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桂林人

二、最早的桂林人

根据漆招进、周海主编的《寻访万年前的桂林人》，我们可以知道，桂林最早的居民是“宝积岩人”，他们生活在距今三万七千至二万七千年，使用打制石器，猎取便齿象、犀牛等大型野兽，是非常高超的猎手。接下来依次是早期“大岩人”、“轿子岩人”、“庙岩人”。他们生活在距今二万至一万二千年。这段时期是大理冰期的最盛期，相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大型动物的减少使他们开创出新的生活方式——捕捞鱼虾螺蚌，并制作出穿孔石器、穿孔蚌器、磨制骨器等新型工具和用于烹煮螺蚌的原始陶容器。最后是晚期“大岩人”和“甑皮岩人”，他们生活在距今一万二千至七千年，这段时期属于冰后期，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资源使他们继续过着以采集、狩猎、渔捞为主的生活。

宝积岩位于桂林中山中路顶端的宝积山中，与鹦鹉山、叠彩山、老人山、铁佛塘、木龙湖和桂湖形成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出名已经数百年，是桂林古代“老八景”之一，称“桂岭晴岚”。1979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老师李庆忠带领学生在校园里的宝积岩做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闻讯而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考古专家从残存的文化堆积中又发现了另一枚人牙化石。经检测，两枚牙齿分属一个老年个体和一个青年个体，属晚期智人（新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今三万七千至二万七千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迄今为止在桂林发现的最早的远古先民的遗迹。根据随后发现的十二件打制的砾石石器及炭粒、烧骨等物，可以推断三万年前的桂林古人类已经懂得用火和熟食，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宝积岩人”的发现，填补了广西“柳江人”与“甑皮岩人”之间的缺环，为蒙古人种在华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例证。

1965年夏天，广西文管会组织的文物普查工作在桂林展开。6月3日，巫惠民、蒋廷瑜、张益桂等考察人员在南郊大风山工业区独山西南麓发现甑皮岩遗址，经过挖掘，发现大量介壳、兽骨、打制石器、磨制石锛、穿孔石环、磨光骨锥及夹砂陶片，还有人骨五具，包括一个儿童和四个成年个体。考察人员回填了土方，有意对遗址进行保护。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发掘工作未能继续进行。

1973年6月11日，桂林文管会阳吉昌、王静宜、赵平三人发现甑皮岩遗址遭到破坏，立刻向上级部门汇报。6月12日，桂林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拨款两千元，由文管会对遗址进行清理。6月16日，文管会成立清理试掘小组，由阳吉昌、赵平负责遗址的领导及技术指导工作，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十八具人骨，上千件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大量的水生、陆生动物遗骸。9月，甑皮岩遗址发掘简报在《考古》第3期发表。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甑皮岩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同年，国务院公布甑皮岩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由上述四家单位联合编撰的《桂林甑皮岩》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六十九号》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甑皮岩遗址的发掘和保护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华南洞穴考古最重大的考古成果，也是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考古成果之一。“甑皮岩人”奇特的屈肢蹲葬、年代超过九千年的最古老的陶片及最早的家猪骨骼被比喻为三颗“学术原子弹”，在中外考古界引起巨大的震动。这些事实表明：桂林岩溶地区是华南乃至中国陶器最重要的起源地之一，桂林史前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界前辈预言：“研究华南史前和中国洞穴考古，广西是中心，而桂林是中心的中心。”

考古界把那些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形成并包含人类文化遗物和遗迹的堆积物称作文化层。文化层通常呈现为埋藏着原始人类遗物的层层纵深的土地，因此也被称为“无字地书”。一层层埋藏着原始人类遗物的土地，就像一页页叠加的书籍，记录着远古的文化信息。

考古学家依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把甑皮岩遗址分为五个文化层，由此可以追寻一万二千年到七千年间共五千年“甑皮岩人”的生活情况。

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一万二千至一万一千年）生活在距今一万二千至一万一千年前的桂林人（“甑皮岩人”）已经学会了烧火煮食、打制石器、磨制骨器、穿钻蚌器、捏塑陶器。他们获取食物的方法主要是采集、打猎和捕捞，制作工具的原材料有河卵石、兽骨、蚌壳、竹竿、木棍等，制作工具的方法主要是锤击法。他们还发明了磨制法和穿孔法。这一切表明他们在一万二千年前就已经走出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期文化遗存中最有价值的遗物是一件敞口、浅斜弧腹、圆底陶釜的残片，它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原始的陶容器，表明“甑皮岩人”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烧造陶器的人群之一。

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一万一千至一万年）生活在距今一万一千至一万年前的桂林人（“甑皮岩人”）的生活方式与第一期变化不大，但制陶术进步很大，陶器已经成为常见的生活用具，说明当时的桂林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审美意识也逐渐觉醒，生活质量较前期有明显提高。

第三期文化遗存（距今一万至九千年）生活在距今一万至九千年前的桂林人（“甑皮岩人”）的经济形态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遗物中的骨器中新出现有倒钩的骨鱼镖，表明桂林人的捕鱼技术有了进步。这一期地层中发现了六件骨针，表明此时的桂林人已经把编织技术用于衣服制作。

第四期文化遗存（距今九千至八千年）生活在距今九千至八千年前的桂林人（“甑皮岩人”）的生活更为丰富。遗址地层中发现的植物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表明桂林人在利用植物资源方面有了明显进步。这期地层中发现了两座墓葬，葬式为蹲踞葬。这种独特的葬式表明当时的桂林人已经出现死亡和丧葬的意识，人的精神需要变得更加丰富。

第五期文化遗存（距今八千至七千年）这是“甑皮岩人”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生活在距今八千至七千年前的桂林人（“甑皮岩人”）已经进入新石器文化的繁荣阶段。陶器的工艺水平大大提高，种类增加，装饰纹多样，显示当时桂林人的生活日趋精致。而干栏纹的出现，让人们联想到“甑皮岩人”可能已经有了建造房屋的能力，开始了走出洞穴的生活。磨制石器基本取代了打制石器，长矛、投矛和弓箭的出现表明生产工具有了本质的进步，桂林人向大自然索取生活需要的能力大大加强。遗存中发现不少植物块茎的炭化物和淀粉残留物，表明这时的桂林人已经从事以种植瓜、果、薯、芋等瓜果类和块茎类作物为主的原始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