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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伍尔夫的小说理论

时间:2022-04-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常生活的世俗美学:评伍尔夫的小说理论[1]宋沈黎[2]摘 要: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和文学理论两方面都著述颇丰,本文侧重评析了伍尔夫的小说理论。伍尔夫对小说理论的贡献不容忽视,然而在英美学术界,不少评论家对其小说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缺乏严肃性和学术性而无法进入主流视野。

日常生活的世俗美学:评伍尔夫的小说理论[1]

宋沈黎[2]

摘 要: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和文学理论两方面都著述颇丰,本文侧重评析了伍尔夫的小说理论。伍氏提出生活是小说的恰当目的,认为小说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情感重组,她在小说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张,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表征启发读者去思考日常经验的诗意和发现生命的喜悦。

关键词:日常生活;世俗美学;小说理论

一、引言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她在文学批评领域同样颇有建树,其小说理论散见于350余篇书评论文中,文论写作几乎贯穿她的整个出版生涯,其内容庞杂、枝节蔓生,展示了伍尔夫文学思想发展流变的各个不同阶段和不同侧面,因而赫麦妮·李(Hermione Lee)认为很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甚至连文类的区分也很成问题,因为它们更像是日记、书信、读书笔记、小说和自传回忆录等各种文体交织成的混合物。伍尔夫对小说理论的贡献不容忽视,然而在英美学术界,不少评论家对其小说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缺乏严肃性和学术性而无法进入主流视野。我国著名学者瞿世镜和殷企平曾对伍尔夫的小说理论作过系统梳理,前者从七个方面归纳了伍氏的主要观点,而后者更是去繁就简,在其主笔的《英国小说批评史》中以“生活决定论”一言蔽之。伍尔夫曾在“生活与小说家”一文中提出生活是“小说的恰当目的”,“这一观点构成了她全部理论的基石”(殷企平2001:180)。伍尔夫认为,比起其他艺术家来,小说家与生活的接触最紧密,他必须暴露于生活之中,接受来自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

日常生活这一领域长期受到忽视,被摒弃于文学审美视野之外,马克思开启了日常生活现实研究的先河,在卢卡奇、胡塞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赫勒、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等理论家的努力下,其意义和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逐渐从边缘地带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视野。因此,正视、肯定和凸显日常生活的价值,建立文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视角,不仅是哲学、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求文学研究者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去重新审视和评价文学的意义和旨趣。伍氏的生活决定论符合“艺术体验是对存在的体验”这一现代诗学的共识,体现了审美实践“从神圣性到世俗化”的现代转型。

二、世俗美与神圣美的分野

20世纪是现代世俗美取代古典神圣美的时代,对美的向往从彼岸的超验时空向“此在”的生活世界回归。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认为艺术家就是精神贵族,伟大艺术可与宗教相提并论其价值在于“把我们从日常存在中解脱出来”,与生活完全脱离(贝尔1984:180)。伍尔夫虽然受贝尔影响颇深,但在审美立场上却与其有着根本的差别,她认为小说艺术的基础是作家或读者对生活的感悟,小说是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情感重组;她反对像贝尔那样将生活情感升华到超验的“审美情感”层面,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洪流,而是将情感视为沟通作者、作品和读者的普遍材料。伍尔夫的世俗美学立场还体现在她对巴特勒、梅瑞迪斯和亨利·詹姆斯等人鄙视大众的精英主义心态的批判上,认为他们的优越感只会使他们远离生活和普通读者群,她主张小说家应该为普通大众写作,表现美的日常性和平凡的生活世界。她十分赞赏奥斯汀通过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来传达情感的手法,在评论《曼斯菲尔德庄园》时这样写道,“在平凡而琐碎的某一瞬间,他们(小说人物)的言辞会突然变得充满意义,使那一瞬间成为他们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记忆”(Lee 2001:101)。

伍尔夫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最早源自于她广为流传的一篇论文《现代小说》(1925),在该文中她呼吁读者审视一个普通的心灵对日常一天中某一瞬间的感受,和对生活的思考。通过这样的思考行为,伍尔夫希望她的读者能认识到小说有可能违背传统文学对它的要求,如情节性、爱情趣味、戏剧性或悲剧性等,而代之以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来捕捉生活。她在“现代小说”一文中主要批评了爱德华时期的小说家如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enett)、约翰·盖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和威尔斯(H.G.Wells)等人的作品,她将这些人统称为“物质主义者”,意指他们过多得将注意力放在对不相关事实的罗列上,而未能揭示人物经历的意义所在。在同时期的许多论文中,伍尔夫都指出这些小说家没能捕捉到“生活”,原因在于他们“将大量的技巧和极大的精力都耗费在将琐碎和转瞬即逝的事物表现得真实和永恒上了”(Woolf 1958:91—98)。然而,伍尔夫本人对记录“一个普通心灵的日常一天”的生活方式也颇有兴趣,这一点在其小说《达洛卫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中尤为明显,另外,在她许多卷日记中,伍尔夫也对文学中的日常和细小事件表现出极大关注,她认为贝内特和盖斯华绥等人的小说问题在于对人类经验的记述太过表面化,她不断提醒读者注意“日常”“琐碎”和“细小”这些词汇与真实、虚构和持久等观念间的联系,去重新考虑它们的意义和语义关系。

《现代小说》一文不仅揭示了伍尔夫对于现代小说的目的和范围,以及它是如何与过去的小说相区别等方面的看法,还要求读者去思考“日常”经验这一概念。日常生活通常和世俗、每日活动如饮食、沐浴和上班交通等相联系。伍尔夫鼓励人们重新思考和审视日常生活,去纠正爱德华时期的小说家们对它的错误表述。菲尔斯基(Rita Felski)认为,日常生活普遍被等同为“本质上对世俗活动的理所当然地持续,这一点给人一种很怪异和捉摸不定的感觉,并且当其服从于批评审视时就会掩盖人们对其的理解”(Felski 2000)。每日生活捉摸不定的特质及其对人们理解和表征的掩盖是列斐伏尔在其多卷本的批评著作中试图讨论的问题之一,他在评价日常生活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地位时,认为将日常视为现代特征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本质,异化了它与人们的关系,在20世纪中日常生活的存在沦为一种重复、理性的同一性和单调性。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有一种“剩余性”,包含了所有独特的、出众的、专门化的、有结构的活动中剩余下来的事物(Lefebvre 1987)。这种观点受到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挑战,伍尔夫更是清楚地表示她有关日常生活内容的观念和日常一天的轨迹绝对不是沉闷或不言自明的,而是复杂和激动人心的。她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表征现在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在她眼中,日常生活是神秘的,没有边际的,有待小说家传达。

三、伍尔夫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诗学

在自己的创作中伍尔夫同样注重捕捉平凡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瞬间来传达生命情趣和印刻情感,表征日常生活经验的多维本质。如《达洛卫夫人》中,主人公克拉丽莎便善于以生活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中发掘生命本身的诗意之美,从中获取继续生存的力量。小说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伦敦,克拉丽莎在某个早晨走上街头购买鲜花到晚上在家中举办宴会这一天内的心理活动。与此平行的另一条线是一战争退伍军人塞普蒂莫斯在同一天里的内心活动,罹患炮弹休克症的他为了抗拒医生送他进精神病院而在那天晚上跳楼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说,塞普帝莫斯是达洛卫夫人的分身。达洛卫夫人代表着心智正常、肯定生命的生的冲动,而塞普帝莫斯则代表着神智失常、厌弃生命的死的冲动。达洛卫夫人正如伍尔夫自己,虽然身处社会中上阶级,却像塞普帝莫斯一样时刻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压抑和窒息。所不同的是,塞普帝莫斯通过死亡寻求解脱,而达洛卫夫人则选择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中发掘生命的美和意义,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她在家里举办宴会,把周围的人聚拢来一起分享生命中哪怕是转瞬即逝的片刻时光。她举办的聚会与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沉闷乏味的贵族茶会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曼斯菲尔德笔下人情冷漠的“花园茶会”,就如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一样,她的聚会更像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行为艺术,向我们展示平常生活世界的艺术美

这一主题在《到灯塔去》中得到继续发展,拉姆齐夫人的聚会“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像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一样构造创作生活的细节”并且邀请周遭的人都参与进来,从而“使这件作品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艺术品”(王守仁2006:61)。聚会将稍纵即逝的瞬间捕捉下来获得永恒,那些欢乐片段事隔多年仍然在人们脑海里清晰浮现,画家莉莉认为这正是艺术的价值所在,伍尔夫借此揭示了日常世界里世俗生活的积极价值,它不仅不该被排斥在艺术大门之外,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现代审美的中心。

尽管相对于神圣美学的严肃性品格,世俗美学更多地表现为游戏性,但世俗美不等同于市侩和庸俗,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也指出游戏活动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甚而是神圣的严肃性。因而世俗美学的重心就在于从看似无足轻重的平凡生活中发现存在的神圣性。伍尔夫虽然将生活视为小说的恰当目的,但她同时也认为“生活太不纯洁;她最炫耀的那一面往往对小说家毫无价值”(Woolf 1958:47),因而主张小说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就如达洛卫夫人在小说结尾退入斗室一般,作家应站在离生活退后一步的地方写作(Woolf 1958:22)。在《现代小说》的结尾处,伍尔夫通过对以表现“幽默和喜剧、尘世之美、知性活动、身体之美妙”见长的英国小说的肯定,为小说设定了一个以表现“生命本身”为宗旨的开放性创作立场:“并不存在‘小说的合适素材’,一切都可以是小说的合适素材,一切情感,一切思想;头脑和灵魂的一切品质都可以提取;没有一种感悟是不合适的,”只要小说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愿意称之为生命本身的东西”(Woolf 1992:162—64)。由此可见,伍尔夫真正的小说创作立场在于用一切可能的艺术方法表现生命本身;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摧毁和重组,作家在对世俗美的表达中坚守一种内在神圣性,一种生活世界的“超越性维度”,即对生命本真性的尊重和对存在的喜悦。

参考文献

[1]FELSKI R.Doing time:feminist theory and postmodern cultur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77—78.

[2]Lee H.Virginia Woolf's essays[C]//Roe,Sue &Susan Seller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2001: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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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OLF V.Life and novelist[M]//Granite and Rainbow.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58.

[5]WOOLF V.Modern fiction[M]//Andrew McNeillie ed.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Vol.4.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92: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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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8]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9]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徐岱.回归本真:生活世界的诗学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1]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注释】

[1]本文系浙江工商大学2013年校级科研课题《接受美学视域下后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编号:X13—11)研究成果。

[2]宋沈黎,女,浙江杭州人,讲师,研究方向:美国后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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