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下的现代传媒

综述　哲学视野下的现代传媒

执笔：许　燕

受访学者

●北京大学　　　　　　叶　朗

●中国人民大学　　　　何光沪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汀阳

传媒在我国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对于传媒的作用，三位学者一致强调其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汀阳先生认为，所谓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指自由市场的经济，亦即万物皆商的商业方式；另一方面就是无所不及的传播方式，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传媒正是所谓的“现代”包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叶朗先生则从“青年”这一年龄阶段的受众考虑，认为在当代社会，老师、家长的权威对年青一代已经大大减弱，面对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包围的现代社会，青年人已经成为媒体塑造的一代人。因此，媒体对于人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便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媒体对营造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对培育安定的社会，塑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具有尤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从大的方面而言，媒体对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

基于以上涉及的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其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便承担着特别的责任。学者们认为，传媒实际成为考验社会是否实现现代化、是否实行民主与法制的试金石，良好而及时的传媒对打击假恶丑、弘扬真善美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效果和作用。当然，在肯定传媒的重要性的同时，对于传媒的作用也需要有清醒的态度。赵汀阳先生认为：现代传媒在本质上是商业行为，其遵守的经营方式和其他商业企业并无两样，都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进行运作，这决定了让最大多数人观看的报道必然要流为肤浅。同时，基于人对于信息的需求，传媒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需要得到自己预期得到的东西，反而对真假失去判断，导致了传媒报道与科学态度完全失去关联，因此，人们对于传媒更应该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叶朗先生则强调媒体应该对社会的很多问题承担责任。他指出现代社会对于流行音乐、港台音乐、西方摇滚乐等文化形态的热衷和喜好，与媒体的鼓吹、宣传颇多关系，而相形之下民族的文化形式却少人问津，媒体应该对此有所反思，采取积极的态度应对文化转型时期的问题，努力承担宣传优秀文化的责任。

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新闻能否提供真相？这是学者赵汀阳先生怀疑的问题。他认为：媒体，尤其新闻性比较强的报刊，都在试图提供数量众多的信息和真相，但是无论新闻机构抑或是媒体工作者，不管其具备怎样的真诚和正义，媒体的客观和都是一个“神话”。究其原因，在于新闻机构在现代社会中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机构，虽然它不具备政府的行政权力，但是它却是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影响广泛的、看不见的权力机构。对于这一点，赵汀阳先生进而认为，民间传媒同样具有这样的局限，因为信息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面对的是如何筛选的问题，这决定了真实和公正必然会因此而得以损害；同时，受众的喜好会影响到传媒的制作，“以人们的偏好为偏好去满足这个要求”，带来的同样是客观和公正的损害。因此，他提醒应该避免对民间认同的误解，避免将受众的评价当作新闻客观与否的唯一标准，因为，任何声音的误差率和偏好程度，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让官方之外的其他声音都有说话机会，这是媒体应该努力做到的。

何光沪先生则强调新闻要尽量求真，保证实现两面或者多面报道。他说新闻报道固然没有绝对的真实，但要尽量求真，尽可能接近真实。真的标准不仅是不说假话，不仅是杜绝谎言，而是能够尽量展现两面或者多面的表达，传媒要展示出一个事情的多面内涵，让受众能够全面地了解事实的变化，这才是所谓的真；传媒中的评论同样需要这样的表现，至少应该体现正反双方的意见和态度。

中国新闻传媒存在的问题

几位学者对当前报道存在的问题，具有类似的看法。何光沪先生认为我国新闻最大的问题是单面报道、不尊重事实，以至于造成极大的误导。他以水灾作为例证，认为在这样的报道中，新闻重点应该是生命和健康，而事实上却充满了诸如解放军救灾、政府救灾之类的内容。叶朗先生则认为国内重大事件的报道比起过去已经有了很多改进，无论是内容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反映还是不够，特别是在国际事件的报道中，传媒对民间的反应关注不够。

何光沪先生说，应该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表示最大的敬意，他认为一些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所受到的威胁和付出的代价一点不比战地记者少，而现实对他们并没有给予同样的补偿。叶朗则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不少传媒工作者缺乏专业精神。他说有的媒体为了达到自己的采访目的，不尊重采访对象，甚至肢解被访人的意见，使被采访者成为服务自己观点的陪客。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的采访记录也可能会出现被歪曲、不准确的情况。

大众传媒的人文导向和伦理责任

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几位学者都一致强调大众传媒对人文导向和伦理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叶朗先生强调在大众传媒中应该具有人文导向，也就是传媒包含的人文内涵，这种内涵涉及的价值观、格调、趣味等等，无疑对传媒以及传媒影响所及的社会诸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少有人注意的问题。他强调，缺乏人文导向会带来很多弊端，他特别提示在当代的传媒、广告中，比较倾向于宣传贵族奢华的生活，比之于中国相当部分的贫困人群、弱势人群，这种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社会贫富观念的对立和矛盾，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还有媒体中展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语境，带来的对于美国口味的标榜，这会引导中国的受众逐渐趋于西化，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宣扬。叶朗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定要警惕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他呼吁“不能让美国文化一统中国文化的天下，不能把我们的年青一代培养成美国文化的继承人”。

赵汀阳先生则更多看重媒体工作者要有伦理责任。他认为应该特别注意传媒背后的伦理导向，如果传媒影响着大多数人，必然带来报道中充斥最肤浅的内容，如果报纸销量大，也必然带来社会丑闻、明星韵事、社会不公正等等内容成为所谓的“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这背后存在着很多社会心理学的道理，不要把老百姓的需求就等同于真善美，要建立合理的媒体伦理，正确引导和适应受众的文化心理。对于媒体的伦理责任，叶朗先生强调媒体工作人员对此要做到自觉。媒体人员要清醒地知道传媒对人的影响效果，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灵成长，要对此怀有责任感，而不应该以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目标。他特别强调在文化趣味、文化审美中要有精粗雅俗、高低文野之分，不能够以大众的群趋心理作为借口迎合低级趣味，而忽略了媒体的责任。媒体要有相应的价值标准、美学标准，以此来提升和影响受众的文化心态。

赵汀阳先生还强调媒体工作者对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他认为任何现实中的人都应该从属于社会、国家，应该以真理的标准为国家利益着想。基于社会不同角色分配的现实，记者应该为弱势群体说话，这是展现其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作为记者要努力揭示真相，但是相对于国家重大利益的损益而言，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允许适当隐瞒的情况。

何光沪先生则更多强调媒体应该努力用道德概念中的“好”来教育引导民众。他认为不能够否定教育功能和正面倡导，他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作为例证，认为传媒多报道好事情，少报道坏事情，对于营造良性发展的社会，益处甚多。他说应该尽量用好的东西来教育人，用高层次的东西来影响人，借助传媒的力量，在社会中推动优秀、高尚的事物在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作用。

对传媒的建议和要求

三位学者一致提出，当代传媒应该注重体制的改革。何光沪先生提出当前传媒的法律保障问题。他认为应该建立、健全法律保障，这是市场经济化、法制化的国家的基本要求。他同时强调当前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真正的工会。政府应该保障民众的权利，包括知情权，不应该把民众的这种权利和他们的生活对立起来。赵汀阳先生在说明法律保障的时候，提出新闻工作者可能会受到黑社会、不法商人，甚至地方官员的威胁，需要有相应的《新闻法》来保证新闻工作者的顺利工作，至少要给新闻工作者个人人身和他的职业有所保障，消除他们在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同时确立他们的工作界限。

在对传媒的诸多建议中，改变传媒观念、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成为学者们提出的重要内容。何光沪强调新闻在教育和宣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传播信息，应该让宣传与新闻有不同的分工，要注意采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以此来避免单一的说教带来的厌恶、反感情绪。而叶朗先生则认为媒体的问题很多缘于媒体素质、文化素质和伦理素质等，应该加强对这些方面的教育。对于这点，何光沪先生提出对记者要讲两个标准：一是对人的道德操守上的高标准，这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标准，只是希望新闻工作者努力接近的；另一个则是在业务上尽量求真，努力报道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内容，这是最本质、最核心的标准，也是传媒工作者的最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