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福特生产体制的危机普遍造成了西方国家核心区的衰退和逆工业化、逆城市化过程，而基于弹性生产、地处边缘的一系列新产业区则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此新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迅速兴起了关于生产体制是否已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的性质的争论。作为这场争论的产物，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在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领域又重新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与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宏观层面的研究相比，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更侧重于特定区域本身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开始由经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转向各区域内部的特定问题，如核心区的经济振兴、新产业区的形成、地方环境和创新能力的培育等。同时，由于环境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迅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兴领域。在理论方法上，一方面，受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和缪尔达尔和卡尔多循环因果积累模型的影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非常强调区域发展的特定技术、制度和社会基础，强调“结构主义方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受古典经济学复兴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兴起的影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又非常强调马歇尔集聚经济和交易费用、学习创新在区域增长中的作用。概括起来，与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相比，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新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发展、地方环境和学习创新、新贸易理论和地理经济学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苗长虹，1999;高洪深，2002;吴殿廷，2003;谢晓波，2004)。这主要表现在:

1.新产业区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基于意大利Emilio－Romagna区内成熟型产业成功发展的现象，提出了“弹性专业化”的概念。之后，其他学者在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基于中小企业合作联系网络的弹性专业化可成功与大宗生产竞争。与此同时，斯考特等人在美国和西欧的一些案例研究中，强调生产系统的垂直分化可导致新产业集聚的出现。由此，伴随着生产体制是否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争论和对欧洲、北美一些经济成功区域的案例研究，“新产业区”理论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前沿领域。一般认为，新产业区是弹性生产系统或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在地理上的集聚，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特殊的本地社会文化环境。后来，一些学者试图将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将其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众多新兴的、以专业化为特点的就业增长地区。目前，关于新产业区的讨论仍集中在新产业区的定义、识别指标和形成与发展的结构特点方面。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是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前者是发展企业和区域的新的制度性手段，能减少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是地理上接近和集聚所创造的一种文化力，它能够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减少交易费用。但严格基于这两个标准，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新产业区。基于韩国发展最快的两个产业区的经验，韩国著名地理学家朴杉沃教授等提出，应将新产业区概念一般化，认为新产业区是“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的劳动分散、生产网络和根植性(不管这种根植性是本地还是外来的)”，并总结有关研究文献，将新产业区形成的一般特点归纳为4个并存:弹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地方性网络与全球性网络并存，当地根植性与非当地根植性并存，小企业与大企业并存。我国经济地理学家王缉慈教授等则基于对北京中关村新技术集聚区域的研究，认为用网络和根植性两个主要标准识别新产业区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建立不断促进技术创新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展新产业区内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网络，是产业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2.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跨国公司及其活动的迅速增加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极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地理上分散活动的功能一体化，给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区域经济本地网络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之间的联系与冲突问题。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与投资地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目标、制度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不仅难于同地方网络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而且会同地方网络相冲突，对地方网络造成破坏和冲击，对投资地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构成损害;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时代，有效利用外资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加强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的联系，又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战略关键。因此，如何协同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的关系，调节全球化和当地化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矛盾，增强区域竞争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课题。

3.地方环境与学习创新研究

伴随着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某些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在经济形态上，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兴起;另一方面，在区域形态上，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本身是倾向于地方性的，知识的区域集聚促成了一些“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和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因此，国际区域经济学界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后福特主义的争论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重点研究知识在创造、保持产业和区域竞争力中的作用以及区位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地理集聚与地方环境、区位与学习创新日益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地理集聚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主要法则。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空间集聚的解释大都源于马歇尔(Marshall)的集聚经济传统:富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以及技术扩散的收益。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表达，即地理集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降低参与地方交换企业的成本或收益，能够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交易费用。这种静态的解释虽对传统工业的地理集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这种基于地方交易效率和交易密度的解释似乎是假说性的，因为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地理上集聚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空间集聚同企业间的地方化贸易联系以及及时生产系统(JIT)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和演化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化，区域经济学在关于新产业区研究和后福特主义的争论中，逐渐将动态的学习创新过程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初步形成了区位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的研究框架。

在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企业、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不仅源于其静态的相对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动态创新能力，而区域的动态创新能力是与特定的地方环境及其该环境下的学习创新过程密不可分的。产业活动的地理集聚与其说是为了从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中获益，不如说是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地方环境以增强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这种地方环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等经济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如果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编码的知识，另一类是不能编码只能“干中学”的知识，则前一类主要包括know—what和know—why等信息方面的知识，后一类则主要包括know—how和know—who等方面的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由于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学习过程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意会知识只能通过“干中学”进行生产，因而学习过程对地方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同时，由于知识作为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其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而作为生产要素，知识又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和消费不只是单个企业或机构的行为，它依赖于特定的创新环境，个人、企业、组织在特定的创新环境下集聚，通过地理接近和便利的学习以实现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知识的积累，这种相互联结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地方环境和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约束其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各行为主体伴随竞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解决方法的能力。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地方环境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如Putnam将其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torper将其称为“非贸易相互依赖的纽带”(Nexus of untraded interdepen－dence)，Amin和Thrift将其称为“制度氛围”(Institutionalthickness)，Markusen将其称作“黏性空间”(Sticky Places Inslippery Space)等，但均强调了地方环境对地理集聚的特殊重要作用。

4.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研究

受经济地理学“结构主义”方法和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影响，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和主导因素的认识上，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实施的区域管制日益受到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崇和重视。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学派的代表斯考特(A.J.Scott)和斯托波(M.Storper)指出，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及其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三种相互独立的理论工具:管制理论、制度和演化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有机综合。在福特制大批量生产时期，区域管制作为介于宏观管制和微观管制的一种管制领域，它兼顾了宏观管制和微观管制的双重特点。在宏观方向上，受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和立法的影响，区域管制的重点是经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经济关系，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和地区经济开发立法，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防止经济核心区的过密发展，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在微观方向上，对垄断和公用事业的管制以及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则是管制的重点，政府和企业之间以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为主要特征，政府是典型的管制型政府或福利型政府。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弹性生产体制的兴起和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无论是在宏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微观经济方面，放松管制、调整管制手段和管制领域，成为区域管制的主要趋势。在管制的手段上，市场制度的作用受到社会的重新推崇，以前那种面向垄断以价格管制、发放许可证为主的直接管制方式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怀疑和批评，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的间接管制成为实施区域管制的主要手段。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提高国家和区域的竞争能力成为政府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与放松管制的思潮相适应，以前的管制型政府或福利型政府逐步向发展型政府或企业家型政府转变，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激励政策，通过建立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促进新技术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创新以及“新产业区”的发展，也是区域经济管制思想和手段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区域管制的实施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基础。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被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制度经济学就以其独特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并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所阐释的区域不平衡增长，长期成为区域经济学解释区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的经典工具。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在承袭制度学派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与新古典经济的综合，因而更加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和地理学的重视。新制度经济学以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为工具，打开了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黑箱”，重新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制度的供给、需求和变迁，进一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逻辑。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人们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需要制度，以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效率的基石，而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迅速增加。如果说技术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就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的交易成本。因此，制度通过交易成本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绩效。在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时期，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组织形式就是垂直一体化，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集体讨价还价，以白领、蓝领明确划分的劳动关系以及凯恩斯福利国家主义的法律政策体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地理特征便是具有较大生产和消费能力的核心区的出现、区域系统的核心—边缘模式的形成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运输成本、集聚经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解释这种地理特征的重要理论工具。在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时期，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快速变化，生产的水平和垂直分化以及不同规模企业间的网络联系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有效制度形式，与这种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是以学习创新为基础的竞争和以合作为基础的劳动关系以及以民族竞争优势为导向的法律政策体系，这种生产组织的地理特征是“核心—边缘”结构的破裂、核心区的衰退、大量“新产业区”的出现以及逆城市化、逆工业化的发展，空间交易成本、学习、创新、社会资本、网络、路径依赖等，则是解释这种地理特征的主要工具。因此，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任何生产组织的形成及其地理结构均根植于其特定的技术——制度环境中，并随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受“数量化”运动的洗礼而强调建立抽象化的一般法则，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则开始全面转向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技术和制度环境的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区域经济学界新马克思主义的盛行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产业区”理论和“区域学习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均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视角的这种转变。

5.新贸易理论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一直与区域之间的贸易问题紧密相关。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俄林等的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其前提假设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恒常，它无法解释具有相似资源禀赋国家和区域之间的贸易和专业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及其与区位理论结合所形成的地理经济学，则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出发，通过专业化和贸易形式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历史相关(History Matters)和循环积累(Cumulative Causation)，通过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了产业内贸易、专业化、产业地理集聚和区域核心—边缘结构的成因以及发展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提出了增强产业和区域竞争优势的战略贸易政策。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国际贸易既是由比较优势驱动的，也是由收益递增和外部经济驱动的，这些外部经济更多的体现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而不是体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因此，要理解贸易，就必须理解导致地方和区域生产集中的过程。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克鲁格曼将外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间的相互作用作为解释区域产业集聚和区域核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关键，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模拟出随着运输成本由大到小、生产的地理分布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过程。克鲁格曼强调，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巨大的与市场规模效应相联系的“金融上的外部经济”，是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的主要成因，专业化区域的经济形态是由偶然性、路径依赖以及历史与偶然事件所设置的初始条件决定的，由于区域优势的循环积累和收益递增的“锁定”效应(Locked in)，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但专业化区域对于随机“冲击”的脆弱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普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区域发展理论作为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理论方法的融合上，一方面，伴随着制度与文化因素的引入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发展，人们将会更加重视区域经济的特定制度结构对企业联系框架和企业间网络、知识的循环、组织行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市场的行政管理与区域管制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动态区域发展理论的形成。尽管制度因素本身复杂多样，地理学对制度因素的处理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新马克思主义)而非新制度学派的新古典方法，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发展的制度分析中还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但近年来新古典主义方法在区域发展尤其是新产业区研究中所得到的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已体现出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融合趋势;另一方面，为建立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和区域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如K. Morgan等提出了“学习区域”(Learning Region)概念，试图将网络、技术和制度创新、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Milieu)联系在一起以解释区域经济增长，P. Cooke等提出创新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RSI)的概念，试图以动态演化的观点将新区域科学中的制度、文化、组织等因素和新马克思主义、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解释区域进行系统化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能力和潜力以及对制度、组织等环境条件的要求; D. J. Jin和R. R. Stough等则使用“学习能力”(Learning Capability)的概念，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时期产业组织和国际竞争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并讨论了个体和组织学习、交易学习、网络学习、空间学习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学习基础设施的要求; Maskell等人提出了“地方化能力”(Localized Capabilities)概念，并将其区分为四种要素:制度禀赋、已有结构、自然资源和区域的知识及技能，以建立区域学习创新与地方环境的有机联系; R. Matin和P. Sunley则使用内生区域增长(Ende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和本土化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的概念，试图将经济学中以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等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克鲁格曼的地理经济学同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发展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构筑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机制。这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范式说明，在“区域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这一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议程下，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熊彼特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科学之间出现了某些更深更广泛的融合趋势，尽管这些不同的理论方法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要实现真正的融合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但通过这些不同理论方法的碰撞和交流，新的区域发展理论必将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