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

柯娇燕^[1]　吕　杰^[2]　译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比较史学者通常是从中国历史伴随欧洲史进程的角度，开展他们的学术研究的。例如，他们认为，相对于欧洲人口发展模式，中国的人口史是个例外；与中世纪法国相比，中国宋代产业的发达程度是相当先进的；而将欧洲18世纪的科学与同期的中国相比，中国是十分落后的。然而，随着20世纪末世界史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比较科学自身的发展，从世界史的角度，而非欧洲史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中国人口史也不例外。中国科学和工业史与欧亚大陆史之间紧密及深入的联系超出人们以往的认知，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远远超出学者以往的认知。

Until the 1990s，American scholars working on comparative history normally considered developments in China alongside developments in Europe.They would，for instance，compare China’s demographic patterns to Europe，and conclude that China’s demographic history was exceptional.They would compare China’s industry in the Song to that of，for instance，medieval France，and conclude that China was uniquely advanced.Or，they would compare China’s scienc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at of Europe，and conclude that China was uniquely backward.Bu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history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omparative dynamics changed，and we now see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global history，not through the lens of European history，and this renders a very different picture.China’s demographic，for instance，is not exceptional.China’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is mo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Eurasia than we could previously appreciate.And China’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is more complex than previous scholars had understood.

50年前，研究中国语言、宗教、历史、艺术和政府政治的学者们非常乐意被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s）”，这表明他们真正的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而相对于历史学、语言学等被承认的一级学科而言，汉学是一个处于分支地位的二级学科。这个术语的创作灵感大概来自于“印度学（Indology）”——研究印度的学问，或者是模仿后来的“日本学（Japanology）”。奇怪的是，爱德华·赛义德在其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中并没有抱怨这些概念的东方主义性质，尽管从根本上看，它们正符合赛义德的批判范围：即欧美学者从它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出发，把中国或印度视为一种相对于“正常（normal）”西方文化的独特客体（distinct object）。18和19世纪的早期汉学家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语言和经典文本的研究（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人会说汉语），而且他们只是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学问（他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如外交官或政府官员），因为把有关中国的知识介绍给读者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收益或显赫的声望。一些学者或作家诸如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翟理斯（Herbert A.Giles）的贡献使得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型大学可以发展出一套学习中国书面语言的有效方法。但是他们在如何叙述和解释中国方面同当下中国研究者的学术实践有很大的不同。对汉学家来说，中国就是结构主义者所称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它是一种可以被认识的客体，而且要想正确地理解它，必须在智识上接受训练，学会使用特殊的技能（如学习古汉语）。

直到20世纪70年代，北美的中国学者仍然把学习古汉语作为训练的起点，同时加上了阅读中文报纸和白话文的任务，不久又开始学习说现代汉语。尽管晚期北美汉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陈荣捷（Wing-tsit Chan）和费正清依然认为自己是汉学家，但他们也要求学生学习汉学以外的学科，如以赖德烈为代表的宗教研究，以陈荣捷为代表的哲学研究和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他们把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看成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但他们的设想，是把宗教研究、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看成是一个方面，把汉学视为另一方面的学科框架，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学”是不相同的。

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汉学”这个词，但是它的意义却发生了相当有意思的变化。那些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抛弃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术语——汉学，但另一些政治智囊、战略顾问和新闻记者却非常乐于称自己为“汉学家”，好像根本没意识到学界的中国研究者已经把这个称谓弃之如履。同我们看待19世纪的早期汉学家不同，今天再使用这个词，已经表明了你对现代汉语并不在行，或者说你除了古汉语外几乎一无所知。显然，这些当代中国的观察家（China Watchers），有时候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之所以喜欢称自己为汉学家，是因为这个词暗示了一种博学或专门技能。在当今，“汉学家”称谓意味着你拥有很多知识，但绝大部分都和古汉语或经典文本无关。

费正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牟复礼三人都很有名，这和他们在各自的大学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虽然他们的概念和方法不同于早期的汉学家，但却把汉学的训练融合到新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他们不是基于历史的汉学家，而是基于汉学的历史学家。

费正清的学术根基不是汉学，他最初的领域是英国史研究，当20世纪30年代初清政府的海关档案开放后，他决定去中国进行英帝国主义的研究。他在蒋廷黻门下学习古汉语，不久后就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前往哈佛大学任教，其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成为他的第一本专著。从1941年到1945年，费正清受聘于美国政府，作为一名情报分析员在中国工作。回到哈佛后，他首先开设了东亚研究的跨学科项目，并授予硕士学位，后来北美大学纷纷建立区域研究学位项目，费正清的这项设计成为模板。这个跨学科的项目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古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日语、历史、艺术史和哲学才能拿到学位，不久又增加了博士学位的项目，后来发展成为“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项目（HEAL）”。在费正清时期，专攻中国史的研究生并不能获得历史系授予的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汉学的组成部分——定义学生身份的古汉语学习——仍然在哈佛的历史学研究生学习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和费正清一样，学生从其研究项目毕业后，依然继续研究欧洲的侵华者、传教士以及在中国的探险家，他们使用的大多是英文、法文和德文的档案，很少接触中文档案，但这一趋势在哈佛的博士项目中发生了改变，大家开始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中文档案，费正清及其助手编纂了有关中华帝国文献档案的初级读本，这部初级读本成为绝大多数学校中国研究项目的标准教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取代。

和费正清一样，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之前也是一个研究生。同样相似的还有其研究兴趣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二战的原因。李约瑟曾经是一个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在剑桥大学有自己的实验室，1937年，三名中国学者来此学习化学，希望能提高对日作战的效果，其中就包括鲁桂珍，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和李约瑟结婚。1942年，李约瑟前往中国国统区审核科学训练项目的发展情况，在此期间，他成为一名收藏中国书籍和手稿的爱好者，也成为一名古汉语的学习者。尽管他在1946年回英国后没有在剑桥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中心，但他的成就依然体现在多卷本《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编纂上，此套丛书直到2000年他去世后还在继续出版。几十位学者参与了此套书的研究与编写，并逐渐成为一种制度。这对于建立自己的关于科学的汉学式史学（sinological history）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牟复礼的贡献也是战后培养汉学式史学家（sinological historians）的重要一环。他比费正清和李约瑟年轻，但也是二战使他成为一名中国研究的专家，在其作为一名年轻的空军飞行员接受训练期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汉语，这个项目是费正清负责管理的。与费正清类似，牟也很快成为一名情报官员被派往中国工作。战争结束后，他留在中国，并最终于1948年在南京大学获得了中国历史的学士学位。中共建国后，他回到美国，并在魏特夫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大学拿到了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他一毕业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自己的教学和中国研究生涯，不同于费正清和李约瑟，牟复礼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在国民党的视角下学习过中华帝国史。在其领导下，普林斯顿的东亚研究博士项目至今保持显赫的声誉，他既强调古汉语的学习，也重视现代汉语口语的表达。从一开始，学生就被鼓励在他们的研究中完全使用中文材料，而且经常是早期的文献（相比而言，哈佛更重视19世纪的材料）。通过其学生和著作的影响，牟复礼成为建立汉学式史学的创始人物。

什么是汉学式史学的主要特点？回顾过去，可以相当容易地指出其特点。费正清、李约瑟和牟复礼都把中国看成是独特的（毕竟这是汉学最典型的特征）。比如李约瑟就认为古代中国为现代世界的形成贡献了最基本的技术和产品：造纸术、火药、医药（如麻黄）、指南针，以及在化学和天文学研究中许多领域的发现。他发现中国之所以未能在现代科学与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原因有两个：一是书写系统过于复杂，不利于知识在人群中的大范围传播，这是创新的一大阻碍。此外，在他看来，书写体系不能够表达数学和物理方面先进的概念。第二，他猜测是欧洲人在早期现代时期对中国传来的知识的改进形成了他们在军事、技术和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抑制了中国后来的前进。

费正清关于中国过去的概念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早期中国之所以十分发达，在于密集农业养育了大量的人口，并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富有国家和庞大繁荣的城市，而这一切都被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的官僚阶层所统治。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成功地对付那些无组织、技术落后的邻国和敌人的盛世使得中国统治者十分傲慢，并且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使得他们在技术、文化和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应对快速增长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欧洲力量的准备。

牟复礼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费正清的总体分析，但他鼓励学生把注意力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失败转移到古代的成功上。与费正清类似，牟也强调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正义的等级理念组成的，根据这一点，当所有人都敬畏等级并在私人生活中遵循年龄和性别的等级时，一个有教养的好脾气的人需要限制君王的权力并教育普通民众。对于牟来说，儒家思想使得中国实现和平而又发达的盛世成为可能，而且可以阻止专制的出现。由文化精英统治的统一、辽阔并且追求和平的帝国是汉学式史学的主要观点。李约瑟认为这是科学技术得以初步发展的保证；牟复礼认为它使得不寻常的长久和平昌盛成为可能；费正清认为它给中国所带来的如此之多的早期成功使得中国在不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难以适应这个世界。

这种汉学式的史学不久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独特的题目上，这些主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的标志，其中之一就是“士人精英（literati elites）”，所有汉学式的史学家都把它视为中国历史的中心议题。他们的外表、他们的论争，甚至他们的心理危机都被视为是解释前清时期的成功和近代以来失败的基本要素。从根本上说，士人的角色产生了中国的独特性。从这个观点出发，帝国（通常指一种单一的领土实体）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说服实践和经济活力的表现。由于其他帝国仅靠武力扩张，所以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出来。在汉学式史学的叙述中，这种哲学观点的吸引力和士人精英的实践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中国从未被真正征服过，任何外国征服者都被迅速地汉化，把自己的传统和统治模式都完整地丢弃了。开明士人的盛世统治所造就的繁荣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大量人口，加上早期中国创造出巨大复杂的城市，使得其他前现代或中世纪时期的帝国相形见绌——少量的人口、狭小的城市以及糟糕的交通。这种比较是汉学式史学家论证中国独特性的常用手段，比如他们喜欢指出11世纪的唐朝已经有百万人口，而同时期的米兰（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3万人。他们还指出18世纪中国的人口是17世纪时候的两倍，到了19世纪又是18世纪的两倍。这种人口统计学的论证模式符合费正清的论述：“早期中国在农业、贸易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产生了大量的人口，而19世纪后，国家无法供养和统治这么多人，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羸弱和衰败。”

这种汉学式史学的基本预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中国研究的全球视野还未成熟的时期，频繁地遭到挑战，也许最早的一批学者，诸如简又文、查尔斯·柯文（Charles Curwen）、韩书瑞（Susan Naquin）、周锡瑞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把目光集中在大众起义上。在他们眼中，改变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这极小部分的士人精英，而是广大的农村大众以及未受教育者的抵抗与革命；妇女史学者诸如曼素恩（Susan Mann）和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认为妇女被不公平地湮没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一些学者开始审视所谓“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的历史，并发现汉学叙述中关于“汉化”是永久和普遍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另外一些学者把精力集中在民族主义上，还有学者研究农村农业发展的技术细节。许多争论都集中在1949年的革命问题上，这是费正清、李约瑟、牟复礼和其他一些经历过二战的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他们支持过蒋介石，也目睹了国民党同共产党打内战时期的大溃败。在汉学式史学的叙述中，革命是20世纪初期失败和混乱的结果，由中国的不稳定所产生，并由此继续了早期的成功。汉学式的历史解释认为在一个正常、和平且相对繁荣的时期，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失败才给共产主义者提供了胜利的机会。但是在80年代，这种解释遭到了挑战，举例来说，新的思想史研究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的深度联系；其他一些学者则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新的关联。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汉学式史学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质疑这样的观点：即把20世纪中国的所有发展都看成是由灾难、失望和痛苦造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全球视角建立了起来，并仍在发展之中。这一趋势同北美的研究生教育和中国研究领域的结构性变革有联动关系。耶鲁大学从未授予过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所有的中国史方向研究生都在历史系学习，并参加历史系的所有事务（通常授予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主要是为了确保语言训练的到位）。因此，学生的学术身份是历史学研究者，不是汉学研究者。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扩展到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学校，中国史的学生可以在历史系做他们的博士论文，这一趋势最终影响到了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项目”中止了。尽管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学校还在授予东亚研究的博士学位，但是专攻近代中国史的学生却通常是在历史系学习。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社会学系、政府系、艺术史系和妇女研究专业等其他学科中，研究生只能选择一门学科作为主修，但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专攻中国方面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中国研究专家在自己的学科内把中国当成一个普通的客体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学习汉语，而且在研究生期间上一些比较性的课程以拓展自己研究中国史的视野。虽然一些学者会说汉语，也能读懂现代文学作品，但是学会古汉语依然是所有大学对中国研究方面学生的期望。不得不承认，现在仍然有一些年轻的学者（部分人还很有名气）的汉语水平不足以让他们能够在博士论文之外（博士论文可以获得导师的帮助）继续进行基于原始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因此，一些人转向帝国研究、比较研究或全球研究以便不依赖中文也能进行第一手资料的研究。

以中国人口史研究为例，根据汉学式史学的观点，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独一无二的。它既可以解释明代的经济发展和商业化进程，也可以用来解释毁灭性的内战和近代以来的大饥荒。但是在全球视角下，中国人口史并不是独特的，中国北方被视为农业起源最早的中心之一（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中东），这些地区至今都是人口稠密的区域——不仅是北印度，也包括南亚大陆和中美洲。但是，许多古代的区域都被今天的政治边界所分割，妨碍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单独的人口实体，比如北印度地区被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而中美洲则包括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个国家。结果是，中国有足够规模的人口数量可以相当精确地代表人口发展的全球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农业）。因此，根据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全球人口信息，中国人口始终如一地反映了人口发展大的模式——中国人口始终占全球总人口的20%到30%之间，因此，汉学式史学关于18、19和20世纪中国人口“爆炸”的叙述在全球视野下几乎再也不见踪影。当中国人口增加一倍，全球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增多。当然，如果你把同样的模式用于比利时、英国或日本的人口史中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它们太小而不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同想象中的统治阶级独特的智慧无关，与社会的安定繁荣也没有什么关系。从全球角度看，各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有一些共性所在，诸如可耕地的增多、新作物的传播、疾病减退以及风调雨顺等。

相似的视角变化也发生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以汉学视野为导向的比较历史学者总是对唐代长安和米兰城的巨大差异而惊异不已，并得出结论：中国城市独一无二的巨大（因此独一无二的管理、商业化以及文化活力）使得我们没有必要选择欧洲城市同其进行比较。实际上，11世纪的欧洲人口稀少，发展停滞，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比较。如果我们再倒退1 000年，比较罗马和汉代长安，就会发现两个城市几乎是旗鼓相当的。如果我们不拿米兰进行比较，而是选择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或巴格达（Baghdd），或吴哥（Angkor），或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会发现唐代长安城的规模并不是决定性的。它们都是中世纪时期的巨型城市，是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变化的一般模式似乎都出现在汉学所认为的那种独特性发展背后。

从中部的黄河峡谷到其现在的规模，中国依靠经济优势和文化说服的独特扩张是怎样进行的呢？这里汉学所给出的观点是“汉化（sinicization）”，费正清使用这个词明显是为了描述一种与“同化（assimilation）”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不同的过程。对费正清和其他汉学式史学学派来说，“汉化”描述了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人们进入中国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宗教、物质文化和家庭组织，然后用汉语、儒教、汉服和其他工具，以及三代式家长制家庭取代它们。一旦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文化，那么就几乎不再需要战争了。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军事史悠久复杂，同其他帝国一样，最早的扩张都是武力征服。在一定环境下，尽管人们可能会使用汉语、参加儒教的仪式，或者买中国人的东西，但还是能够显示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汉学的视域——汉或非汉，放到全球视角下就会被替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理解，而且这种视角下的中国文化更为多样、有活力且很少取决于汉学化史学叙述中皇帝和精英所设立的标准。濮德培（Peter Perdue）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2005）中的一章对中国军事史的描述相当翔实，但人们读过此书后的惊奇态度是汉学化史学叙述具有长久影响的一种暗示。

李约瑟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在全球视角下，很少有哪种发明是某一文明闭门造车的结果。绝大多数技术的进步都是交流和改造的成果，欧亚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历史复杂且有活力，比如李约瑟认为火药来源于中国，但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这种观点并没有能够坚持很久。最早将硫磺、木炭以及硝酸钾进行混合的用法来自公元前2世纪的犍陀罗（Gndhra，古印度王国），那时候犍陀罗是化学和药理学知识的中心。而最早的火药配方产品是有毒炮烟（noxious fumes），古索格狄亚那（Sogdiana）僧侣可能把配方带到了唐朝，这对南方的村镇很重要，因为可以用来驱散蚊虫。可能唐代技工首次改变了配方，使其产生氧化，经过宋代对配方的持续改进，最终可以产生爆炸（以及烟火）。宋代以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这种粉末被放到了枪里，成为真正的火药。因此，应该从欧亚视角出发来审视火药发展的整个历史，而且这种视角强调了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对此做出的贡献。有意思的是，李约瑟关于火药历史的汉学式叙述成为了现在维基百科主页上所采用的唯一观点，而近年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却没有被提及。个人认为，这种过于简单的汉学叙述依然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吸引力。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历史与旧汉学式史学的最明显的不同在于：汉学叙述中的中国是四平八稳、统一一致的，而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有断裂、有变化、有活力。全球棱镜下的中国远比汉学棱镜里的中国要复杂得多，所有的阶级人群、不同的性别以及多样的文化都参与其中。这种历史把中国文化和经济同欧亚大陆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一书代表了这种新的全球叙事，他实际上把中国放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地位，此前的历史学家，像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认为欧洲是当时全球贸易的主宰者。在全球视角下，中国的贸易和外交手段显得灵活而又实用，远不是费正清所描绘的那种傲慢死板的态度。

在汉学叙事中，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延续5 000余年；在全球视角下，中国文明富有创造性且不断变化。这种连续性因素同欧洲文明（拉丁语至今依然是法律和专业领域的主要用语）或希腊文明（大部分希腊人现在仍能看懂公元前800年的铭文，而大部分中国人却很难再辨认商周以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或犹太文明的连续性并没有本质上或程度上的不同，这些文明也能往前追溯六七千年，而澳大利亚文化则有35 000年的历史。在全球视角下，动辄声称事物具有数千年历史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除非它们能够在实际上解释历史的持续变化。

【注释】

[1]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教授。

[2]吕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达特茅斯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