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命画出的惟一轨迹如同大炮发射的炮弹的轨迹，那么进化运动就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很快能确定它的方向。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已炸成碎片的炮弹，这些碎片本身是炮弹的碎片，而且注定要分裂成更小的碎片，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只能感知离我们最近的东西，碎片的散落运动。我们应该从这些碎片开始，一步一步追溯到最初的运动。
当炮弹爆炸时，其碎裂的程度取决于它所含的炸药的爆炸力以及它的金属弹壳的抗力。生命碎裂为个体和物种也是如此。我们认为，生命在于两类原因：一是生命遇到的无机物质的抗力，二是生命自身包含的爆炸力——取决于倾向的不稳定的平衡。
无机物质的抗力是必须首先绕过的障碍。生命似乎有一种以屈求伸的力量，使自己变得十分渺小，屈从物理和化学的力量，甚至甘愿和这些力量一起走一段路，如同铁路的道岔，它暂时接受它想与之分离的铁路方向。关于在生命的最基本的形态中观察到的现象，我们不能确定它们是物理的和化学的，还是有生命的。因此，生命必须适合无机物质，以便渐渐地把这种有感应的物质纳入另一条道路。最初出现的生命形态是极其简单的，它们可能是几乎没有分化的小块原生质，外形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形虫，但是，它们有一种神奇的内在冲动，最终，这种冲动把它们提高到生命的最高形态。在这种冲动的作用下，最初的有机体竭尽全力生长，这在我们看来是可能的：但是，有机物质很快就达到了生长极限。超过了某个点，有机体不再生长，而是分化。也许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非凡的奇迹，生命才能绕过这种新障碍。生命获得了数目越来越多的组成部分，积蓄力量，准备分化。通过劳动分工，生命和这些组成部分结成了不可分的联系。复杂的和并不连续的有机体就这样运作，创造出了一种只会生长的连续生命物质。
但是，分工真正的和深刻的原因是生命本身具有的原因。因为生命就是倾向，倾向的本质以集束的形式发展，通过其生长创造出冲动作用于其中的不同方向。我们在我们身上和在这种特殊倾向的进化中观察到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特征。我们每一个人回顾自己的历史时，都会发现其不可分的童年个性包括了不同的人格，它们之所以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处于雏形状态，这种充满憧憬的不确定性正是童年的最大魅力之一。这些相互渗透的人格在成长过程中变得不可调和，因为我们每个人只经历一种生活，所以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实际上，我们在不断地选择，又不断地放弃许多东西。在我们在时间中走过的道路上，散落着我们的本质的各种碎片。但是，支配无数生命的大自然并不强迫这样的牺牲，它保留了在生长中分化出来的不同倾向。大自然和这些倾向一起创造出分别进化的不同物种。
这些物种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小说家在开始时把许多东西给予他的主人公，但随着写作的进行，他不得不放弃这些东西。也许，他以后会把这些东西放入其他的小说中，以构成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或是前者的缩写，或是前者的补充。但是，与最初的人物相比，这些新的人物总是有点单薄。对于生命进化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岔道，在两三条大路的旁边，也有不少死路，在这些道路中，只有一条道路是比较宽阔的，允许生命的主流自由通过，这就是从脊椎动物通向人类的那条大路。当我们把蜜蜂社会或蚂蚁社会与人类社会作比较时，我们就会有这种感想。蜜蜂和蚂蚁社会循规蹈矩，团结一致，但却一成不变；而人类社会向各种进步敞开，不断地与自身作斗争。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不断进步和始终保持平衡的社会，但是，这种理想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两种特征可能相互补充，在胚胎状态相互补充，但随着它们的增强，就成为不可调和。如果我们不用比喻谈论社会生活，那么必须断定推动力的主要部分是沿着通向人类的进化路线产生的，而其余的推动力汇集在通向膜翅目昆虫的路线上：因此，蚂蚁和蜜蜂社会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的补充。但是，这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没有社会生活的特有推动力，只有生命的普遍运动，它在不同的路线上创造出各种全新的形式。如果社会必然出现在这些路线中的两条路线上，那么社会在显示冲动的共同性的同时，也应显示道路的分岔。社会也发展出我们隐约看到两类互补的特征。
因此，对进化运动的研究在于弄清一定数量的不同方向，在于评价发生在每一个方向上的事物的意义，总之，在于确定各种分散倾向的本质，在于测定其程度。因此，把这些倾向组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梗概，更确切地说，得到一种产生其冲动的不可分的动力原则的模拟。这就是说，我们在进化中会看到如同机械论认为的与一系列对环境的适应完全不同的东西，会看到如同目的论主张的与一个整体计划的实现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们丝毫不怀疑进化的必然条件是对环境的适应。显然，只有当物种不顺应它的生存条件，才会灭绝。但是，承认外部环境是进化必须依赖的力量是一回事，主张外部环境是进化的直接原因是另一回事。后一种观点是机械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完全排除原始冲动的假设，即通过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越来越高的目的产生生命的一种内在推动力的假设。但是，这种冲动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考察化石物种，就会知道如果生命为了方便起见在其原始形式中变得僵化，那么生命就不会进化，或者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化。某些有孔虫类，自从志留纪起就没有发生变化。经历地球上无数次剧变的海豆芽仍保持着遥远的古生代时期的形态。事实上，适应能解释进化运动的曲折过程，而不是进化运动的一般方向，更不是进化运动本身。[1]通往城里的道路，必然有上坡和下坡，它要适应地形的起伏，但地形的起伏并不是道路的原因，也没有规定道路的方向。地形在任何时候都向道路提供必要条件，即构成道路的土地。当人们考虑道路的整体，而不是它的局部时，地形的起伏就只是障碍和晚到的原因，因为道路只指向城市，力图成为直线。对于生命的进化和生命经历的环境，也是如此，不同之处是进化不仅仅有一条道路，进化朝着各个方向，但没有目的，进化在其适应中仍表现出创造性。
但是，如果生命的进化不是对偶然环境的一系列适应，那么它也不是一个计划的实现。计划是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具体实现之前已经被表达出来的，或至少能被表达出来。计划的全部实现可能是遥遥无期的，但是，用现成的语言计划的观念从现在起就是可表达的。相反，如果进化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创造，那么在进化过程中不仅仅创造生命的各种形态，而且也创造能使智慧理解生命的观念，能表达生命的语言。这就是说，它的将来超越它的现在，但不能通过一种观念在它的将来中得到解释。
这就是目的论的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如果生命是实现一个计划，那么生命越向前发展，就应该越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正如当人们把石头一块一块砌起来时，房屋就越来越实现建筑师的观念。相反，如果生命的统一性整个地处在推动生命沿着时间之路前进的冲动中，那么和谐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统一性来自一种纠正的力（vis a tergo）：它最初是作为一种推动力，它最终是作为一种吸引力。冲动在传递时渐渐分开。生命随着自身的发展，分离为有其共同起源，在某些方面相互补充，但又相互对立和不相容的表现形式。因此，物种之间的不协调在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指出其中的基本原因。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曾经假设每一个物种接受推动力，以便把它传递给其他物种，在生命进化的各个方向上，推动力以直线传递。事实上，有些物种停止了发展，有些物种则走了回头路。进化不只是向前的运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看到原地停顿，更多是一种偏离和倒退。正如我们在后面要指出的，这是必然的，使进化运动发生分离的原因，也使生命在进化过程偏离，被自己刚刚创造的形式迷惑。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序。如果人们把进步理解为在最初推动力确定的总方向上的不断前进，那么可能有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只是在两三条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进化主线上实现的：在这些主线之间，有许多岔道，相反，在这些岔道上却有无数的偏离、停顿或倒退。原则上提出每一个细节联系于整体计划的哲学家，在检验事实的时候将越来越失望。因为他等同地看待一切东西，所以他不考虑偶然性，把一切东西都当作偶然性。必须注意到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是重要的。必须认识到大自然中的一切东西不是和谐的。由此，人们需要确定不和谐结晶在其周围的中心。这种结晶本身会澄清其余的一切：什么地方有向前发展的原始推动力，什么地方就出现主要方向。人们确实看不到一个计划的细节的实现。这里，有比实现的一个计划更多和更好的东西。一个计划是需要工作来完成的一个项目：它勾勒出将来的形式，但却关闭了将来。生命的进化则相反，通向将来的大门是敞开的。这是一种依靠初始运动不断进行的创造。这种运动造成有机界的统一性，这是一种极丰富的、胜过智慧的想象的统一性，因为智慧只不过是它的方面和产物之一。
但是，确定方法比应用方法更容易：全面地解释过去的进化运动，正如我们构想的，只有当有机界的历史完成时，才是可能的。我们远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人们为不同物种提出的谱系往往是成问题的。这些谱系因作者和有关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变化，引起种种争论，科学的现有状况不能加以解决。但是，通过对不同解决办法的比较，人们发现争论更多地在细节方面，而不是在主线方面。如果我们尽可能地遵循主线,我们就能确保不迷失方向。只有主线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像博物学家们那样试图找出不同物种的连续顺序,而仅仅试图确定物种进化的主要方向。我们并不是对所有这些方向有同样的兴趣：我们特别关注通往人类的那条路线。所以,我们在一个一个地考察这些路线时,不会看不到问题在于确定人与整个动物界的关系,以及动物在整个有机界的位置。
为了从第二点谈起，我们先假定：无任何明显特征能区分植物和动物。试图严格区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某种意义上，植物生命的任何属性都能在某些动物身上被找到，动物的任何典型特征也都能在植物界的某些物种身上或在某些时刻被找到。因此，人们才理解严谨的生物学家认为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区分是人为的。如果在这里，定义如同在数学中和物理学中那样由被定义对象拥有而其余对象不拥有的某种静止属性给出，那么生物学家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适合于生命科学的定义与数学和物理学定义相去甚远。任何生命现象都基本地，潜在地和潜伏地包含大多数其他现象的基本特征。不同之处在于比例。但是，如果人们能证明比例的不同不是偶然的，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越来越突出其特殊性状，那么比例的不同足以确定种群的区分。总而言之，种群不是由它拥有的某些性状确定的，而是由突出这些性状的倾向确定的。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观点上，如果人们考虑倾向，而不是考虑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植物和动物可以精确地被界定和区分，并且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生命发展。
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进食方式上。众所周知，植物直接向空气、水和土壤吸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元素，尤其是碳和氮：以矿物质的形式吸收它们。相反，只有当这些元素处在植物或动物的有机物质中时，动物才能吸收它们，而被食动物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植物中获得这些元素的，所以最终是植物提供给动物养料。确实，这个规律在植物中有例外。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茅膏菜、捕蝇草和捕虫堇草归入植物，它们都是食虫植物。另一方面，在植物界占有重要地位的真菌也像动物那样进食。无论是酵母，腐生植物，还是寄生虫，它们的养料都来自已经成形的有机物质。因而，人们不能从这种区分中得出一个静态定义，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自动地解决什么是动物和什么是植物的问题。但是，这种区分能提供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动态定义的出发点，因为这标明了动物和植物的不同发展方向。真菌物种极多，布满大自然，却不能进化，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从有机方面看，真菌只是高级植物中在胚珠的胚囊中形成、在新的个体胚芽发育之前的组织。[2]可以说，它们是植物界的发育不全者。真菌的许多物种走上了绝路，好像它们放弃了其他植物的一般进食方式，在植物进化的大道上停止不前。至于茅膏菜、捕蝇草和捕虫堇草等一般食虫植物，它们和其他植物一样，通过根须摄取营养，并通过其绿色的部分吸取大气中碳酸的碳。它们捕捉、吸收和消化昆虫的能力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即土壤十分贫瘠，不足以供给它们营养时，后来形成的能力。一般地说，如果人们不注重性状的出现，而注重性状的发展倾向，如果人们认为不断进化的倾向是基本的倾向，那么人们就能说，植物能依靠这种倾向从空气、土壤和水中直接摄取矿物元素，创造有机物质，从而区别于动物。但是，与这种区别相联系的还有另一种更深刻的区别。
动物不能直接摄取到处存在的碳和氮，为了获得它们，不得不寻找已经摄取这些元素的植物或者从植物界摄取这些元素的动物。因此，动物必然能移动。从随意伸出伪足以捕获分布在水滴中的有机物质的变形虫，到拥有感觉器官以识别猎物，拥有运动器官以捕捉猎物，拥有神经系统以协调感觉和运动的高等动物，动物的生命在总的方向上以在空间的运动性为特征。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动物是一小团原生质，至多包了一层能使之自由变形和运动的薄薄的类蛋白膜。与此相反，植物的细胞则包了一层不能使之运动的纤维素膜。从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不能运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植物没有必要移动，它们在周围的空气、土壤和水中就能直接摄取矿物元素。当然，植物中的运动现象也是有的。达尔文写过一本关于攀援植物的运动的名著。他研究了诸如茅膏菜和捕蝇草等食虫植物捕捉猎物的活动。众所周知，洋槐和含羞草等的叶子能运动。此外，植物叶鞘内的原生质的循环可以证明它与动物原生质的亲缘关系。相反，人们在许多动物物种（一般是寄生虫）中也观察到类似于植物的不动性。[3]如果人们把不动性和运动性当作能简单地确定是动物还是植物的两个特征，那人们就搞错了。但是，在动物身上，不动性通常表现为物种陷入的迟钝，不再朝着某个方向进化：这种迟钝近似于一种寄生现象，并伴随着我们叫做植物生命特征的特征另一方面，植物的运动既没有动物运动那么经常，也没有动物运动那么多样。植物的运动通常仅涉及到有机体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延伸到整个有机体。在例外的情况下，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自发性，就像在正常的睡眠活动中偶然觉醒。总之，如果运动性和不动性在植物界和动物界共存，那么在植物界，天平向不动性倾斜，在动物界，天平向运动性倾斜。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明显地导引两种进化，以至人们能用这两种倾向来定义动物界和植物界。但是，不动性和运动性只是更深刻的倾向的表面现象。
在运动性和意识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关系。显然，高等有机体的意识与大脑的某些结构密切相关。神经系统越发达，它能选择的运动就越多和越精确，伴随着这些运动的意识就越高明。然而，不是这种运动性，也不是这种选择，因而也不是这种意识，构成神经系统出现的必然条件：神经系统只是在确定的方向形成通道，并以较大的强度进行基本的、朦胧的、分散在有机物质中的活动。越低等的动物，其神经中枢就越简单，物种间差异也越大，最后，神经成分消失在较少分化的有机体之中。其他所有器官，其他所有解剖结构都是如此，认为动物没有意识，因为动物没有大脑，如同认为动物不能摄取营养，因为动物没有胃，是荒谬的。事实是，神经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产生于劳动分工。它并不创造功能，而仅仅使功能强化和精确，给予功能以反射活动和自主活动的双重形式。为了完成一个真正的反射运动，需要一种在脑髓或延髓中形成的机制。为了随意地选择几种决定，需要大脑神经中枢，也就是说，需要有交叉点，以便通道能通向形态不同、但同样精确的运动机制。但是，如果神经成为没有形成通道，也没有聚集成一个系统就只有通过分裂形成反射运动和自主运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既没有反射运动的机械精确性，也没有自主运动的智慧犹豫，但只有二种运动的极小一部分，是一种不确定的反应，因而是无意识的。这就是说，最低等的有机体在其自由活动时，都是有意识的。在这里，相对于运动而言，意识究竟是结果，还是原因？在一种意义上说，意识是原因，因为它起着指导运动的作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意识是结果，因为是运动活动维持着意识，一旦这种活动消失，意识就消失或沉睡。像根头虫那种甲壳动物以前肯定有分化较好的结构，但不动性和寄生现象逐步退化，神经系统几乎全部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进化必然把全部意识活动定位于神经中枢，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动物的意识比那些较少分化没有神经中枢、但能运动的有机体还要少。
那么，固定在土地上，就地摄取营养的植物，何以能在意识活动的方向上进化？包着原生质的纤维素膜使最简单的植物有机体不能运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之不接受那些作用于动物，能引起感觉，不让动物沉睡的外部刺激。[4]因此，一般说来，植物是没有意识的。在这里，还应注意某些基本区别。无意识和有意识并不是两种人们可以机械地贴上去的标签：前者可以贴在植物上，后者可以贴在动物上。如果意识在那些退化为不动的寄生动物中沉睡，那么，反过来意识也能在重新获得运动自由的植物中觉醒，可以说，植物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由，意识就在植物中有多大程度的觉醒。但是，意识和无意识依然标志动物界和植物界发展的两种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在动物中找到意识的最佳形式，就必须向上追溯到动物界的最高等代表；反之，如果要发现植物意识的可能例子，就必须向下追溯到植物界的最底层，比如，藻类的游动孢子，一般地说，必须追溯到摇摆于动物性和植物性之间的单细胞有机体。从这个观点看和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用感觉性和觉醒的意识来定义动物，用沉睡的意识和无感觉性来定义植物。
总之，植物直接用矿物质制造有机物质：这种能力通常使植物不能运动，因而不能感觉。动物则不得不奔走寻找食物，己经在运动活动方向上进化，因而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晰的意识方向上进化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来自共同的祖先。最初有生命的有机体在动物形式与植物形式之间摆动，这两种形式不能被区分开来，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动物界和植物界进化的特有倾向虽然不同，但至今仍共存于动物和植物中。只是比例不同而已。通常，一种倾向掩盖或压倒另一倾向，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另一种倾向显示出来，重新夺回其失去的地位。植物细胞的运动性和意识并没有沉睡，当环境允许和需要时，可以觉醒。另一方面，动物界的进化因为它所保留的植物生命倾向而不断地停滞、停顿和后退。一个动物物种的活动无论怎样完美和丰富，也将随时受到迟钝和无意识的威胁。动物物种只有通过努力，以疲乏为代价，才能维持自己的角色。在动物进化的道路上，有无数的缺陷，有无数的衰退，它们大都与寄生习惯有关，它们也是通往植物生命的岔道。因此，这一切使我们假设，植物和动物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最初把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
不过，这两种倾向虽然在这种基本形式下相互包含，但随着发展相互分离。因此，植物界具有不动性和无感觉性，而动物界则具有运动性和意识。要解释这种双重性，不需要引入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只需指出生物自然地依靠对于它来说最为方便的东西，植物和动物按照自己的方便选择两种不同的方式摄取碳和氮就够了。植物持续不断地和机械地从供给它们营养的环境中摄取这些元素。动物则通过间断的，集中于某些时刻和有意识的行为来寻找包含这些元素的有机体。这是说是勤劳，也可以说是懒惰的两种不同方式。我们因此怀疑人们能在植物中发现神经成分，哪怕最简单的神经成分。在植物中，与动物的方向自主性相对应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它利用阳光来分离在碳酸中的碳和氧的连接，转换太阳辐射能的倾向。在植物中，与动物的感觉性相对应的东西，就是叶绿素对光的一种特殊易感性。但是，一种神经系统，归根结底，是作为在感觉与意识之间的一种中介机制。在我们看来，植物的真正“神经系统”是充当叶绿素的感光性和淀粉制造的一种中介机制，或一种特殊的化学过程。这就是说，植物不需要有神经成分，使动物产生神经和神经中枢的同一种冲动，在植物中必然导致叶绿素的功能。[5]
通过对有机界的初步考证，我们能更精确地确定把植物界和动物界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以及使之分离开来的东西。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我们假定，生命的本质中，有一种在物理力量的必然性中加入最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的努力。这种努力并不能创造能量，或者即使它创造了能量，能量的大小也不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测量工具，我们的经验和科学所能及范围之内。因此，所发生的一切像是这种努力仅在于更好地利用它能支配的一种预先存在的能量。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从物质中获得积累起来的潜能，以便能在释放的某个时候拥有需要的作用力。努力本身只有发动的能力。但是，发动的工作虽然等于或通常小于任何给定的量，但如果能使一个较重的物体从高处落下，换句话说，积累起来的和可自由支配的潜能越多，其效果就越大。事实上，地球表面可利用能源的主要来源是太阳。因此，问题就在这里：需要从太阳光获取能量，而太阳光部分地和暂时地将其可利用能量悬在地球表面，把其中的一部分以尚未使用的能量形式适当地贮存起来，然后，在需要的时间，在需要的地方和在需要的方向上释放。动物摄取的物质就来自这种贮存。这些物质由极为复杂的和潜在地包含大量化学能的分子构成，这些物质如同炸药，一旦碰到火花，积蓄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因此，生命可能首先需要进行炸药的制造和利用炸药的爆炸。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贮存太阳辐射能的有机体，又会在空间的自由运动中消耗这些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假定，最初的生物一方面不断地贮存来自太阳的能量，另一方面又在运动中以不连续的和爆发的形式消耗这些能量。带有叶绿素的纤毛虫，例如眼虫，虽然有局限和不能进化但仍然象征着生命的原始倾向。植物界和动物界的不同发展是否对应于人们以比喻的方式叫作植物界和动物界过程的另一半的遗忘？也许，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生命在地球上找到的物质的性质是否不能使两种倾向在同一个有机体中共同进化？可以确定的是，植物沿着第一种倾向发展，动物则沿着第二种倾向发展。但是，如果制造炸药一开始就是为了爆炸，那么动物的进化能比植物的进化更多地指出生命的基本方向。
因此，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和谐”，它们表现出的互补特征，最终源于它们展开最初合在一起的两种倾向。原始的和惟一的倾向越发展，它就越难以把在原始状态中相互包含的两种成分结合在同一个有机体之中。因此，出现了岔道；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进化；因此，出现了在某些方面对立，在某些方面互补的两类特征，不管是对立还是互补，它们都有着亲缘关系。动物朝着越来越自由地消耗不连续能量方向进化，虽然途中并非没有偶然事件，植物则完善其就地贮存能量的系统。对于第二点，我们不打算多加讨论。我们只需指出，植物必定在类似于植物与动物的分裂的一种新分裂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如果原始植物的细胞必须自己摄取碳和氮，那么一旦微型植物沿着这个方向专一发展，并以不同方式在这种仍很复杂的工作中特化，它就会放弃这两种功能的第二种功能。摄取空气中的氮的微生物，将含氨化合物变成含硝化合物的微生物，以及将含硝化合物变成硝酸盐的微生物，通过原始倾向的分离向整个植物界提供服务，正如植物通常对动物提供服务那样。如果人们要为这些微型植物建立一个特殊类别，那么人们可以说土壤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向我们提供的分离是由生命在地球上支配的物质，以及生命在最初相互包容状态中包含的一切东西产生的。从纯粹意义上说，这是种“劳动分工”吗？这个用语不能准确地表达我们所设想的进化概念。哪里有劳动分工，哪里就有联合，也有努力的集中。相反，我们所说的进化并不是朝着联合的方向，而是朝向分离的方向，不是向着努力的集中，而是向着努力的分离。在我们看来，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在某些方面的互补关系的和谐；相反，这种和谐仅仅在最初是完美的。和谐来自最初的统一性。和谐来自进化过程，进化过程以集束的形式展开，随着同时发展，随着最初互补关系的融合，相互分离。
因此，倾向在其中分离的因素远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尤其是不具有同样的进化能力。如果能这样表达，我们可在有机界区分出三个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类别仅包含处于低级状态的微型有机体，动物和植物则向着好运迈进。然而，这正是当种倾向分离时通常出现的情况。在这种倾向所引起的不同发展中，一些发展无限地进行下去，另些发展则先后到达终点。这些到达终点的发展不是直接来自最初的倾向，而是来自倾向在其中分离的因素之一：它们是在过程中由某种继续发展的真正基本倾向产生和留下的残余发展。至于这些真正的基本倾向，我们认为，它们具有可识别的标志。
这种标志如同在种倾向上的可见痕迹，表示这些倾向代表其基本方向的原始倾向。种倾向的各种因素实际上并不类似于在空间并列和相互排斥的物体，而是类似于心理状态，每一种心理状态不管最初是什么，都具有其他心理状态的性质，并潜在地包含它所属的人格。我们说，没有生命的本质表现能以基本或潜在的状态向我们显示其他表现的特点。相应地，当我们在一条进化路线上遇到在其他路线上发展的东西的记忆时，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我们遇到的这些因素是从同一种原始倾向中分离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植物和动物代表了生命的两大发展。如果植物以不动性和无感觉性区别于动物，那么沉睡在植物中的运动与意识如同能被唤醒的记忆。然而，除了这些通常沉睡的记忆之外，还有觉醒的和起作用的记忆。这些记忆是其活动不妨碍基本倾向的发展的记忆。人们可以表述这个规律：当一种倾向在发展中分离时，由此产生的每一种特殊倾向都企图保存和发展在原始倾向中与其特化的工作不相容的一切东西。我们在前一章讨论的事实，即在独立的进化路线上相同的复杂机制的形成，由此得到解释。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某些深层次相似可能没有其他的原因：有性繁殖对于植物来说只是一种多余，但对于动物来说却是必要的；植物的有性繁殖也必然受到推动动物有性繁殖的同一种冲动，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分离之前的原始冲动的驱使。我们对植物趋于日益复杂的倾向讨论了很多。这种倾向对于动物界也是重要的，因为动物受制于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有效的行动的需要。但是，植物注定是无感觉的和不动的，只是因为最初接受了同一种冲动，才表现出同一种倾向。最近的实验向我们表明，当“突变”期来临时，植物能在任何方向上发生变化，我们相信，动物必须在较确定的方向上进化但是，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生命的最初分离，我们将讨论我们特别关注的动物进化。
我们认为，构成动物性的东西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利用一种发动机制，以便将积蓄的潜能尽可能地转化为“爆炸”力。开始时，爆炸只是偶然发生，不能选择其方向，变形虫就是如此，它同时把伪足伸向所有方向。但是，随着动物系列的上升，可以看到身体形态本身呈现出某些十分确定的方向，这种方向也是能量的走向。这些方向由许多前后相连的神经成分链表示。然而，神经成分渐渐从几乎没有分化的有机组织中脱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神经成分一出现，神经成分及其附属物就有了突然释放积蓄的能量的能力。真正地说，一切活的细胞都不断地消耗能量，以保持平衡。从一开始就迟钝的植物细胞完全致力于这种保存工作，好像它把最初只是一种手段的东西当成目的。但是，在动物中，一切都集中在活动上，也就是说，利用能量来移动。毫无疑问，每一个动物细胞在生活中消耗它所支配的一大部分能量，甚至全部的能量：但是，整个有机体也尽可能地把能量吸引到能完成运动的地方。所以，在神经系统，以及作为其附件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存在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像是身体其余部分的主要功能是为它们作准备，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向它们输送通过一种爆炸释放的力。
在高等动物中，食物的作用是很复杂的。食物的作用首先是为了修复组织，其次是为动物提供热量，以供外部气温的变化时尽可能地保持恒温之需。因此，食物保存、维持和支持包含神经系统和神经成分所依靠的有机体。如果有机体不能把某种需消耗的能量输送给神经成分，尤其是受神经成分作用的肌肉，那么这些神经成分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人们甚至可以推测，这就是食物的基本和最终目的。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食物被用于这个目的。有时，要付出巨大的消耗才能获得补偿；扣除感知的消耗，能支配的总量可能很小；总量仍然是补偿和为获得补偿而消耗的东西的存在理由。由此，动物需要从食物获得能量。
许多事实看来向我们表明，神经和肌肉成分与有机体的其余部分相比，占据这种地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食物在生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食物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四元或蛋白质化合物；另一类是三元化合物，包括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第一类能形成活组织，用于修复组织，由于它们含碳，所以需要时能提供能量。但是，提供能量的功能主要归于第二类食物。第二类食物不包含在细胞的物质中，而是包含在细胞中，并以化学潜能的形式向细胞输送能直接转化为运动和热量的能量。总之，第一类食物的主要作用是修复机器，而第二类食物的作用是向机器提供能量。自然，第一类食物没有特殊的选择，因为机器的所有零件都需要维护。但第二类食物则不同。碳水化合物的分配极不均匀，这种分配不均在我们看来最富有启发意义。
事实上，这些物质以葡萄糖的形式由动脉血液输送，并以糖原的形式被贮存在构成组织的各种细胞之中。众所周知，肝脏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依靠肝细胞制造的糖原的贮存，维持血液的葡萄糖含量的恒定。在这种葡萄糖循环和糖原的积累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发生的一切像是有机体竭尽全力为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的成分提供潜能。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机体的运作方式不同，但导致的结果相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它确保细胞有大量预先贮存的能量；与其他组织中的糖原含量相比，肌肉中的糖原含量是很高的。相反，在神经组织中的糖原贮存很低（神经成分的作用只是释放积蓄在肌肉中的潜能，因此，神经成分不需要同时做很多功）：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一旦贮存的能量被消耗，就能由血液补充，因此，神经随时需要重新补充潜能。所以，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各有特点，前者能贮存大量的能量，后者能在需要时和随着需要立即补充能量。
特殊地说，潜能或糖原的需要来自“感觉—运动系统”，好像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只是为了把力传递给神经系统和由神经支配的肌肉。当我们想到神经系统（甚至是感觉一运动系统）的作用就像有机生命的调节器时，人们可能会问，在神经系统与身体的其余部分之间的正常交换中，神经系统是不是身体为之服务的主人。如果我们静态地考虑潜能在组织中的分配，我们就倾向于这种假设。如果我们考虑能量的消耗和补充的条件，那么我们会完全相信这种假设。实际上，我们假设感觉—运动系统是和其他系统一样的一个系统，处在和其他系统同等的地位。神经系统分布在整个有机体中，等待多余的化学潜能为它提供力量来完成运作。换句话说，是糖原的制造调节神经和肌肉对能量的消耗。相反，我们假设感觉—运动系统是真正的支配者。它的活动时间和范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取决于它的糖原含量，甚至整个有机体的糖原含量。这个系统做功，而其他的组织必须做到能向它提供潜能。但是，事情的发生正如莫拉和杜福尔的实验所指出的那样。[6]如果肝脏制造糖原的功能取决于支配它的刺激神经活动，那么刺激神经的活动服从激发运动肌的神经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肌一开始就大量消耗，消耗糖原，使血糖下降，最终促使肝脏制造糖原，把它贮存的一部分糖原输送给贫乏的血液。总而言之，一切都始于感觉—运动系统，一切都汇集于这个系统，可以明确地说，有机体的其他部分都是为它工作的。
让我们再考察长时间不进食的情况。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被饿死的动物身上，人们发现大脑几乎完好无损，其他的器官则多少失去了重量，它们的细胞有了极大的变化。[7]似乎身体的其他部分支撑着神经系统，直至最后的一刻，只是把自己当作手段，神经系统则是其目的。
总之，如果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同意把脑脊神经系统，以及它延伸到感觉器官和它支配的运动肌叫做“感觉—运动系统”，那么我们就能说，一个高等有机体基本上是由感觉—运动系统，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循环器官、分泌器官构成的，这些器官的作用是修复、清洁和维持感觉—运动系统，为它创造一个恒定的内环境，主要向它输送可转化为运动的潜能。[8]确实，神经的功能越完善，维持它的各种功能就越要发展，因而对自身的要求也越高。由于神经活动出现于淹没它的原生质，所以它需要在其周围能依靠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只有依靠其他活动才能发展，如此往下，以至无穷。因此，高等有机体的功能的复杂性也是无限的。因此，研究这些有机体中的一个有机体会使我们原地循环，就像一切东西相互作为手段。这个循环依然有一个中心，这就是在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之间伸展的神经成分的系统。
我们不准备在此详细讨论我们在前一部著作已详述过的东西。我们只是指出，神经系统的进化是在运动的更精确适应的方向上也在生物可在较大范围内选择运动的方向上进行的。这两，种倾向可能是对立的，它们也确实是对立的。即使最初级的神经链也能调和这两种倾向。事实上，一方面，神经链在外围的一点和另一点之间画出一条相当分明的线。因此，它连通了最初分散在原生质中的一种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构成神经链的成分可能是不连续的；无论如何，即使假设它们是相互吻合的，它们也依然表现出功能上的不连续性，因为它们中的每一种成分都止于交叉点，而神经流则可能在交叉点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最低等的单虫，到最完善的昆虫，直至最有智慧的脊椎动物，它所实现的进步就是神经系统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所要求的各个部件在每一个阶段的创造和复杂性。正如我们在本书一开始预先说明的：生命的作用在于将不确定性放入物质之中。生命在其进化过程中创造的形式是不确定的，我的意思是，不可预见的。形式作为载体的活动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的意思是，变得越来越自由。神经系统和神经元是一个真正的不确定性的贮存库，这些神经元首尾相接，有多少需解决的问题，就开辟多少条通道。生命冲动的主要力量用在这类器官的创造上，这就是我们对整个有机界的简略回顾所表明的。但是，绝对有必要阐明这种生命冲动。
不应该忘记，有机界中的进化力量是一种有限的力量，它总是试图自我超越，总是不适应必须完成的工作。彻底的目的论的错误和幼稚均出于对这一点的无知。它把整个生命世界看成是一种结构，和我们的结构一样的结构。所有零件都是为了机器的最佳运行装配起来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存在理由，它的功能，它的命运。物种共同形成一种大合唱，在这种大合唱中，表面的不和谐只是为了显示基本的和谐。总之，在大自然中发生的一切，就像在人类天才的作品中发生的一切，所得的结果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在制造品和制造工作之间至少有一种完善的一致性。
在生命的进化中，情况完全不同。在生命的进化中，工作与结果之间的不相称是令人惊讶的。在有机界中，从低到高，始终有一种惟一的艰巨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往往突然转向，时而被相反的力量制约，时而因它所做的事情而偏离它应做的事情，被它忙于采取的形式所吸引，被这种形式所迷惑，就像被一面镜子所迷惑。直至在其最完美的作品中，即使它克服了外部阻止和自身的阻力，仍受制于它必须表现出的物质性。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亲自体验到的东西。我们的自由，在确保我们的自由的运动中，创造着将窒息我们的自由的新习惯，如果它不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新自己的话：自动性正在窥伺着我们的自由。最活跃的思想也会在表达它的形式中僵化。词语反叛观念。文字扼杀精神。当我们的最炽烈的热情在行为中外化时，就会在利益和虚荣的沉静考虑中冷却下来，两者都很容易采取另一方的形式，以致如果我们不知道死亡仍然把生物的特征保持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把它们混淆在一起，怀疑我们自己的真诚，否定善和爱。
这些不一致的深刻原因在于一种不可挽回的节奏差别之中。一般地说，生命就是运动性本身。生命的特殊表现只是勉强地接受这种运动性，并且总是滞后于这种运动性。运动性总是向前的，而生命的特殊表现总是原地踏步。一般说来，进化总是尽可能地以直线进行，每一种特殊的进化都是一个循环过程。正如风卷起的尘埃旋涡，生物也在旋转，悬浮在生命的阵风中。因此，这些生物是相对稳定的，呈现出静止的外表，以至我们把生物看成是物体，而不是发展，忘记了生物的不变形态只是一种运动的形象。然而，携带生物的不可见气息，在我们眼前瞬间具体化。面对某些形式的母爱，我们突然感悟，在大多数的动物中，母爱也十分令人感动，植物对其种子的关怀也是这样。这种母爱，一些人从中看到了生命的大秘密，可能也向我们揭示生命的秘密。它向我们表明每一代都爱下一代。它使我们隐约看到生物只是一个经过点，生命的本质在传递生命的运动中。
在一般生命和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对比到处都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可以说，生命力图尽可能地去活动，但每一个物种都喜欢作出最小的努力。从生命的本质看，也就是说，把生命当作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变化，生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活动。生命所贯穿的每一个物种只是以便利为目的。它寻求费力最少的东西，专注于将采取的形态，进入半睡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几乎不知道生命的其余部分。它造就自己，以便尽可能容易地利用其周围环境。因此，生命向前发展和创造新形态的活动，以及新形态得以形成的活动，是两种不同的，通常是对立的运动。前者延伸到后者，但是，如果关注自己的方向，就不能延伸到后者，好像一个跳高运动员，为了越过障碍，必须把眼睛转过来看自己。
按照定义，有生命的形式就是能生存的形式。按照人们解释有机体对外部条件适应的某种方式，这种适应必然是充分的，因为物种能生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古生物学和动物学所描述的每一个连续物种都是生命获得的成功。当人们把每一个物种与把它带到路上的运动，而不是与物种所处的条件作比较，事物就呈现另一种面貌。这种运动时常发生偏离，也时常停顿，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经过点的东西成了一个终点。从这个新观点看，不成功似乎是经常的，成功似乎是例外和不完美。我们将看到，动物生命朝着四个方向，其中的两个方向是死路，而在另外两个方向上，努力一般与结果不成比例。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重建这部历史的细节。但是，我们能分辨出其中的主线。我们说，动物和植物必然很快从它们的共同祖先那里分离出来，植物在不动性之中沉睡，动物则相反，越来越觉醒，走向神经系统的获得。也许，动物界的努力终于创造了仍很简单，但具有某种运动性的有机体，它们的形态相当不确定，能适应未来的所有确定性。这些动物可能像某些今天的蠕虫，不同之处是，可与之比较的今天活着的蠕虫是无限可塑形态的僵化例子，可塑的形态前景广阔，是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
一种危险等待着它们，一种障碍也许会阻止动物生命的飞跃。当我们考察原始时代的动物群落时，人们对其特殊性不禁会感到惊讶。动物被禁锢在坚硬程度不同的外壳中，这使动物的运动受到妨碍，甚至无法运动。以前的软体动物比今天的软体动物更普遍地拥有外壳。节肢动物一般都有甲壳，这就是甲壳动物。最古老的鱼类有一种十分坚硬的骨质外壳。[9]我们相信，对这个一般事实的解释可以在软体有机体尽量不被吞食的一种防卫倾向中找到。每一个物种在形成的活动中，都寻求对自己最便利的东西，所以，一些原始有机体在放弃用无机物质制造有机物质，从已经转向植物生命的有机体获取现成的有机物质时，就朝着动物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动物物种中，许多动物物种都靠其他动物为生。作为动物的有机体，换句话说，能移动的有机体，实际上可以利用它的运动性来寻找无防卫能力的动物，以及各种植物，吞食它们。因此，物种的运动性越强，它们就越贪婪，相互构成威胁。于是，在使整个动物界获得越来越大的运动性的进化中，必然会出现一种突然停顿，因为棘皮动物的钙质硬皮，软体动物的外壳，甲壳动物的甲壳，原始鱼类的鳞甲，可能都起源于动物物种防御敌对物种和保护自己的一种努力。但是，动物用以保护自己的甲壳同时也妨碍了它的运动，有时使之不能运动。如果说植物因有一层纤维素膜而放弃意识，那么动物则将自己关在堡垒和甲胄中进入半睡眠状态。棘皮动物，甚至软体动物，今天还生活在这种迟钝状态中。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显然也同样受到这种迟钝状态的威胁。它们摆脱了这种威胁，生命最高形式目前的发展正是在于这种幸运。
其实，我们看到生命的推动力在两个方向上重新占优势。鱼类摆脱了鳞甲，代之以鳞。经过漫长的岁月，昆虫也摆脱了曾保护其祖先的甲壳。鱼类和昆虫通过能使它们逃避敌人或发动进攻以及选择交手的时间和地点的灵敏性，来弥补其保护层的缺陷这是我们在人类装备的进步中看到的同一种进步。最初的想法是寻求保护，后来的想法是最好的，尽可能地使自己更灵活，以便逃避和攻击，——攻击是自卫的最有效手段。因此，重武装步兵被外籍军团所取代，铁甲骑士让位于自由步兵。一般地说，在生命的整个进化中，正如在人类社会中的进化和个人命运的进化中那样，最大的成功者是那些接受最大危险的挑战者。
因此，动物的最大关注是使自己变得更灵活。正如我们关于一般适应的论述，人们总是可以用物种的特殊利益来解释物种的变化。因此，人们应该把它看作变异的直接原因，但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最表面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把生命推到世界的推动力，是使生命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推动力，是给予动物形态的灵活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某些时候，在受迟钝威胁的动物界中，至少在某些方面能确保物种觉醒和向前发展。
在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各自进化的两条道路上，发展（除了与寄生现象或其他原因有关的倒退）首先在于感觉一运动神经系统的进化。动物寻求运动性，寻求灵活性，通过种种探索（一开始并非没有物质和原始力量的滥用），寻求运动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寻求本身是在不同的方向上完成的。只需考察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区别。节肢动物的身体是由一系列长度不同的环节组成；因此，运动活动被分配在数目不同有时极多的附属器官上，每一个附属器官都有其特殊性。而在脊椎动物中，其运动活动仅集中在两对肢体上，这些器官完成的功能，与其形态关系不很密切。[10]在人类身上，这种独立性变得完全，人的手可以完成任何工作。
这至少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后面，还有能猜测的东西，内在于生命的两种力量，它们最初是合在一起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分离。
要确定这两种力量，必须在节肢动物与脊椎动物的进化中考察标志两者的最高点的物种。但是，怎样确定这个点？在这里，如果人们追求几何的精确性，则会走入歧途。绝对不存在惟一的和简单的指标，人们可以用它来确认在同一条进化路线上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进化得更快。有许多特征，必须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比较和掂量它们，以便了解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本质的或偶然的，应该在何种情况下考虑它们。
例如，优越的最普通标准显然是成功，这两个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词。对生物来说，必须把“成功”一词理解为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越过各种障碍，占据尽可能多的地盘的一种能力。一个能占据全部土地的物种就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因而是一个优势物种。这就是代表脊椎动物进化的最高点的人类。这也是在节肢动物中的昆虫，尤其是某些膜翅类昆虫的情况。人们说，蚂蚁是地下的主人，正如人类是地上的主人。
另一方面，较晚出现的物种群落可能是退化的物种群落，这必然是一种退化的特殊原因造成的。按理说，这个物种群落应该比作为其祖先的物种群落更优越，因为它相对于进化的较高阶段。而人类可能是脊椎动物中最晚出现的一种。[11]在昆虫系列里，膜翅目昆虫比鳞翅目昆虫晚出现，也就是说，后者可能是一种退化的物种，是开花植物的真正寄生虫。
因此，我们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节肢动物的进化在昆虫中，尤其是在与膜翅目昆虫的相比中达到了最高点，就像脊椎动物的进化在人类中达到了最高点。如果人们注意到本能的发展在昆虫世界为最，任何其他昆虫没有膜翅目昆虫那样完善，那么可以说，动物界的全部进化，除了植物生命倒退，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一条通往本能，另一条通往智慧。
植物的迟钝，本能和智慧，就是在动物和植物共有的生命冲动中重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以最不可预见形式表现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仅仅因为本身的发展而相互分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损害大部分自然哲学的根本错误是：在植物生命，在本能生命和理性生命中，只看到了同一种发展着的倾向的三个连续阶段，就是在发展中分裂的一种活动的三种不同的方向。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一种强度上的区别，更一般地说，不是程度上的区别，而是本质上的区别。
深入考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是怎样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现在需要指出，智慧和本能也是相互对立和相互补充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智慧活动优于本能活动，在本能活动之上，但是，它们实际上不是同类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接替另一个，我们也不能将它们归人同一个类别。
智慧和本能最初相互渗透，所以它们保留了共同起源的某种东西。智慧和本能绝不会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中相遇。我们说，在植物中，沉睡的动物意识和运动性可能觉醒，而动物也时刻受到导向植物生命的威胁。植物和动物及两种倾向最初相互渗透，所以在两种倾向之间从来没有完全决裂：一个倾向始终缠绕着另一个倾向，我们到处看到它们混合在一起，只是比例不同。智慧和本能的情况也是这样。既没有无本能痕迹的智慧，也没有无智慧在其周围的本能。正是这种智慧的围绕，引起如此多的轻视。因为本能多少含有智慧，所以人们得出结论，智慧和本能是同一类的东西，在它们之间只有复杂和完善的程度区别，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可以用另一种来表示。实际上，只是因为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所以才相互伴随；只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所以才相互补充；在本能中的本能性的东西与智慧中的智慧性的东西，方向正好相反。
人们不会对我们坚持这一点感到惊讶，我们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们首先要指出，我们将作出的区分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我们想把本能定义为本能性的东西，把智慧定义为智慧性的东西，而一切具体的本能都含有智慧，正如一切实在的智慧都含有本能。此外，智慧和本能都不适合于硬性的定义，因为它们是倾向，而不是现成的事实。最后，不应该忘记，在本章中，我们把智慧和本能放在其过程的生命的终点，考虑智慧和本能。然而，在我们看来，一个有机体表现出来的生命，就是为了获得某些无机物质所做的某种努力。因此，如果这种努力的多样性使我们看到了本能和智慧如果我们在这两种心理活动的形式中首先看到了两种作用于无机物质的不同方式，人们不会感到惊讶。这种考虑它们的狭隘方法也有优点，能为我们提供区分它们的客观手段。反过来说，这种方法只能提供给我们一般智慧和一般本能在其上下摇摆的中间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只能看到一个梗概在那里，智慧和本能的各自轮廓比实际的更加清晰，我们将忽略它们的不确切和相互重叠造成的模糊。对于如此模糊的主题，我们不必努力追求清晰，最容易的办法是使形式变得更模糊，纠正过于精确的描述，最后，用生命的灵活代替图解的僵硬。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从何时开始？从制造原始武器和原始工具的时代开始。人们不会忘记布歇·德·贝特在牧兰—纪农采石场的发现所引起的值得纪念的争论。间题在于他所发现的是真正的石斧，还是偶然碎裂的燧石。但是，如果真是石斧，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智慧，具体地说，人类的智慧，没有人对此会有瞬间的怀疑。另一方面，让我们看一看关于动物智慧的趣闻。我们会看到，除了许多可用模仿或表象的自动联想来解释的行为，还有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为智慧的行为；首先是制造的思维，或动物会自己制造一种简单的工具，或动物会使用由人制造的工具。从智慧的观点看，仅次于人类的动物是猴子和大象，它们在一定场合会使用人造的工具。在猴子和大象之后，但离得不太远，是那些能识别人造物品的动物，比如，狐狸能识别陷阱。毫无疑问，凡是存在推理的地方，都存在智慧；但是，推理就是把过去的经验纳入现在的经验方向，这已经是一种发明的开始。当发明体现在一种制造的工具上时，这种发明就是一种完全的发明。动物智慧的发明倾向就是概念倾向。尽管一般说来动物的智慧尚不能制造和利用人造物品，但动物智慧能通过大自然赋予的本能作出各种变化。关于人类的智慧，人们还没有注意到机械发明首先就是其基本活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依然以人造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为中心，标出进步之路的发明指出了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人类的变化通常迟于其工具的改变。我们的个人习惯，乃至社会习惯在它们得以形成的环境消失后继续长时间存在，因此，一种发明的深刻影响要等到我们看不到其新颖之处时，才能被发觉。蒸汽机的发明已经有一个世纪了，我们刚刚才感到它给予我们的强烈震撼。它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新观念层出不穷，各种新情感百花吐艳。数千年以来，当遥远的过去只给我们留下一些轮廓，我们的战争和革命即使尚未被我们忘怀，也已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对于蒸汽机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发明，我们也许会像谈论青铜器和石器那样谈论它们；蒸汽机标志着一个时代。[12]如果我们可以除去我们的一切骄傲，如果为了给我们人类下定义，我们完全局限于历史和史前史告诉我们的人类和智慧的稳定特征,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称为智人（homo sapiens），而应该称为工人(homo faber)。总之，从最初活动看，智慧是制造人造工具，尤其是制造用于制造的工具，以及不断改进制造的能力。
那么,没有智慧的动物也有工具和机器吗？是的,它们也有,但是，它们的工具是使用工具的身体的部分。与这种工具相对应的,是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本能。当然,所有的本能不在于使用种天生机制的自然能力。这样的定义不适用于罗曼尼斯所说的“第二”本能,不止一种的“第一”本能也不能解释它。但,是这种本能的定义正如我们给智慧所下的临时性定义，至少规定了被定义对象的各种形式趋向的理想极限。我们经常指出，大部分的本能是组织活动的延伸，更确切地说，是组织活动的完成。本能活动从何处开始？自然活动又在何处结束？我们不知道。在从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变形，即要求幼虫完成相应的活动和一种主动性的变形，在动物本能和活物质的组织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随意地说,本能组织它将使用的工具,或者组织延伸到需使用其器官的本能中。昆虫最惊人的本能只是在运动中发展其特殊结构，以致在社会生活的个体中进行分工和把各种本能给予个体的地方，我们会看到种结构的相对差异：我们了解蚂蚁、蜜蜂、胡蜂以及某些原翅类的多型现象。因此，如果仅仅考察智慧和本能完全成功的有限例子，我们会看到智慧和本能的本质区别：完善的本能是使用，甚至制造有机工具的一种能力；完善的智慧是制造和使用无机工具的一种能力。
这两种活动方式的优点和缺陷是明显的。本能随时能使用相应的工具：这种工具能自我制造，自我修复，如同大自然的所有作品，它具有细节上的无限复杂性和功能上的极其简单性，在需要的时候，它能马上毫无困难地和很好地完成要做的工作。相应地，它保留着几乎不变的结构，因为结构的变化必定引起物种的变化。因此，本能必然是特化的，只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使用一个特定的工具。相反，通过智慧制造的工具是一种不完善的工具。只有付出努力，才能获得它。使用它总是很费力。不过，由于它是由无机物质制成的，所以它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用于任何目的，使生物摆脱出现的新困难，给予生物无限的力量。它虽然在满足直接需要方面不如天然工具，但当需要不是很紧迫的时候，比天然工具更优越。尤其是它对制造它的生物有一种反作用，因为它要求制造者行使一种新的功能，可以说，给予制造者一种更丰富的组织，作为自然有机体延伸的一种人造器官。它在满足了每一种需要后，又创造出一种新的需要，因此，它不像本能那样，关闭动物无意识活动的圈子，而是向这种活动开辟一个无限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把活动推得越远，就能使活动越自由。但是，智慧对本能的优越性只是在以后才显露出来，此时，智慧把制造推到更高的程度，去制造用于制造的机器。最初，制造的工具和天然的工具的优劣摇摆不定，所以，很难说两种工具中的哪一种能保证生命最大限度地支配自然。
我们可以推测，智慧和本能最初相互包含；原始的精神活动同时体现出智慧和本能；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那么我们会发现昆虫的本能更接近于智慧，脊椎动物的智慧更接近于本能：低级的智慧和本能受制于它们不能支配的物质。如果生命的固有力量是一种无限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会在同样的有机体中无限地发展本能和智慧。但一切似乎表明，这种力量是有限的，它很快在表现之中耗尽。它很难同时在几个不同方向走得更远。它必须作出选择。于是，它在对无机物质的两种作用方式之间作出了选择：它可以创造出一种有用的有机工具，直接作用于无机物质；或者间接地通过有机体作用于无机物质，有机体本来不拥有所需的工具，而是通过对无机物质的加工自己制造工具。因此，智慧和本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离，但它们没有完全分离。实际上，一方面，昆虫的最完美本能已经有某种智慧之光，尽管只表现在时间、地点和构筑材料的选择上。例如，当蜜蜂不寻常地在露天筑巢时，它们会发明新的和真正有智慧的结构来适应这些新条件。[13]但是，另一方面，智慧对本能的需要比本能对智慧的需要更多，因为动物加工无机物质必须以一种高级的组织活动为前提，动物只有借助于本能的翅膀才能飞行。同样，在节肢动物中，当大自然断然发展其本能时，我们在几乎所有脊椎动物中看到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智慧的充分发展。仍然是本能构成动物的精神活动的基础，但是，智慧也是存在的，并倾向于取代本能。智慧还不能发明工具，但至少尽可能地改变本能，摆脱本能，尝试发明工具。只有在人类身上，智慧才完全得到体现，这种成功也表明人类拥有的抵御敌人、寒冷和饥饿的天然手段的匮乏。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匮乏的意义时，它就获得了史前史文献的价值：这是本能和智慧的最后告别。同样确实的是，大自然仍在两种精神活动方式之间犹豫，一种能确保直接的成功，但局限于其结果；另一种是偶然的，一旦能独立，其成功可无限延伸。在这里，取得最大成功仍在于冒最大的危险。因此，本能和智慧代表了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有效解决。
当然，在本能和智慧之间有着内在结构上的深刻差异。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与本研究有关的差异。因此，我们说，智慧和本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但是，首先必须阐明一般意识的问题。
人们问: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本能是有意识的。我们的回答是：有许多差异和程度，在某些情况下，本能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在另外的情况下，本能是无意识的。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植物是有本能的：这些本能在植物中伴随感觉，则是不真实的。即使在动物身上，也没有至少在一部分活动中是无意识的复杂本能。但是,必须在这里指出,在两种无意识之间有一种不被注意的差别,一种是非意识的无意识，另一种是来自被取消的意识的无意识。非意识和被取消的意识都等于零,但是,第一个零表示什么都没有，第二个零则表示有两个相等和方向相反的量的相互抵消。一块坠落的石头的无意识是一种非意识：石头对于自己的坠落毫无感觉。在本能是无意识的极端情况下，本能的无意识也是这样吗？当我们机械地完成一个习惯动作时，当梦游者无意识地做梦时，无意识可能是绝对的；但是，这种无意识在于行为表现受制于行为的进行本身，而行为与表现完全相似，完全融入其中，以致任何意识不再能溢出。表现受阻于行动。其证明是，如果行为的完成受到障碍的阻止或阻挡，那么意识可能出现。因此，意识还是存在的，但被完成表现的行为抵消。障碍并没有创造出任何肯定的东西，仅仅造成空虚，它起到种疏通的作用。行为与表现的不相符正是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
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这一点，我们会发现，意识就是内在于可能行为或潜在活动领域的理性，理性围绕着生物实际完成的行动。意识意味着犹豫或选择。在许多同样可能的行动不需要实际行动就能显现出来的地方（就像在没有目的的深思中），意识是强烈的。在实际行动是惟一可能行动的地方（就像在梦游活动或一般的无意识活动中），意识就成为无。如果人们能发现所有的系统化运动，其中最后一个运动已经预先在第一个运动中形成，如果意识受到障碍的撞击会从运动中出现，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表现和认识依然存在。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可以把生物的意识定义为在可能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之间的算术差。它能测定表现和行动之间的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智慧朝向意识，本能朝向无意识。因为只要使用的工具是由自然安排的，应用点是由自然提供的，获得的结果是符合自然的，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很小：随着内在于表现的意识通过等于同表现和与之抗衡的行为之完成显示出来，这种意识将被抵消。在意识出现的地方，意识没有指明本能本身，而是指明本能受其支配的障碍：是本能的缺陷，行为和意念之间的距离变成了意识，因此，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偶然性。意识基本上只是突出本能的最初活动，引发一系列无意识运动的活动。相反，缺陷是智慧的正常状态。遭遇障碍是智慧的本质。因为制造无机工具是智慧的最初功能，所以智慧必须越过重重困难为这项工作选择地点和时间，形式和内容。智慧永远不会完全自我满足，因为每一个新的满足都会创造出新的需要。总而言之，如果本能和智慧都包含认识，那么认识在本能之中是作用的和无意识的，在智慧之中是思维的和有意识的。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只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上，那么我就看不见从心理学观点看的智慧和本能的主要差别。
要理解本质的差别，就不应该停留在能照亮内部活动的两种形式的亮度不同的光线里，必须直接深入相互差异巨大，作为内部活动的应用点的对象。
当马蝇把卵产在动物的腿部和肩部时，它的行为好像是知道自己的幼虫需要在马的胃里发育，知道马在舔自己的身体时必然把这些幼虫带到其消化道。当麻痹蜂袭击它的受害者时，正好叮在对方的神经中枢，不杀死它，而使之不得动弹，它的做法就像一位博学的昆虫学家，也像一位熟练的外科医生。但是，人们常常谈及的甲壳类小昆虫，情况又如何呢？这种小昆虫把卵产在一种蜜蜂食花蜂挖的地道入口上，其幼虫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乘雄食花蜂出地道时，爬到它身上，幼虫附在雄蜂身上，直到其“交配飞行”，乘机从雄蜂爬到雌蜂身上，在那里安静地等待雌蜂产卵。之后，它跳到蜂卵上，蜂卵成了它在蜂蜜中的食物，它在几天里吃掉蜂卵，并在蜂卵的废壳中安家，在那里完成它的第一次变形，之后，它在蜂蜜中漂浮，以蜂蜜为食物，并转化为蛹，最后，变为成虫。所发生的这一切像是这种小昆虫的幼虫从孵化出来起就知道雄食花蜂要从地道出来，“交配飞行”使它有机会从雄蜂爬到雌蜂身上，而雌蜂又会把它带到可以供给它食物的蜂蜜中，直至变形，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吃掉蜂卵，以此养活自己，使自己浮在蜂蜜的表面，消灭来自蜂卵的竞争对手。所发生的一切像是这种小昆虫知道自己的幼虫也知道这一切。如果存在认识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只不过是不言明的。这种认识外化在精确的活动中，而不是内化在意识中同样肯定的是，昆虫的行为表现了存在于或产生于时间和空间的精确点的确定东西，昆虫不理解这些东西，但知道怎样去做。
现在，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观点来考察智慧，那么我们会发现智慧也知道做某些东西，但不理解它们。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认识。在这里，我们不想重新引发哲学家关于天赋的旧争论。因此我们仅限于讨论公认的观点，即小孩能立即理解动物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和本能一样，是一种遗传的功能，是先天的。但是，这种先天的智慧尽管是一种认识能力，但不能认识特殊的对象。当新生儿第一次寻找乳房时，这表明新生儿能认识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当然，是无意识的），人们会说，正是因为这种先天认识在这里是对一个确定对象的认识，所以它是本能的认识而不是智慧的认识。因此，智慧不是任何对象的先天认识。然而如果智慧本来不认识任何东西，那么它就没有任何先天的成分。既然智慧不知道任何东西，它怎能认识东西呢？除了东西，还有关系，刚出生的婴儿既不知道确定的事物，也不知道事物的确定属性，但只要人们向他展现一个事物的属性或一个物品的名称时，他会马上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婴儿自然地理解属性和对象的关系。人们能说出许多的用动词表示的一般关系，人们能直接构想出语言暗示的关系，好像在基本语言中，没有动词。因此，智慧是自然地利用等量与等量、内容与容器、原因与结果等等的关系，表示这些关系的句子都有一个主语，一个表语，一个动词，被表达的东西和被暗示的东西。那么，是否能说智慧对这些特殊关系中的每一个关系都有先天认识呢？这个问题，对于逻辑学家说来，在于知道这些关系是否不可还原，人们是否能把这些关系分解为更一般的关系。但是，只要进行思维分析，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或几个能被人先天认识的一般框架，因为人能自然地运用它们。因此，我们说，如果我们考察本能和智慧所包含的先天认识成分，我们就会发现，在本能中，这种先天认识以事物为基础，在智慧中，这种先天认识以关系为基础。
哲学家们对我们的认识内容和形式作了区分。内容是由处在自然状态中的感知能力给出的东西。形式则是为了形成一种系统认识而在这些内容之间建立的关系的总和。没有内容的形式是否能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毫无疑问，是可能的，只要这种认识不像一件拥有的物体，而是像一种养成的习惯，不像一种状态，而是像一种方向。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它是注意力的一种自然皱褶。小学生知道老师要口头出一道分数题，他还不知道分子和分母，他先画一条分数线。因此，在他的头脑里，己经呈现出两个项之间的总体关系，尽管他还不知道两个项的数值，他所认识的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先于一切经验和我们的经验将进入其中的框架也是如此。让我们在这里采用日常的词语。我们为智慧和本能的区别作一个比较精确的表述：就其先天方面而言，智慧是对一种形式的认识，本能则意味着对一种内容的认识。
从第二个观点，即认识的观点而不是行动的观点看，生命固有的力量通常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有限的原则。最初，两种不同的甚至分离的认识方式在其中共存和相互渗透。第一种方式在其物质性中直接到达确定的对象。它说：“它是这样的。”第二种方式不到达任何特殊对象，它只不过是一种把一个对象和另一个对象，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能力，也是在有前提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从已知的东西求未知的东西的自然能力。它不再说“它是”，而只是说：“如果条件是这样，结论必将如此”。简言之，第一种具有本能性质的认识可以用哲学家的直言命题来表述，而第二种具有智慧性质的认识可以用假言命题来表述。在这两种能力中，第一种能力似乎首先比第二种能力更好，如果它能扩展到无限的对象上，确实比第二种能力更好。但事实上，它仅适用于一个特殊对象，甚至仅适用于一个特殊对象的一个有限部分。至少，它能内在地和充分地认识对象，这种认识在完成的行动中不是明晰的，而是暗含的。第二种能力则相反，它仅自然地拥有一种外在的和空洞的认识。因此，它的优点是能带来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无限的对象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发生的一切像是通过生命形式而发展的力，即一种有限的力，在自然或先天认识领域中的两种限制之间进行选择。一种限制针对认识的延伸，另一种限制针对认识的理解。在第一种情况下，认识可以是丰富的和充实的，但仅限于一个确定的对象；在第二种情况下，认识不再限制其对象，不过，这是因为它不再包含任何东西，只是没有内容的形式。这两种最初相互包含的倾向必然因发展而分离。它们分别在世界上寻找机遇。它们到达本能和智慧。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如果我们站在认识的观点上，而不是行动的观点上，那么这两种方式必须用智慧和本能来定义。但是，这里的认识和行动只是同一种能力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到第二个定义只不过是第一个定义的一种新形式。
如果本能是利用自然的有机工具的一种能力，那么它必须发展先天的（当然是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认识，以及这种工具和工具适用的对象的认识。因此，本能是对一个物体的先天认识。但是，智慧是制造无机工具，即人造工具的能力。之所以大自然不再给予生物可利用的工具，是因为生物能根据情况改变其制造。因此，智慧的基本功能是在任何环境中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智慧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即能纳入提出的框架的解决办法。因此，智慧基本上针对某个情景和利用该情景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智慧的先天成分就是建立关系的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对某种非常普遍的关系的自然认识，每一种智慧固有的活动会把真正的材料划分成较特殊的关系。一旦活动定向于制造，认识就必然针对关系。但是，智慧的这种纯形式认识与本能的具体认识相比，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正是因为形式是空洞的，所以能任意地被无数的东西填满，甚至能被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填满。因此，形式的认识不局限于实际有用的东西，尽管它是根据有用性出现在世界中的。有智慧的生物本身具有超越自我的东西。
但是，有智慧的生物的自我超越不及它所希望的，也不及它所想象的。智慧的纯形式特征，使智慧失去了它需要放在与思辨最有关系的事物之上的分量。相反，本能有一种所需的物质性，但是，它不能走得很远去寻找其对象：它不思辨。我们触及到了与本研究最有关系的一点。我们将阐明的本能与智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分析要得出的区别，我们将这样表达这种区别：有些东西，惟有智慧才能去寻找，但智慧无法靠自己找到它们。而这些东西，惟有本能才能找到，但本能从不寻找它们。
有必要在此考察关于智慧机制的某些前提性细节。我们已经说过，智慧的功能是建立关系。让我们更精确地确定智慧所建立的关系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在智慧中看到一种用于纯思辨的能力，我们就依然处在模糊和随意之中。因此，我们被迫把知性的一般框架当作绝对的、不可还原的和不可解释的东西。知性及其形式从天而降，就像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脸。当然，人们能定义这种形式，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全部，不必去追究为什么形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人们可以说，智慧基本上是统一性，它的所有活动的共同目的是把一种一致性引人现象等的多样性。但是，首先，“统一性”是一个含糊的词语，它不如“关系”，甚至不如“思维”明确，它不表示更多的东西。其次，我们还可以问：智慧的功能是不是就是划分，而不是统一。最后，如果智慧进行统一是因为它想统一，如果智慧寻求统一仅仅因为它需要统一，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与某些精神要求有关，而这些精神要求可能与自己的本质完全不同。对于一种不同的智慧来说，认识也可能不同。因为智慧不是在任何东西之上，所以一切东西都在智慧之上。因此，为了抬高知性，我们就要贬低知性给予我们的认识。当智慧是一种绝对的东西时，认识就变成了相对的东西。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人类智慧与行动的必要性有关。只要有行动，智慧的形式本身就能被推断出来。因此，这种形式不是不可还原的，也不是不可解释的。正是因为形式不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认识依赖于形式。认识不再是智慧的产物，以便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哲学家的回答是，行动是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完成的，这种秩序来自思维，我们用行动解释智慧，而行动必须以智慧为条件，就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如果我们在本章中提出的观点是我们的最终观点，那么哲学家们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被斯宾塞的错觉所欺骗，斯宾塞认为，当我们把智慧归结为物质的一般特征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时，智慧就能被充分解释，好像物质固有的秩序不是智慧本身！但是，哲学在哪一点上和用哪一种的方法探讨物质智慧的真正起源的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章来讨论。现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心理学的问题。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的智慧特别适应的物质世界。不需要选择什么哲学体系也能回答这个问题，只需站在常识的观点上就行了。
因此，让我们从行动着手，并在原则上提出智慧首先以制造为目的。制造完全是对无机物质的加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制造使用了有机物质，也只是把它们当作无机物质，不考虑赋予其形式的生命。制造仅保留无机物质中的坚固部分，其余部分因其流动性而被排除在制造之外。因此，如果智慧以制造为目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测，现实中的流动性东西将部分地被排除在制造之外，生物中的本质东西将全部被排除在制造之外。我们的智慧一旦摆脱自然的控制，就以无机的坚实物质为主要对象。
如果我们回顾智慧的能力，我们将会看到，只有当智慧对无机物质，尤其是坚实物质进行加工时，才感到自在和轻松。那么，无机物质的最一般特征是什么？无机物质是广延的，它向我们呈现外在于其他物体的物体，以及这些物体中外在于其他部分的部分。从我们以后的操作看，我们能把每一个物体当作可任意分割的，而每一部分也是可任意分割的，如此往下，以至无穷。但是，从现在的操作看，我们有必要把我们所处理的实在物体或我们所分解的某部分当作暂时确定的东西，把它们当作单位。当我们谈论物质广延的连续性时，我们暗指物质能被我们任意分割。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连续性在我们看来可归结为物质让我们选择我们从中发现的不连续性的方式的能力。总之，这种不连续性的方式一旦被选定，就向我们呈现为实际的现实事物，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的目前行动受到它的调节。因此，不连续性是自为的思想，它本身是可想象的，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的肯定活动想象它而连续性的智慧表象则是否定的，其实只是我们的精神面对任何一个目前给出的分解体系时，不把它当作惟一可能的东西。智慧只能清晰地想象不连续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的行动作用的物体显然是一些运动物体。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运动物体到了哪里，运动物体在其轨迹的某个瞬间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所关注的是运动物体现在的位置或将来的位置，而不是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移动，移动就是运动本身。在我们所完成的和作为系统运动的行动中，我们的精神所关注的是运动的目的或意义，运动的整个图式，总之，是不运动的执行计划。只有当运动物体因途中出现某个偶然事件而加速、变慢或停止时，运动物体才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智慧从运动性那里移开，因为它没有任何兴趣关注运动性。之所以智慧供纯粹的理论之用，是因为智慧处在运动之中，因为运动就是现实本身，而静止只是表面的和相对的。但是，智慧还供其他东西之用。除非智慧自我伤害，它总是走相反的道路，它往往从静止出发，好像这是最终的现实或成分；当智慧想象运动时，它排列静止的东西，以重建运动。我们将在思辨方面指出其不合逻辑性和危险性的这种操作（它导致绝路，人为地制造哲学的不可解问题），可以在联系到其目的时容易地得到解释。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智慧指向一种实用的目的。当它用并列的静止代替运动时，它不认为是在重建实际的运动，它只是用一种实际的等同物代替运动。当哲学家把一种为了行动的思维方式引人思辨领域时，是哲学家弄错了。但是，我们打算回到这一点。我们仅限于指出，我们的智慧根据其自然倾向偏爱稳定和不变的东西。我们的智慧只是明晰地想象静止的东西。
因此，制造在于在内容中琢磨出一个物体的形式。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将获得的形式。至于内容，我们总是选择那种最适合的内容；但是，为了选择内容，即为了在许多其他内容中寻找内容，就必须至少在想象中把被设想物体的形式给予各种内容。换句话说，旨在制造的智慧是一种不停留在物体的目前形式上，不把形式看作是最终的，相反，把所有内容看作是可任意切割的智慧。柏拉图把出色的辩证法家比作能干的厨师，厨师在切割牲畜时不打碎骨头，游刃于大自然赋予的关节和骨肉之间。[14]一种始终如此行事的智慧，实际上是一种指向思辨的智慧。但是，行动，特别是制造，要求相反的精神倾向。它希望我们把物体的每一种当前的形式，甚至把自然的形式看作是人为的和暂时的，希望我们的思想抹去被看见的物体，甚至有机的和有生命的物体标在其内部结构之外的界线，最后，希望我们把它的内容看作是与其形式没有关系的。因此，整个内容在我们的思想看来就像一块巨大的织物，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剪裁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缝合它。顺便提一下，当我们说有一个空间，即一个同质的和空洞的、无限的和无限可分的环境时，我们肯定的就是能无差别地适合任何分解方式的能力。这样的一种环境是不能被感知的；它仅仅是被构想出来的。可感知的东西是有颜色的，有阻力的，按照实在物体或实在物体的实在基本部分的轮廓的线条可分的空间。但是，当我们想象我们对这种内容的能力，即我们随意分解和重组这种内容的能力时，我们整个地把所有这些可能的分解和重组投射在实际空间后面，虽然这种空间取同质的、空洞的和无差别的、作为其基础的空间的形式。因此，这种空间首先是我们对物体的可能作用的图式，虽然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解释的，物体有一种进入这个图式的倾向：这是精神的观点。即使动物和我们一样感知广延物体，也不可能对这些物体形成观念。观念是象征人类智慧的制造倾向的表现。但是，我们暂不对这一点多作分析，我们只需指出，智慧的特征是按照任何规律进行分解和在任何体系中重组的无限能力。
我们列举了人类智慧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是，我们只是考察了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体，还没有考虑社会生活。事实上，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生物。如果人类智慧确实以制造为目的，那么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智慧在某些方面与其他的智慧有着联系。然而，一个社会的成员不用符号进行沟通，则是难以想象的。昆虫社会也可能有语言，这种语言必然像人类语言那样，必须适合共同生活的需要。它使一种共同行为成为可能。但是，对蚂蚁社会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共同行为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来，在昆虫社会里，有多态性，劳动分工是自然的，每一个个体因其结构局限于它所能完成的功能。无论如何，这些社会都建立在本能之上，因而建立在与器官的形态多少有联系的某些行为或制造之上。因此，即使蚂蚁有一种语言，构成这种语言的符号也必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一旦物种形成，每一个符号必然一成不变地联系于某个物体或某种操作。符号固着于被表示的东西。相反，在人类的社会中，制造和行为都是可变的形式，此外，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学习自己的角色。因为角色不是由个体的结构预先规定的。因此，必须有一种语言，以使人们每时每刻从已知的东西转到未知的东西。必须有一种语言，其符号不可能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但能延伸到无限的事物中。符号能从一个物体转到另一个物体的倾向是人类语言的特征。我们从刚开始说话的孩子身1就能看到这种现象。孩子能马上和自然地延伸他所学会的词语的意义，能利用最偶然的比较或最遥远的类比，以便分离和转移人们在他面前表示一个物体的符号。“任何东西都能表示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儿童语言的潜在原则。人们错误地把这种倾向同概括能力混淆在一起。动物也能概括，但是，即使一个本能符号也始终多少能表示一个类。但是，人类语言符号的特点是多变性多于概括性。本能符号是一种附着符号，智慧符号是一种多变符号。
然而，词语的这种多变性能使词语从一个事物转到另一个事物，能使词语从事物延伸到观念。当然，语言并没有把思考能力给予完全外在化的、能自我封闭的智慧。一种能思考的智慧是一种除了实用的努力之外还有多余力量的智慧。它是一种已经潜在地战胜自己的意识。但是，这种潜在性还需要成为现实。可以推断，如果没有语言，智慧将被固定在它有兴趣考虑的具体事物上。智慧可能处在梦游状态中，在自己之外，沉湎于自己的工作之中。语言作出许多贡献来使智慧获得解放。词语的作用是为了从一个事物转到另一个事物，实际上，词语在本质上是可转移的和自由的。因此，词语不仅能从一个被感知物体延伸到另一个被感知物体，而且还能从被感知物体延伸到被感知物体的回忆，从确切的回忆延伸到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象，从一个仍然呈现的转瞬即逝的表象延伸到一种人们得以想象它的行为表象，也就是延伸到观念。因此整个内心世界，其本身活动的景象展现在注视外面的智慧面前。词语本身是一个为了深入到它自己的作用的内部和受本身支撑的物体，智慧利用的就是这一点。智慧的第一任务是制造工具，但这是做不到的，这种制造只有使用某些手段才是可能的，这些手段不是完全按照其目的确定的，而是超越其目的，因而能使智慧进行补充的工作，也就是公正的工作。从智慧思考自己的活动，从智慧意识到自己是观念的创造者，是一般的表现能力的时候起，就没有智慧力图对之形成观念的物体，哪怕与实际行动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智慧只能追求某些东西。实际上，智慧只为理论感到不安。智慧的理论想包括一切，不仅仅要包括智慧能自然地支配的无机物质，而且还要包括生命和思维。
智慧将用什么手段，什么工具，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猜到。最初，智慧适应无机物质的形式。能使智慧展开其活动领域的语言是为了表示事物，仅仅为了表示事物产生的：这仅仅因为词语是多变的，因为词语从一个事物走向另一个事物，因为智慧迟早会在途中发现不在任何东西之上的词语，以便把词语用于不是一个事物的对象，对象在这之前是被掩盖着的，等待词语的帮助从黑暗进入光明。但是，词语在掩盖这个对象的时候，把它掩盖在事物中。因此，即使智慧不对无机物质进行加工，也还是遵循它在这种活动中养成的习惯：智慧使用的形式是无机物质本身的形式。智慧就是为了做这项工作。也只有这个工作才能使智慧充分满足。当智慧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分明和清晰时，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因此，智慧为了分明和清晰地思考自我，就必须以不连续的形式来观察自己。实际上，概念是相互外在的，正如在空间中的物体。概念如同物体，有同样的稳定性，依据物体得以被创造的模型。概念联合在一起，构成了其本质特征与实在世界相似的一个“可理解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成分比具体事物的纯粹表象更轻，更透明，更容易被智慧使用；概念实际上不再是对事物的感知，而是智慧关注事物的行为表现。概念不再是表象，而是符号。我们的逻辑是在运用符号时必须遵循的规则总和。因为符号来自实在事物的考察，因为符号的构成规则只表示实在事物的最一般关系，所以我们的逻辑学在把物体的实在性当作对象的科学中，即在几何学中取得了胜利。正如我们在以后将看到的，逻辑学和几何学是一起产生的。自然逻辑学是来自受实在事物的一般和直观属性启发的某种自然几何学的延伸。而科学的几何学又来自这种自然逻辑学，科学的几何学无限地延伸实在事物的外在属性的认识。[15]几何学和逻辑学完全可应用于物质。它们在那里很自由，可以单独发展。但是，在物质的领域之外，纯粹的推理需要受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常识的监督。
所以，智慧的一切基本力量在于把物质转变成行动的工具，也就是说，在词源学的意义上，把物质转变成“器官”。生命不满足于制造有机体，还想把无机物质当作附件给予有机体，无机物质通过生物的劳动可转变为巨大的器官。这就是生命最初为智慧指定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智慧的活动一成不变，好像沉湎于对无机物质的沉思。智慧是注视外面的生命，外在于自己，原则上采用无机性质的方式，以便在实际上指导它们。当有智慧的生物面对组织性时，就感到惊讶。不管智慧做什么，都把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因为不改变自然倾向，不自我变化，智慧就不能思考真正的连续性，实在的流动性，相互的渗透性，总而言之，这种创造进化，即生命。
问题在于连续性吗？能被我们的智慧理解的、也能被我们的智慧延伸的感官理解的生命面貌，是引起我们的行动的面貌。要想改变一个物体，我们就必须认为它是可分的和不连续的。从实证科学的观点看，一种无可比拟的进步的实现在于人们把有机组织分解为细胞。对细胞的研究也显示，随着对细胞研究的深入，有机体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加。科学越前进，就越能看到构成一个生物的、相互外在的和并列的异质成分的数量增加。科学因此更接近生命吗？或者相反，生物中的生命本质随着人们深入并列部分的细节而后退。在学者们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有机体的物质是连续的，而细胞是一种人为的实体。[16]即使这个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它在深入的时候，也只能导致分析生物的另一种方式，因而只能导致一种新的不连续性，尽管与生命的实际连续性相去不远。实际上，这种连续性不可能受到致力于自然运动的智慧的关注。这种持续性意味着成分的多样性和相互渗透，这两个特点可能在我们的劳动中，因而也在我们的智慧活动中不能一致。
正如我们在空间中分开，我们也在时间中固定。智慧不是为了思考本义的进化，即作为纯粹流动性的变化的连续性。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讨论它。我们仅仅指出，智慧把变化当作一系列状态，这些状态中的每一状态与自身是同质的，因而是不变化的。我们的注意力是否被引向这些状态之一的内部变化？我们能马上把这个状态分解为共同构成其内部变化的另一系列状态。这些新的状态中的每一种状态又是不变化的，或者它们的内部变化也能立即分解为一系列不变的新状态，如此往下，以至无穷。在这里，思维在于重建，当然是用既有的成分，因而是用稳定的成分进行重建。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徒劳的，我们可以通过加法的无限累进模仿变化的流动性，但是，当我们以为把握了变化时，变化却从我们指缝间溜掉了。
正是因为智慧总是力图重建，用既有的东西进行重建，所以它使一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的新东西溜掉了。智慧不承认不可预见的东西。智慧放弃一切创造。确定的前件导致一个确定的结果，结果可根据前件计算出来，这就是能满足我们的智慧的东西。确定的目的引起达到目的的确定手段，我们也能理解这一点。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与由已知的东西构成的已知的东西打交道，总之，与重复的旧东西打交道。在这里，我们的智慧感到自如。不管是什么物体，智慧都进行抽象、分离和排除，在必要时，用一种类似的等同物取代物体，因为在等同物中，事物不受这种方式的约束。但是，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带来的东西，新的事物不断地涌现，形式在产生，形式一旦产生，人们就会说它是由原因确定的一种结果，但不能预先假定形式是什么样子，因为这类原因是结果的一部分，与结果同时成形，原因由结果确定，正如原因确定结果。这就是我们能在自身中感觉到的，在我们之外通过感应猜测到的，但不能用纯粹知性的词语来表达，也不能在狭义上思考的某种东西。如果人们想到我们的知性的命运，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我们的知性到处寻找和找到的因果关系表示我们的劳动的机制，我们不断地用同样的成分重建同样的整体，我们重复着同样的运动，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在我们的知性看来，特殊的目的性就是我们的劳动的目的性，我们按照预先给出的模式，也就是说，根据旧的或由已知成分构成的模型进行工作。至于本义上的发明，即我们的劳动的出发点，我们的智慧不能在涌现中，即在其不可分割性中把握它，也不能在其天才中，即在其创造性中把握它。解释发明始终在于把不可预见的和新颖的发明分解为已知的或旧的、按不同顺序排列的成分。智慧不承认彻底的变化，更不承认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智慧仍不能把握生命的基本面貌，好像智慧不是为了思考某个物体。
我们的全部分析使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关于智慧劳动的机制，不需要进行冗长的详细考察：只要看它的结果就行了。我们看到，智慧在处理无生命的物体时，十分娴熟，但当它遇到有生命的物体时，就显得笨拙。在处理身体生命或精神生命时，智慧呆板地、僵硬地和粗鲁地使用不是用来派这种用处的一种工具。卫生学和教育学的历史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当我们想到我们保存身体和提高灵魂的重大的、迫切的和一贯的利益，想到给予每一个人不断地对自己和他人做实验的特殊便利，想到医学和教育实践的缺陷暴露出来的和为之付出代价的明显遗憾时，我们依然看不出错误的明显性和顽固性。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固执中找到这种错误的根源，我们总是把有生命的物体当作无生命的物体，用完全静止的观点来思考变动不居的现实。我们只能对付不连续的、静止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智慧的特点是天生不理解生命。
相反，本能是按照生命的形式形成的。当智慧机械地处理所有物体时，本能有机地进行活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果沉睡的意识在本能中觉醒了，如果本能不是外化在行动中，而是内化在认识中，如果我们知道询问本能，本能也能作出回答，那么本能就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最隐蔽的奥秘。因为本能只是继续生命得以组织物质的工作，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我们不能说出组织在何处结束，本能在何处开始。小鸡用嘴啄破蛋壳，是一种本能行为，它只限于遵循推动它通过胚胎生命的运动。相反，在胚胎生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当胚胎能以幼虫的形式自由生存时），所完成的许多行为应该归结为本能。因此，原始本能中的最本质东西实际上是生命的过程。伴随着这些过程的潜在意识通常只能在行为的最初阶段实现，让其余的过程单独完成。潜在意识只需要广泛地扩展，然后完全深化，以便与生命的繁殖力一致。
当我们看到，在一个生物中，成千上万的细胞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工作，每一个细胞既为自己也为其他细胞活着，维持生命，摄取营养，进行繁殖，通过适当的防御对付危险和威胁，怎能不想到许多本能？但是，这只是细胞的自然功能，生命力的构成成分。相应地，当我们看到一窝蜜蜂形成一个有严密组织的体系，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不能独立生存一小段时间，即使人们提供给它住所和食物，怎能不承认一窝蜜蜂实际上、而不是在比喻上就是一个有机体呢？其中的每一只蜜蜂不就是由不可分的联系同其他蜜蜂连接在一起的细胞？因此，给予蜜蜂生命力的本能就是给予细胞生命力的力量，或者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在如同后者的特殊情况下，本能与组织工作没有区别。
当然，在同一本能中，有不同的完善程度。比如，在熊蜂和蜜蜂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在两者之间，有许多相应于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生活的蜜蜂品种。但是，在属于不同的组织，多少类似的组织成分的功能中，也有同样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同一主题中有着多种变异。主题的恒定性依然是明显的，变异只是使主题适应不同的环境。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动物的本能或细胞的生命属性有同样的科学和同样的无知。事情的发生像是一个细胞从其他细胞得知与它有关的东西，动物从其他动物得知它能利用的东西，其余的一切则无从了解。好像生命自从与一个确定的物种建立联系后，就失去了与其余东西的联系，除非与刚诞生的物种有关的一两个方面。我们怎能看不到生命过程如同一般意识，如同记忆？我们在身后留下了我们的全部过去，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记忆只在现在中注入两、三个回忆，这些回忆在某些方面补充了我们的目前处境。因此，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在某个特殊方面的本能认识，在生命的统一性中有其根源，用古代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生命的统一性就是“一种对自身感应的整体”。考察在特殊环境中出生的动物和植物的某些特殊本能，不把它们与那些似乎被遗忘，但在紧急需要的压力下突然涌现的回忆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也许，许多后天本能和许多先天本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是，科学和现有的解释方法能否完全地分析本能，则是值得怀疑的。其原因在于本能和智慧是同一个本原的两种不同发展，这种本原在一种情况下内在于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外化和同化在无机物质的使用中：这种连续的差异证明了智慧和本能的不相容性，以及智慧吸收本能的不可能性。在本能中的本质东西不能用智慧来表示，因而也不能被分析。
一位先天性盲人如果生活在一群先天性盲人之中，他不会承认不感知所有介于之间的物体也能感知一个远处的物体。不过，视觉能创造这个奇迹。人们确实能认为先天性盲人是正确的，能断定视觉是因为光线的振动引起视网膜的振动，总之，视觉只不过是视网膜的触觉。可以说，这是科学的解释，因为科学的作用在于用触觉来表示知觉，但是，我们在别处已经指出，对知觉的哲学解释（如果人们还能在这里谈论解释的话）必然是另外一种性质。[17]然而，本能也是一种远距离的认识。本能之于智慧如同视觉之于触觉。而科学只能用智慧来表示本能；但是，科学由此模仿本能，而不是深入本能之中。
如果人们在这里研究进化论生物学的出色理论，就会相信这一点。这些理论可归入相互影响的两大类。有时，按照新达尔文主义的原则，人们在本能中看到由选择保存下来的偶然差异的总和：个体根据种质的偶然倾向自然地完成有用行为，能从一个种质传给另一个种质，等待偶然性以同样的方式增加新的完善。有时，人们把本能当作一种衰退的智慧：被物种或物种的某些代表认为有用的行为形成了一种习惯，遗传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本能。在这两种体系中，第一种体系的优点是能谈论遗传，没有引起很多异议，因为它把偶然变化归于本能，偶然变化不是由个体获得的，而是种质所固有的。但是，这个体系完全不能把大多数昆虫的本能解释为精巧的本能。当然，这些本能不是一下子就发展到今天这种复杂程度的；它们可能有了进化。但是，在新达尔文主义的假说中，本能的进化只有通过新成分的不断相加才能实现，可以说，幸运的偶性纳入旧的偶性。很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能不是通过简单的增加完善的：实际上，每一个新成分都要求整体的全部改动，否则就会损害整体。怎能期待偶性来进行这种改动？我承认种质的偶然变化是可以遗传的，也可以说，等待新的偶然变化，使之变得复杂。我也承认自然选择将淘汰一切不适合生存的较复杂形态的变化。为使本能的生命进化时，还必须生产能适合生存的复杂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当一个新因素增加导致所有旧因素的相关变化，这种新的复杂性才会出现。没有人会认为偶性能完成这样的奇迹。我们将以某种形式求助于智慧。我们假设生物是通过或多或少有意识努力，才发展了自己的一种高级本能但因此必须承认，一种养成的习惯是可以遗传的，习惯的遗传是很有规律的，以确保进化。如果这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就不能进一步讨论下去。即使我们能把动物的本能归结为可遗传的和可通过智慧获得的习惯，人们也不清楚这种解释方式是否能延伸到植物界，在植物界，即使努力有时是有意识的，努力也不是智慧。然而，看到攀援植物如何确定地和精确地运用其卷须，看到兰科植物以奇妙的组合活动使昆虫为自己授粉[18]，我们怎能不想到本能？
这并不是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论点，也不是说必须完全放弃新拉马克主义者的论点。当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进化不是从个体到个体，而是从种质到种质，他们也许是正确的，而当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在本能的源头有一种努力（虽然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智慧的努力），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当新达尔文主义者把本能的进化看成是一种偶然的进化，他们可能是错误的，而当新拉马克主义者在本能的努力中看到一种个体的努力，他们可能也是错误的。一个物种得以改变其本能和改变自己的努力，必然是一种更深刻的，不仅仅取决于环境和个体的东西。它不是仅仅取决于个体的创造性，尽管个体在创造中是合作的，它不完全是偶然的，虽然偶性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让我们比较膜翅目中不同物种的同一本能的不同形式。我们得到的印象不总是成分的连续相加导致复杂性的提高，或者器官沿着生物进化系统向上发展。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圆周，圆周上的不同点虽然有变化，但都向着一个中心，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其中的每一个变化仅仅在自己的范围内，仅仅在中心点明确的情况下才向中心靠拢。换句话说，本能到处都是完整的，不过，多多少少被简化了，尤其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简化了。另一方面，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一种有规律的发展，什么地方本能就在一个惟一的、同样的方向上变得复杂，好像本能在爬阶梯，由本能按直线分类的物种并不总是有亲缘关系。近年来，人们对各种蜜蜂的社会本能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无螫针蜂的本能，在复杂性方面处于土蜂的退化倾向和蜜蜂的完美才能之间，然而，在蜜蜂和无螫针蜂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19]这些不同程度的社会复杂性看来不在于相加成分的数目。我们看到的像是某种音乐主题，主题首先要被全部转换成定数量的音调，而演奏主题的方式有很多，有的非常简单，有的技巧很高。至于基本的主题，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在。如果我们想根据演出记下主题，则是徒劳的，从根本上说，这与其说是被思维的东西，还不如说是被感觉的东西。我们考察某些胡蜂的麻痹本能时，也能得到同样的印象。众所周知，各种麻痹膜翅类昆虫把卵产在蜘蛛中，甲壳虫中或毛虫中，在几天的时间里，宿主继续不动地生存着，为幼虫提供新鲜食物，因为它们已接受了胡蜂所做的非常出色的外科手术。这些不同物种的膜翅类昆虫用螫针刺其牺牲品的神经中枢，使其不能活动，但不杀死它，它们根据不同的猎物进行攻击。土蜂攻击金龟子的幼虫时，只整其身上的个点，但是，这个点却是幼虫的运动神经节，只有螫在这里才恰到好处，如果螫在其他神经节上，可能导致死亡和腐烂，这是应该避免的。[20]翅泥蜂选择蟋蟀作为它的牺牲品，它知道蟋蟀的三个神经中枢支配其三对脚，至少从翅泥蜂的所作所为看，它似乎是知道的。它首先刺蟋蟀的颈下，然后是它的胸后，最后是腹根部。[21]莫非拉泥蜂在毛虫的九个神经中枢连螫九下，最后咬住它的头和下颚，使毛虫麻痹，但不至于死。[22]一般的主题是“必须麻痹，但不致死”。变化取决于被攻击者的结构。毫无疑问，手术并非总是做得很完美。最近，人们指出，莫非拉泥蜂有时不是麻痹毛虫，而是杀死它，有时使毛虫一半麻痹。[23]但是，因为本能和智慧一样，也可能出错，本能也有个体差异，所以不能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断定泥蜂的本能是通过智慧的尝试获得的。如果假定泥蜂在一段时间里通过摸索逐渐认识到为使牺牲品麻痹所必须螫的点，对头部施加的特别处理，以便使其麻痹，但不至于死，我们如何能假设，如此精确认识的如此特殊成分能有规律地一个一个遗传下来？如果在我们现在的实验中有这类遗传的确凿例证，那么获得性状的遗传就没有人会否认。实际上，习惯的遗传是不精确的和不规则的，如果真正有遗传的话。
但是，所有困难在于我们想用智慧来解释膜翅目昆虫的能力。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泥蜂当作昆虫学家，它认识毛虫，就像它认识其余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从外面，在没有特殊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的情况下来认识的。因此，泥蜂必然像昆虫学家那样，一个一个地去认识毛虫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至少通过检验螫刺效果来获得这些位置的实际知识。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泥蜂和其牺牲品之间有一种感应（在词源学的意义上），这种感应从内部告诉泥蜂关于毛虫的弱点，那么情况就不再是这样。对弱点的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部知觉，而只是来自泥蜂和毛虫的相遇，它们不再被当作两个有机体，而是两种活动。它们以具体的形式表现相互关系。当然，一种科学理论是不能求助于这种看法的，科学理论不应该把行动放在组织之前，把感应放在知觉和认识之前。但是，哲学在这里又一次一无所知，或者哲学的作用始于科学作用的结束之处。
科学把本能当作一种“组合反射”，或一种通过智慧形成的和成为自动性的习惯，或由选择积累和固定下来的偶然优点的总和，在所有情况下，科学以为能完全地把本能分解为智慧活动，或由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的机械装置，就像我们的智慧装配的机械装置。我希望科学能在这里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没有实际分析对象，科学就用智慧来表示这个对象。但是，我们怎能不注意到科学要求哲学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呢？如果我们的生物学还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如果我们的生物学把生物系列看成是直线发展的，如果我们的生物学向我们指出整个生命通过感觉和本能向着智慧进化，那么我们，有智慧的生物，就有权转向生命的以前和低级表现把它们放入我们的智慧的框架中，不改变它们。但是，生物学的最明确结果之一是进化是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的。在这些路线中的两条主要路线的尽头，我们能找到几乎纯粹形式的智慧和本能。为什么本能应分解为智慧的因素？为什么本能需要用理智来表示？难道人们没有看到，在这里想到智慧或绝对理智的东西，就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理论？显然，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胜于在不可理解的秘密，即本能前面止步。但是，即使本能不属于智慧的领域，它也不处在精神的范围之外。在情感的现象中，在不加思考的感应和反感中，我们以一种较朦胧的和被智慧渗透的形式，在我们身上体验到在作用于本能的昆虫意识中发生的某种东西。进化只是使最初相互渗透的成分相互分离，以便使它们发展到底。更确切地说，智慧首先是把空间的这一点和空间的另一个点，把一个具体物体和另一个具体物体联系在一起的能力。智慧关注所有物体，但在所有物体之外，智慧只能在一种深刻的原因中看到原因在并列的结果中扩散。不管在毛虫的神经系统的发生中出现何种力量，我们用眼睛和智慧只把它看作神经或神经系统的并列。确实，我们认识这种力量的外部结果。泥蜂也许只知道与它有关的东西，它至少是从内部知道的，而不是通过一种认识过程，也不是通过类似于预知感应的直觉（主观的，而不是象征的直觉）。
关于本能的科学理论在智慧和理智之间，即在把本能等同于一种“退化的”智慧和把本能归结为一种纯机械装置之间的摇摆[24]，这是十分明显的。这两种解释体系中的每一种体系都成功地批判了另一种体系，当第一个体系告诉我们本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反射时，它是正确的，当第二个体系说本能不同于陷入无意识之中的智慧时，它也是正确的。除非这两种体系同样在某些方面能解释其对象，在另一些方面不能解释其对象，我们还能说什么？具体的解释不是科学的解释，而是形而上学的解释，应该在另外一条路上，不是在智慧的方向上，而是在“感应”的方向上寻找解释。
本能是感应。如果这种感应能扩大其对象，能反思，那么它就能给予我们打开生命过程的钥匙，——正如发达的和重建的智慧把我们引入物质。因为我们不能反复地说，智慧和本能是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智慧朝着无机物质，本能朝着生命。智慧通过作为其产物的科学越来越完整地告诉我们物理过程的秘密，但不告诉我们生命的秘密，或仅仅为我们而用无生命的东西解释生命。科学围绕其对象，尽可能多地从外面考察其对象，把对象拉过来，而不是深入对象。但是，直觉能把我们引到生命的内部，即本能是无偏向的，能自我意识，能思考其对象和无限地扩展其对象。
这样的一种努力并非不可能，在人类身上除了正常的知觉还存在着一种审美能力，这一点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生物特征是相互并列的，而不是交织的。生命的意向，穿过路线和把路线相互联系起来并赋予它们一种意义的简单运动，不能被我们的眼睛看到。艺术家通过一种感应置身于对象的内部，通过一种直觉努力越过在他和模特之间的空间障碍，力图获得这种生命的意向。当然，这种美学直觉和外部知觉一样，只涉及个体。但是，我们能设想一种与艺术同方向的研究，它能把一般生命当作对象，正如物理科学沿着外部知觉指出的方向走到底，把个别事实引申为一般规律。毫无疑问，这种哲学从它的对象中获得的知识不同与科学从自己的对象中获得的知识。智慧依然是发光的核心，在这个核心周围，即使在直觉中被扩展、被纯化的本能也只是一团朦胧的星云。但是，在缺乏本义的和为纯粹智慧保留的认识的情况下，直觉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能使我们隐约看到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一方面，直觉利用智慧的机制本身，以指出智慧的框架在这里为什么不再适用，另一方面，直觉通过自己的工作至少使我们产生取代智慧框架的东西的朦胧感觉。因此，直觉能使智慧认识到生命不完全处在“多”的范畴，也不完全处在“一”的范畴，机械的因果关系和目的性都不能充分解释生命过程。直觉通过它在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建立的感应联系，通过它得自我们的意识的扩张，把我们引入生命的固有领域，这个领域是相互渗透的，有无止境的连续创造。但是，虽然直觉因此而超越智慧，但帮助直觉达到目前高度的动力还是来自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直觉将依然处在本能的形式中，受制于实际上与它有关的对象，并通过该对象外化在运动中。
为什么认识论应该考察智慧和直觉这两种能力？由于不能在直觉和智慧之间作出明显的区分，为什么认识论造成观念错觉和与之相联系的问题错觉，从而陷入难解的困难中？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试图说明的问题。人们将看到，从这个角度看，认识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两者都属于经验的范围。一方面，如果智慧适合于物质，直觉适合于生命，那么就必须使它们相互紧压，以便从中榨取其对象的精华，因此，形而上学应在认识论之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因此分裂为直觉和智慧，那么必须同时适合于物质，才能顺应生命之流。意识的这种双重性在于实在事物的双重形式，认识论必然在形而上学之上。实际上，这两种研究是互通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圆，这个圆只有一个圆心，这就是进化的经验研究。只有看到意识穿过物质，消失在物质中，又重新出现在物质中，分裂和重组，我们才能对智慧和直觉的对立，以及它们的共同起源形成一个观念。但是，另一方面，根据两者的对立和它们的共同起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指出进化的方向。
这将是下一章的目的。但是，通过我们刚才回顾的事实，我们已经有把生命和意识，或类似于意识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想法。
我们认为，在整个动物界，意识看来与生物的选择能力成正比。意识照亮了围绕在活动周围的潜在区域，意识衡量实现的东西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从外面看意识，我们可能把意识看作是行动的简单助手，看作是行动点燃的灯，看作是实际行动和可能行动摩擦时迸发出的瞬间火花。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情况只有在意识不是结果，而是原因时才会发生。我们可能会假定，即使在最低等的动物身上，意识的覆盖面也是相当大的，但事实上，意识被紧夹在钳子中：神经中枢的每一个进步都为有机体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要求围绕现实事物的潜在事物，从而使钳子松开，使意识较自由地通过。在第二种假设中，如同在第一种假设中，意识是行动的工具，更确切地说，行动是意识的工具，因为行动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行动与行动的斗争，在被禁锢的意识看来是自我解放的惟一可能手段。那么，如何在这两种假设中进行选择呢？如果第一种假设是真的，那么意识能每时每刻准确地描绘大脑的状态；心理状态和大脑状态的平行（在其可理解的范畴内）将是严格的。相反，在第二种假设中，在大脑和意识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但不是平行的：大脑越复杂，可供有机体选择的行动数目就越多，意识就超越出其物理载体。人和狗对同一个场景的回忆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狗的大脑和人的大脑，如果知觉是相同的话；然而，回忆在人的意识中和在狗的意识中必然是不同的。在狗的意识中，回忆受制于知觉；只有当同样的知觉能使之再现同一个场景时，回忆才被唤起，回忆是通过当前知觉的实际、而不是想象的再认显现的，不是通过回忆本身的恢复显现的。相反，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不依赖当前知觉随意地唤起回忆。人不局限于经历他的过去生活，而且还再现和想象他的过去生活。与回忆有关的大脑的局部变化在人和狗身上是相同的，两种回忆之间的心理差异的原因不可能是两种大脑机制的某个细节差异，而是两种大脑的整体差异。人的大脑具有更多的相互斗争的机制，能使意识摆脱各种限制，到达独立。事情必定是如此，我们必须选择两种假设中的第二种假设，这就是我们在前一部著作中证明的东西。我们已经研究了能阐明意识状态和大脑状态关系的事实，正常认知和病态认知，尤其是失语症的事实。[25]但是，这也是推理能使人预见到的。我们曾经指出，大脑状态和心理状态之间等同的假设是基于自相矛盾的假设，基于两种不相容的体系的混合。
从这个观点看，生命的进化具有一种较清楚的意义，尽管人们还不能将它归入一种真正的概念。发生的一切像是一股强大的意识流渗透到物质中，和任何意识一样，它具有交织在一起的巨大潜在力量。它把物质带到组织，但是，它的运动因而不断变慢，不断分散。一方面，意识必须像蛹一样进入睡眠状态，在茧里发育自己的翅膀，而另一方面，意识包含的多种倾向被分配给有机体的不同系列，这些有机体系列不是把这些倾向内化为表现，而是把它们外化为运动。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一些生物睡得越来越深，另一些生物则越来越觉醒，一些生物的迟钝是为另一些生物的活动服务的但是，觉醒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生命，即穿过物质的意识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运动，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它所穿过的物质。因此，生命或者朝着直觉的方向，或者朝着智慧的方向乍看起来，直觉胜于智慧，因为生命和意识在直觉中内在于自己但是，生物的进化过程向我们表明，直觉不能走得很远。从直觉这方面说，意识被束缚在茧之中，不得不把直觉缩成本能，也就是说意识仅掌握与之有关的生命的极小一部分，而且只能暗中掌握它能触及它，但看不见它。在这方面，视野很快被封闭。相反，意识在智慧中被确定，首先集中在物质上，似乎自我外化。然而，正是因为意识适应外部事物，才能在外部事物中间流动，绕过外部事物给它设置的障碍，无限地拓展自己的领域。意识一旦被解放，就能转向内部，唤醒还在沉睡的潜在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意识表现为进化的动因，而且在有意识的生物中，人类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区别，而是性质上的区别。这个结论将在下一章得出，我们先指出前面的分析如何导致这个结论。
一种发明的结果和发明本身极不成比例，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们说，智慧根据物质成形，智慧首先以制造为目的。但是，意识是为了制造而制造，还是不知不觉地、甚至无意识地不追求另外的东西？制造就是把形式给予物质，使物质服从，使物质变样，就是把物质变成工具，以便把物质占为己有。正是这种有益于人类的控制，比发明本身的具体结果更有力量。如果我们从制品中获得了直接利益，正如有智慧的动物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利益就是发明者追求的东西，那么与发明在各方面引起的新观念和新感觉相比，利益则微乎其微，好像发明的主要结果是超越我们自己，开阔我们的视野。在这里，结果和原因之间的比例失调是如此巨大，以致很难把原因看成是结果的制造者。原因为结果指明方向，原因引起结果。所发生的一切像是智慧控制物质的主要目的，是释放被物质固定的某种东西。
比较人的大脑和动物的大脑能得出同样的印象。乍看起来，两者的差别仅在于容量和复杂程度。但是，如果从功能方面考虑，必然还有其他的差别。在动物身上，大脑达到的运动机制，换句话说，动物的意愿形成的习惯，只有一个目的和一个结果，即完成贮存在这些机制中，出现在这些习惯中的运动。但是，在人类身上，运动习惯还有与第一个结果无法比较的第二个结果。一种运动习惯可以抑制其他的运动习惯，抑制自动性，使意识获得解放。众所周知，人脑中的语言区非常大。与词语有关的大脑机制的特点是可以与适用于同样东西的其他机制相互作用，或者使其他机制相互作用：同时，处在和淹没在行为完成之中的意识能恢复原状和获得解放。[26]
所以，差别比表面检查所发现的更为巨大。这是在引起注意的一种机制和未引起注意的一种机制之间的差别。纽科门设计的最初的蒸汽机，需要有一个人专门操纵阀门，使蒸汽进入汽缸，或喷冷水使蒸汽凝结。据说，一个被派去担任这项工作的孩子很讨厌这个工作，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用绳索把阀门手柄连接在机器的摇锤上。从此以后，机器可以自己开关阀门。机器能自行运转了。现在，如果一位观察者比较第二台机器和第一台机器，而不考虑看管机器的两个孩子，那么他发现二台机器之间的复杂程度只有很小的区别。当我们只看这两台机器时，我们也只能发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两位看管机器的孩子身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孩子忙于看管机器，而另一个孩子则安闲自在，任意玩耍，从这个角度看，两台机器的区别是深刻的，第一台机器使看管者的注意力全部用在机器上，第二台则给予看管者空闲时间。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就像我们在动物大脑和人脑之间发现的区别。
因此，如果我们想用目的性来表述，就必须说，意识为了解放自己，不得不把组织分为两个互补的部分，一个是植物部分，另一个是动物部分，然后在本能和智慧两个方向寻找出路，在本能方面，意识没有找到出路，在智慧方面，只是通过动物到人的飞跃才找到出路。所以，最终说来，人类是地球上全部生命组织的存在理由。不过，这只是一种谈论的方式。实际上，只有某种存在之流和反方向的流，生命的进化才能由此产生。现在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这两股流的对立，我们也许会找到它们的共同起源。因此，我们可能又会深入到形而上学最难解的领域。但是，由于我们追溯的两个方向已经明确，一个是智慧方向，另一个是本能和直觉方向，所以我们不怕迷失方向。生命进化的过程已向我们提出了某种认识概念，某种形而上学，两者相互包含。这种形而上学和这种批评一旦被揭示，就能阐明整个进化。
【注释】
[1]适应的观点已在弗·马兰先生在其关于物种起源的著名文章中被提出（《科学评论》，1901年11月，580页）。
[2]德·萨波塔和马里庸，《隐花植物的进化》，1881年，37页。
[3]关于一般的不动性和寄生现象，参见胡塞的著作，《形态与生命》，巴黎,1900年，721-807页。
[4]戈培同前书，76页。——原文如此。译者注。
[5]在某些情况下，植物能恢复沉睡的主动运动的能力，同样，动物在特殊的环境中也能使自己回到植物生命的条件中，并形成相当于叶绿素功能的东西。确实，从马里亚·冯·林登的最近试验中可以得出，各种鳞翅目的毛虫和蛹在光的作用下，可摄取空气中碳酸的碳。（见林登，《鳞翅目的蛹对碳酸的吸收》，《生物学协会年鉴》，1905年，692页及以下。）
[6]《生理学档案》，1892年。
[7]德·马纳塞纳，《对完全失眠的影响的一些实验观察》（《意大利生物学档案》，第21卷，1894年，322页及以下）。最近，对一位禁食35天后饿死的人进行的观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参见《生物学年鉴》，1898年，338页，﹝俄国﹞塔拉克维奇和斯查尼的论文摘要。
[8]居维叶说过：“神经系统实质上是整个动物，其他系统只是为这个系统服务的。”《对构成动物界的物种的新比较》（《自然史博物馆档案》），巴黎，1812年，73-84页。当然，必须对这个公式加以种种限定，比如，在退化和倒退的情况下，神经系统处在次要地位。尤其是必须把神经系统同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联系起来。参见弗斯特，《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生理学词条，爱丁堡，1885年，17页。
[9]关于这些不同观点，参见戈得利，《论自然古生物学》，巴黎，1896年，14-16页和78-79页。
[10]关于这个主题，可参见沙勒尔，《个体》，纽约，1900年，118-125页。
[11]关于这一点，勒内·甘东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食肉哺乳动物，反刍哺乳动物，以及某些鸟类在人类之后出现（甘东，《海水—有机环境》，巴黎，1904年，435页）。对此，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结论尽管与甘东的结论十分不同，但也不是不能调和，因为如果进化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脊椎动物必须做出努力，以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最初生命所处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12]保尔·拉贡布先生强调伟大发明对人类进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保尔·拉贡布，《作为科学的历史》，巴黎，1894年168-247页）。
[13]居维叶，《蜜蜂的露天筑巢》（《科学院研究年鉴》，1906年5月17日）。
[14]柏拉图，《斐多篇》，265e。
[15]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讨论这些方面。
[16]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
[17]《物质与记忆》，第一章。
[18]参见达尔文的两部著作：《攀援植物》,Gordon译，巴黎，1890年，和《兰科植物通过昆虫授粉》，Rérolle译，巴黎，1892年。
[19]布代尔—里本，《蜂类的种系发生》(《生物学中心杂志》，第23期，1903年），108页。
[20]法布尔，《昆虫的回忆》，第三编，巴黎，1890年，1-69页。
[21]法布尔，《昆虫的回忆》，第一编，巴黎，1894年，第三版，93页及以下。
[22]法布尔，《昆虫的新回忆》，巴黎，1882年，14页及以下。
[23]佩克海姆，《蜂，个体与社会》，成斯敏斯特，1905年，28页及以下。
[24]尤其参见最近的著作，贝特的《我们能否描述蚂蚁和蜜蜂的心理属性？》（《生理学档案》，1898年）和弗雷尔的《比较心理学概论》（《心理学年鉴》，1895年）。
[25]《物质与记忆》，第二章和第三章。
[26]我们有机会引述一位地质学家沙勒（N.S.Shaler），他中肯地说“：当我们考察人时，我们发现精神和身体的古老附属关系己不复存在，智慧部分迅速发展，身体的结构基本不变。”（沙勒，《自然的解释》，波士顿，1899年，18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