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涉华舆论中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
从各阶段舆论的具体分析以及上述美国涉华舆论发展规律，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一舆论过程中，政府、媒体及公众的互动关系。
1.政府、媒体及公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点一致
尽管政府、媒体与公众在中美利益关系具体问题上有时会出现矛盾，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点永远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是从美国利益着眼来看待中美关系。归根结底，目的都是为了更大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其争议和矛盾永远也不可能突破这一框架。不论是友好阶段还是冲突阶段，不论是利益内容的排序还是利益指向范围的大小，不论是中国角色形象的好坏还是美国维护利益手段的软硬，三者的异议仅仅是源于对如何促进美国利益的认识不同而已。
2.媒体议程善于体现政府高度，公众议程时有偏离政府和媒体轨道
鉴于外交事务方面美国媒体的精英视角，美国媒体在中美利益关系问题上通常与美国政府议程跟随较紧。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能会与政府意见不同，但其视线始终围绕政府，政府的重点议程往往也是媒体重点关注的。
但美国公众的关注点有时却会跳脱政府与媒体议程，自成一体。尤其是在中国崛起之势明显，美国公众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力量后，对中国崛起的关注点常常超越政府和媒体的阶段性议程重点。比如在2002年布什总统访华过程中，政府和媒体议程都针对布什的对华新政，关注如何在两国意识形态分歧中扩大外交接触和美国利益的问题。但美国公众对此却并不感兴趣，关注重点集中于中国经济和整体实力对美国的影响。在之后2003年温家宝访美、2006年朝核危机中也是如此。2003年政府媒体共同强调的台湾战略的调整问题，朝核问题中成为政府和媒体重中之重的安全利益关系，都被公众忽略。中国经济和实力崛起带来的越来越明显的冲击始终成为公众执著的关注点。
3.公众的意识形态认识受媒体和政府共同影响(www.guayunfan.com)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系统，对公众而言是一个习得的过程。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意识形态体系，大部分公众由于缺乏直接感受的渠道，主要还是依赖外在的间接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政府显然是主要信息源。因此公众的意识形态认识也主要受到媒体与政府的合力影响。比如在1996年台海危机、1998年克林顿访华、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以及1999年签署WTO协议中，公众都将事件与意识形态问题挂钩，这与当时媒体和政府着力在这方面展开报道和宣传是分不开的。
同时公众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具体看法也受到这股合力的影响。台海危机中，政府、媒体共同谴责中国对台湾地区独立、民主、自由的“干涉”“炸毁使馆”事件中，政府和媒体也矛头一致指向南联盟的“践踏”人权，与此同时，公众也同样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硬态度。而当在克林顿访华以及签署WTO过程中，涉及如何在意识形态分歧中展开两国接触的问题时，政府和媒体则出现了意见的分歧——政府力推积极接触，媒体却出现很多怀疑的声音，与此同时公众也相应出现了正负意见参半，或者正负意见反复的局面。
4.公众对中国的负面形象认知主要源于媒体
前文分析可知，公众对中国的印象虽然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逐步改善的迹象，但总体来看还是负面认知占据上风。这与媒体长期的从各个方面进行的大量负面形象塑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政府的公开宣传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越发以正面形象为主，对公众的认知改善也起到作用，但影响力还是没有媒体来的广泛深入。一方面这与美国公众怀疑政治、更信任媒体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更形象立体，对民众生活的渗透性更强，从而效果也更明显。
5.两国直接冲突时，公众倾向于支持政府策略
尽管公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受媒体影响较大，但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遇到两国直接冲突的紧急情况时，公众在对华策略方面更倾向于站在政府立场上，从外交的务实角度出发采取措施。很明显在研究针对的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公众并没有太多受到媒体对中国“敌意”态度渲染的影响，而是能够理性地看待并理解中国人民的激愤，因而就媒体上出现的“惩罚性”报复手段，公众中的不支持意见成为主流。同时，公众支持政府在外交策略上的拿捏，表现出对政府考虑外交实际的理解，对于政府既争取外交主动，又不进一步破坏关系的举措给予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