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在学习西方，反思自我，认识自我的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但主张“师夷长技”的林则徐、魏源，乃至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都未能找到正确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方法，提出科学的文化重建模式，而且，就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改良派的“变器卫道”，都只是一种被动回应，具有防御性的保守理论。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同此前各种文化重建主张相比，虽高出一筹，但因自身所具有的弊端而必然落空。文化转型重建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出路何在，还需人们去探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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