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的现代重建

三、实践智慧的现代重建

毛泽东的《实践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实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将作为一种源自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使二者互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哲学。

前面曾指出，西方哲学的主导理路是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过重大发展，但终归未成主流，而直到马克思才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而与西方哲学传统相反，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理路则是实践哲学。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一般而言，这种不同，被从根本上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有人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结为一种“关联性思维”^[22]，有人则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23]，还有人认为中国人思维的特征是“直觉法”^[24]、“实用理性”^[25]，或“象思维”^[26]。以上诸说都可以说从某一方面揭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建立在主客分立之基础上的理论哲学之思维方式显然是截然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截然对立，指明了建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决非理论哲学。这就意味着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然同为实践哲学这一进路，则其间便必定存在着一种亲和性，而这种亲和性无疑是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理解的。事实上，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并未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著作，但其能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精神，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之滋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使毛泽东比较容易地理解了马克思。而由于缺少这种哲学传统上的亲和性，则使得普列汉诺夫等人尽管饱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却未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甚至还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解读为了一种作为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

但是，说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理路，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完全一致，而只是说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这是因为，不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属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即便是同属实践哲学理路，亦由于一为古代实践哲学，一为现代实践哲学，而大异其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它是在对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性超越中形成的，是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极致的主体性哲学的否定，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却从未发展起一种理论哲学资源，更未曾发展出一种匹配于近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哲学，因而其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便只是一种直接的原初形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之接近马克思哲学真精神来说，就一方面是一种捷径，而另一方面则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这里主要涉及现代实践哲学与古代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当中，是否需要处理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及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应用，是一个关键的区别之处。

众所周知，作为理论活动之典范的科学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古代，则并未获得发展。这样，在古代社会，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智慧便一般是经验性的，而未有科学理论介入其中。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实践智慧，主要是在经验性层面形成的。笔者在别处曾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是一种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合于正确的逻各斯的品质和能力”^[27]。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们对于实践智慧的理解，大致上也是这样的。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把握住行动的分寸。而这个分寸，最为要紧之处就是，如果某一方面的行为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量化的话，那么，这个适当的量值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如果只从一种因素去看，那就必然会趋于一个极端，或“过”或“不及”，而若能够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便能够把握最为适当的量值，即在某种情况下最为恰当、最为理想的行为分寸。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把握住其中恰如其分的“中道”，便是合于正确的逻各斯。而对于各种情况下具体问题的把握，即实践智慧的正确形成，正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极力强调的。至于形成实践智慧的具体方法，则在其《矛盾论》中作了十分详尽的分析。^[28]这些分析中，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种种关于实践智慧之构成的洞见，无疑对之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典范的西方古代实践哲学，还是中国古代的实践哲学，都没有遇到科学的挑战，也都无需面对科学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影响。但这一切却是现代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这是说，在现代社会，一种正确的实践智慧的形成，不能不考虑到科学理论的作用。如果说在古代实践智慧的形成还只是在经验层面进行的话，那么，在现代，却必须将理论层面包含进来，即必须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科学是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科学的巨大成功表明了它是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因而，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也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但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是抽象的普遍性定理，若要将之应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就必须将之具体化，使之适用于具体的情况。如果说科学理论是一种理论智慧的话，那么在将其应用于实践之时，就必须将之转变为实践智慧。这种转化不可能完全在理论层面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到经验层面的种种因素，即不可避免地要将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放置在一起加以考量，以一种实践辩证法去构成实践智慧。

就如何整合现代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以构成有效的实践智慧而言，《实践论》并未深入涉及。这并非是作者的疏忽，而是由作者所面临的实践境况或实际问题所决定的。《实践论》的创作正值革命战争年代，作者所要解决的首要实际问题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战争，大概是最难以按照近代科学的精确方式去描述的，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领域，需要的是十分灵活的实践智慧，而不是精确量化的科学理论。而古代实践哲学关于实践智慧的经验性层面把握方式，正好适应于这种情况。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完全依照经验的方式去从事实践，已不再可能。既然科学理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人们在构成指导实践的实践智慧之时，就再也不能只凭经验行事了，而是必须考虑到科学理论的作用，必须将科学理论整合到实践智慧的构成中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在战争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却造成了种种失误，这一巨大反差，从一定意义上说，恐怕与对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作用的估计不足是有关联的。

但将科学理论整合到实践智慧中去，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将自然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在生产中实际运用的技术^[29]，已属不易，许多科学理论面世后长时间内人们不知其实际用途，而只能以纯理论的方式存在便是例证;而要在社会生活中将各种社会理论与实际经验相整合以构成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那就更是极其困难的了。但无论如何，将科学理论整合为实践智慧毕竟是现代社会实践顺利进行所必要的环节。因此，从哲学层面上探讨在科学时代如何构成实践智慧，便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思想任务。而这同时也是我们沿着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论》所倡导的实践智慧构成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1]关于苏联的评价，王若水写道:“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法国人米歇尔·卢瓦亦写道:“苏联人认为这篇论文‘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而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篇论文‘补充’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评论家们指出，这两个说法，苏联的报刊只用于列宁和斯大林所作的贡献。”(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21页)。西方学界的评价，除卢瓦在前述文章中的高度赞扬外，英国学者康福斯、威尔逊都对《实践论》有过高度评价(参见［英］康福斯著，郭舜平等译:《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5页;［英］威尔逊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译:《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本文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实践论》的实践哲学意蕴，而纠正以往对于《实践论》的理论哲学阐释，故将不涉及有关《实践论》的文本方面的问题。关于《实践论》不同版本的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却是可以暂时悬置的。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赵永茂、叶卫平等人的著作(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3]参见拙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雷喜宁等译:《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雷喜宁等译:《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3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12]这方面传统教科书可作为典型代表。教科书一方面说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方面的说法无论如何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独立于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手段证明真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的话，那么，实践中的成功便是所谓的正确反映的唯一依据。但教科书又是坚决反对这一说法的，因为承认这一点，便已走向了实用主义，而与教科书的实体性哲学立场相去甚远了。

[13]这一区别比较复杂，无法在此展开讨论。可参阅拙作:《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思考》，《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17]［苏］科普宁著，马迅、章云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206页。

[18]［苏］科普宁著，马迅、章云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2]参见［美］安乐哲著，温海明等译:《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4]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5页。

[2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6页。

[26]王树人等:《传统智慧再发现》(上)，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4页。

[27]参见拙作:《辩证法与实践智慧》，《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

[28]关于《矛盾论》中的辩证法之为一种用以形成实践智慧的实践辩证法的讨论，可参见拙作《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矛盾论〉》，《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9]技术可理解为生产实践中与实践智慧处于同一层面的对等物。国人常将“科学”与“技术”两词合起来使用，似乎二者是一回事。但其实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科学是抽象的理论，而技术则是实际的生产实践。技术可能是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或者说科学向技术的大规模转化，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越是在历史的早期，技术越是有着独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