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通识为本的途径的分析介绍

第五节　实现通识为本的途径

我国高等教育过早过细的专业化弊病积重难返，需要全国人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拿出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实行有效的措施。笔者认为，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第二，改革中小学教育；第三，改革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

一、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要解决高等教育过早过细专业化的问题，必须先解决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问题。

美国人在苏联卫星上天后发现美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其实是更早就处在危险之中，只不过我们一直被“穷国办大教育”的喜悦所陶醉，或被几块国际数理化竞赛的金牌所迷惑，或被教育行政当局列出的教育GDP所掩盖，似乎中国的教育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既然是“最不坏”，当然是好的，甚至是最好的。既然这样，还作什么根本性改革？要改，也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改。于是连中学文理分科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不能改变，拖了一年又一年。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通与专的矛盾不是孤立的，仅仅由高等学校改变一些课程，恐难以解决问题。高考由学生选报专业，学生在进大学之前就定了专业，进了校门便是某一专业的学生。有些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将来有个好职业而奋斗。高中文理分科既为高考作准备，也为专业选择作了准备。通过几年的分科学习，通过分科进行的高考，学生终于考取了与将来的职业紧密相关的专业，他们还有心思来学习通识课程吗？

改革高考的呼声早就此起彼伏，有些意见相当有水平，也很具可行性。可是，大权在握的教育主管部门就是稳坐钓鱼台，眼看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一年重似一年，眼看考试竞争的烽火从高中燃到初中，又从初中蔓延到小学，并直逼幼儿园，可高考的老套路还是年复一年地走下去。如果仅仅是让中小学生吃点苦倒也罢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这样从小养成了与同龄人争分数的竞争意识。可惜这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竞争意识，即对生活资料占有的竞争意识，是与同伴竞争未来富贵生活的意识，而不是“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竞争意识。这对于我国青少年心灵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高考竞争实际上并非中学生全面素质的竞争，而是文理分科前提下文科学生间、理科学生间的竞争。高校招生的分科考试，直接导致中学的分科教学。高考分科不改，中学势必文理分科。即便通过行政命令不许中学分科，也无济于事。可以说，高考分科是高教过分专业化的原因之一，高考分科模式不改，中学分科势必坚挺，大学的过分专业化就难以遏制。为此，笔者建议，高校招生只公布学校专业，但不按专业招生，而按校招生。高考不分文理，凡中学阶段所有课程都要考，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音、体、美，凡初中、高中开设过的课程都考，而且不分主副轻重，一视同仁，所有课程每门100分。有人会说，这样岂不增加学生负担？非也。只要把各门课程的难度和深度降下来，只要高考指挥棒把中学生从知识的深度引向知识的广度，那么不但可以克服中学生知识的片面性，也有望减轻中学生的负担，同时也可为大学的通识教育作好铺垫。

二、改革中小学教育

要解决高等教育过早过细专业化的问题，必须先解决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问题。

几年前就有人发现，应试教育已经进入我国的幼儿园。《中国教育报》2003年12月21日的一则报道称：幼儿园的游戏在迅速减少，使用笔和作业纸的现象在急速增长。从笔者所知道的几所幼儿园看，外语、数学、汉语拼音的课程早已登堂入室。尽管1989年国家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已规定幼儿园“以游戏为基础活动”，但幼儿园面临来自小学和幼儿家长的双重压力。小学要求幼儿园做好与小学教学的“接轨”，所谓“接轨”就是从幼儿园就开设语、数、外等课程，以便与小学教学衔接。幼儿家长则企盼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纷纷要求幼儿园至少从大班开始开设原本小学的文化课程。于是幼儿园的“兴趣班”、“特长班”遍地开花。同时，幼儿园也有了理由向家长索取不菲的额外费用。这样，一场由小学、幼儿园和幼儿家长三方组成的“神圣同盟”就建立起来了。可怜孩子们少了游戏，少了欢乐，并从这里起步，走上了应试教育、竞争教育的漫漫长征路。

幼儿园为何小学化？为何要学语、数、外？不就是为高考作准备吗？君不见，中小学课程是有级别的，语、数、外是主课，堪称第一等；理、化、生、史、地、政是副课，属二等；音、体、美、劳连副课都难算上，或许课程表上有其名，但实际随时为主课让路，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尽管文理分科目前只在高中阶段进行，但对高中以下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愚以为高中文理分科是一种反教育行为，完全背离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本质。因为高中文理分科直接影响初中和小学，使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片面性教学。这就从底部动摇了基础教育的根基，使基础教育彻底异化为应试教育，也为日后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埋下祸根。为此，若真要为每一个学生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负责，真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着想，首先必须立即终止高考文理分科，并随之终止高中文理分科。不仅如此，全部中学课程应均衡开设，取消主、副课制，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音、体、美、劳等课程应基本平均开设，打破语、数、外的垄断地位。上述中学阶段的各门课程，除语文、数学课时略多一点外，其余一律（含外语）平均分配。以每天6节课计，每周30节，每学期约500节，全部中学学程以11学期计，共5500节课。我们可以给语、数略多一点课时，各500节，其余每门约为400节。在笔者看来，首先是高考不分文理，才有可能实施高中不分文理；只有高中不分文理，才能保证中小学课程的全面性；而只有保证了中小学课程的全面性，才可谈论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谈论大学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三、改革高等教育课程体系

近年来，北大、清华、复旦等校举起了通识教育的旗帜，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他们的共同做法是将“两课”（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及外语、计算机都归入通识教育，并增设一些普通文化知识课程。尽管新增普通文化知识课程的品种不少，但由于“两课”、体育、军训属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课程，外语、计算机占课时很多，所以，落到那些真正称得上通识教育的课时已没有多少。更大的问题是，学生进校门之前就定了专业，一般从大一开始就上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这样，学生投入通识课程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复旦大学于2005年起开办了复旦学院，对所有一年级生都进行通识课程的教学。从大二开始，在进行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继续渗透关于人文素质、科学精神的培养。该校还组建了称为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140]。复旦大学在四年学制中隔出第一年专用于通识教育，而且在后面的三年中仍然“渗透”通识教育，其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在国内少见；其决心之坚决、步伐之稳健都是国内其他大学所难以比拟的，令人欣慰！但同时让人不无忧虑的是，在他们完全进行通识教育的一年里，外语、计算机、“两课”已占去相当大的比重，学生用于真正提高文化素质方面学习的时间已不会太多。再说，学生的专业在跨进校门之前就已确定，尽管一年级不开设专业课程，但要他们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通识课程，恐难做到。尤其当他们开始专业课学习时，对通识教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病根深蒂固，如果仅仅增加一点普通文化课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此，我们建议在前述高考和中小学改革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的改革再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大学新生入学后不分专业，也不分系科，在一二年级期间归通识教育部门（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管理。

第二，大一、大二进行通识教育。如何进行通识教育，当由学校自行决定，不过外语课程必须缩减。我国的一个非外语专业或专职人员，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花在外语上的学习时间之多，是任何其他课程都无法相比的，而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其一生中真正将外语派上用途的时间又是所有学过的课程中最少的。究竟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大的力量学外语？本来它是一门工具，学它就是为了用，现在却是为了考试。即便为考试，也应和其他课程一视同仁由学校出题，为什么一定要全国统考？据有人调查，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在外语上。以笔者观察，实际情况比这样的估计还要严重。因不仅为了过四级，过了四级还要过六级，过了六级还要准备考研。本人问过许多本科生，大约有60%—70%的学生把全部学习精力的60%—70%用在外语上。如果四六级考试不终止，如果外语在研究生招考中的特高地位不降下来，那么大学的通识教育搞得再起劲也是白搭。所以，四六级考试必须立即终止，在研究生招考中外语的地位应低于专业和专业基础课的地位。外语在本科阶段的学时与学分应与其他课程相当，至多与大学语文、大学数学齐平。外语与其他课程一样，由学校考试。

第三，从大三开始分专业学习，学生分流进入各学院或各系。从大二到大三，从通识教育到专业教育，学生学习何种专业，由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而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报本校的专业，学校各专业根据学生两年通识教育的学习成绩择优录取。

第四，一二年级全部进行通识教育，师资是一大难题，因为目前高校的教师大多是由专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专业教师，能立即从事通识教育的不多，短期内确有困难，但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样就逼着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通过学习，从专精型向通博型方向转化。既然学校教育要以通识为本，那么教师首先应是通才。

第五，“两课”所占比重要下降。目前国内开设通识课程的高校都把“两课”算在通识课程中，而“两课”的比重又很大。按中宣部和教育部的规定，本科生的“两课”总课时达到285节（理科类）和335节（文科类），加上体育、军事理论和军训等必修课，高校无法自主调整的课程占据了本科总课程的35%以上，这就使高校设计的通选课空间相当有限，甚至有名存实亡的危险^[141]。

第六，调整培养目标。通过四五年的本科教育造就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我国高校的招生、课程安排、教学等环节看，确实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然而事实上我国高校本科阶段教育是实现不了这一目标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高校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也认为自己就是“高级专门人才”，应到“高级专门”的岗位上去就业。然而在实际上，每年几百万的毕业生中，究竟有几个配得上这个称号？即便社会确有“高级专门”岗位空缺，用人单位敢于直接让应届毕业生顶上去的恐也不会太多。于是就出现大量普通劳动岗位无人应聘和大量毕业生不能就业的怪现象。实际上，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现在高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大多属于普通劳动者，其中一部分能冠以“高素质”就不错了。鉴于此，我国高等教育与其不切实际地标榜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不如脚踏实地地造就“高素质普通劳动者”，把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留给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去承担。大学本科主要在“高素质普通”上下工夫，大一、大二学习普通文化课程，大三、大四学习学科基础、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这就为学生一生打下了宽厚的基础，为他们今后从事任何职业作了准备。

【注释】

[1]董秀华：《试论“专业高等教育”》，《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2期。

[2]徐小洲等：《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3]［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4]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6页。

[5]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85页。

[6]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85页。

[7]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简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2页。

[8]张念宏：《教育学辞典》，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4页。

[9]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6页。

[10]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1]汪永铨、李曼丽：《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许美德、潘乃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2]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13]张维平、唐卫民：《自由教育：高等院校普通教育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4]鲁洁：《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15]张东海：《通识教育：概念的误读与实践的困境》，《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4期。

[16]张东海：《通识教育：概念的误读与实践的困境》，《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4期。

[17]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18]［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9]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0]［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21]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22]［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23]［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3页。

[24]［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25]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2—623页。

[26]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7、143—144页。

[2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7、143—144页。

[28]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

[29]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30]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10页。

[31]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32]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10页。

[33]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

[34]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35]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15页。

[36]柯佑祥：《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37]王义高、肖甦：《苏联教育70年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38]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39]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40]齐世荣：《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41]王义高、肖甦：《苏联教育70年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42]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43]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86页。

[44]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86页。

[45]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46]董宝良等：《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4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48]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09页。

[49]智效民：《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陈远：《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50]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12页。

[5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52]马廷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53]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54]［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55]杨东平：《艰难的日出》，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29页。

[56]朱新梅：《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57]胡炳仙：《权力集中与知识控制：“教育革命”时期的中国重点大学政策》，《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58]孙冰红：《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149页。

[59]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60]王俊娥：《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问题研究》，宋伯宁、蔡先金：《高校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8页。

[61]涂艳国：《走向自由——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6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63]《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285页。

[64]《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285页。

[65]曹孚等：《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66]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389页。

[67]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389页。

[68]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69]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70]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71]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72]［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1页。

[73]［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21、86页。

[74]［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21、86页。

[75]［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21、86页。

[76]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77]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页。

[78]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79]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80]［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9页。

[81]［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9页。

[82]［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9页。

[83]［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浙江出版社2001年，第22、39页。

[84]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84页。

[85]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86]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87]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0页。

[88]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4、85页。

[89]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4、85页。

[90]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91]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92]李成明：《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历史发展》，《高等教育》，2001年第9期。

[93]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5页。

[94]查有梁：《教育建模》，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95]《论语·述而》。

[96]《论语·泰伯》。

[97]《韩昌黎文集·答侯继书》。

[98]《朱子语类》卷117。

[99]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00]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101]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102]杨际贤：《中华百年教育家思想精粹》，中国盲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03]杨际贤：《中华百年教育家思想精粹》，中国盲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04]《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页。

[105]刘少雪：《中国大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106]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107]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108]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109]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

[110]［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12]刘少雪：《中国大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13]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114]《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59、239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296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259、239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21]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122]吴澧：《允文允理，高倡科学》，《南方周末》，2009年5月7日E30版。

[123]张慧明：《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45页。

[124]张慧明：《中外高等教育史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45页。

[125]周光迅：《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

[126]《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4页。

[127]《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4页。

[128]《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4页。

[129]王乾坤：《大学的自足与自律》，钱理群、高远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130]《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8页。

[131]［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132]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133]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134]和飞：《地方大学办学理念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35]梅贻琦：《大学一解》，杨东平：《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136]张寿松：《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37]查有梁、查宇：《爱因斯坦与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38]查有梁、查宇：《爱因斯坦与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39]徐小洲等：《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35页。

[140]韩晓蓉：《复旦通识教育将贯穿本科四年》，《东方早报》，2007年6月11日，A6版。

[141]张东海：《通识教育：概念的误读与实践的困境》，《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