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1]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响应和参与。
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构成国际关系的三大推动力”[2]。人文交流，依字面意思理解，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人文”一词在古汉语中早已有之，到了近代，则与在欧洲盛行的人文主义密切相关。人文主义指涉“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的哲学理论和价值观，强调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以理性推理为思想基础，以仁慈博爱为基本价值观，推崇个人的兴趣、尊严、思想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容忍和无暴力相处等原则”[3]。研究者认为：“其最终落脚点与我们所提倡的人文交流类似，都是为了塑造其他国家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支持。”[4]一般的观点认为：“人文交流包含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5]
当今，全球呈现政治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态势。然而，在诸如“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面前，竞争性与排他性的主导思维却为国家之间的合作蒙上阴影。在现实中，宗教文化冲突、政局不稳、域外势力干预等因素给人文交流设置了障碍。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了主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安全报告，预示着“后西方时代”的到来。[6]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史观与文明等级论？如何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人文交流机制，为融通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研究领域和方法路径三个层次加以阐释。
一、理念价值：在国家战略中寻找新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亚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7]。从理念价值层面看，我们面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要开展关于“一带一路”和中外人文交流的学术研究，首先需要在国家战略中寻找立足点与定位点。
（一）立足“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
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主席同在华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瑞士，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研究者指出，本次讲话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重要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新的定位，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时代命题”[9]。实际上，我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是当今互联互通时代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构想。这表明“中国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10]。
这一命题的提出，驱使我们反思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王晓玲指出：“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和平’‘多元’‘共建’‘共享’‘共赢’等理念，将国际社会视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并且提出了‘义利观’这一新的‘利益观’。”[11]这一命题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和人类的责任与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倡议，更是对全球和平、平等、发展新秩序的有力呼吁。
（二）聚焦人文交流，拓展大国外交
中国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外交也形成了崭新的思路，那就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正是支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王毅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明确指出：“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12]人文交流以人民为主体，以文化为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亲心通，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力的国际环境，也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目前，我国已经先后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建立起副总理级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中国与南非、中国与拉美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也在探讨过程中，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人文交流机制也可谓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三）建设软力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为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也为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配合，近年来，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广泛开展、成效显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中国日报》等中央外宣媒体在全世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节点和纽带；中国国际电视台（环球电视网）的开播，更是为连接中外、沟通世界带来新的力量。
软力量的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12月5日，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作为软力量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研究者、见证者、参与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重视国际传播具有重构主体性的功能，同时关注“人在实践活动中作为活动主体所具备的自觉、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13]，为相关工作培育人才、贡献智力成果。
（四）构建新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任何一个术语都是对现实的反映，术语的本质也必定是对现实的选择，而且它的内容必须发挥折射现实的功能。”[14]根植在不同术语与话语背后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在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5]
这实际上为开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大资源中汲取养料，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体系。
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的三大研究领域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直接激发了人文交流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之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交流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推动”[16]。在中国语境下，聚焦人文交流机制的研究，旨在强调人文交流在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深化与有关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促进与有关国家的政治互信中的重要地位。任何研究都要以理念观照现实、以现实培育理念，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具体到人文交流机制的研究，则有理论、战略和应用三个层次。
（一）理论研究：提炼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致力于理论探索，它是知识的集大成形式，也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理论研究必须“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从中国本土问题出发，扎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性，同时也要借鉴国外既有的研究体系。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许多概念、理论甚至学科都是“舶来品”，理论研究似乎存在着对西方概念亦步亦趋的倾向。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和提倡“理论本土化”的呼声中，对于国外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自然值得借鉴，但如果全盘照收，也就失去了开展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思考世界体系的时候，概念的选择往往能够左右我们的认知。很多学者已经习惯了“民族国家”“主权”“全球化”等源自西方学者的理论概念，但也有中国学者致力于思考古代中国的实践与理念，如赵汀阳、韩毓海、阎学通等人对“天下体系”的探索，费孝通对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考，他们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再加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世界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理念，我们完全可以锻造出具有深厚内涵的新表达。[17]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在这三种学术传统之上的深刻总结。
（二）战略研究：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学术研究还必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均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我们固然不能忽视看似离现实较远的“冷门绝学”，但更应该自觉主动地以学术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服务。哪怕是研究“遗物遗迹”的考古学和研究“故纸堆”的历史学，也同样有战略价值。例如，作为学术概念的“丝绸之路”，就可以从国内外的考古学、历史学、汉学的积累中获得充分的学术养料，从而有助于发掘这一历史符号背后的学术内涵，也延展出它对于当今世界的阐释性和建构性价值。那么，具有强烈时代色彩和实践意义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就更应当与国家的战略方向主动契合。我们的学术研究，通过深厚的材料汇集、深入的逻辑思考、深刻的概念提炼，可以为党和政府确定决策方向、形成决策框架、制订实施方案带来可靠的保障。
（三）应用研究：服务于各国别／区域、各层次、各项目的工作
应用研究是一个“如何落地”的问题。孔德曾提出知识发展的三阶段法则，该法则表明，“任何一种知识发展的初始阶段都是神学形式，然后发展到形而上学，最后进入实证形式”[18]。这是一个从天上回归地面的过程，学术研究同样存在“如何落地”的问题。聚焦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勾连理论与实践，方能发挥学术研究的更大影响力。
具体到人文交流领域，学术研究还可以直接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贡献应用性的智力成果。“一带一路”覆盖亚非欧，范围广泛；人文交流机制涉及多主体，层次众多。各个部委、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群众组织、公民个体，都有可能成为人文交流机制中的重要角色。政治精英、专业人士、青年群体、妇女、农民，都能够促进中外的文化交往和社会认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艺术、档案，都属于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内容。如何制订重大主题的人文交流方案？如何发挥不同参与者的主体性作用？如何达成更好的交流效果？如何避免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和“文化折扣”？如何衡量和评估一个具体项目的实施结果？如何建立人文交流舆情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这些课题，也正是对我们研究者提出的紧迫要求。
因而，要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的形成，必须同时拥有智力支持和学术保障，学术研究者责无旁贷。从战略布局与实践应用的层面看，国家在思考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工作的组织保障时，提出要依托高校、研究机构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和实务研究，逐步形成中外人文交流学科体系和专家资源库，建设专门的核心智库，实现理论、战略与应用的相互供给、良性互动。
三、方法路径：复杂社会呼吁学科交叉和人的价值回归
在互联互通时代，社会的复杂性也日益加强。过去一年，国际大事中“黑天鹅”频现，正是提醒我们，单一的因果关系已经无法充分揭示复杂的关系。“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更要求我们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的探讨。
有学者称人类业已进入“风险社会”[19]，该提法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但在具体的概念理解上却存在分歧，如现实主义的理解路径、文化层面的解读，以及制度主义的剖析等。[20]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1]。尽管如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对风险的感知存在显著的差异，社会的复杂性是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有关社会科学中复杂性的著作最早可追溯到几百年前，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关于这个议题的最早的也是最系统的代表性著作。”[22]
（一）复杂社会研究中需更新传统认知
实际上，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传统的认知一直在更新迭代。在解释与预测社会科学议题的过程中，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基于不同的领域来实现认识的超越。
以传播学研究中的“系统论”为例，20世纪30年代贝塔朗菲提出系统论：“从系统的角度揭示了事物、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本质、内在规律性。”[23]以控制论为代表的第一代系统论掀起了系统科学的第一个高潮。然而，第一代系统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并不那么成功，以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人开始哀叹“控制论时代的终结”[24]。20世纪70年代，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第二代系统观应运而生，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运用依然不能令人满意。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上，强调个体的主动性，承认个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取向，能够在与环境的交流和互动作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结构，达到适应环境的合理状态。”[25]系统元素由一开始“死”的、被动的认识演变为“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实现了认知的超越，进而拥有更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人文交流机制涉及各个国家、各个区域、各个文化社会。不同的国家，也有其独特的国情复杂性，这就为国家交往带来了挑战；同时，人文交流机制涉及多个主体、多个层次、多个领域，每一个主体的行为，也都需要我们尝试从更加丰富的角度和复杂的维度进行理解。
（二）学科交叉融合方能提供更多洞见
中国高校当前的学科体系，包括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对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它的形成有本土的历史渊源，但更是建立在西方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在这个学术体系上修修补补，还要积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学科交叉，就是值得采取的思路。因此，要完成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提供智力支持的重任，必须走向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学科研究。“软力量”可以成为引领性的关键词，其他的关键概念也值得探讨，但归根结底，交叉研究是不能忽视的研究道路。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促使我们思考应对的策略，而这种策略就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媒体等多个方面。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具有独特性，会为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外交走向带来什么变化呢？他的经济政策会影响中美贸易吗？他的当选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文化心理中的民粹主义，我们应做怎样的思考？他对新兴媒体的态度和使用颇具个性，有“推特外交”一说，需要如何应对？因此，一个单一的现象背后有各种因素的交织，需要各个学科共同思索，诸如此类的复杂课题，正体现了学科交叉、交互和交融的必要性。
（三）人文交流最终需回归人的价值
一套完整机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转是人文交流得以维系、发展的根本保证。这需要两个维度同时发挥效力，即建立机制与有效运转——前者依赖国家间的“顶层设计”，后者则有赖于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可以说，我国目前已经积累了包括人文交流的双边机制、多边机制和评估机制在内的多种机制运行的经验。[26]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交流机制进一步形成和深化的过程中，需要始终保持主体性。人文交流与广义的国际传播有一脉相承之处，有研究者指出：“（国际传播可能）通过‘培养’他国受众对该国家的认知和共识，实现对该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通过引导他国公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重构人的主体性。”[27]人文交流是对等的传播行为，不存在一方控制另一方（第一代的控制论思想）。我们既要对对象国营造的“拟态环境”保持清醒的认知，同时也要摒弃我们的对外传播行为所夹杂的功利主义色彩。这已有前车之鉴，“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一度被美国打入‘冷宫’，‘9·11’事件后公共外交又被美国政府‘请出山’，在这起伏之间，公共外交显然被视为一种应急的工具，功利的味道无法抹杀，这也必定会导致公共外交行为的变形和性质的变性”[28]。以至于有人指出：“美国对于权力政治的过分热衷，使它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怨声充耳不闻。即使美国官员走进面向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也是一味炫耀美国的强硬逻辑。”[29]由是观之，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与运转，归根结底需要回归人的价值，走向一种真正符合人类未来共同发展的心灵政治。
［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赵银平．“一带一路”：习近平打开的“筑梦空间”［EB／OL］．（2016－09－21）［2017－03－0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1／c＿1119594710．htm．
[2]邢丽菊．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困难与应对［J］．国际问题研究，2016（6）：5－17．
[3]杨毅．软实力视角下中国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2（4）：110－113．
[4]杨毅．软实力视角下中国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2（4）：110－113．
[5]许利平，韦民，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4．
[6]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7［EB／OL］．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discussion／munich－security－report／munich－security－report－2017／．
[7]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5－9．
[8]吴绮敏．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N］．人民日报，2012－12－06（1）．
[9]张历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价值与作用［J］．人民论坛，2017（7）：35－37．
[10]王巧荣．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4）：32－36．
[11]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J］．现代国际关系，2015（5）：48－55．
[12]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EB／OL］．（2016－02－25）［2017－03－06］．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674904／zyjh＿674906／t1343410．shtml．
[13]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J］．当代传播，2012（1）：31－32．
[14]BURKE K．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essays on life，literature，and method［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45．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2017－03－0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16]杨毅．软实力视角下中国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2（4）：110－113．
[17]张磊，胡正荣．帝国、天下与大同：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检视与未来想象［J］．南京社会科学，2015（6）：117－122．
[18]柯林斯，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M］．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2．
[19]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0]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87－90．
[21]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22]米勒H，佩奇E．复杂适应系统［M］．隆云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
[23]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译序1．
[24]陈禹．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及其应用——由来、内容与启示［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4）：35－39．
[25]陈禹．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及其应用——由来、内容与启示［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1（4）：35－39．
[26]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5）：119－123．
[27]隋岩．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及媒介外交功能［J］．当代传播，2012（1）：31－32．
[28]周培源．从新浪微博看美国对华公共外交［J］．公共外交季刊，2014（3）：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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