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信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信众的心理需要。这是因为佛教不仅有深奥的宗教理论，而且有通俗形象的宗教信仰。在佛教信仰中，除佛祖如来外，影响最大的是观世音信仰、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佛净土信仰。

1.观世音信仰。观世音，亦称光世音、观自在，唐朝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观音。观世音是大乘佛教菩萨之一，许多佛典都提到他，而以《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得最集中，其次是《法华经·人法界品》、《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以及《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这些经籍在南北朝时都已译出，并广为流行，从而促进观世音信仰的形成。

根据《观无量寿经》，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西方三圣”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相传其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浙江普陀山。据称其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是农历六月十九日，涅槃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具有大慈大悲的心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佛经说，观世音菩萨能显化成各种形象为众生说法，特别是神通广大，能了解亿万众生的苦难，凡称名呼救者，无不立即得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之得名，就是因为能够观世界苦难之音的缘故。南北朝时期，汉地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音菩萨华佛像，隋唐以后进一步将观世音大慈大悲的特性定格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从而使观音菩萨成为佛教诸神中最令人亲近的一尊，成为中国百姓家庭供奉的保护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观世音信仰发展很快，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观世音菩萨显灵救难的神话。如宋刘义庆编写的《宣验记》、宋傅充编的《光世音应验记》、宋张滨编的《续光世音应验记》等等。这些神话都是宣扬世人在生命危难之际，因称念观世音名号而获救的奇迹。这些宣传反过来促进了观世音信仰的流行。

2.弥勒信仰。在佛教史上，说释迪牟尼只是现在世佛，在释边牟尼出生前还有六世佛，而在释边牟尼灭度56.7亿万年后，将有未来世佛、即弥勒从兜率天宫下降婆娑世界，普渡众生，因此，弥勒在佛教史上一直作为“未来佛”供奉。在佛教经典中，有《弥勒下生经》和《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专门介绍弥勒佛的行业与功德，另外还有不少经典提到他。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突出的表现是，许多达官贵人都愿意出资雕造弥勒塑像，为国家祝愿，为亲人祈福。在丝绸之路两旁，人们开凿了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等石窟群。有人统计，除了释迦佛外，再就是弥勒像，占了很大比重。

弥勒信仰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弥勒净土信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大纪》把弥勒居住的兜率天描绘得美轮美奂，尽善尽美。世人只要坚持弥勒信仰，顶礼朝拜，死后便可进入弥勒净土。这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二是弥勒佛将下降人间，普渡众生。《弥勒成佛经》讲:到了弥勒降生之日，“其地干净如琉璃镜”，“现诸种奇妙景观”，且人人丰衣足食，欢乐幸福。这使劳苦大众殷切期待与渴望弥勒降生，解除苦难。这种信仰导致了两重结果:其一，信仰给予了民众一种殷切的希望，使他们耐心等待;其二，以未来佛代替现在佛的神话，又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除旧布新，改天换地的愿望。因此，隋朝以后，“弥勒降生”常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此外，弥勒崇拜也成为多种民间宗教中的重要成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传时期的信仰性质了。

3.阿弥陀佛净土信仰。阿弥陀佛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因能接引念佛人往生，故又称“接引佛”。^[12]关于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有《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及世亲所著《往生论》。这些经论在魏晋时期便已陆续译出，主要宣扬阿弥陀佛所具有的无穷愿力，可以接引称念他名号者死后往生美好的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中国开始很早，东晋慧远就曾率弟子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发誓往生，不过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北朝时有一位净土名僧昙鸾(476～542年)，他除了著有《注往生论》等著作外，还将佛教分为难行乘和易行乘、自力和他力两大类。其中，难行乘凭借自力求觉悟，艰难重重;易行乘以念佛修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愿力为外因，内外相应，简便易行。昙鸾的念佛主要是“观想念佛”，比后世“口称念佛”要复杂一些。它要求在禅定中忆念阿弥陀佛。《观无量寿经》所讲的“十六观”以及世亲《往生论》所讲的“五念门”都是关于“观想念佛”的具体方法。佛经称，按照这些方法习念，不仅可以往生净土，甚至还能成菩萨佛。这种易行乘思想一经提出，便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极大地促进了阿弥陀佛的信仰。昙鸾所住的玄中寺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祖庭。

上述佛教信仰的流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与中国民间的灵魂不死等宗教观念和祭祀祈福等社会习俗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百姓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然，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还值得说明的是，随着佛教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的“疑伪经”也在南北朝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所谓“疑经”，是指那些疑为“伪经”的佛教经典，而“伪经”则是汉人自己编撰而假托“佛说”并以汉文译经形式出现的佛典。在南北朝比较流行的疑伪经中，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扬菩萨信仰的，如《观世音三昧经》。该经阐述了观世音信仰的理论和实践。这些与佛教信仰相结合的疑伪经的流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人士的佛教信仰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