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
1.历史概貌
学者王希曾沿历史脉络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大时间跨度的梳理[99]，现总结如下：
1.1 保证和维持国家生存的阶段（1789—1861）
这是美国国家和民族的奠基时代，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安全”同时包括了外部安全（周边环境的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家主权的统一）。就外部安全而言，美国虽然赢得了独立，但周边环境并不是安全的。英、法、西班牙分别控制了周边领域，印第安人部落也大量存在，对美国边民的利益构成威胁。同时，大量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美国不仅需要保护既有的国家领土，还需要不断扩大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这一时期美国各届政府在处理外部安全的问题上，都奉行了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外交路线：一方面对欧洲的国际纠纷保持“中立”（即不介入），避免给欧洲列强落下入侵的口实，同时保持与欧洲的商业交往；另一方面则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扩大民族生存空间，奠定成为大国的地理和资源基础，并将西半球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1.2 巩固和扩大国家生存能力的阶段（1861—1917）
从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角度来看，内战和重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美国革命和制宪。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使国家得以生存。内战同时也成为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实际上从内战开始，并且内战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重建时期的宪政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公民基础，也重新界定了后来的国家利益内容。比如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林肯认为，在联邦的生存与保护奴隶主财产之间，前者是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重建也完成了美国体制内的权力转移、调整和再生的过程。重建中美国海外扩张运动也不断进行，扩张的范围伸向西半球和太平洋海域，扩张的主要内容也不是占有领土，而是争夺市场和经济资源。外交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国际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在不同地区灵活采用。
1.3 构建国家生存的长治久安的环境的阶段（1917—2001）
这是美国国家利益世界化的阶段，也是美国构建国内和国外长治久安的环境的时期。美国利益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美国在20世纪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有密切关系。
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起点。他考虑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在世界范围的美国利益，超出了传统的西半球。他抛弃了传统的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策略，并将“门罗主义”原则（即美国有权帮助“落后”国家改正“错误”）推广到世界范围。其次，他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带入了国际政治，并以此作为建设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准则。“海上自由”、“民族自决”等口号都带有浓厚的美国国内政治色彩。他强调说，美国参战不只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是“比这些更为深刻和更为基本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权利”，这是文明的基础。他强调的是人类普遍关怀和保护的原则，而不只是物质利益的问题。第三，威尔逊还将美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带入世界政治。在向国会解释为什么美国必须宣战的时候，威尔逊提出，战争的结局最好是构建一种权力的均衡，世界应该是一个权力的合作体（community of power），而只有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才能允许交战双方以平等的身份坐下来谈判，而只有平等者之间的和平才能长存下去。
真正将威尔逊提倡的外交思想变为现实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就曾声称，欧洲战争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直接的影响。罗斯福还进一步指出，对欧洲的支持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支持，是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他还将美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用“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出来。罗斯福对美国国家建设的贡献还通过他的新政展现出来。新政是一场拯救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增强了联邦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使政府的主要功能成为调节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成为某一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决定了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上终结的命运。美国取得的世界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对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有重要的影响。美苏对峙则加强了美国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强调。杜鲁门还使用了罗斯福的“自由语言”，声称“我们的将来与其他自由人民的未来是不可分离的”，进一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然而越南战争使美国利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家安全成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而这个“安全”的概念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维护这种无止境的“国家利益”，无疑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展。直到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美国政府才感受到执行这种全球性战略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冷战外交对美国国内的改革有重要的促进。一方面，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为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另一方面，国内的改革力量也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来促进改革。肯尼迪在1963年冷战高潮时对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作了说明：世界对美国的判断将更多地“以我们在国内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以我们在海外说了些什么”为标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帮助还不及（我们保证有）一个繁荣的美国经济更为有效”；而对美国的敌人来说，只需“一个长年滞后的美国经济”就足以“使他们野心勃勃”。
2.现实内容
2.1 冷战后的调整
1996年，为了应对冷战以后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版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以更好地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
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按重要性清晰地分为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等不同层次。(www.guayunfan.com)
其中，根本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减少针对美国的生物、化学及核武器攻击；（2）防止欧洲、亚洲敌对霸主的出现；（3）防止美国邻国以及海上出现敌对大国；（4）防止全球体系的灾难性崩溃，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5）保证美国盟国的生存。
其次极端重要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减少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对任何地方的威胁；（2）防止生物、化学及核武器的地区性扩散和流通体系；（3）为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被接受；（4）防止在诸如海湾地区等重要地区出现区域性敌对霸主；（5）保护美国盟友免受重大外部侵略；（6）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敌对的大国；（7）防止，如果可能的化，以较合理的代价终止重要地区的主要冲突；（8）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或其他战略性重点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包括信息和计算机技术）；（9）防止大规模的、不可控制的移民；（10）抑制、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11）防止种族屠杀。
重要利益则包括（1）阻止国外作为官方政策发生的大规模的人权侵犯；（2）切实可行地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在战略要国推动多元化和自由民主的发展；（3）防止，如果可能的化，以较低代价终止非战略重要地区的冲突；（4）保护被恐怖组织定为目标，或挟为人质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康；（5）加强美国战略性重点产业的国内产量；（6）防止美国在国外的资产被当地收归国有；（7）保持在国际信息发布中的优势，以保证美国价值观继续积极影响他国文化；（8）促进国际环境政策与长期的生态要求相一致；（9）减少美国非法外侨和毒品问题；（10）使美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大化。
另外次要利益包括（1）平衡双边贸易赤字；（2）扩大其他地区的民主；（3）保持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特定宪政体制；（4）创建或维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管理（如海地、古巴等），防止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和移民；（5）提高具体经济领域的出口。
除此之外，该报告就未来十年美国国家利益面对的挑战方面，分别分地区问题、功能性问题和手段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依旧是根据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来划分，层次非常清楚。
其中地区问题分东亚、俄罗斯、欧洲和北约、中东地区展开。促进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事务被列入极端重要利益，但也强调要慎而为之，以加强新兴的秩序，而且要防范战争。在重要利益中，报告又强调要让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为更加多元化的政体，并更加尊重根本的人权。
功能性问题则包括核武器的未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国际贸易和投资；电脑空间和信息技术；全球环境。
手段问题则包括对美国军队力量的要求。
2.2 新世纪的调整
2000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面临新世纪和新问题的情况下，又推出了更新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在这个新报告中，美国对自身的优势显示了极大的信心，报告认为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更富裕、也更有影响的国家。因此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来塑造国际体系，以提升国际和平和繁荣。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根本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和降低美国或其驻外部队受到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威胁；（2）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确保盟国和美国积极合作，共同塑造对彼此有利的国际系统；（3）防止美国邻国发展为敌对力量或政权解体；（4）确保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给和环境等重要国际系统的生存性和稳定性；（5）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潜在的战略敌对力量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在极端重要利益中，1996年报告中提及的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敌对的大国，被新报告改为提升西半球的民主、繁荣和稳定。在重要利益中，减少美国非法外侨和毒品问题被减小贫富国家的经济差距所代替。
在地区问题带来的挑战方面，报告也有所调整。中国和日本被单独列出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突出问题，其中尤其将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问题。另外还增加了西半球地区。其中报告将建立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放在东亚地区问题的根本利益中，并把中国视作该地区潜在的主要战略敌对国家。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朝鲜半岛的和平，被并列东亚地区为极端重要利益的首位。中国和日本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相互和解这一条紧跟其后。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朝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则被列入重要利益第一条。由此可见新报告在地区问题上，将中国视为新世纪会给美国带来重大挑战的国家。
2.3 “9·11”后的调整
“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本土遭到外国力量的攻击，美国民众心理上的安全防线被摧毁。同时“9·11”事件终结了美国尴尬徘徊的“冷战后时期”，美国又有了运筹全球战略的一个着力点。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不过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还是要阻止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企图或努力。
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美国在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和奉行“单边主义”的同时，也明确了同其他大国长期合作的意愿，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美国政府认为“9·11”之后的形势表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大国不仅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且“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站在美国一边。布什政府认为，俄罗斯、中国正在发生积极转变。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传统盟国共同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由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决定”。[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