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开发与资源型城市演进

一、资源开发艰难历程和企业缓慢发展

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矿业产生,资源开发经历了缓慢前行的历程,资源性企业也随之艰难发展。

(一)矿产资源开发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矿业地质调查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晚,既未能总结中国古代矿业开发的经验,也未能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中国1840—1949年间矿产资源开发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1.资源开发与近代矿业产生(1840—1895年)

近代矿业产生与煤的大量使用有关。一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通过海上航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在海上行驶的轮船的主要燃料是煤炭,它的消耗量随着轮运的增加而猛增。二是外资在华经营的砖茶厂、缫丝厂、玻璃厂、铁器厂、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运营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三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也要消耗大量煤炭资源。外轮、外资在华企业、洋务企业所需的煤炭最初大部分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但外煤运费高昂,因此,外国人一直在寻找中国可开采的煤炭资源。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掀起了投资煤矿业的热潮,但经历曲折。1875年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奏请开办的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矿业的正式产生,后因经营不善,日渐衰落。1892年,官办基隆煤矿因亏损而关闭。1894年台湾沦陷后,基隆煤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世纪70年代,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始筹建,但由于种种原因,此矿并没有建成。除此之外,在安徽池州、湖北荆门、直隶临城、山东淄川等地都有人集资勘探和开采煤矿,但由于资金不足或规模有限,大多开办不久即停办,留下来的也多为小型煤矿,机器设备甚是简陋。这一时期,最成功的煤矿代表当属开平煤矿。开平煤矿,位于直隶开平镇。由于地质条件好、煤炭储量丰富,加之经营有方,开平煤矿不断发展,煤炭产量逐年增加,据统计,1882—1895年,产量增长了近10倍;1895—1899年,产量又增加了1倍。^[54]同时,李鸿章等人又筹建了湖北煤铁矿,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勘探的历史。

由于当时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对金属原料的需求,除了煤炭资源的开采外,金属矿的开采也有一定的进展。从1881年到1894年,先后组成金属矿公司或厂号的达24家之多,其中:铜矿8家,金矿6家,银矿、铅矿各4家,铁矿2家。^[55]这些公司或厂号大多热闹一时,并很快倒闭。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平度金矿、漠河金矿、东川铜矿、顺德铜矿、池州铜矿、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广西贵县天平寨银矿、吉林天宝山银矿、大冶铁矿、贵州清溪铁矿、登州铅矿、石竹山铅矿、淄川铅矿等。

2.资源开发与近代矿业的发展(1895—1937年)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日本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在“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下,西方各国都加强了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开采。由此,1895—1912年,列强利用多种手段,对中国矿产进行了掠夺式开采,有关各种矿藏的条约、协定达42项之多。除此之外,列强还加大了对中国矿业,尤其是煤炭业的投资。其中,英、日、俄、德、法是攫取中国矿权的最主要的几个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们对华煤矿业的投资占外国在华煤矿投资总额的87%,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新式采煤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英、日两国投资于中国的矿业。当时主要的外资煤矿有开滦煤矿(开平煤矿)、临城煤矿、井陉煤矿、抚顺煤矿、烟台煤矿、本溪湖煤矿、淄川煤矿等。在煤矿业发展的同时,一些金属、非金属矿业也陆续兴办。如在湖北、河北、山东等地兴建了一批铁矿,在江西、吉林等地兴建了一批铜矿,在陕西兴建了延长石油厂,等等。这一时期的矿业有了初步发展,但因列强的掠夺式开发,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或被列强掠走。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肆意掠夺矿权,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在20世纪初掀起了收回利权、遏制外国人掠夺中国矿权的狂潮。经过激烈的斗争,山西、安徽、四川、山东、云南、吉林、辽宁奉天等大部分地区收回了矿权。1902年,清政府成立了商务总局,总理全国矿政。1906年,各省成立矿政调查局。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矿务章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民族矿业,主要是煤矿也得到一定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是保晋矿务公司和中兴煤矿公司。除此之外,金属矿和其他矿也得到了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大冶铁矿、龙烟铁矿、凤凰山铁矿、安徽繁昌铁矿、江西南部的钨矿、湖北新化锡矿山、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延长油矿等。

民国时期,矿业发展逐渐规范。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农商部奖章规则》《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中华民国矿业条例》等,这些规定,放宽了对民族资本开矿的限制,扩大了开矿区域,有利于促进采矿者扩大经营规模,促进矿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规范矿业市场、防止无序竞争、保护稀缺的矿产资源,于1930年颁布了《中华民国矿业法》。《中华民国矿业法》对采矿权的设置原则和煤炭资源开采边界作出了明确界定,以从源头上制止危害公共利益和侵蚀他人权利现象的发生。同时,为保障法规的有效实施、防止各类违规现象的发生,还确立了对矿业市场加强宏观监管的采矿权召回制度。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矿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列强的掠夺,包括列强对矿权的掠夺和对矿业的投资。这期间,德国、英国、沙俄、法国、日本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中国签订了多项条约、协定、合同,掠夺了中国的矿权。在掠夺矿权之后,这些国家就纷纷投资于中国的矿业,利用直接投资、借款或合办的方式,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矿业。在当时,各国在华投资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煤矿业,兴办了一些矿业企业,如开滦煤矿、临城煤矿、井陉煤矿、抚顺煤矿、烟台煤矿、福公司、本溪湖煤矿、华德公司。

二是民族矿业的兴起。通过收回利权运动,民族资本创办了一些煤矿和金属矿、非金属矿。其中,大型煤矿有保晋矿务公司、中兴煤矿、直隶滦州煤矿、萍乡煤矿、六河沟煤矿、中原煤矿、晋北矿务局、贾汪煤矿等,小型煤矿有怡立煤矿公司、正丰煤矿公司、烈山煤矿局、长兴煤矿局、西安煤矿公司、大通煤矿公司、北票煤矿公司、淮南煤矿等。金属矿有大冶铁矿、龙烟铁矿、凤凰山铁矿、安徽繁昌铁矿、山东金岭镇铁矿、安徽当涂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新化锡矿山的锑矿,云南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以及江西、广东、湖南的钨矿和铅锌矿。非金属矿山有延长油矿、四川井盐等。

3.资源开发与近代矿业的竭蹶(1937—1945年)

(1)大后方的矿业

第一,中西部煤矿业的发展。首先是发展西南煤矿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主要矿产也被日本侵占,中国绝大部分煤矿被日本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迁居重庆,为解决战争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西南煤矿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煤业得到发展,先后新建、扩建了30多个煤矿。其中稍具规模、日产百吨以上的有四川天府煤矿、嘉阳煤矿公司、威远煤矿公司、建川煤矿公司、宝源实业煤矿公司、全济煤矿公司、明良煤矿公司、南桐煤矿、西湾煤矿等。经过煤矿业的发展,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原煤总产量是有所增加的,据统计,1941年比1936年增长了1.8倍。^[56]还需一提的是,西南地区所产煤矿占国民政府管辖区煤矿总量的一半,四川是西南地区的主要产煤省份。据统计,四川省在战前年产原煤仅140万吨,而到1944年原煤产量增至290万吨,增长一倍多。^[57]其次,湖南、广东及西北各省等中部和西北煤矿业也得到了初步发展,但大多生产能力较小,年产量在几万吨左右。稍有规模的矿务局或公司有湘南煤矿局、祁零煤矿局、醴陵煤矿局、高坑煤矿局、同官煤矿公司、甘肃煤矿局、富国煤矿公司、陕西民生煤矿公司、八道湾煤矿等。

第二,西北石油工业。石油,是战争极为需要的资源。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一带地区相继沦陷,石油进口基本断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战时的艰难条件下开始举办自己的油矿。经探明,当时实际可采的油矿只有甘肃、新疆、陕西3省。其中,甘肃玉门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发展情况相比较好一些,于是1938年6月,国民政府设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拉开了玉门油矿开发的序幕,1940年玉门油矿已经初具规模。1936年10月17日,新疆省政府和苏联政府合作创办了独山子炼油厂,引进苏联的技术与设备,开始采炼独山子的石油,一时间独山子油矿发展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油矿之一。

第三,西南钢铁工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了新的工业基地,中国工业分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四川、云南、贵州、湘西等地。与军需工业密切相关的钢铁工业,由于战时迫切需要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一时间在西南地区勃兴,具有一定规模的钢铁厂数量剧增,产量也随之迅速提高。战后,由于资金、人力、物资的撤离,西南钢铁工业走向衰落,产品大量滞销,工厂倒闭。

(2)沦陷区矿业

全面抗战后,日本加速对华投资。东北作为日本侵华的基地,矿业投资有较大的发展。1937—1945年成立的矿业企业共有53家,其中较大的企业包括满洲矿山会社、东边道开发会社、密山煤矿会社、扎赉诺尔煤矿和阜新煤矿等。^[58]在关内,日本又控制和新设了大批矿山企业,其中被侵占的煤矿有大同、淮南、井陉、焦作等。除此之外,日本还掠夺了大量铁矿资源、石油资源和铝、镁等稀有资源。

(3)革命根据地的矿业开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一些与地质矿产工作有关的机构和组织,促进了边区工矿事业的发展。这些机构和组织包括延安自然科学院矿冶系、军委军事工业局第一科、边区建设厅工矿科、陕甘宁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等。为了扩大采煤业,提高石油产量,增加盐碱产量,1941年之后,这些机构和组织对边区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建设了西北铁厂,勘探了延长油田,并对盐、石膏、泥煤、芒硝、锰矿、油母页岩等进行了地质调查,增加了资源产量。除了陕甘宁边区,共产党还对晋冀鲁豫边区、太行解放区、太岳解放区等地进行了地质矿产调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4.资源开发与近代矿业的萎缩(1946—1949年)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了一部分大矿山,如开滦煤矿、抚顺矿务局、阜新煤矿、淮南煤矿等等。但由于内战的爆发,煤矿产量与抗战时期相比还是下降了,有些矿业企业受战争影响而停产。解放区煤矿在这一时期则获得了发展,一是原有的小煤窑迅速发展,二是未被国民政府接收的另外一些煤矿由民主政府接管,三是国民党节节败退后,之前接受的部分煤矿也逐渐被民主政府接收。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或者稍具规模的矿业企业有陕甘宁边区的煤窑、峰峰煤矿、潞安煤矿、房山煤矿、鹤岗煤矿、鸡西煤矿、蛟河煤矿、通化煤矿、六河沟煤矿、赛马煤矿、大同煤矿、井阳煤业公司、洪山煤矿、新汶煤矿、枣庄煤矿等。同时,民主政府还恢复了遭受破坏的煤矿。

(二)主要资源种类的开发与企业建设

近代各类资源开发中,与资源型城市相关的资源主要是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种类,相关资源企业相继发展起来。

1.煤炭资源开发与煤矿建设

(1)煤炭资源开发与煤矿业的起步(1860—1895年)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的航运业、机械工业传入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了船舶修造厂、经营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这些近代工业的出现,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出现在中国的轮船增多,所需煤炭也相应增加,中国旧式的手工煤窑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近代企业运转的需要。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作为燃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洋务派官员上奏朝廷,请求开办煤矿。清政府批准试办后,洋务派官员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和设备,中国近代煤矿开始起步。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机器采煤,台湾的基隆煤矿和河北的开平煤矿是近代最早使用机器采煤的两大煤矿。基隆煤矿于1875年开始筹办,1878年产煤,是中国第一座新式煤矿,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被炸毁,后来得到恢复,在甲午战后被日本侵占。开平煤矿于1876年筹建,1877年,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创建开平矿务局。1879年,开平矿务局引进外国机器进行生产,煤产量日益增加,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被英国侵占。此外,这一时期清政府或官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了一些小煤窑,如直隶磁州煤矿、湖北煤铁总局、安徽池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广西富川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煤矿、安徽贵池煤矿、北京西山煤矿、山东淄博煤矿、湖北大冶煤矿、湖北马鞍山煤矿。但由于管理不善、资金不足等原因,这些煤矿大多归于失败。

(2)煤炭资源开发与煤矿业的发展(1895—1937年)

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在中国开矿、设厂的权利,各国加大了对中国煤矿开采的投资。从1895—1913年,外资在华开办的煤矿共有32家,总投资约4997万元。^[59]随着煤矿数量和投资金额的增多,外资煤矿的产量也不断加大。据统计,外资煤矿的产量占中国近代煤矿总产量的83.2%,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矿业。^[60]帝国主义国家对煤矿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致在清末掀起了收回路矿权运动,提出了“设厂自救”的口号,相继收回了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山东、奉天、安徽、云南等省的一部分路权和矿权。与此同时,一些爱国绅商和封建官僚也分别集资开办了一批煤矿,如广西贺县西湾煤矿、河北滦县滦州煤矿公司、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等,但这些煤矿一般投资少、规模小。这一时期,外资或中外合资煤矿所产煤炭资源占中国煤炭总产量的绝大部分。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在这一时期所占分量较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较大的发展,开办了一些新煤矿,煤炭产量在全国煤炭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开滦煤矿、抚顺煤矿、淄博煤矿、萍乡煤矿、中兴煤矿、井陉煤矿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较大发展。

从地域分布来讲,直至全面抗战前夕,中国的煤矿大部分集中于东北和华北各地,其中以山西、辽宁、河南、河北等省为主。西南、西北地区,由于工业落后,加之煤炭储量贫乏,煤业发展较为迟缓,因此,煤炭产量极低。为了改变煤炭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1936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开发华中、华南煤矿计划”。同时,鼓励民间开采煤矿。这一鼓励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当时中国有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民营煤矿,其中山东、湖南、河北、山西、河南、四川大煤矿较多。除此之外,华中、华南地区的煤矿也有所增加,煤产量随之而增高,煤炭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随后,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作为战略大后方,其煤炭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3)煤炭资源开发与煤矿业的曲折前进(1937—1949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西部煤炭资源的开发。资源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嘉阳煤矿公司、四川矿业公司、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煤矿公司、建川煤矿公司、甘肃矿业公司、黔南煤矿筹备处等29处直辖煤矿。同时,国民政府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也筹建了一批煤矿企业,如湘江煤矿公司、中湘煤矿公司、昆华煤矿公司等。而且,在政府资金资助下,一些私人受到鼓励开办煤矿。这样,西南、西北煤矿市场得到扩大,中国形成了新的煤矿生产布局。其他地区的煤矿,如枣庄煤矿、大同煤矿、井陉煤矿、六河沟煤矿、抚顺煤矿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对其进行了掠夺式、破坏式的开采,所产煤炭资源减少,且多销往国外。但总的来说,日本占领区的煤炭资源产量还是远远高于国统区的煤产量。

抗战胜利后,日本霸占的煤矿大部分被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战争期间,受战争破坏的影响,有些煤矿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据统计,1946年,全国煤炭产量仅1800多万吨,只有1936年产量的一半左右。^[61]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列强控制的煤矿陆续回到了人民政府手中,并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2.石油资源开采与油田建设

(1)晚清“洋油”倾销与石油工业出现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赋予外国商人许多有利条件。国外石油在这种便利条件下通过通商口岸输入中国市场。当时中国尚采用土法开采石油,而美国等西方列强已采用近代钻机钻井,开采规模较大,石油产量猛增。在国内市场吸收不了如此大量的石油的时候,美国、俄国西方国家的石油生产商便向国外寻求出路,洋油由此进入中国市场。据统计从同治二年到宣统三年(1863—1911年)的49年中,输入中国的外国煤油达24.68亿加仑(约499.48万吨),其中美国煤油14.15亿加仑(约450万吨);输入中国的汽油113.5万加仑(约3600吨),全部由美国商人输入。49年中,煤油、汽油两项总输入量为24.69亿加仑(约800万吨)。^[62]从19世纪60年代洋油输入中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石油垄断中国市场八十多年。据统计,从1904年至1948年期间,我国共生产了290万吨原油,共进口“洋油”2800万吨。^[6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煤油生产国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煤油,低价换回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及大量白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刺激着中国近代石油工业的产生。

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始于台湾,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侵占,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祖国的石油工业行列。在中国大陆,面对国外煤油的倾销,国内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开发国内石油,延长石油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开发。1905年,陕西矿务局开始筹备延长石油厂。通过引进日本采油技术,1907年9月,延长第1井钻至81米见油,采得原油1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口近代油井。1911年延长石油官厂第2井钻成并产油,同年,第3井钻成,1912年第4井钻成。与此同时,新疆独山子油田也得到开发。1907年,新疆当局开始谋用机器新法开采石油。1909年,派人前往俄国购买提油机,独山子油田开始大量出油,这标志着新疆近代石油工业的开始。但1911年,由于经费、技术人员缺乏,独山子油田被迫停办。

(2)民国时期石油工业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割据分裂,无暇顾及石油工业。但由于石油是军事工业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矿业条例》,确立了石油工业由国家经营的基本政策。3月初,成立了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管理石油工业的部门。之后,中美合作勘探了陕西、直隶两省的石油,但勘探未果,致使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一个贫油国。在这种舆论下,中国地质者开始了找油工作,独立地进行了石油地质调查,并于1921年勘探出玉门石油的地质情况,称其具有储存石油的良好条件,有存在石油的希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石油工业放在了国防的高度加以重视,并成立勘探机构进行钻探,首先就进入玉门进行了石油勘探。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矿业法》,把石油矿划为国营矿业。1932年,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将石油工业列入国防工业范围。随后,资源委员会对陕北石油、四川石油、新疆石油进行了钻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长石油厂、独山子油矿、四川油矿得到了进一步的勘探,并取得一定成果。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玉门油矿也勘探成功,并且开始了规模经营,这证明了中国可以生产大量石油。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石油工业和台湾石油工业回到祖国,相关部门又制定了石油工业发展的计划、方针和措施,中国石油进一步发展。1946年,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个国家石油公司,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已经扩展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3.钢铁资源开采与铁矿建设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对钢铁的需求增加。但当时中国的铁矿开采和冶炼多是手工方式,产量甚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中国所需钢铁多从外国进口,且进口量日益增加,进口钢铁逐渐占据了中国的市场。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族钢铁才开始走向现代化,1886年,中国第一个近代冶铁企业——贵州青谿铁厂设立,但该厂开办不久即停闭。90年代,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兴建,中国钢铁真正走向现代化。大冶铁矿,始建于1889年,原为官办,后来改为官督商办。经过技术改造,钢铁产量增加,产品质量提升,获得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民国成立后,钢铁工业继续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钢铁价格猛涨刺激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辽宁、安徽、河北等地新设了一批近代铁矿,如本溪湖煤铁公司(1915)、阳泉保晋铁厂(1917)、鞍山制铁所(1918)、上海兴和化铁厂(1918)、龙烟铁矿石景山铁厂(1919)等。中国钢铁产量因之而增加,1920年全国铁产量达43万吨,钢产量6.8万吨。^[64]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加强了对铁矿的控制,规定长江流域各铁矿均为国营(江苏铜山五家营和安徽繁昌箬帽岭等区除外)。1936年以后,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湖南等地筹建了一些新铁矿,但成效不明显。与此同时,日本加大了对中国钢铁工业的侵入,在攫取东北本溪、鞍山等地的铁矿资源的同时,又以借债方式打入中国关内钢铁工业。1931年开始经营庙儿沟铁矿,1933年建立昭和制钢所,同时控制了一些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铸管厂、钢管厂、钢丝厂、机械厂等。至1936年时,中国重要铁矿资源已有大半落入日本人手中。

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为了保护关内沿海地区的钢铁厂和铁矿,国民政府把一些重要钢铁厂拆迁到了西南内陆地区。另外,为了适应战时军工企业的建设,资源委员会在战略大后方勘探出一些铁矿,西部铁矿资源得到积极开发。再加上人力、物力、资金的聚集,西部地区钢铁企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连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西南钢铁工业基地,其中稍具规模的有大渡口钢铁厂、资渝钢铁厂、电化冶炼厂、中国兴业公司、资和钢铁冶炼公司等。抗战八年间,钢铁生产采取大中小结合、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共生产生铁41.3万吨、钢4.5万吨,其中最高年产量为1942年的7.8万吨生铁、1944年的1.3万吨钢。^[65]抗战后期,由于管理不善,市场紊乱,许多钢铁企业陷入困境。

抗战期间,日本也加大了对东北和关内沦陷区钢铁企业的掠夺与控制,日占区钢铁工业得到畸形发展。在东北,1937年底,日本接收了昭和制钢所、本溪湖制铁所,并开始执行伪满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生铁产量显著增长。1941年,第二个“产业五年计划”确定,日本加大了对东北钢铁资源的掠夺,钢铁产量在1943年创历史新高。之后,由于殖民地统治经济的种种弊端,东北地区钢铁产量开始下滑并逐步走向崩溃。在关内地区,1937年日本制定了“华北开发四年计划”,加强了对阳泉保晋公司炼铁厂、太原制铁厂等企业的控制。在华中,占领了安徽的一些重要铁矿和湖北大冶铁矿。在华南,把海南新开发的铁矿砂大量运往日本。

4.有色金属资源开采与矿山建设

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冶金业走向现代化。热河平原铜矿、湖北鹤峰铜矿、湖北施宜铜矿、热河承平银矿、安徽池州铜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等16家有色金属矿厂相继设立。^[66]但由于管理不善,技术落后,一些厂矿很快停产或倒闭。20世纪初开始,中国有色金属开采逐步采用近代技术,但由于受帝国主义控制,大多生产规模小,生产品种少。

民国时期,钨、锑、钼、锡、汞、铋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控制。根据其产地,当时有“赣钨、湘锑、滇锡”之说。

钨是稀有金属,中国钨储量居世界第一,多分布在赣、湘、粤、闽、桂等省份。民国初年,由于国内和世界战争的影响,世界钨价上涨,国人开始积极开采钨资源。各处新矿相继发现,湖南、江西等地很快兴起20多家开采钨矿的企业。全国钨产量从1914年的20吨猛增至1918年的10200吨,1918年中国出口钨砂年达万吨,已居世界第一。^[67]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钨业起起伏伏,但钨产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占据世界钨矿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而江西钨矿又占全国总产量的大部分,其他如湖南郴县、宜章、资兴,广东乐昌、翁源、惠阳等地也都是重要产区。^[68]抗战爆发后,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各地钨产量下降。日本侵略军侵入中国主要钨产地赣南、湘南、粤北后,钨矿生产基本停顿。抗战胜利后,经过管理和整顿,全国钨砂产量上升,1946年为2638吨,1948年上升至9327吨。^[69]

锑多用作其他合金的组元,可增加其硬度和强度。我国锑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湖南是产锑第一大省,湖南锡矿山是中国最大的锑业基地。晚清的时候,引进西方先进炼锑方法,中国锑产量大幅上升,占世界总产量的半数以上。民国后,锑业生产继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世界形势的影响,锑产量更是猛增,曾达到每年两万吨以上的生产水平。战后,随着世界锑价的下跌,我国锑产量有所下降,但仍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抗战时期,受世界市场的影响,我国锑产量大减,1944年国统区锑产量仅204吨,还不到1939年产量的1/50。^[70]抗战胜利后,湖南等地的重要炼锑厂采用新式方法炼锑,锑产量有所增加。

锡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个旧及广西、广东、湖南等省份,这些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产锡之地。中国最大的锡业基地在云南个旧,古代由于盲目开采,生产衰微。1840年以后,云南个旧最先采用新法冶炼锡矿,并创办了个旧锡务公司,锡业开始向现代化发展。民国之后,锡业有了更大发展,锡矿产量更是增长迅速,个旧锡产量1912年为5802吨,1917年已达11070吨,增长近一倍。其出口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达8000多吨,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年出口量仍保持在6000吨以上。^[71]

二、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及动力因素

近代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以资源禀赋为基本要素的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较于前一个时期,资源型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曲折历程

1840—1949年中国资源型城市深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1.新兴资源型城市的产生(1840—1895年)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传入中国,资源型城市开始向早期现代化转型。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生产技术、新的机器设备,推动了资源型城市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另一方面,本国新的力量,包括洋务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工业高潮的出现,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轻工业、采矿业、机修业均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现代化。这两方面力量的发展,促进了新兴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使城市在规划、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较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有唐山、个旧、漠河等。

2.资源型城市较快发展(1895—1927年)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采矿设厂的权利,帝国主义遂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投入,加大了对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官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这时已弊病百出,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也想尽办法发展实业。同时,清政府已经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也不好对国内民间资本投资要求过严,因此放宽了对民间投资的限制,并推行了“振兴商务”“恤商惠工”的政策,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1840—1949年工矿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民国成立后,政府更加注重发展实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改善了工矿业的投资环境,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与掠夺,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而且,战争所需的煤、铁以及有色金属等资源迅速增长,刺激了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促进了资源性产业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后,西方国家恢复经济所需要的能源和冶金产品多从中国进口,又给中国资源开发和产品生产带来了一次机遇。总起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中国资源型城市得到较快发展。但好景不长,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后,又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和生产的控制,使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脚步又停留下来。

这一时期,随着开滦煤矿、临城煤矿、井陉煤矿、抚顺煤矿、淄川煤矿、本溪湖煤铁公司、大冶铁矿、龙烟铁矿、湖北新化锡矿山、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延长油矿、独山子油田的开发与建设,唐山、抚顺、本溪、大冶、个旧、东川、延长、独山子等资源型城市得到较快发展。

3.资源型城市相对协调发展(1927—1937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相对统一,资源型城市发展总体上相对协调。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采矿产资源,如颁布相关法规,制定经济政策,成立专门机构等。这些措施,促进了资源的开发,推动了煤矿、铁矿、油田及各类金属矿的建设,进而推动了相关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比如煤资源型城市的辽宁北票、鹤岗,钢铁资源型城市湖北大冶、辽宁鞍山,有色金属资源型城市的湖南水口山、云南东川、安徽铜陵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以四川为主的西南煤矿,以甘肃、新疆、陕西为主的西北石油,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的西南钢铁的发展,促进了相关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4.资源型城市畸形发展与停滞(1937—1949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内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很快沦陷,除东北地区外,这些地区也被纳入日本殖民侵略的范围。在这些地区,日本大量掠夺矿产资源,以供其侵华战争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西部大后方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西部资源型城市随之得到发展,而战争结束后,相关的人才、资金、技术撤退,城市又很快衰落。这一时期,无论是东部沦陷区还是西部大后方,资源性产业的发展都是以牺牲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因此我们说,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东北地区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已经全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37年后,日本更加剧了对东北地区资源的掠夺。他们不计后果的对资源进行疯狂式开采,造成了资源型城市的畸形发展。关内沦陷区,亦是如此。西部地区,为解决战争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采煤矿、石油和钢铁工业,西部资源型城市得到发展。

抗日战争结束后,久经忧患和离散痛苦的人们迎来的不是光明,而是又一次的黑暗。我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之前硝烟弥漫,城市已经破败不堪,接下来又是战争动乱,我国城市建设基本上就处于停滞和倒退阶段。

(二)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动力因素

受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在近代资源型城市发展演进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科技因素、外力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资源型城市演进的关键,近代资源型城市演进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资源赋存、资源产业、资本投入、劳动力等因素。

第一,资源赋存是城市形成的基础。资源型城市是指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者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与资源蕴藏及开采规模紧密相连。因此,资源蕴藏是资源型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甘肃、四川、新疆等省油田进行勘探,使延长石油厂、独山子油矿、四川油矿得以发展,在此基础上,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又如,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市的兴起与唐山工业、商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都说明资源型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和促进因素就是资源开发。

第二,资源产业的发展带动资源型城市向现代化转变。资源产业是资源型城市的支柱,产业兴则城兴,产业衰则城衰。以辽宁本溪为例,本溪湖商办煤铁有限公司,实际上承载了本溪市的兴衰。民国时期,这一公司几经更名,几经扩展,煤铁产业逐步向近代化发展,公司规模日益壮大。随之,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纷纷集中于本溪市,使本溪市的商业、人口、住宅、交通等发展越来越快,这样,资源开发地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疆界不断拓展。

第三,资本投入是城市发展的活力剂。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进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获得了此项权利,这样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越来越大。在此影响和刺激下,我国民族资本家和封建官僚、大地主、军阀等也纷纷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控制矿产资源的开采。这样,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官营资本,以独立或者合作的方式,对资源开采和加工进行投资,促进了资源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第四,劳动力的聚集是资源开发和城市发展的推动力。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1860年,东北局部开禁,移民大增促进了东北地区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大量关内人民移居东北,对东北地区资源开发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此外,焦作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得益于河南人口稠密的缘故。另外,劳动力的聚集也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2.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主要是从政治环境和政策措施两方面对资源型城市的演进产生影响。

第一,政治环境。一般来说,较好的政治环境,如战略地位、社会稳定、政府扶植、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等,对资源型城市演变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促使资源型城市兴起和继续发展;不利的政治环境,如中央及地方政府权威沦落、城市社会冲突或战争破坏、社会动荡失控等,对资源型城市演变起到阻碍作用,使资源型城市出现衰落(或阶段性衰落)。^[72]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内政治剧变、社会动荡,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现代化变革又不断深入,可以说,政治环境总体上并不稳定。但个别年月,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国内政治环境还是有利于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如甲午战争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资源型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之后国内又爆发了解放战争,政局动乱,影响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即从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打上了殖民主义色彩的烙印。

第二,政策措施。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法规,或者设置一些专门机构,来规范管理和控制矿产资源的开采。如晚清政府在清末新政中公布了《矿务章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振兴实业的方针,北京政府颁发了《矿业条例》,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矿业法》等,这些法规、政策,为资源的开采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支持,对资源型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工矿业专门管理机构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做的努力比较多,先后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通过这些机构制定了一些资源开发计划,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演进。

3.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也是资源开发和资源型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晚清时期,一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就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了,但那时新技术的使用范围还很小。民国之后,我国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仍然比较落后,这就阻碍了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一些厂矿企业管理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大范围地从外国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购买先进设备,并聘用外国技术专家,对资源型城市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民国政府也十分注重资源开采和生产的自主研究,注重人才培养,研发出了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推动了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促进了城市发展演进。

新式技术的研究、引进和应用,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应用,对矿产资源的开采、生产、运输、销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大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4.外力因素

外力因素是这一时期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影响因素。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而来,到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基本划定。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又成为侵略中国的第一大国。这期间,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文化奴役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在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首先,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推动了资源开发、生产和城市进步。其次,列强在“给予”中国各种支持的同时,从中国掠夺了更多的矿产资源,为其发展国内工业提供了能源和冶金等矿产资源。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他们都有对外妥协的一面,因此,1840—1949年的100多年间,矿产资源开发和资源型城市演进,均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城市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