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中利益关系与美国涉华舆论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奥克森伯格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把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按时间段进行了划分，即1784至1841年阶段的迁就时期，1841年至1900年阶段的鄙视时期，1900年至1950年阶段的恩宠时期，1950年至1972年阶段的恐惧时期，1972至1970年代末的尊重时期。[101]
早年曾在旧中国多家外国媒体任职，之后又潜心研究政治学的美国学者伊萨克斯也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通过调查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在美国公众和舆论中树立的形象。[102]此外奥克森伯格与罗伯特·奥克斯纳姆合编的《龙与鹰》[103]，美国著名学者威廉·瓦茨的《美国如何报道中国》[104]，库马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演变》[105]，迈克尔·谢勒的《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106]，西奥多·怀特和安那利·雅各比的《中国惊雷》[107]，还有中国学者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108]，陶美心、赵梅的《中美长期对话》[109]王立新的《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110]，余建军的《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111]，袁明的《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112]，徐小鸽的《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113]，周宁的《隐藏了欲望与恐怖的梦乡：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114]，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15]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阶段就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进行了概括。
1.近代中国的门户开放方便美国利益攫取，美国舆论居高临下看中国
从19世纪末，美国针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始，美国开始与英国等欧洲列强大肆分享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类人等大批进入中国寻找利益机会。其中最突出的是20世纪初大量涌入中国，力图进行文化输入改变中国的传教士，而他们就在向美国介绍中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传教士的黄金时代，紧接着涌入了大量的各种身份的美国人，包括商人、外交官、新闻工作人员、学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好奇的漫游者。
当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旧有的社会秩序被动摇，同时一批寻求现代化和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把美国视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对象。他们把美国视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来源地，并试图利用美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因此美国人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特权和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贫穷落后但又开始接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怀有的是一种混合了同情、恩赐、理解和喜爱的感情。一方面美国开始赞赏“中国的觉醒”，认为“一个新中国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116]，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人的种种美德；另一方面美国则以保护者和“施恩者”自居，把中国视作一个理想的可以接受教化的“孩子”。
这个时期赛珍珠（Pearl Buck）的畅销小说《大地》成为代表性的反映中国的美国舆论。小说塑造了一群善良、纯朴、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展示了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与自然环境、丑恶人性顽强搏斗的精神[117]。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关注中国“觉醒”的美国人又开始对中国范围内的政治感兴趣。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美国内部的党派意见也分裂为钦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团体和钦佩中国共产党的团体。而在后者之中最终涌现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力作，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并给具有世界意识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2.反法西斯利益联盟引发对中国抗日的钦佩；扶植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引发对中国的失望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从多方面威胁、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日矛盾加深，美中站到了统一的利益战线上。于是美国开始正视中国战场对于抗击日本的巨大作用，迫切需要中国战场牵制与消耗日本的战斗力。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救援中国抗战的政策，正式站在中国一边。同时，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和美、英、苏同处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地位。
于是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舆论中“崛起的英雄”。美国的报刊头版不断在醒目位置大量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英勇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形象逐渐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起来。以卢斯领导的《时代》、《幸福》和《生活》美国三大杂志为代表的媒体，同情地描绘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给予蒋介石以友好的对待，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当时盛行的新闻短片也不断地给美国看电影的观众留下生动印象。
“八·一三”的上海防御战使得中国人的坚定形象更加鲜明、扩大。而南京大屠杀则使大批美国公众感到愤怒和惊醒。1937年10月1日，“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及“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四十多个团体，在麦迪逊广场举行援华大会，提出抵制日货。两个月后，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妇女拒买日本长筒丝袜。许多电影明星，其中有洛丽泰·扬、西尔维亚·西德尼和弗朗西斯·法默，都积极参加了此次活动，推动了抵制日货运动。[118]1938年美国的传教士们则发起了强大运动，强烈要求更加关注中国的困境。这些活动以及其他对日本罪行和中国英勇抗击的目击报道，加上对中国的医疗援助、向国会施加的压力等等，都对美国公众舆论和精英阶层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
这时候中国的战争进程也为美国舆论提供了大量材料——1938年中国的大撤退，使得“烧焦了的地球”进入美国的语言。大量的大众印刷品和新闻短片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士兵和平民的英勇和牺牲。受欢迎的喜剧片《特雷和皮特雷的一家》中，中国人被描写成受害者和乐于助人的英雄，而日本人则成了十足的恶棍。漫画家们则把中国描绘为面对着弱小的日本慢慢苏醒的巨人。《圣路易斯邮报》中的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位奋战中的中国农民，题为“时间老人站在他这一边”。对中国的战争报道则充满了“以极大的勇气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战斗”的词句。[119]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中美结成战时联盟，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英勇盟军”，是他们患难与共的战友。美国学者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生的（美国）人，长大后一直认为中国是盟友。”[120]这时“中国在美形象达到了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121]《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描述：“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战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122]
在之后的几年里，战时消息、信息和宣传都是中国英雄富有魅力的故事。继1941年的《中国在反击》之后，涌现出一系列全力报道的纪录片——诸如《中国之战》（1942年）、《中国战斗内情》（1942年）、《被蹂躏的土地》（1943年）、《中国在行动》（1945年）等。还有反映中美合作关系的系列故事片——他们有的关注美国通过缅甸为中国提供物资的过程，如《缅甸护送军》（1941）、《缅甸公路上的美国人》（1942）、《中国少女》（1942）等。有的则描摹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如《飞虎队》和《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等。也有反映中国人抗战的故事片，如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龙种》（1944）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投入抗日的故事，《中国领空》（1945）则表现中国游击队顽强不屈的战斗故事。[123]
公众也强烈地受到感染。1942年，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六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合作。[124]
中国政府和官员也受到高度褒扬。1938年，《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玲评为年度先生和夫人。当宋美玲去美国请求更多援助时，她的多次演讲在美国激起强烈反响，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宋美龄访美及其演讲的盛况。《时代》杂志不仅在突出版面予以报道，宣称“坚强的人被感动了”，而且在封面上刊登了大幅照片。蒋介石及其夫人在美国受到高度赞扬，被誉为是“最为开明、爱国和能干的统治者”，“在为捍卫西方文明菁华而战”[125]。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也随之陷入中国国内政治。美国想按照自身利益解决国共之间的争执，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又“亲美”的中国。[126]出于对中共的偏见，美国政府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蒋介石是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于是美国不断向其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但是很快美国就发现了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国家的贫弱和社会的落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英雄形象破灭了。随着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的回忆录的曝光，美国报刊中涌现出大量对中国状况的揭露，蒋介石政权开始被等同于腐败的概念。19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心理开始抬头。中印缅战区“几乎所有在册的美国士兵和大部分军官都一致看不起和讨厌中国。他们眼前都是些中国政府腐败的官僚和商业投机者”。“他们毫不区别地相信中国人与其政府是一样的”，“都是贪污、无能和靠不住的，他们看到了欺诈、道德败坏和无知，因此（对中国）没有同情和怜悯，只有反感和厌恶”[127]。之后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共产党则节节取得胜利，美国援助的数十亿美元都无济于事。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和其对中共的误解，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失望和怀疑加深。
3.冷战的利益对抗引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敬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出于拉拢中国，防止“苏联集团”进一步扩大的目的，还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摇摆不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两国被武力卷入，也使两国彻底利益对立。停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反映了它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亚洲政策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遏制中国，力图封锁、搞垮新中国。
于是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当时的历史记录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违背了历史规律”，并且发现中国的结局“特别不能忍受”。[128]美国与中国的联系一下遭到了中断，美国人感觉遭到了排斥。在中国的美国居民也从1937年的13300人锐减至1957年的23人。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大批撤出了中国。
因此在这个阶段，有关中国的舆论也主要基于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出版物，然后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但并没有实地调查验证）。或是基于中国的新闻出版物、广播，以及香港、台湾的观察家和记者的间接描述完成的新闻报道。[129]
在这段时间，美国人感觉长期以来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仁慈保护人和恩人的角色受到了打击，有了被辜负的感觉。一种“中国丢失论”弥漫开来，诠释了这种伤痛。几代美国人希望把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就在似乎有所收获的时候，结果失去了一切，“红色风暴”切断了所有联系，同时美国人担忧地看到排外仇外的倾向似乎卷土重来。一位公众舆论分析人说：“美国人感到了强烈的失望，他们以前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诚实的人类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人咬了喂养过他们的手。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当作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130]
而对于共产主义的畏惧更使得美国舆论认为“邪恶的共产主义颠覆网，已将中国网入其中，并将它不幸的人民导入歧途。”[131]中国被视作“苏联的一部分”，被“共产主义后”被引往远离过去美德的方向。比如1955年10月10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大陆被一群外人以一种外来的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在过去时代里，儒家伦理学已经成为可敬的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个人忠诚、家庭孝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但共产主义世界却容不下这些优良品质，容不下幽默与慷慨，容不下忍耐与善良，容不下荣誉与热情。”(www.guayunfan.com)
而20世纪50年代弥漫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则将美国人的反共意识推向了高潮，美国人由此对中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理查德·沃克于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充斥了“镇反”、“洗脑”这类触动西方读者的词汇，定下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的基调。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称呼通常是“赤色中国”和“共产党中国”[132]。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敌对的国家，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就害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133]
与此同时，1949年的巨变让人们想起拿破仑关于“睡狮”惊醒的预言。朝鲜战争中美国进攻的被粉碎，使得美国人看到“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过去被保护的弱者正在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和敬畏。
《生活》杂志曾于1957年1月发表了一系列照片，有中国的劳动者铺设铁轨、采油、建桥、使用现代化农机、在图书馆学习、进行创业，以及建设开发边远地区的照片。杂志还评论道，这一切清楚表明了“红色中国已经做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努力”，并补充“如果它达到预定目标，到1962年，共产主义中国将列入世界前十位工业强国。”[134]
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也开始视之为一股威胁力量。1960年，鲍大可发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指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摧枯拉朽、最有扰乱人心的影响的国家之一”，他告诫美国决策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必须调整政策。[135]
继1950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两国的公开对立，随后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中国与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发生正面冲突，这更加让美国把中国看做一个以斗士形象出现的军事大国。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海战术”，以及军事装备的发展和指挥能力的提高心有余悸。朝鲜战争开始时，《时代》（1951年1月11日）刊登了毛泽东雕像与一群红色蝗虫的封面。《纽约时报》（1951年4月25日）则惊讶于以“人海”攻势进攻的纯粹步兵人力与联合国军的较量。《生活》（1950年11月20日）杂志感叹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时代》则援引香港《文汇报》的话说：“美国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他装得好像是一个胜利者，但是他应该被提醒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是由朝鲜和中国决定的”（1951年7月16日）。
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形象就是一个充满“赤色恐怖、野心勃勃、侵略、好战、有称霸全球企图”的政权。而中国原子弹奇迹般的试验成功，使得美国在敬畏之余，更加视中国为重大的“赤色威胁”……
4.中美恢复关系共同面对苏联威胁带来中国形象的浪漫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苏联日益增长的势力、美国的越南困境、中苏关系破裂以及美国国内变化了的公众情绪，都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全球战略并再次审视美中关系。尼克松意识到与中国从敌对转向缓和，将有利于美国从越南撤军，也将使美国从中苏敌对中得到对苏政策上的好处。[136]而苏联此时在中苏边境聚集的军事力量也使中国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就在无法与苏联调和的同时，越南战争向中国表明美国并不想与中国产生武力对抗，于是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务实基础上，两国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相互接触。1966年，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呼吁对中国的政策应该从“遏制与孤立”转变为“遏制而不孤立”。这时两国利益的一致也戏剧性地带来了舆论的极大变化。
197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137]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随着中美恢复邦交，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也逐渐从“敌人”向“盟友”转变。
不少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积极正面的报道，甚至还一度出现浪漫化中国的趋势。有趣的是，尽管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革”高峰，民主人权遭到严重践踏，但跟随尼克松而来的记者却视而不见，他们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海洋”（单调的蓝色服装）。[138]同时中国还被描绘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社会，“几乎全体人民参政”、“和谐团结”。[139]随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的《生活》杂志记者描述道：“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140]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让美国觉得中国正进一步远离苏联的模式，向美国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靠拢，两国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扩大。“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逐渐上升为美国主要对华利益。虽然两国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上区别很大，但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上高度一致。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发生的事，美国都以积极论调加以解释。
比如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就给美国舆论带来无限好感：允许私人经营、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超短裙，跟“邪恶”的苏联相比，中国是一个向西方靠拢的好孩子。波士顿大学教授富斯密斯回忆当时：“一打开美国电视，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还有一个经典的描绘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就会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80年代，美国记者下了飞机则会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记者都学会了使用这种伟大的词语描绘中国，或是引用别人使用过的壮丽词语，描绘中国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或者是那样的广阔……那个时候，只有伟大的辞藻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141]
于是中国被认为“正在自豪地追求财富和极力摆脱前30年的教条主义”。数据显示，1985年有71％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积极的印象[142]，1986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温度为53度[143]，为1978年至2002年之最高。[144]邓小平也两度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时代》的专题报道表示“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145]在美国人眼里，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似乎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146]
5.“六·四”风波后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妖魔化”中国
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美国终于明白，中国要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美之间在八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共同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美国便失去了意义。再加上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对抗不复存在，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一下子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于是美国对华态度骤冷，并频频采取制裁措施。“六·四”风波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同时也成为美国涉华舆论的又一个分水岭。“六·四”风波后，美国舆论的中国观由积极向消极转变，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温度也骤然跌至45度[147]。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新闻界的表现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新闻界在对“六·四”事件进行报道时，展开了通宵达旦的追踪报道，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但是却未能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什么中国突然陷入危机，记者也未能探索在中国的背景中民主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未能从历史角度来报道这次运动。[148]
许多中国学者则认为1989年以后的报道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倾向。美国媒体几乎呈一边倒地暴露中国的所谓阴暗面或中美之间的摩擦。张健挺的研究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的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负面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比1。[149]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中国“政治迫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扩充军备、向“邪恶”国家出售武器、“窃取”美国机密等各种“邪恶形象”。赵心树先生认为：“新闻报道不仅必须符合事实，而且必须在事实的选择上做到平衡，在题目的选择上做到全面，在报道的态度上做到超脱，而美国媒体在这三方面都对中国不公平，因此妖魔化中国是一个客观事实。”[150]
中国形象在这段时间，始终笼罩在“六·四”的阴影下，在美国人心中就是最后一个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以及安全各方面威胁美国的“邪恶敌人”。
究其背后的原因，美国学者沃麦克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民族自我中心导致一个严重的曲解，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哪怕中国的改革者要求的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变革，但由于美国带有成见地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刻板的、集权的、反民众的，中国的改革就被看做是对共产主义的疏远。[151]因此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初，美国认为中国在接近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胜利的标志，而一旦中国开始进行改革中的纠偏，偏离了美国想象中的中国应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就认为中国在疏远美国，并认为变化是荒谬的、集权的。
6.“9·11”以后的反恐合作带来涉华舆论的改善
“9·11”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152]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识又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不再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反恐战争中离不开的合作伙伴[153]。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合作背景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实力崛起，中国与世界以及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和依存度逐步加深，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形象更为具体、鲜活，不再局限于抽象和概念化的“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154]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得到肯定，中国外交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提升得到关注，中国在多边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积极评价等。
不过“中国崛起”问题仍是舆论的焦点。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155]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仍然存在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隐忧。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航天威胁”、“经济威胁”等话题不时被高调抛出，成为中国国际舆论场中的不和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