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后期以来的记忆

在19世纪70年代，对太湖平原府州县乡镇的记忆，曾根俊虎似乎较其他外来游客要详晰得多。由于他是从上海出发，对上海可能颇为熟悉，因此在他的游记中，对上海的城市景观没有过多的记载。正像内藤湖南说的：“上海的状况，因为日本人都很清楚，所以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记录的事情。直到60年前，上海还很沮洳繁盛、芦苇丛生，现在已经是东方第一大码头。”他解释了上海迅速繁盛的一大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最初在道光末年为列强所迫而开港以来，十多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发展极为缓慢。长发贼之乱的时候，江苏一省大半变成战场，惟独这里因为有外国人租界而免受兵祸之患。避难的人们，无论富豪还是流民，争先恐后聚集到这里，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都市。所以到了今天，省会苏州的繁华几乎都转移到了上海。”^[64]这已是现在学界的共识。但他所说“江南的好去处，没有能超过这里的”，当然是着眼于经济发展而言，并不确切。

从上海往西，有一个青浦县城，城墙高二丈许，下面三尺用石砌，其他皆为砖砌；墙上面按照中国固有的筑城法，呈凹凸之形，差不多每隔三尺有炮门。^[65]曾根俊虎没有到过吴江县，而比他稍晚两年来的竹添进一郎，以诗人的笔调，说是“乱后荆榛锄未尽，荒城残日过吴江”^[66]，隐约地反映出吴江与其他地方一样，经历多年战乱后仍未恢复的荒凉感。

按照曾根俊虎的路程，从青浦向西，经过了嘉善县境的北部地区，包括西塘和千家窑镇。对前者，他描述稍多一些，不过仍是一些荒凉的记忆：“人家稀少，荒芜不堪，处处可见断桥残壁。”^[67]然而，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发的地方政府文献中，西塘镇白天的集市贸易，让人感到又别具韵味：“旭日满晴川，翩翩贾客船。千金呈百货，跬步塞齐肩。布褐解市语，童鸟识伪钱。参差渔网集，华屋竞烹鲜。”^[68]很快，曾根俊虎就直抵嘉兴府城。这里城墙高有二丈余，城墙、城门与炮门的设置，都与上海县城相仿。^[69]嘉兴城显然并不庞大，否则英国人利德尔也不会说是小镇了。他说：“这个古老的小镇一度很重要，但在太平天国运动时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内很多地方除了废墟一无所有。”^[70]

此后，曾根俊虎沿着运河，向西经过斗门镇（即陡门）就到了石门县城。城墙从水面高起二丈多，下面三尺左右为土堤，中间三尺多为石造，最上面则为砖砌。^[71]曾根俊虎比较道：这个城的建设与青浦城相伯仲，居民大约有五百许，没有繁华之色。^[72]然后是走一般的水路，较运河稍为捷近，到了临平镇。他感叹道：从嘉兴到临平镇，“桑田之多，让人惊愕”^[73]。

最后，就到了游程的终点杭州城。城墙从水面起高三丈有余，水门中有铁门，极为古旧，当时看上去似乎已不能使用。^[74]虽然上面包有铁皮，感觉不足以抵御枪弹。^[75]在曾根俊虎眼中，杭州“城中之繁荣大概与上海一般”，没有炼铁厂，没有马车和人力车。^[76]然而，西湖之美令他惊叹：“此湖举世闻名，是清国五湖之一，水光山色自不待言……其春夏秋冬四季之变迁，光景也随之变化，可谓绝美绝奇，文人不能成章，画工不能挥毫。”^[77]他的感受，与其他东游的外国人，几乎是一致的。英国人布莱克在他的游记中也说：大运河的尽头是杭州北门，这是杭州的主城门；城楼高耸于城墙之上，雕梁画栋、建筑精美。^[78]他认为这是“在中国看到过的景色最美的城门”，不过城墙内仍有大片土地至今尚未用来建造民房。^[79]美国人盖洛后来说，杭州城就像恺撒手下的高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城市、督抚和人民；而城内运河纵横交错，著名的人工湖冲刷着濒湖中段约三分之一的西城墙；到处能够看到衙署和学校，但大部分湖滨地区均被八旗兵军营所占，旗营一直延伸到了城内半英里之处。^[80]

从杭州回上海，曾根俊虎走的仍是一般的水路，而不是运河，否则曾他就看不到海宁、海盐和平湖了。在海宁州城，他照样详细记录这里的基本设施：城墙高一丈四尺余，炮门全部石垒，其上再以砖造，杂草繁茂，不见有一炮一枪；周长大约一里许。^[81]跟青浦县城相比，这里破损的似乎要多得多，“更无值得一看的地方”^[82]。在海盐县城，城墙高约一丈九尺，炮门砖砌，其下石垒。^[83]他认为，城防建筑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建造方法，“与迄今为止所见过的诸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84]。最后是平湖县城，城墙高一丈六尺，下面一尺为石造，上面六尺为砖砌，处处可见破损或荒苔，没有大炮等设备；^[85]城郭的周长有二里左右，城内三分之二的地方遭受过“长毛贼”的兵火，显得十分荒凉。^[86]对比本土的资料，完全也可得到一致的认识。兵燹之后，户口消耗了十之七八。到民国时期，县城南北两门仍是一片瓦砾，荒凉之感令人有今昔之悲。^[87]

上述类似的见闻，在其他外国人的“东游记”中亦可见到。内藤湖南总结比较道：“我经过的城市，房屋的构造，重厚高大以杭州为最，汉口次之。苏州和南京相似，稍微单薄一些。”总的来说，“江南的房子多用木材，不像北方的多用泥土。而穷人家的竹椽茅屋，也和我国的类似”^[88]。所以，最重要的基层城市像府和县的所在地，一般都围有城墙；如果没有城墙，在职官员的办公地就会驻于附近的一个城市。^[89]

表5－2　19世纪70年代太湖周边城乡聚落景观

续　表

注：千家窑镇，今称干窑，《别录》中未说地名，《漫游》中则称“窑村”。斗门，即陡门，原在明代为嘉兴府秀水县境的四大镇之一，明末清初战乱后，已较荒凉，居民稀少，参康熙《秀水县志》卷一《市镇》（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现已废为村落。
资料来源：《清国漫游志》《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北中国纪行后编》。

太湖平原地区，是近世外国人来华极为频繁的地方。这里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且开放较早，曾长期吸引了各类人群的目光。但是，根据曾根俊虎的描述，这里的景象，实在是差堪人愿，城镇一片破败、荒凉之景（详参表5－2）。而这时距同治三年（1864年）的“光复”（这一年一般作为太平天国的结束），已有十年，城乡地方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也可见太平天国战乱对江南地区带来灾难的深重。

【注释】

[1]［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载氏著《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7—358页；［英］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帝国丽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英］阿瑟·哈罗德·希思：《画里中国》，见《港督话神州》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2]详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伊懋可（Mark Elvin）：《市镇与水道：1840—1910年的上海县（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f rom 1480to 1910）》，载氏著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 PTY Ltd．，1996，pp．101－139。

[4]光绪《嘉兴府志》卷一《图说》，光绪五年刊本。

[5]同治《湖州府志》卷一《图》，同治十三年刊本。

[6]康熙《常州府志》卷一《图考》，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7]详参〔清〕盛林基：《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说》（嘉庆二年），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309页。

[8]参［英］阿瑟·哈罗德·希思：《画里中国》，第215页；［比］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9]民国《吴县志》附图，民国二十二年刊本。

[10]同治《上海县志》卷首《图说》，同治十一年刊本。

[11]嘉庆《松江府志》“图经”，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12]光绪《青浦县志》“图说”，光绪五年刊本。

[13]光绪《海盐县志》卷首《图》，光绪二年刊本。

[14]光绪《嘉定县志》卷首《县境水利旧图》，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15]同治《安吉县志》卷首《图》，同治十二年刊本。

[16]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上《图》，同治十三年修、光绪十八年增补刊本。

[17]康熙《无锡县志》卷一《图》，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18]光绪《石门县志》“城市图”，光绪五年刊本。

[19]光绪《常照合志稿》卷首《图》，光绪三十年刊本。

[20]万灵：《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1]光绪《金山县志》“图”、卷七《建置志上》，光绪四年刊本。

[22]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善县志》（送审稿），1993年4月，第24页，第一编，“建置区划”。

[23]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第11—29页。

[2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善县志》（送审稿），1993年4月，第24页，第一编，“建置区划”。

[25]雍正《嘉善县志》卷二《区域志下·城池》，雍正十二年刊本。

[26]［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75页。

[27]姜卿云编：《浙江新志》上卷《地方志》第二十一章《嘉善县》，杭州正中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刊本，页八十七。

[28]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美］施坚雅主编：《中国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5页。

[29]李长傅编：《江苏省地志》，1936年版第280、293—295、297、301—302、308页。

[30]《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志五》、《清史稿》卷六十五《地理志十二》。

[31]姜卿云编：《浙江新志》上卷，第10页。

[32]有关江南市镇及其经济的详细考察，可参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4页。

[34]卢学溥修，朱辛彝等纂：《乌青镇志》卷十四《乡村》，民国二十五年刻蓝印本。

[35]〔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本卷一《疆域》，民国七年铅印本。

[36]周庆云纂：《南浔志》卷四《河渠》，民国十一年刻本。

[37]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22页。

[38]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111页。

[39]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

[40]〔清〕戴槃：《严陵记略》（不分卷），“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条，同治七年刻本。

[41]《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原杭、湖属客民滋事之由》。

[42]《申报》光绪六年四月六日。

[43]〔清〕戴槃：《浙西减漕纪略》，“杭嘉湖减漕总记”条，同治七年刻本。

[44]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左制军奏杭嘉湖三府减漕稿》，载〔清〕戴槃编：《浙西减漕奏稿》，同治七年刻本。

[45]光绪《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灾歉》，光绪三年修、二十九补刊本。

[46]〔清〕秦湘业、陈钟英纂辑：《平浙纪略》卷十三，同治十二年浙江书局刻本。

[47]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1页。

[48]［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44页。

[49]［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第14页。

[50]［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45页。

[51]［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6页。

[52]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0页。

[53]［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4、27—28页。

[54]［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载氏著《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4页。“悟彻”应该就是作者在《清国漫游志》中所云的长老“吾哲”。

[55]［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63—364页。

[56]［日］冈千仞：《观光纪游》卷三《苏杭日记卷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29、31—34、63页。

[57]［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56—57页。

[58]［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85—386页。

[59]［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36、38、41、55、66—67页。

[60]郑曦原等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页。

[61]参冯贤亮：《坟茔义冢：明清江南的民众生活与环境保护》，《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84页。

[62]骆憬甫：《1886—1954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63]［瑞］阿道夫·克莱尔：《时光追忆——19世纪一个瑞士商人眼中的江南旧影》，陈壮鹰译，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3页。

[64]［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0页。内藤湖南（1866—1934年），1899年9—11月第一次来华，本书是该次旅华的游记、杂感和评论合集，1900年博文馆出版。

[65]［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299页；《清国漫游志》，第349页。

[66]［日］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2页：《廿七日过吴江》。竹添进一郎（1842—1917年），曾于1876年5—8月间游历汉中、蜀地和长江一带，本书是该时期的游记，初版于1879年。

[67]［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50—351页。

[68]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区域志二·乡镇》，光绪十八年刊本。

[69]［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01页；《清国漫游志》，第351页。

[70]［英］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帝国丽影》，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作者利德尔（1860—1925年）是著名的英国画家，本书是他1907来华旅行后的图文结合的作品。

[71]［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06页。

[72]［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54页。

[73]［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06页。

[74]同上书，第308页。

[75]［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55页。

[76]［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20页。

[77]同上书，第311页。

[78]［英］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帝国丽影》，第67页。

[79]［英］亨利·阿瑟·布莱克：《港督话神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布莱克（1840—1918年），曾于1898—1903年间任香港总督，中文名卜力。

[80]［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十八省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作者1865年生，于1903年首度来华，1911年于伦敦出版本书。

[81]［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25—326页。

[82]［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80页。

[83]［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27页。

[84]［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83页。

[85]［日］曾根俊虎：《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第333页。

[86]［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第385页。

[87]民国《平湖县续志》卷十《外志·丛记》，民国十四年序刊本。

[88]［日］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第152—153页。

[89]［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史式徽（1866—1937年），法籍耶稣会士、教会史教授，曾于1909年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