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利益视野下的美国涉华舆论发展规律
1.美国涉华舆论所关注国家利益内容的发展趋势
1.1 意识形态利益影响深，但有渐弱趋势
意识形态利益在较长时间内都是美国舆论进行利益判断的重要框架。意识形态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对世界作出好坏对错、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的价值系统；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种种有关世界意义的信息，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文化体系、精神财富或文明。[1]这是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是对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实际上构成了一国的国家身份和利益。[2]
由于意识形态对身份认识的左右，意识形态利益在各种利益当中更具框架性作用。对许多其他具体利益的判断都是在对意识形态利益的认定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舆论都深深受到意识形态利益的影响。
从研究聚焦的八个阶段来看，意识形态在很多阶段都占据了不小的关注比例。尤其是在中美重新开始接触的前几年，美国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利益的视角看问题，把各种问题与意识形态利益相联系，不论是中美直接或间接的冲突，或是中美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接触。面对美国眼中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完全不同的中国，意识形态利益的差异往往作为解释问题的根源，以及美国改造中国扩大其全球影响的终极目标。
然而随着中美接触的一步步加深、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发挥重要作用，并且美国饱受安全问题困扰急需国际支援，意识形态利益的框架性作用也在逐步降低。这一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比较明显。2001年的“撞机事件”中，报纸和公众对意识形态利益的关注都大大降低；2002年布什访华前后，公众的兴趣进一步降低；2003年政府与公众的关注重点则都不在此。对意识形态利益的重视程度开始发生分化，与过去整齐划一的关注发生较大变化。而到了2006年朝核问题凸现时，政府、报纸和公众的重点都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转移了。究其原因，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以及世界形势的改变，使得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利益差异的认识发生改变，同时美国有了其他更加急迫的利益内容需要关注，从而使利益视点发生转变。
不过观念和身份的改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此美国在中美利益关系中意识形态利益的影响还会存在，在某些条件或特定语境下还有可能激化（如2008年发生的3.14“藏独事件”）。但是总体趋势来看，它在舆论中的受关注程度和影响力应该是逐渐呈下降趋势了。
1.2 遭遇中美关系重大突发事件时，外交、安全利益关注度上升
在遭遇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时，美国舆论对外交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在研究关注的几个阶段中，在1996年台海事件中，以及在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使馆和2001年中美“撞机”这两个冲突事件中，这两个利益都成为媒体、政府、公众较为关注的内容。
由于冲突事件对关系走向造成破坏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冲突中还涉及如何在外交中保持主动和上风的问题，因此这类冲突一旦发生，美国政府、公众与报纸都非常关注外交利益因此可能发生的变动。
安全利益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在两国关系正常时期一般不易受到影响，也不会引起特别关注。然而在发生重大冲突、关系恶化的时候，一国则易对自身的安全保障产生担忧，从而提高对安全利益的关注度。
2.美国涉华舆论中报纸、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内容侧重点
2.1 报纸更突出敏感的利益内容
总体来看美国报纸在中美利益关系中更凸显容易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利益内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报纸文本比政府和公众都更经常地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即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地区及国际的力量均衡及力量对比的发展走势问题。
比如涉及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发展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就被报纸以较大篇幅在众多被研究的阶段涉及。除了在最有相关性的1996年台海危机中被毋庸置疑地突出外，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也被大量与同时期的“台湾军售”问题相联系，比例大大超过政府与公众对二者联系的关注度。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美国表现出对台湾问题态度的重大调整时，报纸也比政府、公众体现了更加强势的关注。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1999年中美签订中国入世协议期间，以及在2002年布什访华期间，虽然报纸对台湾地区战略利益的关注并不突出，但也都超过了政府的关注比例。
其次在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使馆事件中，报纸也更多地将“炸毁使馆”事件引发的冲突与美国在巴尔干及欧洲地区的战略影响和走向相联系，比例大大高于政府与公众。
此外，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报纸也更突出这个事实对世界力量格局及美国霸主地位的影响。比如报纸在2006年朝核危机激化问题上，就更明显地突出了与中国进行影响力层面的战略利益博弈的问题。在1999年中国入世问题上，报纸也从美国在全球的实力格局角度进行了剖析。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报纸还往往会关注当任政府、总统以及相关政党在外交事件中的利益走向。国际政治往往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党之争以及政府、总统的政治生命都是比较敏感容易成为焦点的话题。因此报纸往往将这二者相联系，以提高中美利益关系的敏感度。
总体来看，报纸对敏感利益内涵的偏重与美国报纸的市场化运作有关。要让不易引起美国受众注意的国际关系问题得到更多关注，那么提高问题的敏感度，激发受众的兴奋点，不失为一个抓住眼球、扩大影响和市场的有效做法。
2.2 政府从利益内容关注广泛到关注点集中
总体来看，政府在研究的各个阶段显示出，从开始关注的利益内容范围较广发展为逐渐集中关注重点利益。
很明显在中美逐渐在争议及反复中展开重新接触政策的阶段里，政府文本除了关注两国之间的核心及重大利益相关点外，对其他一些更具普世意义的利益内容，如环境、健康等利益，体现出比报纸和公众更明显的重视。尤其是在积极推出接触政策的克林顿访华阶段，政府不仅对环境、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健康方面的利益都有涉及，而且对环境利益的关注更高达8.5％，大大超出报纸。然而到后期，尤其是朝核问题凸现后，美国越发需要中国在国际安全上的合作时，政府关注的利益点则呈现相对集中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两国的核心利益点上，关注面反而还不及报纸广泛。
中美是否要扩大接触是一个框架性问题，因此在这个框架下政府考虑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然而一旦安全合作的迫切性清晰的从这一框架中跳出，中国变成了重要的利益侑关方，政府就必须及时在关键问题上摆明态度，以向中国清晰地展示其政策的变化，争取中国的支持和配合。
2.3 公众对与切身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利益内容关注力度呈加大趋势
随着中美关系加深和中国实力增强，公众对更实际和更切身的利益显示了越来越强的关注。在中美接触逐渐开始扩大的阶段，公众关注的利益内容还相对较多，对意识形态利益、台湾战略利益以及外交利益等更具框架性意义的利益内容都有较大关注。但是尽管如此，每当这些利益与美国国民的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更为根本和实际的安全利益关注度就会上升，公众不会愿意为了战略性或框架性的利益，来牺牲自身安全利益而贸然采取有关行动。到了研究的后期阶段，随着中美接触的全面展开和加深，中国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赶超势头，公众对与美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有关的战略利益、根本的安全利益以及最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显示出关注度的突出。2002年小布什访华期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主要集中于中国崛起的战略挑战、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中国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冲击等较为切身实际的利益。到了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时，美国公众就集中于中国对其切身利益影响更为明显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战略意义了。在经过2006年朝核危机激化以后，公众也没有转而关注安全利益框架下的中美关系，而是进一步集中聚焦越发凸现的中国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挑战。
由此可见，虽然制度、意识形态等抽象利益的影响逐渐引起人们注意，但目前，尤其是对于公众而言，更加物化的利益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相对于战略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更具精英意识，却距公众相对遥远的利益层面，公众无疑更关注更当下更与自身贴近的利益诉求。
3.美国涉华舆论所关注利益指向范围的发展趋势
3.1 常态关系中关注美国的全球利益影响和中美共同利益，后期国际地区利益上升
总体来看，在中美正常发展关系、进行接触的阶段，美国舆论通常都能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追求以及中美共同利益的视角进行审视，但是在后期的研究阶段，随着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地区利益的审视视角逐渐被重视。
在前期积极发展关系的阶段，比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1999年签订中国入世协议，以及2002年在“9·11”后很快进行的布什访华阶段，美国如何通过影响中国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以及美中如何通过扩大接触实现双赢，是报纸、政府和公众都比较突出关注的问题。但是到后期，国际地区利益的视角也逐渐地被普遍重视。2002年的布什访华阶段，国际地区利益视角虽然表现还不如全球利益影响以及中美共同利益突出，但已上升为一个重要视角。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华阶段，国际地区利益也得到了报纸和政府的关注，而在2006朝核危机激化后，国际地区利益视角已经上升为具明显优势的类别。
随着地球村的发展和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越发重要。尤其是在“9·11”事件带来了安全问题国际化，以及朝核问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后，美国在考虑中美利益关系时，越发会将之纳入国际地区的利益大框架。安全需要——这一各国都具备的根本共同目标重新黏合了中美关系，也让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审视找到了一个更清晰也更具现实意义的立足点。
3.2 遭遇中美关系重大突发事件时，针对中国的相对利益关注度上升
中美关系一旦发生重大的直接对抗性冲突，美国舆论对针对中国的相对利益关注度就会大幅上升。在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使馆事件，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针对中国的相对利益都是受关注比例最高的。
可见片面夸大“相互依赖”的作用也是不现实的。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易受伤害性很大，此外国际共同利益并未改变国家利益的自私性质。到目前为止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是以国家相对利益的满足为前提的。从文化和身份的角度来看，在文化背景中，利己身份和自身利益最初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在向集体身份进化的过程中处处存在阻力。因此集体身份很难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至少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敏感时期，美国舆论还是会从利己的相对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4.美国涉华舆论中报纸、政府与公众所关注的利益指向范围的侧重点
4.1 报纸更重视相对狭隘的利益
报纸相对而言，对从美国出发的利益，以及针对他国的相对利益更为敏感。即使在某些研究阶段，当惠及面更广的国际地区利益和中美共同利益明显占据问题的框架性视角时，报纸仍会比政府和公众（尤其是与政府相比较）更多地涉及从美国自身出发的狭隘利益。如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1999年签署中国入世协议阶段、2002、2003年高层互访阶段，报纸都相对政府与公众更突出针对中国的相对利益。在2006年朝核危机激化、中国斡旋增加后，虽然国际地区利益是绝对优势的利益范畴，并且报纸中针对性的相对利益也不突出，但报纸就亚洲形势的变化显示出比政府文本更关注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走向。
很明显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对报纸和报道的关注，更多地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去看待问题，以加大新闻报道与受众的相关度。当然这也与美国报纸重视新闻报道中的冲突性元素有关。私利比共同利益更有冲突色彩，更易让简单的事务复杂化，于是就更具可看性，更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4.2 政府更倾向于将利益指向范围扩大(www.guayunfan.com)
政府相对而言就更注重扩大利益惠及面，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利益问题。不仅在高层互访以及支持中国入世这样的友好过程中，政府显示了对中美共同利益更鲜明的突出外，哪怕在台海危机和“撞机”事件这样的冲突中，政府也表现出对中美共同利益更多的关注。此外政府对国际地区的利益也关注更大，并且在友好和冲突阶段都有体现。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1999年的“炸毁使馆”事件和中美签订入世协议、2001年的“撞机”事件、2006年的朝核危机中，政府都显示了对普世性的国际地区利益相对更多的重视。
政府作为一国各类事务的管理者，不仅要面向国内公众，而且要直接面对国际社会，因此政府首当其冲最能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需要。因此政府在公开文本中不能无视国际社会赋予国家的集体身份，不能无视他者利益，也不能拒绝与他者合作或帮助他者，必须有能力在超越国家本身的群体认同的“同心圆”内考虑问题。
4.3 公众能从更大利益指向范围考虑框架性问题，具体问题更针对狭隘范围
美国公众在涉及框架性问题时往往还能从更大利益指向范围考虑，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仍会执著于相对狭隘的角度。
在1998年克林顿访华、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及中美签订入世协议、2001年“撞机”事件、2002、2003年高层互访中，公众都显示出在两国总体关系上比较注重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并且在2002年布什访华以及2006年朝核危机激化时，公众更能分别从安全和能源环境角度对国际地区利益进行考虑。但是一旦涉及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美国公众还是会习惯性地从更加利己更加狭隘的角度进行考虑。比如在冲突事件中，在确定不恶化中美关系破坏两国共同利益的大框架下，就进一步的外交姿态问题，如是否要进一步赔偿、惩罚相关人员或减少军事刺探活动等，美国公众就会坚决地从利己主义出发，反对任何进一步的让步。而在两国展开往来的友好阶段，美国公众在关注度较大的经济问题上，在确立了发展两国经济接触、保障两国共同经济利益的大前提下，针对诸如最惠国待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以及就业机会等具体涉及竞争的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以自我保护和对抗为特征的利己主义视角。尤其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加深，公众更经常地会面对中美经贸的具体问题，因此对狭隘利益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甚至体现出绝对优势。比如处于研究后期阶段的2003年温家宝访美和2006年朝核危机阶段，尽管在两国关系框架中合作的氛围更浓，但公众从利己出发的利益考虑却凸现出来。
可见公众一方面并不是毫无理性，他们也能在大方向和大框架上顾及不同国家主体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公众自私性的体现也非常鲜明，尤其面对迫在眉睫的眼前利益时，其自私性就会上升，并且超过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关注。
5.美国涉华舆论中报纸、政府及公众对中国在国家利益关系中的角色进行认知和塑造的规律
5.1 报纸对中国负面角色塑造偏多
报纸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敌意形象和问题形象的塑造偏多，直到朝核危机激化，急需中国支援时才有较明显改观。
总体来看报纸相对更为偏好从问题和对立角度看待中国角色，这一表现在中美冲突时最为明显。在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报纸都相对政府和公众以更大的力度表现中国的“强硬”态度、“不友好”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挑战”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阴影等。即使在高层互访等两国友好阶段，报纸也会以较多笔墨提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以及中国对美国、美国盟友以及国际地区的“不利”影响，显示出在友好氛围中对中国的戒心。在2006年朝核危机中，虽然在急需中国支持的氛围下，报纸中正面形象的比例大有提升，但出于戒心塑造的负面形象仍不时出现，比例明显高于政府文本。
美国的报纸传统上将自己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努力做到为公众透过表面揭示问题的复杂内涵，以及时预见潜在的危险，使社会能够提前做好警惕和准备防范工作。美国报纸对中国的问题以及对立利益角色塑造的偏重，部分是出于这样一种对自身角色的认定。尤其是在政府大力从积极正面角度确定中国角色时，报纸为保证对问题复杂性的全面认识，不会放弃从另一个相反角度提供洞见。
当然这也与美国报纸市场化运作、吸引读者眼球的需要有关。有敌人、有问题、有对立才会有冲突，才会有故事，才能引起受众的重视，这样的模式远比一团和气、脉脉温情的框架有吸引力的多。
5.2 美国政府更为突出中国积极正面的角色
在美国涉华舆论对中国角色进行认定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开文本赋予了最为积极正面的形象，
总体来看政府在公开文本中通常努力淡化中国与美国对立为敌的形象，相反尽量强调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正面意义，强调中国在两国发展关系、互惠互利过程中的形象。政府文本不仅在两国互访合作的友好阶段显示出这一明显趋势，就是在1999年北约“炸毁使馆”事件引发的冲突中，政府文本在两国关系的认定方面也是以正面关系为主。
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政府作为对外政策的决定者和与国际社会的直接接触者，不会轻易公开地将他国定义为敌人或对立身份，以使本国陷入不必要的外交纷争以及影响国家安定的国际冲突。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加深的今天，如果不是发生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政府通常都是抱着少树敌多交友的态度，以为本国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环境。因此在有可能争取中国、“同化”中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总是尽量描绘两国的友好关系，即使在遇到个别问题冲突时，也不会轻易定义敌对关系，使自己陷入外交被动。
5.3 美国公众负面认知略占优势，但有优化趋势
美国公众基本是在负面认知略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优化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只是在2003年温家宝访美阶段，经贸问题突出时，才略有反复。
总体来看，美国公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处于比较拉锯的状态。正负比例相差不大，但是负面形象稍稍占有优势。这种拉锯因此也给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角色的改善提供了条件。在中美关系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角色优化的趋势在逐渐体现，各个阶段数据的纵向比较都能反映这一点。即使在2001年“撞机”事件中，公众也没有明显地将中国定义为对立面的角色，还是尽量往正面的方向去认知。而在出现一些推动关系的事件时，改善更加明显。比如1998年的克林顿访华，在访华成功结束后，公众对中国的肯定就比出访前有所提升。
美国公众这种对中国角色的定位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国际新形势的发展，以及美国过去较长时间内奉行的对立政策和报纸长期负面报道的影响合力。一方面“六·四”风波以后，美国公众根据美国长达十几年的对立政策及报纸塑造的不利形象积累出的角色认知，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形势的新变化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他们对中国的角色认知。这个变化过程将会是漫长的，而且对未来的不可预测也会使这个过程充满疑虑，因此会时不时因一些具体问题发生反复。当然一旦中美关系再次发生框架性的变动，这一角色认定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6.美国涉华舆论中报纸、政府及公众对维护国家利益手段进行认知的规律
6.1 报纸相对更偏向敌对手段
相对政府和公众，报纸会更倾向于采取敌对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尤其在中美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报纸会更多关注强硬手段，对外交上的不让步以及惩罚措施都会有更多涉及。而在两国友好往来的阶段，则会更多涉及带有怀疑、警惕和敌对性质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自我保护手段也会被时时提及。
报纸对这类手段的偏向与报纸对中国的利益角色认定有关。当报纸更多将中国定位于负面对立角色时，相应关注的维护利益的手段也必然是更偏向消极。
6.2 政府较推崇积极手段
与美国政府对中国较积极的角色认定相匹配，政府文本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更突出积极的手段。不仅在友好阶段大力提倡，即使在两国出现“炸毁使馆”和“撞机”等对立冲突时，也相对更多涉及促进问题解决、促进关系发展的正面手段，以避免进一步恶化形势。
6.3 公众从务实角度选择手段
在如何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美国公众采取了更务实的态度。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台湾战略方面，美国公众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但也决不会为此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贸然采取影响中美贸易的手段或贸然卷入他人的战争。而在主张扩大中美经济往来的前提下，公众又决不放弃在经济竞争上的针锋相对和对自我利益的绝对维护。在中美冲突面前，美国公众则审时度势，主张采取适度的外交姿态，既不会对自身错误视而不见，一味强硬或采取惩罚等敌对措施导致事态恶化，但也决不多退让半分，让本国在外交上陷入被动。
7.美国报纸与公众对政府维护国家利益过程的意见规律
7.1 报纸负面意见为主，后期有所改善
总体来看，美国报纸对政府在中美利益关系中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持负面意见的比例更多。尤其是在中美开始扩大接触阶段，每当美国政府向中国示好或态度不够强硬时，批评反对的声音就会尤为突出，比如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和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中。而当美国政府态度足够强硬时，支持的声音又会有所增加，比如在2001年“撞机”事件中，政府体现出比1999年“炸毁使馆”事件更强硬的态度时，报纸对政府的肯定意见就明显上升。不过报纸也会视政府表现的效果改变态度。在克林顿访华期间“成功”地向中国公开宣传了美国价值观后，报纸的肯定意见又明显上升。“9·11”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后的中美友好接触中，美国报纸的负面意见有所减少。在2002年布什访华前后，中性的建议达到27％，肯定意见也首次超过了20％。2003年温家宝访问前后，报纸的肯定意见也达到了20％。而朝核危机激化后，对政府的中性建议则大幅上升，达到近35％。
媒体这种对政府的负面意见与其认定的自身作为“看门狗”的监督角色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媒体往往会站在与政府相异的立场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当然前期的负面意见明显突出也与对中国的偏见有关。而当后期安全形势发生变化时，媒体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也能更多地从政府角度考虑问题，并与之达成一致了。
7.2 公众支持意见偏多，“9·11”后经历高峰向低谷的滑落
总体来看，在大部分阶段，公众对美国政府都是以支持肯定意见为主的。不论是在冲突抑或是友好往来阶段，最终政府都赢得了公众的信任。“9·11”后，美国公众在安全恐慌中，对布什政府扩大安全合作的外交出击，曾一度达到支持的高峰。但随着安全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公众又在中美贸易中不断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因此支持又出现从高峰滑落的趋势。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已经否定略多于肯定意见，到2006年朝核危机激化后，负面意见更是超过了60％。
8.从美国报纸的引用源看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突出政治精英视角，社会不同层次有所涉及
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在中美利益关系中处于主角地位，同时占据外交中的信息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政府利益与外交策略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报纸主要还是突出了以美国总统和政府各部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视角，并辅以议会、专家等其他政治精英的角度。当然报纸也会对应地突出中国的政治精英作为补充。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报纸比较注意平衡美国两党的视角，基本上在所有阶段都会分别给共和党和民主党留有发出声音的机会。
在政治精英的大视角下，美国报纸也注意到兼顾社会不同层面，尤其当一些外交举措与美国社会关联更广时。比如在与中国进行友好接触时，美国报纸会特意反映美国“民主、人权”及宗教组织的声音，并对应提供中国相应层面的声音。在中美签订入世协议时，美国报纸对与此有关的美国企业、商业组织、利益团体以及劳工组织都给予了发表意见的空间，并对应给出中国企业和百姓的声音作为补充。这与美国媒体平衡报道、给予不同利益主体公平机会的原则有关，当然也与多多争取不同群体的受众有关。
不过总体来看，美国报纸在中美利益关系报道方面，仍是一种政治精英视角下进行的利益诉求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