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与发展趋势

1.3.2　相关研究与发展趋势

对于城市公共性景观的关注始于城市公共生活，伴随着各种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艺术与科学，形象与生态，文化与自然，建筑与景观，公共与私密，理性与感性，人与自然……景观规划设计师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以上词汇来描述自身的工作领域”，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内涵构成与实践领域在不断拓展^[48]，城市公共性景观也是如此。整理相关文献，城市公共性景观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内涵与规划设计的研究，二是整体结构与区域发展的研究。

1）城市公共性景观的个体内涵与规划设计研究

（1）城市公共性景观美化研究

城市公共性景观最早是以城市户外活动空间的身份为学者所关注的。早在1889年，威尼斯建筑师开米罗·西堤（Camillo Sitte）在其出版的著作《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中，引用历史案例，运用艺术原则，研究街道、广场的美学设计与修饰，试图建立城市公共领域中实体（当时主要指教堂建筑）与空体（街道和广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形式美的根本法则，强调实体与空体的连续性以及内在的关联性。他反对引用古典主义的部分原则规划设计大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间，例如奥斯曼（Hausmann）的巴黎轴线规划，强调以广场和街道为代表的城市公共性景观以及视觉走廊的重要性，甚至将建筑贬抑到附属地位，认为建筑只是围合城市开放空间的面。在英国，城市美化运动（Garden City Movement）的主要领导者雷蒙·欧文（Raymond Unwin）是最早受到西堤影响的人，其著作《城镇规划实务》对于20世纪早期的城市规划设计影响巨大。以西堤的研究为基础，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弗莱德瑞克·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的《城镇设计》，分析城镇广场的概念以及城市公共领域的设计元素；保罗·扎克尔（Paul Zucker）的《城镇与广场》（Town and Square），扩大了城市公共广场的原型，注重分析城市建筑簇群的相互关系^[49]。之后，更多的学者探讨如何或者以何种方式将建筑美学构成元素引用到大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中，包括秩序^[50]、一致、平衡、对称、尺度、比例、韵律、对比与协调等^[51]。

（2）城市公共性景观的人文化发展

将环境行为科学理论引入城市公共性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人在特定环境状况下的内心心理倾向和外在行为反映，是城市公共性景观趋于人文化的重要发展。环境行为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行为方式的兼容性与程度、公共与私密行为的方式与特征、各种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实现以及如何获得有意义的行为环境等主要方面。作为这一领域的奠基者之一，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以使用者的意义（相对于规划设计师或评论家）和日常环境（相对于历史上或者现代的著名地标）为讨论的焦点，对城市建成环境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试图建立人与环境之间非言语交流的模型^[52]。扬·盖尔（Jan Gehl）从人以及户外公共空间活动对物质环境的要求的角度研究和评价城市公共性景观的质量，分析吸引人们到公共空间活动，促成人们的社会交往的方法^[53]。拉斯穆生（Steen Eiler Rasmussen）的著作《体验建筑》（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旨在探讨人们对于室内外空间的不同反应，以及欣赏形式、色彩、质感等方面的方法^[54]。郭登·库伦（Gordon Cullen）在《城镇景观》（Townscape）一书中深入研究连续性视觉（serial vision）技术，细心剖析环境与人之间发生趣味性、戏剧性等感性联系的三要素，包括视觉、场所以及城镇景观构成要素的色彩、质感、比例、风格、性质、个性与特色等^[55]。在大量调查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学和统计分析的方法被引入城市公共性景观研究，众多学者对城市公共性景观的公众偏好、行为影响、景观吸引等问题进行量化研究^[56]，以期更明确地把握人与环境之间的行为心理影响，塑造“积极外部空间”^[57]。

随着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公共性景观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人性化特征，即场所理论（space theory），强调在规划设计中重视人们对于场所的情感要求、活动要求以及使用者与景观环境之间大量的、日常的关系和参与决策的要求^[58]。城市公共性景观的文化载体特性也逐渐为人认知，如福斯特·恩杜比斯（Forster Nolubisi）认为“城市景观的规划建设是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更是穿越时间的古今对话”^[59]。

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是多视角和多学科的，是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较早建立景观规划设计学科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果，把文化作为研究景观规划设计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方法和视角。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60]则认为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不同的聚居环境呈现不同的文化景观，不同的文化景观都独特地反映出创造它的文化。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通过景观记载、保存、再现文化内涵由来已久，中国古典园林“物境—情境—意境”之间的转换和融合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中国景观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可以包含这些方面:文化结构与景观类型，地理特征与人文特征，景观形态的深层哲理，景观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景观的艺术文化性。”^[61]对于文化继承与保护的渴望，对于“假古董”等景观建设性破坏的反思，使得现代城市公共性景观规划设计的文化再现成为时代的需求。戴代新博士在刘滨谊教授的指导下，以大众游憩为导向，探讨景观时空物化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该研究旨在探寻文化、景观和游憩的三元关系，提出时空异化、时空强化、时空聚化的创新思维，从文化主题、景观结构、景点设计三个层面，探讨以有形的景观表达无形的文化的规划设计方法^[62]。

（3）城市公共性景观生态理论与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日益恶化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63]。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64]，生态学理论的引入，使人们认识到城市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多功能的随机动态的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65]。1969年麦克哈格（Ian 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中倡导城市与区域规划遵循自然规律以及以土地利用“适应性分析”（suitability analysis）为代表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66]，这本书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

近20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公共性景观对于人和城市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停留于可见的城市美化^[67]和可游的游憩场所，而是深入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68]；城市公共性景观的研究范畴也相应地从以传统的广场、街道、公园为主的人工景观扩展到影响城市发展的自然景观。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失的自然生态载体，城市公共性景观的生态研究成为热点和城市发展的前沿课题。大量探讨自然生态规律及其在城市公共性景观规划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的著作应运而生，例如安妮·韦斯顿·斯彭（Anne Whiston Spirn）在《花岗岩花园》（The Granite Garden）^[69]中，揭示城市中包括空气、土壤、水体、地形、动植物等的自然景观环境要素对于改善城市生活聚居环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保护和优化的规划设计思路^[70]；麦克·豪（Michael Hough）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城市自然景观要素对于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并通过研究水、植被、动物等的自然规律及其在城市中循环、生长与活动特性，总结自然规律对于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启示，探寻二者和谐的结合点^[71]；约翰·提尔曼·莱尔（John Tillman Lyle）在其代表作《为了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Design for Human Ecosystem）中，研究自然生态过程的设计成长轨迹，努力探寻符合自然生态可持续要求的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方法和技术^[72]。另外，威廉·M.马斯（William M.Marsh）^[73]和弗雷德里克·斯泰纳（Frederick Steiner）^[74]等也就城市景观自然要素的生态特征以及基于此的规划设计方法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强调城市公共性景观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4）城市公共性景观的多方位综合探讨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刘滨谊教授在其所著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中，引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城市公共性景观的实践，分析现代景观与中国传统园林的主要区别，探讨现代景观在视觉景观形象、环境生态绿化、大众行为心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提出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三元论”；对于城市广场、各类公园、步行街、交通道路的景观构成要素、景观价值取向、景观特征以及具体的景观规划设计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观点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75]。伴随着国内城市公共性景观建设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结合具体的工程实践提出各自在城市公共性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的理论思考、思维转变和方法应用，在价值追求、文化内涵、地方精神、历史记忆、生态构建、景观分析、美学形象、心理行为等方面进行交流^[76]。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城市公共性景观的探讨已经不再局限于其自身属性和内部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引入经济学的外部效用和边际效用概念，城市公共性景观的经济性开始为人们所关注^[77]。城市公共性景观建设对于周边房地产的市场推动和价值提升过程^[78]，以及城市复兴、社区振兴过程中公共性景观建设的关键作用^[79]等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课题。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城市公共性景观对于其所在区域发展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2）城市公共性景观的整体结构与区域发展研究

目前关于城市公共性景观整体结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领域:一是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理论与城市视觉形象系统整合；二是城市景观生态理论与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建设。

（1）城市意象理论与城市视觉形象系统整合

1960年，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印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通过对市民的系统调查，分析市民的城市图画与意象图并创造性地提出“城市意象”理论，提出城市的整体意象是由通道（path）、边缘（edge）、标志物（landmark）、节点（node）和区域（district）五个要素构成的，倡导城市中的结构元素必须能在观察者眼中或者心中创造一个强烈的视觉意象^[80]。凯文·林奇的理论是20世纪最具贡献的论述，表明城市公共性景观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构成元素，至今仍有影响。在中国城市公共性景观建设的实践中，城市意象理论被广泛应用，结合我国实际以及城市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发展，众多学者试图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要素与结构，进行城市形象的整体构建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系统化建设。例如，徐怡涛以南京城市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为例，着重分析了城市景观的依据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剖析了城市景观诸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总结出一些城市景观结构的基本规律，并对当前城市规划设计中存在的一些方法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81]。金俊博士在齐康教授的指导下，从城市景观空间的系统建构与整合方面，进行城市理想景观的探索。该研究旨在打破狭隘的“景观”意识的束缚，强调城市景观的整体观、系统观:一方面从景观空间的视角来理解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化，通过对城市中的建筑、城市中的街道、城市中的广场、城市中的自然这四个景观要素及结构关系的研究，建立景观空间系统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以景观空间系统的理论为指导，从整体、线性区域、单元三个层次探讨了城市景观空间的整合实践^[82]。另外，对于城市形象的研究还显示，包括城市视觉形象系统在内的完整的城市形象系统的统一识别性和创新性，将会形成“城市文化资本”，并在城市发展中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城市独有的无形资产，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83]。

（2）城市景观生态理论与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建设

景观生态学^[84]的发展及其在城市公共性景观领域的运用，推动了景观整体结构、功能与动态的生态学研究，强调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类活动过程对于各种生态过程的尊重和协调。此类研究中，“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基质（matrix）”^[85]是一个基本分析、评价和表述的语言。研究成果以1986年福尔曼（R.Forman）和戈德伦（M.Godron）提出的七条景观生态学原理^[86]最具影响，包括景观稳定性原理、景观变化原理、能量流动原理、养分再分布原理、物种流动原理、生物多样性原理以及景观结构与功能原理。之后，福尔曼等人于1995年又提出了两个景观整体模式，即不可替代格局和最优景观格局，而“集聚间有离析”（aggregate－with－outliers）^[87]被认为是生态学意义上最优的景观格局，包含许多生态优越性，同时又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

景观生态学为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优化研究和具体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上海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分析中，车生泉选取了绿地景观构成、景观破碎度、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最小距离指数、景观连接度指数和景观分维数等景观生态学指标对上海市建成区范围内的77个公园进行景观格局分析^[88]。近年来，绿道网络规划以及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成为城市公共性景观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专业核心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先后于1995年、2004年、2006年刊出“绿道规划”（Greenway Planning）专辑，介绍世界各地各个不同层面的绿道网络规划实践及研究成果。在中国，绿地系统规划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定子系统，运用GIS和遥感技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重在探讨城市绿地景观格局及其各个层面上以生态为导向的规划对策^[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