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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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僚人，成为分布在岭南一直到今天越南北部、云贵高原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及其四周毗邻区的重要民族群体。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州都是僚人的核心分布区。交州北部又被称为“广州诸山”，也是僚人的重要分布区。在整个南朝时期广州、越州的僚人是十分活跃的，经常发生反抗朝廷的事件。

中国民族史传统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民族源流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民族发展的时间意义，是纵向上对民族成分、民族名称进行辨识；另一个就是民族分布空间的研究，是横向上对民族分布空间的变化、变化动因及其后果进行研究，二者都具有强烈的历史哲学色彩。

“僚”作为族称始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异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1]此后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不断有关于僚人的记载，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僚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史家对骆越的新族呼，反映了在社会动荡、各民族迁徙频繁、民族分化与融合加速的历史背景下骆越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汉族史家对于骆越的新认识。^[2]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僚人，成为分布在岭南一直到今天越南北部、云贵高原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及其四周毗邻区的重要民族群体。具体而言，从岭南到越南北部是交州僚人的分布区，又可以细分为交州南部僚人分布区和交州北部僚人分布区，云贵高原东部和南部是宁州僚人的分布区，四川盆地及其四周毗邻区是“北僚”的分布区。值得强调的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州、宁州以及“北僚”分布区的郡县都经历过不同的分合，当然，尽管有郡县的分分合合，但是在短时段内僚人的分布实际上是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一、交州僚人的分布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交州都是僚人的核心分布区。交州在先秦、秦汉是骆越的核心分布区，由于这个地区在不同的朝代政区设置的变化，所以交州的实际控制地方也是在变化的：三国东吴政权据有汉代的交趾刺史部为交州，所辖区域约为今天的广东省大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海南省以及越南的北部一带。东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于交州北部分出广州，辖区约为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南部仍为交州，辖区约为今天广东省雷州半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南朝刘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又于交广接界处的东部分出越州，辖区约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和广东省西南。

（一）交州南部分布的僚人

交州南部有武平郡、九徳郡、新昌郡、交趾郡等，其辖境主要在今天的越南北部，是先秦、秦汉时期交趾骆越的主要分布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僚人传统分布区。

武平郡分布的僚人。武平郡为三国东吴乌程侯建衡三年（271年）设，治武定县（今越南永福省永福县东南平州），约为今天越南河内省北向的北干省、太原省。这儿是僚人的传统分布区，《晋书·陶璜传》载：“皓以（陶）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徳、新昌土地阻险，夷僚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3]可见武平郡不但僚人众多，而且还有强大的政治势力。

新昌郡分布的僚人。新昌郡是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改新兴郡（三国东吴乌程侯建衡三年设）为新昌郡，治麊冷县（今越南永福省安郎县西夏雷乡），约为今天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以东、锦江流域以西之地，即越南的河江省、宣光省、老街省、安沛省、福寿省、莱州省东部。南朝萧梁时期交趾李贲作乱，后曾窜入此间“屈僚”中，《梁书·武帝下》载：“癸丑，交州刺史杨瞟克交趾嘉宁城，李贲窜入屈僚洞，交州平……是日，屈僚洞斩李贲，传首京师。”^[4]文中提到的嘉宁城是三国东吴乌程侯建衡三年（271年）设嘉宁县的县治，当即今天越南河内省最西北角。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嘉宁城”西北向的近处即是“屈僚”居处之地，属新昌郡辖区，约为今天越南黄莲山最东南的红河西岸一带。

交趾郡分布的僚人。据《陈书·文学·阮卓》载：“及平欧阳纥，交趾夷僚往往相聚为寇抄，卓奉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5]交趾郡自西汉设至魏晋六朝，治所、领县均有移变，南宋陈朝的交趾郡属交州，治龙编城（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当为今天越南东北部一带，约即广宁省、谅山省、北江省、海防省、海洋省、北宁省、太平省、兴安省、河内省大部、南定省、宁平省、河南省、河平省，这里是交州南部僚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交州南部僚人政治势力最强大的地方。

石碕分布的僚人。石碕在今天越南的东北角与中国广西相连接的地区，据《宋书·良吏·杜慧度传》载，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春“窃据广州”的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对此杜慧度“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碕”，先前被杜慧度之父瑗所杀的原九真太守“李逊子李弈、李脱等奔窜石碕，盘结俚、僚，各有部曲”^[6]，卢循就招引李弈等人共抗杜慧度，结果事败身死。由此来看，分布在石碕的僚人有比较大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部曲），所以才能够与反抗朝廷联合。

（二）交州北部分布的僚人

交州北部又被称为“广州诸山”，也是僚人的重要分布区。据《宋书·夷蛮传》记载：“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刘宋时期的广州，治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的广州领16郡：义安郡、东官郡、南海郡、绥建郡、新会郡、晋康郡、新宁郡、高凉郡、苍梧郡、永平郡、海昌郡、桂林郡、郁林郡、临漳郡、宁浦郡、晋兴郡，约为今天除去钦州市、北海市、桂林市以外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除去韶关市、雷州半岛外的广东省。

广州、越州分布的僚人。在整个南朝时期广州、越州的僚人是十分活跃的，经常发生反抗朝廷的事件。刘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析交州合浦郡、宋寿郡和广州的临漳郡，另新增一郡设越州，治临漳（今广西合浦县北），辖区约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和广东省西南，萧齐基本沿袭而治。《南齐书·州郡上》记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7]可见萧齐时期的广州、越州均有僚居处，《南齐书·张融传》载：“帝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广越嶂崄，僚贼执融，将杀食之。”^[8]

西江督护、南江督护辖区内分布的僚人。南朝萧齐时期因俚僚不宾，所以在当时的广州设西江督护、南江督护，梁朝沿袭。西江督护所涉地域大致为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东部、东北部，湖南省南部和广东省西部。南江督护所治范围当为南江流域一带，即今天广东省西南部。^[9]梁武帝大同中，杜僧明、周文育跟随广州南江督护卢安兴“频征俚僚”“累征俚僚”。^[10]

湘州分布的僚人。湘州是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分江州、荆州、广州之地而设，至隋以前置废多次。南陈时期的湘州，治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所领郡县不详。南朝萧齐时期的湘州领“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衡阳郡、营阳郡、湘东郡、邵陵郡、始兴郡、临贺郡、始安郡、齐熙郡”^[11]，约为今天湖南省中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广东省北部。《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记载：“（宣帝太建）四年，迁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使持节如故。诸州镇闻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暴横，征伐夷僚，所得皆入已，丝毫不以赏赐。”^[12]被湘州刺史陈叔陵征伐的“夷僚”分布区当为今天桂东北和粤北一带。

二、宁州僚人的分布

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分两汉时期的益州刺史部南部设宁州，之后至隋朝州治及所辖区域稍有变化，约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贵州省西南方向大部分、云南省全境以及越南西北角一带，宁州也是僚人分布的主要区域。

牂柯郡分布的僚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13]则牂柯郡与夜郎的分布区是重合的，据尤中先生考证，夜郎人的分布范围应是：“东北自今贵州省的凤冈、黄平、余庆、凯里一带起，往西南抵今云南省金平县境内的藤条江东岸和越南莱州境内的南那河东岸；北自今贵州绥阳、遵义一带起，往南经广西百色地区、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抵越南北部的河江省一带；西北自今贵州毕节地区的赤水河南岸起，往东南抵柳江流域地带；东部自贵州独山、广西天峨一带起，往西达今云南省境内的南盘江中游东岸。”^[14]大约为今天贵州省西南方向大部分、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云南省东南部一带，东汉以后，牂柯郡的夜郎渐渐被历史学家称为僚人，遂有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落内属”^[15]。此外，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异俗》所记载的“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16]当中“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这个区域指的也是牂柯郡一带。这与《水经·漾水注》“僚自牂柯北入”^[17]，宋郭允蹈《蜀鉴》“李寿纵僚于蜀”条所言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18]的记载是相符的。

兴古郡分布的僚人。三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蜀汉把牂柯郡西南部分为兴古郡，治宛温县（今云南砚山县北小维摩附近），约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一角、贵州西南一角、云南省东南部，以及越南最西北与中国接壤处一带。依裴松之《三国志·蜀志·张嶷传》引陈寿所作的《益部耆旧传》注曰：“平南事讫，牂柯兴古僚种复反。”^[19]说明兴古郡的僚人是很多的。

永昌郡分布的僚人。永昌郡是蜀汉袭东汉而设，辖区与东汉相比稍有变化，约为今天中国境内澜沧江、漾濞江、元江（礼社江）一线以西的云南省西南部，以及缅甸北部。据《三国志·蜀志·霍弋传》记载：“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20]永昌郡的僚人当为今天掸泰民族先民之一。

朱提郡分布的僚人。朱提郡为今天云南省东北部，与夜郎分布区相连接，据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西晋末年南夷校尉、宁州刺史魏兴王逊讨灭发建宁郡夜郎庄王墓的五茶夷后，曾“讨恶獠刚夷数千落，威震南方”^[21]。

建宁郡分布的僚人。建宁郡三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设，治味县。建宁郡的谈槀县、伶丘县是僚人的主要分布区，谈槀县地在今天贵州省盘县和云南省富源县之间，伶丘，在谈槀南，今黄泥河西向。《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宁郡”条载：“谈槀县有濮、僚。伶丘县，主僚。”^[22]

三、“北僚”分布

以成都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晋朝以前是没有僚人分布的，成汉政权建立之后，李势把秦汉时期夜郎故地的僚人强行迁徙了一部分北上入蜀，从此蜀地开始有了僚人，根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晋康帝建元元年，寿卒，势立，改元太和……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23]这当是僚人北上入蜀的最早记载。此事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齐魏收《魏书》、唐房玄龄等《晋书》、唐令狐德棻《周书》、唐李延寿《北史》、唐杜佑《通典》、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所引南朝梁代益州人李膺《益州记》等史料中均有相似记载。^[24]相对于以岭南为主的僚人，历史学家便把蜀地的僚人称为“北僚”，此称当首见于《魏书·僚传》：“其后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僚……所绾僚二十万户，彼谓北僚。”^[25]

僚人北上以后，一度发展迅速、影响颇大，“布满山谷，大为民患”^[26]，“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27]。巴蜀一带是南朝和北朝各政权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居处于此的僚人也经常受到征讨。正史中有关这一地区僚人的记载甚至比传统僚人分布区还多。总的来说，北上僚人分布于蜀汉时期的益州北部，大约为今天四川盆地及其周边毗邻地区，其北至今天的陕西汉中，东至今天重庆市。

汉中郡分布的僚人。汉中郡为战国时期秦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设，后世袭治，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汉中地区历来就是先秦时期华夏族和汉代以后汉族的主要分布区，但一个偶然的历史原因，蜀汉政权的张嶷迁徙了部分僚人进入汉中，所以汉中开始有僚人分布。根据《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记载：“（张嶷）拜为牙门将，属马忠，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辄有筹画战克之功。”裴松之引陈寿《益部耆旧传》注曰：“牂柯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28]因此汉中各地开始有僚人分布，例如汉中郡西乐城就有僚人分布，西乐城为三国蜀汉所筑，在今天陕西省勉县东南汉江南岸。《水经·沔水注》载：“沔水又东迳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僚，诸葛亮筑以防遏。”^[29]在各方争夺汉中地区的过程中，僚人也参加了相关的活动，《南齐书·李安民传》载：“五僚乱汉中，敕安民回军至魏兴，事宁，还至夏口。”^[30]后来北魏将领赵遐镇守南郑时，萧梁兵将数路攻城，“并扇动夷僚，规翻南郑”^[31]。到了北周时期，北周在汉中地区进行了郡县的分置，设置了梁州，北周时的梁州领四郡十一县，与前代相比所辖范围大大缩小，仅为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周边一带。《周书·僚传》载：“天和三年，梁州恒稜僚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僚和。建徳初，李晖为梁州总管，诸僚亦并从附。”^[32]

巴郡分布的僚人。根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35]则“自巴至犍为、梓潼”大约为今成都以东及周边地区。“巴”地的僚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有关文献中多有记载，被称为“巴僚”。

江阳郡分布的僚人。江阳郡为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设，东晋安帝时废，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又设，治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约为今天四川省东南端与贵州省、重庆市的交界一带。据《华阳国志·后贤志（侯馥）》载：“（宁州刺史王逊）表（侯）馥为江阳太守，往江阳之沘源，抚恤蛮僚……雄征东大将军李恭已在江阳。馥招降夷僚，修缮舟舰，为进取调。”^[36]巴西郡分布的僚人。巴西郡为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设置，治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约为今天四川省南充、广安、达州、广元数地的交接毗邻区。《晋书·殷仲堪传》载：“梁州以论求三郡，益州以本统有定，更相牵制，莫知所从。致令巴、宕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有。”^[37]东晋末年谯纵据蜀称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讨伐谯纵，谯纵手下将领谯道福逃于巴西僚中。《宋书·朱龄石传》载：“道福闻彭模不守，率精锐五千兼行来赴，闻纵已走，道福众亦散，乃逃于僚中，巴西民杜瑶缚送之，斩于军门。”^[38]《魏书·僚传》在叙述成汉政权败亡时说：“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39]

怀汉郡分布的僚人。南朝刘宋政权的怀汉郡，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谈起刘宋“怀汉郡”，曰“不详”^[40]。另，《南齐书·州郡下》“梁州”条有“怀汉郡”，辖“永丰，绥成，预德”^[41]三县亦曰不详，但是文献的记载说明怀汉郡内的确有僚人分布。《宋书·孝武帝本纪》载：“（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三月壬戌……梁州僚求内属，立怀汉郡。”^[42]

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等郡分布的僚人。到了南朝萧齐政权时期，由于北僚的势力更加强大，所以设置了专门管理僚人的僚郡对僚人进行治理。据《南齐书·州郡下》：“益州，镇成都……东宕渠僚郡，宕渠、平州、汉初。北部都尉。越嶲僚郡。沈黎僚郡，蚕陵令，无户数。甘松僚郡。始平僚郡。”^[43]南朝萧齐政权的“益州”和刘宋政权的“益州”辖区一样^[44]，约为今天成都市、西昌市、重庆市及其周边一带。东宕渠僚郡，治宕渠县（今重庆合川区），则东宕渠僚郡辖区约为今天四川省南充市至重庆市合川区一带。越嶲僚郡，约为今天四川省西南部西昌市一带。此处和北上僚人出发地“牂柯”相距不远，山水相连。《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九》“嶲州”条载：“故《十道志》云：‘魏晋以还，蛮僚恃险抄窃，乍服乍叛。’是也。至齐，彼夷长或来纳款，因为越嶲僚郡以统之。”^[45]沈黎僚郡，治所在今四川省汉源县东北。甘松僚郡，北周武帝天平元年（566年）置甘松郡，治所在当时的怀道县（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南），隋开皇初郡废。此地距离之前北魏有僚人分布的梁州很近。北魏在和江南相继各朝争夺巴蜀一带的过程中也设有梁州，乃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改仇池镇而来，治今天甘肃省西和县西南、西汉水北岸，后又更名为南秦州，所辖域限约为今天甘肃省东南端与陕西省西南端交界一带。《魏书·世宗纪》就载：“是月（按：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十一月），梁州再破反僚。”^[46]若“甘松僚郡”和北周“甘松郡”为同一地区，则当是僚人分布的最西北方。始平僚郡，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西北。

南广郡蒙山分布的僚人。南朝萧齐初年，时议“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武帝永明八年（490年）刘悛上奏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又改名汉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近唤蒙山僚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47]从文中“蒙山”“蒙城渡水南百许步”“邓通”“汉文帝”“严道县铜山”“青衣县又改名汉嘉”“蒙山去南安二百里”等表述判断，此蒙山当位于今天四川省雅安市北名山、芦山两县之间，此处距当时的沈黎僚郡郡治（今四川汉源县北）甚近。三国蜀汉后主延熙中设南广郡，治南广县（今四川省筠连县西南），南朝梁以后废。

巴东郡、建平郡分布的僚人。东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改固陵郡为巴东郡，治鱼复县（今重庆市奉节东），其后至隋唐多有废置及改名。三国时期东吴设建平郡，治巫山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北），晋移治今巫山县，隋朝文帝开皇初废。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的巴东、建平二郡属荆州，即今天重庆市奉节、巫山一带。《梁书·良吏传》载：“（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初，（孙谦）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为司徒参军，言之明帝，擢为明威将军、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至郡，布恩惠之化，蛮僚怀之，竞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48]此为《梁书》追述孙谦于刘宋“巴东建平二郡”的抚柔德治，其中明言当地有僚人分布。

巴州分布的僚人。历史上有多个巴州，此处“在南之日”的“巴州”不可详知，但是从“巴西广袤一千”“若彼立州”等语判断，此处的“巴州”与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设立、治在归化郡（今四川省巴中县东）的“巴州”当无甚异处。据《魏书·邢峦传》载：“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僚，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巴西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僚，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49]

邛、筰等地分布的僚人。据《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50]这里的“邛”“筰”当指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两个民族群体，他们分布于今天四川省成都市西南的雅安、汉源、西昌这一广大地区内，由此说明僚人已经开始向边远地区渗透。

渠州、蓬州、通州等地分布的僚人。南朝萧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设渠州，治今四川省渠县；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年）设蓬州，治安固县（今四川营山县东北）；西魏废帝二年（552年）改万州为通州，治石城县（今四川达县）。《周书·李辉传》载：“（北周武帝）建德元年，（李辉）出为总管梁洋等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时渠、蓬二州生僚，积年侵暴，辉至州绥抚，并来归附。玺书劳之。”^[51]另据《周书·辛昂传》载：“亮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渠，遂表为渠州刺史。俄转通州刺史。昂推诚布信，甚得夷僚欢心。秩满还京，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觐。”^[52]《周书·僚传》又载：“后除（赵）文表为蓬州刺史，又大得僚和。”^[53]由此可见，因为地方官执行民族政策较好，所以僚人都来“归附”或者是“大得僚和”，或者是“甚得夷僚欢心”。

资州分布的僚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设资州，治阳安县（今四川简阳县西北），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移治资阳县（今四川资阳市）。

《周书·陆腾传》载：“二年（按，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资州盘石民反，杀郡守，据险自守，州军不能制。腾率军讨击，尽破斩之。而蛮、僚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僚畏威，承风请服。”^[54]

陵州分布的僚人。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设陵州，治普宁县（今四川省仁寿县东）。据《周书·僚传》载：“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僚反……保定二年，铁山僚又反，抄断江路。”^[55]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研究的几点启示

第一，从民族史研究的角度看，通过对僚人分布区的梳理，可以看到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分布在不同的空间，但是都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这种内在的历史联系表现为：以交州北部以及宁州的僚人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国境内的壮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侗族、仡佬族与僚人有着紧密的民族源流关系，这样的结论在当下又具有了批驳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民族识别的“建构”论。从对僚人分布区的考证我们看到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民族的发展是有历史传统的，关于中国民族识别的“建构”论是不尊重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或者说是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知之甚少而得出的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

第二，从世界民族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打破了古代民族的自然分布界限，使古代民族的分布区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今天人们常常说的跨境民族，因此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区的研究可以看到：以交州南部的僚人为主体发展而来越南京族、侬族、岱族等民族是与僚人有着紧密的民族源流关系。当安南封建王朝独立后，特别是到了近现代随着越南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越两国边界的日益明确与划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人分布区被人为地进行了划分，成为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的领土，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下，僚人的后裔也被划归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同一个近亲民族群体便分属不同的国家。由于所属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民族政策不同，各民族在不同国度内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便导致了历史上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分为不同的民族，开始向着现代民族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民族。这些事实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56]，因此在解决国际间民族问题时必须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必要的研究。

第三，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空间变化角度来看，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是一个历史常态，例如北僚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在成都平原一直到汉中，但是由于这些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华夏和后来汉族的核心分布区，所以进入这些地区的僚人在浓厚的汉文化环境中，渐渐与汉民族融合，因此元明清以后，成都平原和汉中地区都没有了僚人后裔。由此可以说明在民族发展的长时段视角中，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实际上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选择或者放弃，就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就是有的民族消亡了，与此同时又有新的民族产生。

第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区的空间变化中，我们看到民族分布的空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民族的分布空间变化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分布的空间变化是如影相随的，民族分布空间的变化反映了民族的迁徙流动、分化与融合。例如中国当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族、布依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侗族、仡佬族等民族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从中就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分布对这些现代民族分布的影响与历史变迁。

原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

【注释】

[1]（晋）张华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3]《晋书·陶璜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44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0页。

[4]《梁书·武帝下》（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1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页。

[5]《陈书·文学·阮卓》（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5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2页。

[6]《宋书·良吏·杜慧度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7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63、2264页。

[7]《南齐书·州郡上》（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2、267页。

[8]《南齐书·张融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0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21页。

[9]见彭丰文《西江督护与南朝岭南开发》，《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0]此两处引文见《陈书·杜僧明、周文育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4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5、138页。

[11]见《南齐书·州郡下》（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7～288页。

[12]《陈书·始兴王叔陵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5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4页。

[1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32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44页。我们认为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在追述夜郎侯历史时可能混入了自己当时的社会情况，即“僚”称并未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虽然如此，为充分利用史料、便于下面僚分布区的讨论，我们也一起加以分析。另外关于夜郎竹王被杀及其族属情况，各书所载有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为“夷濮”，《水经·温水注》则“夷濮”“夷僚”并举。今人多有研究，看法不一。我们认为这种看似矛盾不一的称谓使用实则反映了在僚人分布的西北部，僚人与濮，甚至昆明的接触和融合。

[14]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1卷），云南晨光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15]《晋书·武帝纪》（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40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页。

[16]（晋）张华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张华在“异俗”篇中谈各地奇特怪异的风俗，表述中朝代混杂，地域多概指，空间界限不甚明确。

[17]（北魏）郦道元原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3页。

[18]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蜀鉴》，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2页。

[19]《三国志·蜀志·张嶷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3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1、1052页。

[20]《三国志·蜀志·霍弋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3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08页。

[2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74页。

[2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10、411页。

[2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93～694页。

[24]这些史料在僚人北上入蜀时间的具体表述中有李寿和李势之不同。“寿卒，势立”，两人前后相继，这点所谓的差异对于民族发展、融合历史来说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在此段时期属于越系的僚人之分布区向西北扩展，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形势出现了新情况。

[25]《魏书·僚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71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50页。

[2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94页。

[27]《魏书·僚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71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49页。

[28]《三国志·蜀志·张嶷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3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1～1052页。

[29]（北魏）郦道元原著，陈桥驿等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0页。

[30]《南齐书·李安民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9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6页。

[31]《魏书·赵遐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9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47页。

[32]《周书·僚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7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92页。

[3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75页。

[34]《周书·库狄峙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77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70页。

[3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94页。另，有学者认为此段话本源于“所载史事时有舛迕，而又好采诡谬碎事”的《晋书·李势载记》，为《晋书》作者采撷《魏书·李势传》而来，且有“无据臆增”的成分。见蒙默《“蜀本无僚”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3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86页。

[37]以上两处引文见《晋书·殷仲堪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46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95页。

[38]《宋书·朱龄石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4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23页。

[39]《魏书·僚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71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49页。

[40]文渊阁《四库全书·大事记续编·卷三十六》影印本。

[41]《南齐书·州郡下》（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1页。按：顾颉刚等点校版本的《南齐书·州郡下》为“怀安郡”，在注文（第308页）中言有其他版本为“怀汉郡”，本文此处取“怀汉郡”一称。

[42]《宋书·孝武帝本纪》（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0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9页。

[43]《南齐书·州郡下》（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8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8、302页。

[44]与西晋时期的益州相较，主要变化是不再领有朱提郡和牂柯郡，同时向东展扩，领有原来梁州南部的巴郡和涪陵郡。

[45]（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九》（第3册），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15～1616页。

[46]《魏书·世宗纪》（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66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3页。

[47]以上两处引文见《南齐书·刘悛传》（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第059册），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