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在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协作活动中产生的,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传播的开端,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教育传播的开端。从语言产生到今天的信息社会,农业教育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农业教育传播的发展进程
人类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或工具来进行的。人类传播的历史也就是媒介发展的历史。通常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把人类传播活动区分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过程。
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口语的产生使人类彼此交流成为可能,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化和发展的进程。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文字,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德国古登堡的印刷术开启了印刷时代的新纪元。到21世纪的今天,印刷媒介已经高度普及,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作为人们每天获得信息、知识、娱乐的基本渠道之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20世纪初诞生的广播媒介开启了人类电子传播时代的大门,20世纪中的电视、20世纪末的网络使社会信息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是电子传播时代最大的特征。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
农业教育传播过程应用的媒介也依次经历了这四个发展阶段,但农业教育传播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约束,每一种媒介的诞生在农业教育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引起革命性变革。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不同社会生产关系。农业教育传播是为了培养农业人才而进行的涉农信息的传递,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农业教育传播的发展还是以农业教育实践为基础的。就人类教育传播的形式来说,一类是自发性教育传播,即在生产生活中进行的非专门化教育传播。在农业教育传播的发展过程中,师傅带徒弟、父亲带儿子等非专门教育传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类是自觉性教育传播,即在生产生活之外进行的专门化教育传播。虽然两种教育传播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本质上它们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教育时代。
据此,我们可以把农业教育传播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农业教育传播阶段、传统农业教育传播阶段和现代农业教育传播阶段。
(一)原始农业教育传播阶段
农业起源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使人类改变了只靠采集和狩猎为主获取食物及其他生活资料的方式,进入原始农业时期。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与自然界抗争,由此产生了彼此表情达意的需要,将耕种、养殖生产经验传递、推广,上一代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自此,人类通过耕作、畜牧从自然界获得较多消费品,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因此,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农业教育传播也随之产生,但社会还没有分工,教育还没有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职教育人员,是一种自然教育的状态,是最为原始形态的农业教育传播。
原始形态农业教育传播的主要手段是言传身教和实际模仿。《易·系辞》说,“神农氏作研木为招,揉木为未,来相之利,以教天下”。中国古籍记载的传说中,谷神后稷被尧命为农官,教百姓种稼。神农和后稷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虽未必有其人,但农业起源以后,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传授生产技术确是客观事实。人们的农业教育传播活动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进行。年长者在带领年轻人狩猎、捕鱼、采集野果、制造工具等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口头语言和体态语言向他们传授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使他们获得一定的参加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政治、宗教、艺术活动也有传播农业生产经验的成分,古代歌谣、谚语、传说、游戏也反映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经验。古代原始形态的农业教育传播可以认为是中国传统农业教育的萌芽阶段。
原始形态农业教育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传播与日常劳动和生活密不可分;信息量少,内容简单;传播范围很小,一般只限于家族成员之间或者部落内部成员之间;传播媒体简单,主要是口语和动作语言;传播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信息传递双向性强,传播效果明显可见。
(二)传统农业教育传播阶段
到父系氏族公社后期,产生了私有制,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劳动工具和种植技术有了进步,社会生产力也有所提高,农业教育传播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传统农业教育传播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历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就学校教育而言,虽然在夏朝就有学校的传说,但农业教育传播始终没有课堂教学传播的形式。这一时期农业教育传播的基本特点是:农家教授,农书传播;重农劝农,劝课农桑;设置农官,指导生产;言传身带,故要相传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育在阶级社会有了阶级性,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才;二是自夏商周至春秋时代,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业生产还没有专业化,人们掌握的农业知识还处在低级阶段,农业教育传播自然受到了农业本身尚未发达的限制;三是战国以后,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我国农业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这一世界领先的优秀传统,农业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束缚了生产者的思想,自给自足的意识及“艺高为下”的封建思想也使农业知识难入学府。
中国传统农业教育传播源于阶级社会的建立。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出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经济仍然主要以农业为主,但统治者已很少或不再参与农业生产实践。农业教育传播不再以古代原始形态的教育传播为主。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多采取重农、劝农政策,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设置各种机构直接参与管理农事,指导和教授种植技术。战国初年,任魏文侯相的李悝对农民进行“尽地利之教”,即向农民传播农业生产技术,要求他们做到“知天勤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北方黄河流域,在秦汉南北朝时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成帝时,祀胜之总结北方旱地农作的经验和知识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沱胜之书》。之后,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南宋陈敷著《农书》、元代官修《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食民撮要》、明代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清末官颁《授时通考》等,洋洋五百多种农书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教育传播的瑰宝。其中,清代祁隽藻所著《马首农言》记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问题,对实践有很大指导意义。古代农业书籍的刊行,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明清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西学渐入,到19世纪末,中国建成农科学堂,农业教育传播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现代农业教育传播阶段
现代农业教育传播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科学校的建立。最早创办的农业学堂是1897年3月张之洞奏江西绅士蔡金石等呈请于高安地方创设的农桑学堂,1905年京师大学堂创建农科第一所高等农业院校,农业教育传播有了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课堂教学传播。相比农业教育传播前面的两个阶段,现代农业教育传播有了巨大的发展:
第一,农业教育传播过程中广泛应用电子媒介。早在1917年,商务印书馆拍摄的农业类电影《养蚕》,配合讲演、报告放映,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1922年南京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农学院举办农业专修科,设立推广部,从美国农业部购买了幻灯片、电影片,用唱片配音或播映员口头讲解,到各地宣传科学种棉知识。30年代,广播教学也开展起来。1935年6月,教育部要求中等学校和民众教育馆装设收音机,并定购下发一千多台收音机,聘请专家通过广播电台播放教育节目。20世纪中期诞生的电视,20世纪末的网络也都成为农业教育传播的新宠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世纪末,电视机在农村的拥有率高达96%。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受众的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金土地》等十几个农业电视节目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方方面面,全国各地方电视台也都设有以“三农”为主要对象的农业类节目。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更是为农业产业培养了数万农业人才。联合国认定的第四媒体——网络也广泛应用于农业教育传播中。打开google搜索引擎,输入“农业”字符,可以查到一百多万项有关的网页,网页的内容涉及了农业生产、农业经济乃至农民、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20世纪初的农业教育传播受西方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传播的影响,实业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领域。许多初创的农科学校或聘请西方国家农学士或参照西方农业教育兴办中国农业教育,讲习农艺,教授农学,传播农技。到1903年,癸卯学制的出现,对农业教育做出了系统的规定,中国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农业教育制度,确立了农业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农业教育传播系统逐步完善。
第三,从农业教育传播形式来看,中国传统农业教育传播时期是在生产生活中进行的非专门化教育传播,而专门化教育传播形式则成为中国现代农业教育传播阶段的一种主要形式。农业教育传播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在农业产业内进行的涉农信息的传递。农业产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教育传播必须要以专业化教育传播和非专门化教育传播形式两种方式进行。
研究农业教育传播的历史发展,是为了总结历代的经验教训。非专门化教育在农业教育传播的历史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期间农业从无到有,到传统农业阶段,经历了革命性变化,对于中国农业产业的进步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农业教育传播过多地注重专门化教育传播,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实践,对于当前“三农”问题束手无策。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方法,发展现代农业教育传播。
二、农业教育传播的相关研究
(一)我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中国教育发展史方面,研究探讨了中国教育的片面性,指出了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不学农”、“不学圃”,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简单,不需要设专门场所去从事生产技术学习,加之统治者不理睬人民生活,更不关心人民的教育。有的学者对中国最早农业教育的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原始的农业知识是靠一代又一代直接传授的。在一个部落里,孩子从小就学习做各种工作。男子成年以后,要接受一系列的训练,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是最早的农业教育。还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张波教授在《西北农牧史》一书中,对古代农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兽医学教育进行了探讨,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古代官方建立的第一个兽医学院——唐太仆寺有关学生的招收、教师的选用和使用的教材等方面情况。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由杨士谋等主编的《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进行了粗线条的梳理和研究(之所以是粗线条的,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研究和论述不足万字),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概括出了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七个方面特点。
(二)创新扩散
为了调查大众媒介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研究所的研究者在俄亥俄州伊利县对1940年美国的大选调查研究时发现,来自媒介的消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意见领袖将其所见所闻传递给同事或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这一过程被称作两级流动传播。两级流动传播模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级传播模式,它经常被用于扩散研究中。扩散研究就是对社会进程中创新(新的观念、实践、事物等)成果是怎样为人知晓并在社会系统中得到推广的研究。
在所有扩散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在衣阿华州农民种推广杂交玉米种子的研究(Ryan& Cross,1943)。这一创新于1928年开始在艾奥瓦州农民中推广,由此引发了历时20多年的农业创新和一场农场生产方式的革命。瑞安和格罗斯(Ryan& Cross)的研究形成了散布研究的经典范式。他们的调查包括四种主要的散布元素:(1)一项创新;(2)通过特定渠道传播;(3)经历一段时间;(4)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成员之中流通。其实施步骤如下:
①访问约259位农民以确定他们何时及如何采用杂交玉米新种,又是在何时如何获得玉米新种及其耕作方面的信息。
②经过一段时间的计划采用率(最终以常见的S曲线图表现出来)。
③农民被确定归入采用者行列的依据是其采用玉米新种的时间。
④在创新决策的过程中,确认各种传播渠道扮演的不同角色。
罗杰斯把论述重点从单一方向的传播活动转移到传播过程中参与者的信息交换。作为一种理论建构,罗杰斯使用了香农和韦弗的信息和不确定概念。由于创新就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方法和观念,因而创新会给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感。
罗杰斯对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率高低的创新特征进行了分类(Rogers, 1983):
①相对优越性:认为一项创新优越于它所取代的旧观念的程度。
②兼容性:认为一项创新于现有价值观、以往经验、预期采用者的需求共存的程度。
③复杂性:认为一项创新被理解和运用的难度。
④可实验性:一项创新在有限基础上可被实验的程度。
⑤可观察性:创新结果能为他人看见的程度。
罗杰斯补充说:“一般说来,接受者认为有较多的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及更少复杂性的创新比其他创新将更快被人们采用。”
(三)农业推广研究
农业推广学的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最早出现在美国。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时农业推广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进行的,缺少系统性和学术性。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农业推广学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及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概念,这些理论对农业推广学的理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农业推广学的理论研究,继续向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方向深入发展,而且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也不断渗入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之中,这使农民采用行为分析以及推广活动的技术经济评价方面有了新的成就,农业推广问题的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也不断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推广学的理论研究进展极快,形成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人们更注重从农业推广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来研究农业推广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从过去以美国为主逐步转向以欧美为主、世界各地广泛可见的新局面。
进入90年代,国外学者们在充分运用行为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研究农业推广的基础上,试图在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形式及推广方式方法方面寻求突破,国外在农业推广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处在一个新的突破与创新阶段。如Crowder& Andersen指出应将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视为一体化农业技术系统中相关联的有机组成部分,Van.Beek提出的“超越技术传递”、N.Roling的“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科学知识体系”,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咨询式推广服务相结合的“现代农业推广”等。另外,Phelan也对咨询式推广服务做了较为充分的探讨等。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农业推广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不断深化的趋势。
我国对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已开始。早在1933年唐启宇著的《近百年来中国农业之进步》,就对农业推广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农业教育问题作了很多论述。1935年由章之汶、李醒愚编著的《农业推广》,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的农业推广教科书。1939年,农产委员会出版了《农业推广通讯》,不断报道国内外农业推广信息与工作经验。这种从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农业推广后来对台湾省的农业推广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省的农业推广一直受着美国农业推广的影响,因而农业推广学的研究也大体上与美国相似。
在中国大陆,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只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此农业推广学的研究甚少,农业院校也不开设农业推广学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人们重新认识到农业推广的重要性,因而不断开展农业推广研究工作。一些院校从1984年起,相继开设农业推广学课程。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于1988年设置农业推广专业专科,并且和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合作培养了我国最早从事农村发展和推广研究的2名博士研究生。1993年将农业推广专科专业升为本科。
近年来,我国农业推广理论界把农业推广的涵义分为三个方面:(1)狭义的农业推广。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业技术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此时期的农业推广是以指导性农业推广为主线,以“创新扩散”理论为基础,以种植业的产中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技术传递、技术指导、成果示范等为主要方法的技术推广。其主要目标是使农民熟练地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增产、增收,以改善环境和农民生活。发展中国家及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多为此类型的农业推广。(2)广义性农业推广。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和发展时期,农民的需要与日俱增,单纯技术上的问题已不能满足需求,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逐步向人的因素以及市场、经营、运销等方面转移。此期间的农业推广以“教育性”农业推广为主线,以行为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推广教育、培训、诱导、传递信息为主要方法。其主要目标是使农民获得实用的知识,改变农民的态度和行为,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团体发展能力,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3)现代农业推广。当一个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后,农业商品生产高度发达,农民素质已经达到比较高的层次,“硬技术”因素已不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往往是非技术因素(如市场供求等)成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限制因素。此期间的农业推广以“信息沟通”式推广为主线,以行为科学、沟通学、农村社会学、现代管理学、决策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为理论基础,以组织沟通、咨询服务为主要方法,其主要推广目标是引导农民自愿行为的变革,进而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发展。在推广实践过程中,我国沿用的仍属于狭义的农业推广。王慧军等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即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内,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推广内涵应该是,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采取教育、咨询、开发、服务等形式,采用示范、培训、技术指导等方法,将农业新成果、新技术、新知识及新信息,扩散、普及应用到农村、农业、农民中去,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种专门化活动。(13)
1987年以后我国农业推广研究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产生,完成国家博士点基金项目、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科研项目、中华农业科教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数项重要项目,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专著、译著和教材。这一系列的工作成果反映了我们在农业推广研究领域,经历了从了解与引进国外农业推广理论与经验,到全面、系统、客观地比较、评价国内外农业推广实践模式,再到建立我们自己的对我国实践具有指导价值的理论体系,提出我们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方案以及解决我国农业推广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过程。我国农业推广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93年7月,《农业技术推广法》颁布实施,对推广的原则、体系的职责、推广规范和国家的保障机制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是我国农业推广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推广事业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农业技术推广法》颁布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农技推广法的办法。到2000年底,共有24个省(区、市)的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农技推广法实施办法。这标志着依法管理农业推广事业的局面在全国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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