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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两种文化”

时间:2022-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斯诺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3]斯诺的演讲把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极为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其实,斯诺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扩大两者的裂痕。斯诺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7]。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文化[9]。

一、斯诺的“两种文化

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两种文化》,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的里德演说,1963年又发表《再论两种文化》,随后集结成书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1]。新译本有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写的长篇导言,其中说: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提出了一个概念——“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2]。20世纪80年代以来,斯诺这部书的三个中译本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这场争论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斯诺在演讲中提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他看来,科学文化的携带者是科学家,尤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代表,人文文化的携带者是文学知识分子。这两种人在智力、出身、收入上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在学术上、道德上、心理气质上很少有共同之处,几乎完全不相往来,形成了深深的鸿沟。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

斯诺演讲的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之所以把科学革命作为讨论的切入点,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科学文化已经跃居整个人类文化的主导地位。此为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潮流是在激荡中向前涌进的,这种激荡也势必反映为在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上。斯诺曾经从事过多年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是地道的科学家出身,后来又写小说而成为一位文学家。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精英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才有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斯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群体:“文学知识分子在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3]斯诺的演讲把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极为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有人认为,斯诺站在鼓吹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但从斯诺的演说遭到利维斯[4]对他的愤怒和刻毒的反驳并引发为一场论战来看,似乎也不妨说是他引起了争论。其实,斯诺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扩大两者的裂痕。斯诺在演讲中所发出的责难是指向双方,而非只是指向一方。斯诺说:“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状况。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上是反知识的,并且极力想把艺术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时空。”[5]不过,斯诺的重点的确是指责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指责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指责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傲慢与偏见。

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20世纪70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6]: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第二,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应用科学带来的,技术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它的作用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斯诺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斯诺批评过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科学和人文基础,他还呼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人类前途的共同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促成共同行动。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7]。所以,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8]

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文化[9]。近代以来,科学在文化系统的演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作为一种文化过程,正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和研究。科学文化是人类科学活动的一种衍生现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构成科学文化的基本内容。科学文化在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将自然视为认识的中心,目的是建立关于自然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体系。(2)强调知识的可靠性、精确性和有效性,推崇自然科学方法。认为科学认识必须是实证的、量化的、系统的以及合乎逻辑的,只有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人自身的目的。(3)强调科学知识的纯粹“客观性”,提倡科学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主张将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分开,科学认识与价值无涉,拒绝人文知识的科学性。(4)对人的认识能力、人类的发展前途抱乐观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无限进步。尽管科学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但这些问题终究是能够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的。人文文化是以人文科学为依托的文化形态。人文文化在认知模式和价值取向上,主要有以下特点:(1)以人为中心解释世界,强调人是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尺度,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和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目的是建立终极关怀的价值体系。(2)强调情感思维或非理性思维,推崇艺术在人性的恢复或解放中的作用,极力主张用美学代替逻辑。(3)对自然科学方法持批判或否定的态度,坚持人文科学和人文知识的自主性或独立性。(4)对人类的未来一般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应归咎于科技进步。人文学者反对将自然当作征服或掠夺的对象,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应与自然和平共处。

一般认为,“斯诺命题”指的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在思想和实践中凡涉及两个知识集团(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大门类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种哲学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学科教育(理科教育与文科教育)的分裂与冲突,均在“斯诺命题”的涵义之内。由此拓展开来,则现代学术界很多热烈讨论的二元对立话题,诸如认识与价值、真理与信仰、必然与自由、自然与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革命与社会革命、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等在学理上都与“斯诺命题”有着深层联系,也都可归入“斯诺命题”的延伸义。随着现代科学关注的焦点已从物理科学转向生命科学,科学越来越接近对人本身的研究了;随着实践上现代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凸显了科学技术中“人”的问题,两种文化的对立纷争在世界范围越演越烈,以至在当代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世界性的学术思潮,并造成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对“斯诺命题”的深入解答已成为理论上的迫切要求,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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