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驱动的基本形式

片面驱动的基本形式_利益 精神 权力――三元协调驱动论

在对片面驱动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就已经涉及到片面驱动的外延，即片面驱动的基本形式。这种基本形式主要有单一驱动、复合驱动和长期倾斜型驱动三种。

（一）单一驱动

严格意义上的单一驱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是很少使用的。但是，为了弄清每一种驱动形式的性质和特点，这种理论上的分析又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分析的单一驱动形式的特点是从“单一”这个角度来分析的，是在与他种驱动形式特别是与全面、系统的驱动相比较的。单一驱动有单一利益驱动、单一精神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这三种基本形式。

1、单一利益驱动

单一利益驱动，就是脱离精神、权力这两种驱动形式，单一用利益特别是用物质利益这一种形式来作为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活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在《双重利益论》一书中，我们曾经把利益区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特别指出，精神利益是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应该忽视精神利益，忽视精神利益导向。在本书中我们的这个观点并没有改变，依然认为利益应包含精神利益。但是，精神利益并不等于精神，正如物质利益不等于物质一样，精神因素中所包含的内容之多是精神利益所涵盖不了的，而各种精神因素无不与人有关，与社会有关，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关。因此，在论述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利益，而是要扩展到整个人类精神这个层面。因而本书所讲的利益驱动就主要是物质利益驱动，把精神利益驱动归入到精神驱动之列。这在概念上、理论上可能会麻烦些，但概念、理论都只能服从于事实而不是相反。

单一利益驱动与单一精神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相比，其特点是：

实用性。利益本身就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满足，“利益的基本含义是，人的需要的满足。”②对人有用，满足人的需要是利益的根本之点。利益驱动就是从对人有用这个角度来激励人的行为的。但是，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利益驱动的强度应有所不同。对于一个生活极为困难的人，奖励很少的钱就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对于一个富翁则无济于事。因此，在施行利益驱动时，在充分考虑实用性的前提下，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在分析单一利益驱动的实用性时，重在分析其直接性和现实性。所谓直接性，是指单一利益驱动直接用物质利益——金钱、实物、有价证券等满足人的某种物质需要，激励人的行为，这其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所谓现实性，是物质利益本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仅完全可以兑现，而且可以精确计算。因而，单一利益驱动与单一精神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不同，后二者是间接的，并不总是可以完全兑现或能够精确计算的。

基础性。所谓基础性是指，单一利益驱动是单一精神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的基础。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种需要得到基本的满足，人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类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人们进行劳动和生产，直接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进行思想斗争、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夺取政权，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物质利益。

物质利益的基础地位与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基础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口因素、地理环境、社会意识等等都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基本性质，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的发展证明，无论社会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要物质生产方式不变，社会结构就不变，生产方式变了，社会结构就要发生变化，社会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道德观念等等也相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人们之间、阶级之间进行的权力之争，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阶级的根本对立在于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单一利益驱动与单一精神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相比不能不带有更为基础的性质。

相对性。单一利益驱动的相对性来自于利益本身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指，人的需要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满足，任何具体的利益，都只能是人特定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人的所有需要的满足，一定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更高一级的需要。利益的这种有条件性、暂时性也就决定了单一利益驱动的有条件性、暂时性，即相对性。单一利益驱动的运用无论是对群体还是对个体都是有条件的。比如，对一个百万富翁的善行奖给100元人民币，对百万富翁起不到应有的驱动作用。再如，某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政府只奖给10元人民币，对受奖者来说也绝对对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这说明单一利益驱动既受驱动对象的限制，也受到利益的质与量的制约。具体的单一利益驱动还是暂时的，绝不会永久地起到驱动作用。从利益主体来看，其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变化的，此一时奖励一定数额的金钱可能会起到激励作用，但当他不需要金钱或不止需要这些金钱时，在彼一时就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从利益客体来看，它对人的有用性也是可变的，同样的利益客体在此一时能激励人们去追求它，而在彼一时则会失去昔日的光彩。如20世纪60年代收音机在我国是很多人的追求对象，而在今天则变得可有可无，用它去激励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行为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具体的单一利益驱动的收效总是在一定的时限范围内，而不可能长久地、一成不变地起作用。

2、单一精神驱动

单一精神驱动是抛开利益驱动和权力驱动，只使用精神这一种驱动形式，它把精神性的因素看作是万能的、至高无上的。

与单一利益驱动和单一权力驱动相比，单一精神驱动的特点是：

非物质性。这种驱动形式不注重物质利益，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低的追求，把物质需要看作是可有可无的，把人的精神需要看作是人的唯一需要。单一精神驱动往往都给人树立一个绝对的、至上的精神支柱。精神支柱是社会集团组成和发展的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这种精神凝聚力是促成各个社会集团存在和发展的支撑力量 ，任何社会、政党、团体乃至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精神支柱。缺乏精神支柱或精神追求不明确的群体和个人，是精神空虚、精神贫困的表现。可见，精神支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单一精神驱动论却把精神支柱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至于走向了极端，唯精神支柱是从，把精神支柱当作了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等等东西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精神支柱的。这在理论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非权力性。单一精神驱动既然把精神因素、精神支柱看作是唯一的驱动力量，不仅否认物质利益的作用，也否认权力、社会控制的作用，否认权力的控制、驱动作用。这种理论把对社会的管理寄托在精神因素上，用思想、理论来控制人的思想，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达到控制人们行为的目的。这样，就必然要对某一种思想加以神化和绝对化，以至于人们以它达到盲目迷信、崇拜的程度，否则，这些精神因素就不能起到支配一切的作用。

长期性。与物质因素不同，精神因素的存在是长久的，因此，与单一利益驱动不同，精神的驱动作用一般都是持久的，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长久。一种精神因素作用所起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影响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它所掌握的群众越多，也就是说它越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它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另一方面，它越是深刻地影响群众，群众越是对它确信不移，则它所起的作用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先进阶级、先进势力，莫不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用自己的理论去宣传、教育人民，以提升人民的觉悟，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而反动阶级、没落势力也竭尽全力去推行自己的腐朽没落思想，他所蒙骗的群众越多，群众“中毒”越深，没落思想所起的消极思想作用也就越大。此外，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只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如上所述，它总是影响到、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于贯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而代代相传、世世相袭。比如，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并不随着地主阶级的统治被推翻而失去踪影，相反，它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存在并发挥着影响作用。

3、单一权力驱动

单一权力驱动，把权力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忽视乃至否认物质利益和精神的驱动作用。单一权力驱动论认为，人都是在竞争中、在权力的争夺中才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人们拥有利益和精神都是为了追求权力，因而权力应该是驱使个人和社会前进的唯一形式。

美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权力论》一书中指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这对权力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权力也就相伴而生了。从权力的形成来看，它源于社会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和管理就显得愈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力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始终，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特殊阶段，人们提出的不是权力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权力的问题，而是由谁来行使权力、怎样行使权力以及利用权力维护哪些人的利益的问题。没有权力，人类社会就会变得无序、失控和失范，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但是，承认权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等于把它推到极至。单一权力驱动论正是片面夸大了权力的作用，从而把权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驱动力。单一权力驱动与单一利益驱动和单一精神驱动相比，其特点是：

强制性。任何权力都具有强制性。在实行单一权力驱动时，社会被分成若干个权力层，各层之间界限分明，职责明确，下层对上层绝对服从，上层以对下层绝对控制。上层要实现自已的意图，推动社会的发展，必须靠强权促其实现。权力是“自我”倍增的捷径。罗素说：“由于有权比无权更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且权力还能使我们赢得他人的尊敬，所以撇开怯懦的影响不谈，人们自然希望得到权力。”借助权力、通过支配、控制别人为自己的目标报务，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单一权力驱动的强制性还表现在权力的阶级性上。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建立起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暴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必然利用权力来实现自己阶级的意图。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也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掌握国家权力，被统治阶级是在权力之外的。统治阶级到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实现自己的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

高效性。单一权力驱动由于撇开了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把权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层一旦发布命令，下层立即照办执行，其收效快速而显著，权力越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决策的速度就越快，执行的效率也就越高。但是，单一权力驱动的高效并不能表示其决策的正确性，更不能保证其对社会前进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由于单一权力驱动倾向于集权，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命令，个人意志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作用，这就难以保证其驱动的合理性、正确性。并且，长此以往下所形成了对上级的绝对依赖，下级的能动性、主动性就无从发挥，从而影响单一权力驱动的效能。

权力总是通过自上而下施行的，因而在施行过程中难免形成“条块”状的中央至地方和分区而治的格局，权力驱动也就因此而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单一权力驱动也不例外。对此，第三章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4、对单一驱动的综合分析

首先，对单一驱动的分析只能是理论上的。如前所述，任何社会无不存在着利益、精神、权力三要素，三者相互联系，共同起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要弄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实践上恰如其分地运用它们以对社会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就必须把它们抽象出来进行单个地分析，了解它们的特点，这样才能为真正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条件。

其次，任何一种单一驱动单一利益驱动也好，单一精神驱动、单一权力驱动也罢，其背后都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社会的领导者究竞如何驱动被领导者，要受到他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决定。单一利益驱动理论是把物质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固然不错。但仅仅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完全归结为物质利益，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驱动力，则是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对此，恩格斯早在1890年至约·布洛赫的信中就作过明确说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语。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经济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驱动力，但不是唯一的驱动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单一精神驱动论承认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精神因素作用的片面夸大则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从意识决定物质出发，把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则说：“心外无物”。在历史观领域，主观唯心主义则体现为唯意志论。它认为，少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意志可以决定历史的过程，人类历史就是由这些“大人物”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被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隋性的物质”，是这些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是供他们使用的“材料”。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说，全世界的历史上所进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的外在的物质的结果，是他们的思想的实现和体现。这些伟大的人物真正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夫子，失一秦始皇，其局面或将全变。单一精神驱动论可以说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

单一权力驱动论其实质上也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权力从行为学的角度上讲，是一个人具有的某种地位和素质而获得的一种力量，可用来影响别人，使别人根据他的劝告，建议或命令办事。美国学者弗伦奇和雷文根据权力的来源把权力分为六种：强制性能力，行使权力者具有暴力和惩罚的能力；奖励性权力，行使权力者具有某种奖励的能力；法定权力，行使权力者有法定地位或传统观念赋予的影响力；崇拜性权力，来自个人具有感人的魅力；专家性权力，以知识和能力服人；代表性权力，经过民主产生的领导者，代表着群体的利益，因而产生了权力。权力一般通过如下途径产生影响：通过恐怖手段发生影响，通过传统观念发生影响，通过盲目崇拜发生影响，通过理性的崇拜发生影响，通过合理赞同以及通过共同决策发生影响。但是，不论权力来源于何处，也不论它是如何发生影响作用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它与行使权力者的意志直接相关。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权力行使者的个人意图（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阶级的意图）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一权力驱动论者强调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个人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这与主观唯心主义如出一辙。比如，十九世纪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宣扬所谓“超人哲学”，说什么“超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发号施令的权力”，拥有“决定一切的力量”。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中“多余的人”，是“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等等，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在历史观领域的贯彻。

再次，任何一种驱动论的背后除了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之外，还具有行为学的依据。

任何一种驱动理论的运用都包含着社会领导者、管理者、调控者对被领导者、被管理者、被调控者的基本看法。在这方面，行为科学有精细的研究和独创的见解。如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就是非常典型的。

X理论和Y理论首先是由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提出的。1960年麦格雷戈在其著作《企业中的人性面》一书中认为，每个管理人员对下属职工的看法均有一套传统作为管理的出发点。麦格雷戈把传统的管理统统概括为“X理论”，而与X理论相对立的理论统称为“Y理论”，并认为，这两种管理上的对立观点，决定了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

所谓X理论，基本观点是，多数人是天生懒惰的，不愿意工作，只要可能，不愿意承担责任，喜欢依赖别人，甘心情愿地接受别人的指挥；多数人安于现状，习惯对改革采取抵制态度，容易受欺骗，常有盲从举动；多数人喜欢安逸，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组织目标，因此常常发生个人的打算与组织的要求相矛盾。为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或惩罚的办法，迫使他们实现组织目标。激励只能在生理与安全的水平上发挥作用；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数是符合上述设想的人，而少数则是能够克制感性、自我激励的人，这些人则能负起管理的责任。

基于上述理论，就必然是视人为物，完全忽视了人的精神需要。因此，由这一对人性的基本看法而引起的对人的驱动方式（或曰管理方式、激励方式），必然是用经济（金钱）的诱惑来收买职工的效力和服从，或者是用权力和命令来保证管理的实施。持这种观点的管理者，只注重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把金钱当作主要的激励工具，把惩罚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棒子加胡萝卜”的管理方式。这就势必形成单一利益驱动论或单一权力驱动论。

基于以上理论，麦格雷戈认为，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使管理工作建立在对人们充分信赖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对人的天性和行为动机更加恰当的认识基础上，这种理论就是他所称的“Y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一般说来，人都是勤奋的，并不是天生的厌恶工作，如果具备良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人的工作就如同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相反，工作条件或环境不当，反而会令人感到是受惩罚。控制和惩罚不是使人实现组织目标的唯一方法，因为人们是有一种实现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潜力的欲望，人们在执行任务中，能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挥。激励在需要的每一阶梯上都起作用，领导者最大的责任，在于使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人们在致力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能获得个人自我需要的自我满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仅会接受责任，对工作负责，而且还会主动地寻求责任，逃避责任、缺乏抱负并不是人的天性，大多数人在解决困难的同时，都能发挥相当程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才能。在现代工业条件下，人的智慧和潜能只发挥了一部分，而没有得到全部的发挥，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应当创造应当的条件，使人们的聪明和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可见，Y理论不是把人当作物，而是以人为中心，把利用人的本能动机、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视作领导者的重要职责。Y理论强调自我控制，认为对社会、对组织的管理过程就是一个创造机会、挖掘潜力、排除障碍、鼓励发展和帮助引导的过程。强调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单一精神驱动论的行为学根据。

很明显，Y理论过于理想化了，与现实生活存在着一定距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用Y理论来实施管理很难奏效，这说明Y理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摩尔斯和伊杰·诺思奇经过试验和比较分析，提出了超Y理论，后经日本学者完善被命名为Z理论或权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本身由于受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有时候即使在相同的情况下，对于同一事物，也会表现出不同需要和感情。因此，X理论并非一无用处，Y理论也并非是万能的，应该针对不同情况，选择或交替使用X理论和Y理论。超Y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情势理论。它要求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在管理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尽可能地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因人、因事、因其不同的情景而采取不同的方法，采取不同的驱动方式。

（二）复合型驱动

作为片面驱动表现形成的复合型驱动，是指利益驱动、精神驱动和权力驱动两两结合，即利益——精神复合驱动、利益——权力复合驱动、精神——权力复合驱动。它们之所以片面，是指对三种驱动形式总是有所舍弃，不能全面运用，往往是以偏概全。

1、利益——精神复合驱动

这种驱动形式是以利益和精神为主要驱动因素，忽视权力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这种驱动形式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重利益、轻精神、忽视权力，也就是以利益驱动为主，以精神驱动为辅，不要权力驱动。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尤其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

还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这样说：“金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子，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毫无疑问，在哥伦布看来，要激发人的积极性、鼓励人的创造性，金钱——经济利益就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驱动手段。莎士比亚在戏剧《雅典的泰门》中也借剧中人物之口道出了金钱的巨大魅力和有效的驱动作用：“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边拉走；把健汉头颅底下的热忱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骂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这种表现形式不是不要精神驱动，而是精神驱动服从和服务于利益驱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特别引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如“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等，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些精神对人尤其是对于早期的资产阶级起着极大的激励作用，但是这激励的最终目的还是这了获取金钱——经济利益。因此，与其说是精神起着巨大的驱动作用，倒不如说是经济利益起着最终的驱动作用。

在这种表现形式下，权力这种驱动方式是被忽视的，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标榜资本主义有两大优越性，一是能使生活水平很快提高，二是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因此，有些人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自由王国”、“民主乐土”。与封建专制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构确实大为削弱，政治权力的权威空前下降，以致有些人认为政治权力是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枷锁。

利益——精神复合驱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重精神，轻利益，忽视权力。这在宗教盛行的国家和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这种现象作了探讨：“在阅读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或者《基督教指南》或其他人类似的著作时，人们一眼便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在讨论财富的获得时所最强调的乃是《新约》中的伊便尼派的成分。按照这种看法，财富本是最大的危险，它的诱惑永无休止，与上帝之国的无上重要性相比，对财富的追逐毫无意义，而且，它在道德上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在清教徒看来，人们完成自己的职业是接受主的指派，是对主之意志的执行，人的劳作不是为了获得自己的悠闲享乐而是为了增益上帝的荣耀。在资本主义精神看来，时间即是金钱，而在清教伦理看来，时光无价，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因而，有效的驱动因素不是经济经济利益而是精神因素。

利益——精神复合驱动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都强调利益或精神驱动、忽视权力驱动。一谈权力，就认为是侵犯人的自由，是压抑人的个性，就是专制。其实，权力并不等于专制，并且，适度的集权比分权在某种条件下更能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绝对地不要政治权力，更何况权力并不等于政治权力，它还包括经济权力。因此，无视权力，不要权力，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于社会发展的。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通过纺织厂、铁路、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等来说明权威存在的必要性。他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2、利益——权力复合驱动

这种驱动形式是把利益和权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既承认物质利益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承认权力的驱动力，但忽视精神的驱动力。

这种驱动形式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重利益、轻权力，忽视精神。这种形式把物质利益驱动作为主要因素，同时也承认权力的驱动作用，但对于精神的驱动作用不予重视或不予承认。这种形式认为，物质利益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权力也对社会发展具有驱动作用，只不过这种驱动作用的强度不及物质利益，权力和精神都是服从于物质利益的，是为物质利益服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重权力，轻利益，忽视精神。这种形式把权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而非唯一的驱动力，承认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但否认精神的驱动作用。这在封建的某些阶段上有所表现，用权力作为整个社会的控制器，而在某些方面又施以物质利益诱导，对人的精神激励则毫不顾及。从上可见，利益——权力复合驱动，把人看作贪利、揽权的动物，而不是把人看作有意识、有精神追求的动物，因而或把物质利益作为主要的驱动手段，完全忽视精神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3、精神——权力复合驱动

这种复合驱动形式是把精神和权力作为主要的驱动力量，忽视利益驱动这种驱动形式。

精神——权力复合驱动也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重视精神，轻视权力，忽视利益。这种表现形式看到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些根本之点，把握住了人之作为人的关键，把精神和权力等社会性因素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重视精神的作用，把精神性的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忽视了物质利益应有的作用，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重视权力，轻视精神，忽视利益。这种形式把权力的驱动作用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但也承认精神的驱动作用，但驱动强度不及权力，完全忽视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上述两种具体表现形式的共同特点是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看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是它们都把这种区别过份夸大了，以致于忽视了人与动物的联系，最终否认了人的生物性特征，否认了物质利益因素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因而同样是片面的、错误的。

（三）长期倾斜型驱动

这种片面驱动形式是在现实社会中出现最多的一种。

在一个权力稳定期限内，受权力主导意识的支配，驱动方式维持较长时间的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权力核心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价值观不同决定了它所采取的驱动方式不同。重视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必然长期采取利益驱动的方式，驱动方式就向利益倾斜。重视权力，注重对社会的权力控制，驱动方式就会向权力倾斜。同样，重视精神因素，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驱动方式就会向精神倾斜。可见，这种长期倾斜型驱动反映了权力核心的价值观念。

另外，长期倾斜型驱动也与上一个权力稳定期所采取的驱动方式有关。在上一个权力稳定期如果片面地长期采用某一种驱动方式并且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后果，那么，这一权力稳定期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矫正前一权力稳定期的片面驱动，但“矫枉过正”又导致了这一权力稳定期的倾斜驱动。

长期倾斜型驱动表现为，利益驱动、精神驱动、权力驱动三种驱动方式都采取，但在实施政策上（驱动强度的配置上）反映出一种或两种驱动形式为主，并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因此，它不同于单一驱动也不同于复合型片面驱动。但是，由于我们在前面对每一驱动形式都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研究，因而这种倾斜型驱动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无需再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