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散文概述

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动乱的时期,也是文学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唐宋的作家把这时期的文学看作“八代之衰”,“道丧文弊”。这时期的文学虽然有它的缺陷,但“乱世兴文”,也形成了不同于秦汉文学的新风貌,在散文史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一概斥之为“衰”、“弊”,是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一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土地兼并剧烈,人民困苦,加之连年的对外战争,自然灾害频繁,阶级矛盾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黄巾起义在地主阶级联合力量的镇压下失败,东汉王朝陷入军阀割据的大混战。东汉王朝的名存实亡、社会的大动荡动摇了自秦汉以来儒家独尊、文化一统的局面,人们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比较自由解放,道、法、名、兵、纵横家的思想也随之发展,加上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就获得了统治阶级的赏识,迅速地扩展,成为中国的一大宗教。因此,这一时期可说是儒、道、释及其他诸家文化并存发展的时期,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色,并影响了散文家的思想与创作。

在军阀大混战中,曹操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迅速统一北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相对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曹操父子鼓励文学创作,招揽了许多饱经动荡离乱的文士,形成了彬彬之盛的文学集团,这就为以魏国为代表的建安文学(196—219)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曹操重法治,尚刑名,征用人才,讲治国用兵之术,而不讲礼义名节。他能突破儒家的束缚,思想通脱,能够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影响到文章方面,形成了清峻的风格。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等,就体现了这种通脱的思想和清峻的散文风格,为建安散文开拓了新的风貌,标志着汉代散文向魏晋散文的重要过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文章的重要作用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主张“诗赋欲丽”,强调“文以气为主”,强调个性的作用。因此,曹丕的文章趋于华丽、壮大。他的《与吴质书》,虽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同样具有抒情特色,但又讲求骈偶,注重辞采。曹植的散文,同其诗歌一样,“辞采华茂”,如《求自试表》,多用长短的排句偶语,以表现其被压抑的痛苦悲愤。另如孔融的《与曹公书论盛孝章》、《荐祢衡表》,以及陈琳、阮瑀的书檄,如《为袁绍檄豫州》、《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文,也是重辞采,多用典故排偶,向骈文的方向发展。同一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体现其散文的最高成就,情辞恳切,志尽文畅,如“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自然整齐的句法,也倾向于骈文。总之,建安时期散文的特点,一是突出地增加抒情成分,这是对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东汉秦嘉夫妇书札抒情散文的继承,同时也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二是重辞采,讲骈偶,是东汉末文章好排比、尚华丽文风的继续与发展。

正始时代(240—248)是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屠杀异己,进行黑暗统治的时代。文士们崇尚老庄,由建安时的积极进取变为消极反抗,作品的内容由反映民生疾苦变为“忧生之嗟”,这时期的散文代表作者是嵇康、阮籍。嵇康擅长散文,“文辞壮丽”,“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公开表示与礼权和朝廷的对立,公开宣告与司马氏为首的上流社会彻底决裂,嬉笑怒骂,直言无忌,是曹操清峻通脱风格的继承发展。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反礼教、反出世的作品,文章的特点是骈散相间,韵散自由,三言四言七言,长短错杂,多骈偶。

二

两晋时期,社会动乱。经历了两晋的短暂统一和太康(280—289)的表面繁荣,接着就是“八王之乱”,外族入侵,西晋(265—317)灭亡。偏安江南的东晋(317—420)王朝,仍是腐朽特权政治的继续,苟安享乐,争权夺利,斗争不已,终于在农民大起义中,被刘裕代晋自立,东晋也随之灭亡。在社会动乱的局面下,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风表现得多种多样。

西晋初期,李密的《陈情表》以丰富的情感、质朴的语言,不加渲染雕饰,自然真切地直抒胸臆。西晋中后期,以张华、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西晋作家,继承建安华丽文风,更加讲求辞藻,以华丽繁缛的文风,把骈文推向又一个发展阶段。潘岳的文章,辞藻妍丽,“善为哀诔之文”;陆机的文章,“弘丽妍赡,英锐飘逸”,长于诗赋论文。

东晋时期,玄风兴起,侈谈名理,驰骋文辞,成为文坛风气。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但在国家破亡的战乱中出现的杰出爱国志士刘琨,他的蕴含着爱国热情的文章,慷慨悲壮,继承和发扬了“建安精神”。刘琨之后,东晋文坛以书法著名而又善于为文的王羲之,他的《兰亭集序》清新流畅,成为写景散文的开端之一,是有名之作。陶渊明的文章在晋宋之际是最有成就最有特色的。他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自祭文》和《祭程氏妹文》等,都是以朴素简洁、感情真挚为特色,在散文领域开拓了另一种风格。这种独特的文章风格,正是与陶渊明身当乱世而独立不群的性格相一致。两晋时代的散文,几乎全用排偶、对句形式,多用典故阐述事理,骈文之特征表现得更为充分。

三

南北朝时期,由于宋、齐、梁、陈的统治者们讲求文学,更加注重文学形式美的探求,把骈文这一艺术形式推向发展的顶点。表现在骈偶、属对的精工之外,更加多用典故,讲求敷设辞采,讲求音律。骈文显示出它的形式美,但由于只追求形式,变成以华美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走向了形式主义。

刘宋时代(420—479),骈文用典的繁密、文辞的富艳,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如《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徵士诔》、《祭屈原文》,以及谢灵运的《谢封康乐侯表》等,都表现突出。不仅多用典事,征引繁博,而且铺锦列绣,文辞绮丽。这时期文章的另一新变化,是直接描写山水的文章出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这虽针对诗歌发展而言,但散文也是这样。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记旅途艰辛与重峦叠嶂、烟云变幻的奇丽景象,虽是书信,亦可视作山水散文的开端。

陈(557—589)的散文代表作家是由梁入陈的徐陵。《陈书》本传称他“其文颇变旧体,辑裁巧密,多有新意”。他的骈文善于说理,以情动人。他的《劝进梁元帝表》,张溥称之为“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他编的《玉台新咏》专收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而他更多的是齐梁新变之作,所以他写的《玉台新咏序》也就是以新变的诗体风格施之于不押韵的骈文,工巧靡丽,成为当时四、六骈文(宫体文学)的代表作。陈代其他作家如江总、陈后主等的作品,多为艳冶的宫体文学,没有什么新的特征。

至于北朝,由于战乱频仍,文士南迁,文学长时期处于衰落的状态。自拓跋珪建立北魏(386—534)始,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家,直至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奖励文学,北朝文学才逐渐兴起。比较有名的作家有早期的高允和稍后的温子昇、邢邵和魏收等人,但都无突出成就。自庾信由南入北之后,南北朝文学相互影响,庾信也因其故国之思转变了自己早年的文风,成为北朝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哀江南赋序》则是南北朝骈文最高成就的代表。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散文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建安是抒情小赋发展繁荣的时期。一方面继承东汉,受到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建安文人大多饱经离乱,感慨特多,用抒情小赋的形式,能够比较自由简洁地抒发情感。建安的抒情小赋,题材多样,内容广泛。有寄居他乡的哀怨,有离别亲友的悲伤,有外出征战的感叹,有对人生易逝的哀叹,有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有怀才不遇、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悲怨,等等。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篇幅短小,面对社会人生,感情强烈,慷慨悲凉,文辞华美,形式向骈偶的方向发展。这些不同内容的小赋,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分为几类。一是触物兴怀,直抒情感。以王粲《登楼赋》为代表,登当阳城楼,睹物生情,抒发其强烈的怀乡之感和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二是写物状貌,寄托哀思。以曹植《洛神赋》为代表,以人神恋爱,人神之道殊,寄寓其凄怆愤怨之情,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继承发展。三是咏物小赋。有的描写禽鸟动物,寄托象征。以祢衡的《鹦鹉赋》为代表,极力铺写鹦鹉被囚网罗,虽向往山林,却无可奈何,只有为人主报德。鹦鹉的形象,象征自己以及当时许多文士的不幸遭遇。另一类纯粹咏物,如曹丕、曹植、王粲、应玚所写同题的《车渠碗赋》,赞美西域诸国贡送的车石所制的小碗、渠玉;《迷迭香赋》赞颂西域的迷迭香草。这是对西汉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咏物赋的继承。

魏末正始,辞赋很少,阮籍《首阳山赋》以凭吊伯夷、叔齐,寄托自己无力挽回现实颓势的悲哀。嵇康《琴赋》,铺写琴音的作用。这时期唯有向秀的《思旧赋》颇具特色。这是一篇怀人思旧的抒情小赋。嵇康、吕安被杀之后,向秀被迫赴洛阳应举,途经嵇康山阳旧居,睹物思人,想起好友临刑弹琴,刚直不阿,忽又听到令人若断若续的笛声,悲愤之情似将喷涌而出,却又立刻关闭闸门,戛然而止。许多沉痛、悲愤之情,尽在言外,语虽尽而寄意无穷。

西晋,太康短暂统一,文士们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从事创作,辞赋又盛极一时,但多模拟之作。这时期的赋以张华、潘岳、陆机为代表作家。张华的《归田赋》模拟张衡,有名的《鹪鹩赋》与祢衡的《鹦鹉赋》相类似。左思的《三都赋》模仿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而作,积十年而成,众相传抄,洛阳纸贵。虽规模巨大,内容丰博,辞藻宏丽,写蜀都尤有地方特色,但终未突破汉赋体制。潘岳《西征赋》的规模、内容、叙事抒情比起班彪《北征赋》有自己的特点,但体制和表现手法仍与《北征赋》类似。木华的《海赋》写大海的磅礴气势,在艺术上有其特色,但其铺张扬厉、堆砌辞采、多用难字,仍未摆脱对汉赋的因袭。西晋文章的特点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潘岳和陆机正是这时期的突出代表,“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可以概括他们的不同风格。

东晋时期,玄学之风统治文坛,赋和诗文一样,脱离现实,空谈老庄哲理。但东晋之初,“淡乎寡味”的玄言文风还未完全形成,有的辞赋还能接触现实,表现出一定的艺术特色。如郭璞的《江赋》,其写大江的规模气势,形象生动,可与木华《海赋》相并称。东晋中后期,玄风形成,真正代表这种“漆园义疏”的赋作是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孙绰善于雕琢文辞,自诩此赋“掷地作金声”,然而赋文一开始写山就结合老子玄学,接着写飘然去五台山,“睹灵验而遂徂,忽乎吾之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羡于层城?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游天台,求神仙,寻长生不死的乐园,摆脱尘世俗念,通达而超然物外。赋末,更大谈遗世独立的老庄道家思想,把辞赋的内容变成了老庄的注疏。但它的玄学思想和对山川景物的描写,与木华《海赋》、郭璞《江赋》对江海情态的描写,为之后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文作了先导。东晋末,陶渊明的辞赋出现,和其诗文一样,给当时玄风独振的赋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南朝时期,抒情小赋继续发展。题材不断扩大,继述行叙志、怀人思旧,进而怀古伤今、感叹兴亡、摹山范水、感时伤别,甚至以艳情和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写物图貌的小赋,除了写飞禽走兽、细小昆虫,进而扩大到风花雪月、枯树竹杖以及宫廷器物。在艺术上,更加细密精巧,辞句更加精炼华美,而且把诗歌的特点,五、七言诗句杂入赋中,增加了辞赋的诗情画意。继魏晋的骈偶倾向,陆机、鲍照、谢庄等注重音律,“永明”声律兴起,骈文骈赋更讲求声音辞采的配合,形式更趋完美。到南朝后期,宫体诗的特点移入辞赋,使辞赋又渐向绮艳的宫体赋发展。

刘宋初期,“颜谢”齐名。颜延之感于乘舆赭白马衰老病死,向宋武帝献《赭白马赋》,极力铺陈骏马的品色骨相,用典繁密。谢灵运作《山居赋》,描写故居始宁墅的地主庄园,从四面八方写故居的山川河流、田园湖山的物产、庄园内的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的闲居生活,精工细微,但都是摹仿汉赋的格局,堆砌典故,文辞艰涩。鲍照的《芜城赋》,一反汉赋写宫殿京都的豪华,对江陵都城由繁盛而变为荒芜的凄凉景象,抒发其对古今兴亡的感慨。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都是借主客以首引,一是假设梁王宴客,时当雪下,授简于司马相如为之赋雪;一是假设曹植与王粲夜游,素目流天,曹植乃命王粲赋月。这两篇赋,都以清丽的辞藻,对雪月做了精细的描绘。《雪赋》先写雪的产生,然后写雪下落的情状:“始缘甍而冒栋,终开簾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嫮。……”末尾以“乱”作结,由雪的洁白的特点而想到品德,进而抒写情志,“纵心浩然,何虑何营”,表现万虑全消的道家思想。《月赋》,先写月升起之前大地澄洁的空明景象,然后写月夜的景色:“升清质之悠悠,降澄晖之霭霭。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末尾以“歌”作结,由月夜美景,不觉引起思念贤人朋友之情:“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情调比《雪赋》高亢。两篇都是骈赋,构思新奇,写景由于某种原因细腻柔和,风格清新华丽,艺术上都有所创新。

齐梁时期江淹的《恨赋》、《别赋》,以人为描写对象,结合自身经历感受,写出各种人物的一生遗恨和离别的愁苦忧思,思想境界比《雪赋》、《月赋》深刻。与之同时的萧子晖的《冬草赋》,结合自己境遇的变化,借冬草“凌霜自保,挺秀色于冰涂”,表现自己虽失势却保持不事新主的志向。结构短小,只用100多字就写出冬草的特性和全篇思想所在,语言精练形象。梁朝后期,赋风转向绮靡,在宫体诗的影响下,赋多写宫廷生活、美女丽人。如沈约《丽人赋》描写丽人来时的情态。萧绎和萧纲都写有《采莲赋》,都是只写采莲女的情态。庾信的《春赋》、《灯赋》、《镜赋》等,同样是在描写景物中描写美女。这些艳情之作,思想内容不过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淫荡生活,但在艺术形式上写人状物、琢磨精细、清丽明朗,在四、六骈偶句式中,有些杂以五、七言诗句,使小赋具有诗的意境,这又是赋的变化,对以后的辞赋有所影响。

北朝的辞赋,多受南朝影响,多模拟之作。文士重视辞赋,把章表碑志的散文看作儿戏。北齐的魏收就说:“会能作赋,始成大才士。”但是魏收所作的五篇辞赋,一篇也没有留下来。现在一般都把由南入北的庾信看作北朝的辞赋大家,集南北文学精华。《哀江南赋》是他在辞赋上取得的最高成就。

五

自汉末至魏以后,文学脱离经学而独立,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人之多,超过前代,学者也出现了不少。特别是在史学方面,有的是文人兼史家,有的是史家兼长文学,出现了多部有影响的史传散文。其中以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最为突出。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自然引起文学批评之风的兴起,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齐梁时期,以骈体文写文艺理论著作的有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论述了诗赋骈文发展至南朝刘宋时的历程。裴子野反对南朝浮华文风而著《雕虫论》,他批评“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批评当时之文“摈落六艺”,“淫文破典,斐尔为功”,“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他的为文虽未能摆脱时代风气,但代表着由文而质的转变的趋势。钟嵘《诗品》对汉至齐梁以来五言诗的作家分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划时代的文艺理论著作,它系统地研究评述了历代文学盛衰变化的缘由,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等等。全书用精练纯熟的骈文写成,其突出之点是,能够用受限制的、拘谨的骈文把那些抽象的文学理论,特别是创作构思中精细的道理,恰切而形象地表达出来,充分发挥了骈文的艺术功能,表现了作者驾驭骈文形式的高超才能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