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谋国直堪笑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张东荪却被“养”了起来。

从中央政府委员的高位上直坠下来，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为政治奔波了大半辈子的张东荪，“馀痰难除遣入诗”，唯有作旧体诗词以自遣，自号“独宜老人”。一天，张东荪枯坐书房，望着墙上的对联发呆，“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这是梁启超亲笔所书。他想起三十多年前，他和“亦儒亦侠是吾师”的梁启超欧游途中，通宵畅谈思想救国情形，不禁老泪纵横。回首前尘，一生功过，他借诗咏怀：“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

终生信奉“言其所信，但求心安”的张东荪，与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都宿命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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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出身于晚清杭州一官宦世家，父亲早亡，从小在兄长张尔田督责下勤修中国古典学术。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接受了完整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在儒家思想熏染下养成重视独立自由精神的士大夫气质，这种人格气质影响了他一生，也直接导致了他一生坎坷，晚境凄凉。

少年时期的张东荪生活在一个欧风美雨激荡的时代。1904年，他获得官派留学资格，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当时，国难深重，为救国图强，大多数出国学子选择法政或与实业相关的学科，张东荪却非同寻常地选择了哲学，这也许与他早年接触佛学有很大关系。十八岁时，张东荪读《楞严经》等佛学书籍，对博大精深的佛学如痴如醉，同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研读佛经培养了张东荪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成他窥探宇宙秘密和万物根源的“痴心妄想”。

留日时期，张东荪在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下，一步步迈入博大精深的哲学领域。身为佛教徒的他，时常与友人们讨论生死问题。自从接触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他就被其深深折服。到日本的第二年，他与蓝公武等人在东京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月刊《教育》，重点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此后，张东荪的思想发生了骤变，他“移情别恋”，痴迷上西方科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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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学成回国。归国后，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张东荪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了宣统小皇帝，例行殿试，并被授予格致科进士功名。

面对国势日艰的危局，“末代进士”张东荪萌生了强烈的救世雄心。风雨如晦的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为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牛刀小试，雏凤新声，拉开了书生论政的序幕。武昌起义一夜爆发，身在北京的张东荪闻讯立即买舟南下，抵达南京后，他担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临时政府北迁。张东荪选择退出新政府，他要独辟办报议政的蹊径。这期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同意；梁启超组建进步党，他也没参加。

短暂的三个月从政经历，让张东荪看到了眼前中国政局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上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的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三十多年后，他回忆斯时心境：“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手里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不知怎么办好……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张东荪心中的“其他的地方”就是评议政治。他要在动荡不安的乱世政坛上一展身手，他大发议论：“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仅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治活动。”立意要做政论家的张东荪决心“言其所信”，一心想卖弄“嘴皮子”，为这个纷杂的人心寻找一缕明亮的指向。

出人意料的是，张东荪“下海”后的第一枪直指国民党。他快人快语，狠批国民党“得天不厚”，以法治为名谋党派利益之私，他对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期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只会损及法的尊严。办报中，张东荪总是坚持自己立场，发出自己声音。他严词抨击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指责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他强调“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从而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激烈程度惊人，他自称是向来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人，直言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评论）深度要算丁佛西，激烈当数张东荪。”他的学生张中行也说他“评论性的意见多，附和性的意见少，给人的印象是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

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张东荪是极活跃的政论家，他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度等都提出了个人见解。他秉持自由理念，基于民主立场，独抒己见，勇于发声，以正义为原则，以批评为能事，以思想独立为标榜，以真理服膺为高尚，表现出民国知识人卓然独立的伟岸。他指点江山，大谈国事，以“政论家”的身份引领一时风骚。他还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为社会学子找地立说。曾有不短的一段时间，《时事新报·学灯》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

为使中国未来有一条光明的政治出路，张东荪做了极大的努力，只是当时南北军阀一味只顾各自的政治野心，各路政客们对他的呼声充耳不闻。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进上海，张东荪被列为“学阀”，赫然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上。张东荪又深感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心灰意冷后，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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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张东荪从来就没有脱离哲学，他一直是民国期间中国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在“五四”时期，张东荪就看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科学）不可，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即西洋哲学充分输入不可。中国不但需要“德先生”，更需要科学的祖宗。张东荪大量翻译西方哲学，介绍各种流派，尤其注重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和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当时的中国学人，要么是彻底地崇拜西洋科学，要么固守中国文化优越的论调，而张东荪却做到了对中西思想的融会贯通，他看到了单纯的科学崇拜对拯救中国无济于事，科学观念一定要与中国传统的重视人的思想相结合。他虽浸淫于欧洲思想，却绝不盲从，他不曾到过欧美，但他读的西洋典籍比大部分留学生都多。张东荪这种学术上的功力，充分展现在他参与的两次探讨中国走向的文化思想大讨论，即“科玄论战”和“哲学论战”上。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局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张君劢的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带头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问题，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科玄论战”一触即发，张东荪站在了“玄学家”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他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结果，这次历时近两年的论战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汹涌传播，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刊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谈了自己陪同罗素访问中国后的感受，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这一观点，引起了许多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质疑，随后引发了一场大论战。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又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挑起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这一论战也持续了两年多，其间，张东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唯物辩证法。后来，他又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论战的健将。

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当年，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但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一人。就连他的论敌叶青也不得不承认：“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系统建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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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第一次见到张东荪，是1931年的夏天，张东荪当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暑假到北京大学讲演。在北大学子张中行的眼中，教授张东荪是“罗素式的哲学家”，“身材不高，洁白清秀，穿轻丽的长袍，他讲话清脆，有条理，多锋芒”。这年，张东荪四十五岁，才刚来北平不久。

张东荪

张东荪虽身在书斋，但不忘朝市。他不趋炎附势、不投机取巧，崇尚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这是张东荪在一次青年会演讲时抛出的观点。“欧美之能成就今日强盛，完全是思想自由的花而结成的硕果。”他认为一般人不明此理，“往往以为思想自由不过是民主政治的条件而已。其实不然，须知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乃是一个生活”。他认为，世上从无绝对无争的思想，凡是正当的思想是不怕批评的；任何危险思想都不含毒素，凡异说奇论皆不必禁，亦不当禁。思想若定于一尊，便是思想的自杀。张东荪针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大张挞伐：“把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清者、被肃者、被剿者，则这样的国家绝不会有自由。这样的国家有斗争无和平，无和平则无建设，无建设则无自由，也就没有民主。”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国民党高层说：“倘使把一国的人民教养成好像奴隶一样只知跟随，不知分辨，不敢批评，则这个民族必定会衰颓下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东荪的这些话仍振聋发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主和专制都在殊死较量，理性受到非理性的挑战，个人主义受到集体主义的挑战。张东荪在这种形势下高唱民主自由，显然不合时宜，弄得两面不是人，既被独裁政权所忌恨，又被革命者视为“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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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执中国牛耳后，张东荪投身书斋，以哲学研究为主，但他从不曾忘情于政治，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抗日战争期间，他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秘密转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准备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图”直接呈献给国民政府最高层。但他看到国共合作并不真心诚意，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时局发展。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先行解散燕京大学，把教员与学生安全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引起日本宪兵注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十位燕大教授一起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即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十六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日本人许诺张东荪做教育部长或北京市长，都被他虚与委蛇，以“狡猾的态度”拒绝了。他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他甚至以死相抗争，自杀四次而未遂，后来，他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才被保释出狱。

1943年7月，这个从日本人牢狱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派私人代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协定的内容三条：一、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二、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三、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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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反对一党专政的张东荪加入了中国民盟并任中央常委。热爱并鼓吹和平的他，仿佛看到了曙光，他正式将“中间路线”的主张公之于世。张东荪寄希望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他有自己的“中国梦”：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多地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地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他要把中偏右者稍稍往左拉，偏左者稍稍往右拉，使中国得到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张东荪的主张大白于天下后，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张东荪的“中间路线”。

此后，张东荪一直为实现国内和平而撰文呼吁。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引起不小震动，有人将他和华莱士相提并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内战期间，民主党派是国共两党争抢的“香饽饽”，蒋介石、宋子文请张东荪吃饭，劝其出席“行宪国民大会”，张东荪拒绝得丝毫不留情面：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当国民党一意孤行地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民大会”的老朋友、民社党首脑张君劢画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一党专制。

内战爆发后，张东荪的“中间路线”彻底破产。但他却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大功。1948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如花瓶里的老鼠，打也不是，逃也不是。虽为一介武夫，但傅作义尊重文化，不愿成为国家罪人。面对尴尬战局，傅作义同意谈判。张东荪作为第三方秘密参与谈判，冒险入城斡旋，为攻守双方所倚重，“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北平最终和平解放，文化古都幸免于战火。那时，就连毛泽东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1950年，他本人也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抵不过北平一行。”

功成身退，张东荪重执教鞭，他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达反对者立场，他甚至在新中国选举国家主席时，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他依然是旧时代倔强的样子，“洗澡”也不愿参加。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因此最后唯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新中国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可张东荪仍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所谓“张东荪叛国案”就发生得自然而然了。最终，难逃“如来佛掌”的张东荪，被一纸批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压在了五指山下，他的智慧的锦衣只能妖娆在阳光照不到的五指山下，他和他的言论被彻底“屏蔽”了。“文革”开始后，真正的厄运降临了，他和长子张宗炳一起被带走。后来，两个儿子自杀，他也死于秦城监狱。命运给他画的这个句号，实在太拙劣。

这个一生仰望星空的哲学家，因为固执，因为不懂变通，因为“死心眼”，最终跌倒在“平坦光明”的路途上。可是，固执之于他，就像浪花之于海水，就像雨露之于清荷，是灵魂的高贵，更是精神的端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