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不拿我们薪水的反面教员

蒋介石是不拿我们薪水的反面教员

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斗争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评论这位毕生对手的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1]

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2]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3]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4]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5]

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6]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7]

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8]

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9]

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匪帮。^[10]

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1]

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12]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13]

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14]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5]

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87年10月31日）生。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一、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二、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嫉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三、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四、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

五、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不久，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试析

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所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论较多，而且多为抨击、贬斥，这是不难理解的。

20年代初，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表现出革命热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但孙中山逝世不久，他就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及至到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为敌的反动道路。为了反抗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包括8年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统治，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战胜了蒋介石。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党、政、军、财大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只占有几块很小的根据地，蒋介石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居明显劣势。但是，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群众，运用游击战争，四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令蒋介石寝食不安，徒唤奈何。当日寇步步进逼，妄图灭我中华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与蒋介石实行合作，拯救中华。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该信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16]

这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又有规劝，既有批评，也有厚望，言辞恳切，话都说到家了。如果蒋介石不是顽固到底，读此信后当幡然醒悟，改弦更张。然而，蒋介石执迷不悟，致有十天后在西安被囚，被毛泽东言中。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中外各方面立即引起了震惊的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南京政府，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准备向西安进攻；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尽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障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在国际上，苏、英、日等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各有不同，因而反应不一。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对张、杨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曾设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制定出了不与南京政权对立的方针，这就为避免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当时曾主张罢免他，并交付人民公审，但毛泽东对蒋具有两重性的分析（即有“中间立场”的一面），为后来的随机应变埋下了伏笔。

为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根据新的情况，经过周密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促成了蒋介石结束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蒋介石本人也得以度过危机，安全返回南京。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说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毛泽东对他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和配合。但到了后期，他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和反击。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蒋介石表示义愤和抨击。1941年夏，有一天在枣园，毛泽东给来谈工作的彭真、王若飞介绍毛华初，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彭真说：“带的也是一样！”毛泽东又说：“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无比愤慨地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那一套，又照抄照搬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犯法一个当嘛。而蒋介石杀人如麻，搞白色恐怖，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连小孩子也不放过。”^[17]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①通过回顾中国的历史，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②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③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断言中国的命运的决定“不出这二年之中”。

《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危害，考虑予以回击。他安排陈伯达撰写了《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修改审定，指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电台两次广播，还印成小册子散发。此外，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译成英文本，在外国人士中传播。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

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关系到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突出阐述了中国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蒋介石已经写了书的，而我们的七大，“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因此，在报告中，毛泽东鲜明地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应顺应民心，和平建国，但他蓄意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他首先设计了重庆谈判，以遮人耳目，殊不知毛泽东大义凛然，勇敢赴会，在谈判桌上战胜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撕破了和谈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殊不知，仅仅三年时间，共产党人便将他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他只好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在海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

对于蒋介石这个政治对手、军事对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蔑视他，抱有战胜他的坚定信念。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赋诗明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苍龙”即指蒋介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18]

毛泽东一生中夸奖过蒋介石没有？或者说肯定过蒋介石有否积极作用？有，那就是肯定他的“反面教员”作用。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六国代表团时，再次指出：“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挣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19]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抨击和贬斥，是针对他代表的反动势力，针对他的倒行逆施，针对他在中国制造的灾难与罪恶。蒋介石虽然已经作古，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表现，人民不会忘记。

【注释】

[1]1944年10月11日《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10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945年8月16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11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4、11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4、11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1948年12月30日《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3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1945年8月1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6～1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1948年11月《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1944年10月11日《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7～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赵志超著：《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22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