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伍蠡甫

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在中国两度出现过翻译传播其作品的热潮，但是人们很少注意，或几乎完全不关注这一问题：谁是赛珍珠作品最早的翻译者和评论者？本文所揭示的就是这位杰出的美国作家在中国最早的作品翻译者和评论者伍蠡甫。

伍蠡甫（1900—1992），字敬盦，我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画家和翻译家，广东新会人，出生在上海。幼年时代随父亲、著名的翻译家伍光建辗转于北京和上海，⁽¹⁾在北京的汇文附小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附中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他很早就对绘画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在中学时代每次上图画课，他总是细心临摹，特别追求形似。先是学西洋画，后渐渐爱上了国画，于是疯狂地买书，像邓秋枚主编的《神州国画集》、狄平子主编的《中国名画集》等许多单本画册，几乎搜罗殆尽。后来他在近代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的指导下学习国画，他的绘画风格是追踪石涛、董源诸家，又特别注意写生。19岁那年他考入复旦大学预科和文科，从此与这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期间他当过复旦大学年刊的美术编辑，1923年文科毕业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以后到北京求职，在溥仪迁出故宫后，他常常泡在故宫博物院里研究历代名画真迹。1928年春返沪，受聘任母校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教授。

1936年伍蠡甫在父亲的鼓励下也到了伍光建当年留学过的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同时他在绘画上已日趋成熟，卓然成家。1937年1月他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办了个人画展，郭泰祺大使主持了开幕式；并应邀在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作了“中国各派绘画”的讲演。他前后游历英、法、德、意等国，参观了许多著名的博物馆，观摩了大量的西方名画。1937年抗战爆发，伍蠡甫中断了留学生涯回到了战时的首都重庆。1938年应邀出任迁到陪都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他的关系，老友宗白华、胡小石、谢冰莹、老舍、余上沅都分别来到了位于嘉陵江畔北碚黄桷树镇的文学院，作过诗歌和艺术专题的讲座。他还在重庆多次举办个人画展。邱立新的《伍蠡甫》一文称，其画展誉满山城，《新华日报》曾为之报道，郭沫若为他的《山田图》、《峡船图》题长诗，徐悲鸿特引杜甫诗句“元气淋漓障犹湿”相赞许。他把画展所得的万元巨款捐献给了政府以支持抗日战争，他说这是自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此事《大公报》上曾以《艺人楷模》为题作过报道。1941年他出任教育部美术委员会委员。1943年受马衡院长之聘，他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顾问，赴贵州安顺藏宝山洞，鉴定、观摩故宫博物院南迁的历代字画。1944年他在贵阳、昆明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²⁾丰厚的学养使他的绘画中融入了深远的意境和浓郁的书卷气，岭南派的大师高剑父这样评价他的绘画：“雅得石涛之旨，而有新意”，“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时而千峦万壑，时而水净林空，一望饶有古人意，而却是自己的画”。他的国画别具一格还在于他深得石涛“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名言的深意，主张东西方艺术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他指出：“本来现代的题材是没有不可入画的道理，唐宋画中所表现的衣、食、住、行，在唐宋时难道不是‘现代’吗？我们如果一味学习唐宋的画法，我们的眼前心上，便很可能地只有一些皴、擦、渲、染的形式，伏在那些后面的东西——内容，反而消失了。于是乎形式一代一代留下来，直到现代的中国，它还是紧紧地捉住画人之手，非得用它不可。但是用了它，它便能蒙蔽人的心眼，使人想不起或看不见当前的生命的内涵。”⁽³⁾伍蠡甫的绘画成就已经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但他在翻译方面的业绩，特别是他在翻译赛珍珠作品方面的地位，却至今少有人道及。

1932年是赛珍珠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代，这一年的元旦，中国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刊出了宜闲（胡仲持）翻译的《大地》（The Good Earth），这一长篇小说在该刊上整整连载了近一年，直到12月16日的第29卷第8号才告完成。在《大地》尚未连载完成时，上海一家由复旦大学教授为主体创办的黎明书局就在1932年先后出版了赛珍珠的《福地述评》和《儿子们》（Sons）的中译本，成为在中国最早出版赛珍珠作品的出版社。尽管《东方杂志》刊载《大地》早于黎明书局，但1932年7月黎明书局出版《福地述评》时，宜闲的译本尚未连载完毕，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由黎明书局初版的《福地述评》是最早译出的赛珍珠的作品。《福地述评》初版2000册，同年12月即再版至4000册，销路颇好。12月《儿子们》也由该书局出版。1933年，黎明书局还推出过伍蠡甫的妹妹伍季真译出的赛珍珠的《东风西风》（The East Wind and the West Wind）。

黎明书局究竟是怎样一个出版机构呢？至今尚无专文论及。冯和法在《回忆孙寒冰教授》一文中称黎明书局创办于1930年底、1931年初，显然是错误的。据笔者查对该局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29年10月初版的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可见黎明书局是1929年就由复旦大学的孙寒冰、伍蠡甫、章益等教授一起发起创办的，旨在及时介绍当时最新的世界名著。当时流行采用股份制，黎明书局股票每股50元，一般每人只认二三股，开办时资金不足千元。由孙寒冰担任总编辑，伍蠡甫担任副总编辑。发起人中还有上海《国际贸易导报》主编侯厚培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王世颖。由擅长事务工作的侯厚培任总经理，由他原来手下的一位工友徐毓源担任实职工作，如联系印刷事务，包扎书、送书和寄书等。书局初设在成都南路桃源坊9号，经过一年多惨淡经营，书局初具规模，于是在福州路254号有了坐北朝南的单开间的门面。伍蠡甫负责文学方面的书稿，孙寒冰负责比较重要的稿件，他的学生冯和法担任出版部主任，负责农业经济和农业科学方面的内容，伍蠡甫和孙寒冰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侯厚培是个实干家，王世颖是官场中人，这四人的旨趣不尽相同。⁽⁴⁾

黎明书局最早出版的译作是伍蠡甫译出的卢梭书信体描写爱情的名著《新哀绿绮思》，该书英汉对照，1930年8月出版，1933年印出了3版；这是他们策划的由伍蠡甫主编的“英汉对照西洋文学名著译丛”的第一种。此套丛书精选西洋文学名著，由海内名译家分别担任译述。1930年至1935年该译丛陆续出版的还有伍蠡甫译出的歌德《威廉的修业年代》以及与刘麟生合译的《两个罗曼司》，顾仲彝译哈代《富于想象的妇人》，蒯斯曛、席涤尘译出屠格涅夫的《阿霞姑娘》，洪深译出的苏联罗曼诺夫的《恋爱的权利》，樊仲云译出的莫泊桑《橄榄园》，余楠秋、王淑瑛译出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吴剑岚选译的波斯诗人莪默的《鲁拜集》等，该译丛还收录有伍光建译的雨果《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除英汉对照外，该丛书将重要习语、奥词，逐条注释，并对作家思想、时代背景、全书的含义等撰为长序，作深刻的剖析。早期重要的出版物还有1931年伍蠡甫和孙寒冰选编的《西洋文学鉴赏》和《西洋文学名著选》，前者以文学史的立场，精选西洋历代文学名家的代表作的英文原文，从荷马一直到罗曼·罗兰，凡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无不毕具；每篇都有序文予以介绍；后者所选有欧美的论文、小说、童话、书札等名著三十余篇，如雪莱的《论爱情》、基茨的《黄莺歌》、新俄小说等，每篇亦有序文略述作者的生平与背景，并有详细的译释。该书在一年内出了5版，有三十多所学校将其选为英文教材。1933年出版的谢六逸编的《模范小说选》，选录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谢六逸对每篇作品还作了讲评。其他还有“黎明师范教本”6种、“黎明乡村教育丛书”13种和“黎明乡村小学丛书”14种等。1937年伍蠡甫与曹允怀译出了苏联高尔基等著的《苏联文学诸问题》，作为“黎明文化丛书”的第一种由黎明书店出版，内收高尔基的《苏俄文学》、拉狄克的《当代的世界文学和普罗艺术的任务》及布哈林的《诗，诗学和苏俄之诗的问题》等三篇论文，附录有对于高尔基的报告等的决议案和对于拉狄克的国际文学之报告的决议案。还有重要的译丛是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译丛”等。

黎明书局还先后代人出版发行过《经济学》季刊、《外交评论》和《中国农村》。自己出版发行的重要杂志是伍蠡甫主编过的《世界文学》月刊。尽管有孙寒冰的全力支持，但由于没有基本的作者队伍，依靠伍蠡甫单枪匹马来独撑一个杂志，毕竟难以持久，于是办了六期的《世界文学》最终是停刊了。1937年他们推出了模仿美国《读者文摘》的杂志《文摘》月刊，伍蠡甫也是编辑委员之一。《文摘》选载国内外各报刊上的名文，曾风行一时，其第2卷第2期首先发表过《西行漫记》的部分译文，题为《毛泽东自传》。于是立即引起轰动，销量急剧上升，供不应求，一再加印，每期印数高达五六万份之多，据时任黎明书局经理徐毓源的回忆，以“文摘社”名义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除在上海大量发行外，还发往南京、广州、成都、济南、北京、保定、西安、南宁、天津、开封、重庆、武汉等大中城市，共约售出六七十万册。⁽⁵⁾当年黎明书局出书的效率极高，伍蠡甫《福地述评》完稿于1932年6月7日，7月1日出版付印；而《儿子们》完稿于同年12月3日，12月20日出版付印。1937年秋日军占领大场，《文摘》被迫停刊。1939年迁至重庆的黎明书局已无力继续出版书刊，于是在重庆北碚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恢复出版《文摘》战时旬刊，黎明书局因为主办人在办社方针上的分歧，孙寒冰被迫离去而奄奄一息。但黎明书局为出版赛珍珠作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我们今天研究赛珍珠的学者所应该记取的。

绘画艺论早期只是伍蠡甫的副业，他的正业应该是西洋文学的翻译与评论。最早注意赛珍珠并且对其作品进行评论的中国学者有叶公超和陈衡哲，可惜他们在1931年发表的英文文章都是刊载于英文刊物上的。⁽⁶⁾最早用中文译刊赛珍珠作品，并进行了系统评论的是伍蠡甫。

1931年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用英文完成了取材于中国的《大地》，该书描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生活，由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顿时引起轰动，被推荐到美国《每月新书俱乐部》，成为最优秀的书籍。对西洋文学有着深厚造诣的伍蠡甫很快意识到此书的巨大价值，1932年他将此书编译成《福地述评》，这是中国《大地》一书的第一个节译本。该书前为“述福地”，译述了《大地》；后为“评福地”，对该作品进行了评价。伍蠡甫在述评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财产问题、妇女问题等，指出该书“描写了中国七成以上的民众意识，又是出自外人的手笔，于一九三一年出版，单在英国一家书店里，已重印了七次，在美国，因为得了一九三一年度的布耳泽文学奖金（Pulitzer Price，今译普利策奖金）一千金元，一年之中再版十多次，所以，它所介绍的中国，影响外人之深，着实有些可惊的”。他认为“《福地》的背景是自然力所支配着的时空，他的结构是以劫掠为人生转形的枢纽，它的主要人物是映出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切——荒灾的频仍，农民知识的浅陋，男子的贪鄙吝啬，女子的卑抑，兵匪等的威胁，以及不可胜数的水深火热”。他认为《福地》最大的优点是触及了中国多面的事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冷静的态度，揭示出中国人的系统观念是“中国一大部分人的麻木”。尽管赛珍珠有着自己的主观见解，但因为小说是从中国的基本问题和事实出发的，因此还是“非常精确得道出了中国若干的社会状况”。

他指出《福地》一书触及了中国社会最深刻的财产——土地——私有制度的问题。主人翁王龙是个自耕农，尽管曾经获得过土地，专心耕地，但穷困还是使他被迫离开土地。是一批城市贫民的暴动使他在一家富人的宅院中得到了一笔钱财，这成了他回归土地的资本。土地给王龙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王龙由自耕农成为地主，儿子则成了米店的老板，儿子经商、父亲业农的结合，是中国千百年来社会的常态。但儿子逃不了时代的影响——帝国主义资本正在中国发展，他要大宗地收买米粮，要借助铁路运输，去寻找更大的市场和利润，于是王龙和儿子就土地问题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是仅仅握着一手的土，在儿子的欺骗声中，从书上消失的。

他认为赛珍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能够不抱着一种白人优越的心理，考察父系家长制下的土地占有欲，和女性的绝对服从心。他指出王龙是通过土地，确定自己和妻、妾、儿、女以及老父的道德关系。比较中国那些“车载斗量的民众文学家”，赛珍珠没有被“都市的麻醉，亭子间的幻想”缩收了自己的“视域”，因而她能作为一个“异国作者”，“深深捉着隽永的趣味”而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一显身手”。⁽⁷⁾黎明书局在介绍伍蠡甫《福地述评》时，将赛珍珠的《大地》与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斯陀夫人《黑奴吁天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后两书只不过揭示西方的人间世，而赛珍珠的这部小说“则客观地描绘现代中国成为唯一问题的地狱式的农村，其感人之深，自然远在两书之上”。⁽⁸⁾

当时有人批评伍蠡甫的《福地》译文节略得太多，不能使读者欣赏原书中“那些小中现大的关节”，评述写得过于深奥。1932年12月由黎明书局推出的赛珍珠《大地》的续编《儿子们》，也是由伍蠡甫译评的。该书叙述了王龙的四代——王龙和王大、王二、王三及其他们的孙子。书中的主人翁是王龙的三子王老虎，他区别于过着好游怡乐少爷生活的王大，也不同于长于理财的米商王二，他从小离家出走，过着当兵的生活，后来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做了小地方的小军阀，全书刻画了王龙的儿子三代中儿子对老子的行径，老子对儿子的手腕。伍蠡甫称自己译评《儿子们》一书的新态度是“少删原文；少用术语；少说学者们头巾气味的话；少使读者思想超离现实太远”。他仍然对《儿子们》有着超乎同代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虽然比不上《水浒传》、《红楼梦》的伟大，但“它确把捉了现代中国的几个剖面，描写之而又渲染之，在错综里表现中心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辨的”。

伍蠡甫认为《儿子们》最突出的是提出了中国社会里的威权意识问题。小说作者“运用非常的气力，描写中国老子怎样管儿子，儿子怎样管孙子，丈夫怎样管妻子，姨太太怎样掉过头来又能管丈夫”。“管是制约，听管是受制约；没有主制，便无被制，没有被制，便也没有主制。威权似的作用是成立在这相对的二极上。羽毛不丰满，不可以高飞，只得被制于在上的威权；羽毛丰满了，一飞就想从被制飞到主制上。王氏四代写真里，这一脉相承的威权——老子的威权，抑即因为自己有了儿子，儿子总有一天不能不升格做老子，自己的儿子再有了儿子，自己的儿子更不能不立刻升格做老子，而自己便须退为太上老子——这依次递传于三代间的老子威权，可算交织《儿子们》的主干。而威权总是独占一时的势力，所以父辈、子辈以及子辈、孙辈间，在格的降升上，对于故日的依恋，和对于当前的希冀、把持，适足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识，其势遂不能不冲突。历史的大轮，常被冲突、矛盾所推动，于是一部王家史，也便以威权传递与冲突，为中心表演了。”这种威权意识还作用于男女关系上，女子的美德是以受制于男子的威权为主相的，这种美德的代价对于女性来说，就是以抹杀女性的一切自我为代价的。而“孝——孝之存在、孝之提倡，促进对于威权的顺从”。例如王龙的儿子老虎自小背叛父亲的意志，蔑视王龙的威权，但衣锦还乡后，竟然强把自己儿子的头按倒在王龙的坟上，因为他这时“孝”的意识是希望儿子对威权的服从。

伍蠡甫还认为赛珍珠的《大地》和《儿子们》所写出的王氏及其王氏四代的核心问题还是：生存是一切的基础，“老命和维持老命的金钱，是一切的基础”。他认为赛珍珠的作品“实在未必真能囊括中国一个时代的实在”，但她“对于这个的生存自然已具有某种的觉察”，“她只希望中国人不忘自己根本的善性，采用优柔温良的方策，渐渐地改良自己的生存，形成某种路向”。从这种意义上，伍蠡甫实际上认为赛珍珠的作品的贡献就是提示了“中国路向上的问题”，⁽⁹⁾换言之，《大地》和《儿子们》实际上可以视为是一部“问题剧”。黎明书局在新书广告中称：“巴克夫人以外国眼光，观照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生长在这崩溃中的军阀主义，笔尖过处，入木三分，真属难能。译者以美妙绝伦的文字，保持作者全部精神，更撰方言长序，解释原作的重要性，并剖明作者的意识形态，足使二十世纪中国青年，认清时代所属望于他的使命。”⁽¹⁰⁾

郭英剑在《赛珍珠研究在中国》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关于赛珍珠的评论明显的特点，一是对赛珍珠的评论非常注重文本分析；二是由于注重文本研究，使得这一时期的文章开掘深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两者他都以伍蠡甫的评论为例，指出伍蠡甫独辟蹊径，从威权意识、孝以及爱，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以及社会的统治秩序，⁽¹¹⁾给伍蠡甫的译评以高度的评价。我们注意到，1938年赛珍珠出人意料地以“丰富地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称得上是真实的叙事诗和传记”的理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该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获奖。尽管当时很多中外评论家都对赛珍珠获得这一殊荣表示不屑，但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文学评论家还是认识到了《大地》获奖并非纯属偶然，不少文学评论在评价的标尺上又重新回到了伍蠡甫的水准。我们至今重读伍蠡甫的译评，会发现我们今天很多对赛珍珠作品的认识，甚至还没有超过70年前伍先生的分析水平。

1934年伍蠡甫为上海新生命书局编译了《浮士德》，叙述歌德这一诗剧的故事梗概，收入樊仲云主编的“新生命大众文库·世界文学故事4”；193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蠡甫选译的柏格曼等著的《瑞典短篇小说集》，内收《裘蒂丝》、《医生你能医得好我吗》、《新袍子》、《只有一只手》等；1936年还有其选译的泰戈尔等著的《印度短篇小说集》，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两书都编入“万有文库”第2集，1939年12月又各出简编版；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第1集收录有伍蠡甫译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四百万》，收入《菜单上的春天》、《一个未结束的故事》、《黄狗自述》等19篇小说，书前有伍蠡甫写的《关于O·Henry及其〈四百万〉》一文。1943年1月大时代书局出版了伍蠡甫据英译本转译的高尔基著的《文化与人民》，收录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杂文、书信《十年间》、《论白种侨民的文学》、《市侩主义》、《假如敌人不投降，那就应该消灭他》、《人民必须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答复一个知识分子》、《人文主义与文化》等18篇，书末附有高尔基年谱。

1949年以后伍蠡甫的主要著述集中在文论艺论方面，他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和撰写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开创了国内西方文论研究的先河，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山水和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中国美术辞典》和《中国名画欣赏辞典》（两书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在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艺论名著《谈艺录》（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名画家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艺术批评界至今为人称道。

有意思的是，2002年是赛珍珠诞生110周年纪念，也是伍蠡甫逝世10周年纪念。更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也是伍蠡甫与黎明书局译刊《福地述评》和《儿子们》70周年的纪念。值此特殊的机缘，当我们纪念赛珍珠这位曾经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美国作家的同时，⁽¹²⁾也让我们共同来缅怀伍蠡甫这位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希望后人能永远不要忘记他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留下的丰厚遗产。

附记：原文2002年10月5日曾提交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镇江赛珍珠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报告，后刊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收录许晓霞等主编《赛珍珠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70—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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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伍光建的生平和翻译成就，可参见伍蠡甫编《伍光建翻译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邹振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与伍光建》，《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三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

(2) 穆纪光主编《中国当代美学家》，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3) 参见杨家润《伍蠡甫先生传略》，手稿复印件承蠡甫之女伍尚中提供，特此鸣谢！

(4) 冯和法《回忆孙寒冰教授》，《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5) 孙一德、郑兰荪《孙寒冰与中文版〈毛泽东自传〉》，《复旦》2002年6月25日新编第541期。

(6) 叶公超《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刊载于1931年10月北京英文版《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3期，第448—453页；陈衡哲的《合情合理地看待中国》一文刊载于1931年英文版《太平洋时事》（Pacific Affairs）第4卷第10期。

(7) 伍蠡甫译评《福地述评》，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二部分“评福地”，第1—28页。

(8) 伍蠡甫译评《福地述评》所附黎明书局新书广告，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

(9) 伍蠡甫译《儿子们·译者序》，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1—36页。

(10) 伍蠡甫译《儿子们》所附黎明书局新书广告，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

(11) 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2) 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372—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