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区的流移

（四）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区的流移

嘉庆元年（1796年），秦巴山区爆发了著名的白莲教起义，战火致使流移入山的过程一度中止。从特定的意义上讲，白莲教起义所以在秦巴山区爆发，与前此大量流移集聚、落居山区不无关联，而起义及其被镇压，又成为引发新一轮更为迅猛的流移入山浪潮的契机。战后，山区人口锐减，史称陕南“自白莲教乱，富者去而之他，贫者流而为匪，川楚无业之徒纷纷前来，开荒种地”⁽⁷⁹⁾。川东北“民间既戾于贼，复扰于兵，奔窜流离，千村荆棘”⁽⁸⁰⁾。同时，清代人口经历了所谓“康乾盛世”间的空前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愈益尖锐，加之兼并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土地之外，而不得不到新的领域或新的空间寻求生计，流移潮几乎成为腹地各省的普遍现象。

与前一阶段相比较，除了山区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山外存在着广泛的、充裕的流移来源这一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清政府面对现实，在山区推行更为明确的开放、开发政策，嘉庆四年、五年（1799～1800年）先后有数道诏谕敦促山区推行垦辟，其一称：

总之，有恒产方有恒心。或将查出叛产及被贼难民绝产，量为分给；或于旷闲地方，如南山老林等处可以耕种之区，拨给开垦。数年之内，免其纳粮。俟垦有成效，再行酌量升科，庶各安本业，不致复怀反侧。⁽⁸¹⁾

其二则称：

陕西南山老林一带，山径僻杂，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莫若酌为经理，安置难民，务令得所。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为建盖营廨民庐。设良吏，行保甲以实心经理……而失业流民，日久即可作为土著。⁽⁸²⁾

尽管始初是以安辑山内“难民”、“流民”为主要目的，但并不阻止且无法阻止山外流移闻讯前往。

因此，第二阶段流移入山的势头较第一阶段更为迅猛，规模也更大，人数更多。时人对嘉庆白莲教战争后秦巴山区人口恢复、毁林开荒的情况多有记述。《郧中山》诗云：“郧竹万迭山，民在山深处。贼平民彻寨，更造新屋住。垦山复种田，春深麦遮路。”作者还特别作了如下解释：“白莲贼往来郧竹之时，民多逃亡，或结寨山顶，本不似前明流民与贼相附。今贼净民安，连遇丰年，民焚老林，垦山种麦及包谷，多造新屋，情颇安乐。”⁽⁸³⁾对于这一阶段流移进山的过程，严如熤、卓秉恬、卢坤等人有引人注目的记述。⁽⁸⁴⁾据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载：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州、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随着山区人口的增长，越到后来进山的流移，其落居地点越深入山区，海拔也越高。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山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改变着山区的人口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