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时期媒介社会功能的演变

一、文化转型时期媒介社会功能的演变

自拉斯维尔首开大众传播功能研究的先河以来，学界对传播功能(当然首先是新闻传播功能)的研究日渐深入，影响也日渐巨大和深远。认识新闻传播的功能，对于一个新闻编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促使新闻编辑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适时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等治国理念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十七大又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四权”的概念，这表明中国从此进入社会文化转型的新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信息传播无疑是一股重要的促进力量。

我国提出上述一系列新的治国理念，是有其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的。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把人类带入一个以比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时代”。信息化浪潮冲击着世界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既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广影响，也对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促使其加快实现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不仅成为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因素，也表现出许多有别于传统的新功能。

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我”为中心、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实用主义文化，是建立在部落、民族和国家生存需要基础之上、以获得生活物质为基本出发点的协同性文化，同一性成为其基本特征，成为一切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在中国则表现为“集体主义”这样一种观念。原始时代的狩猎经济，决定了文化必须具有协同人们共同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的力量，以保证人类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源和安全保障；农耕时代，阶级阵线分明，利益矛盾突出，为了争夺社会财富，文化成为最重要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并且常常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全社会接受以“服从”为核心的价值观；进入工业文明后，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以机器运转为纽带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决定了“权威”的中心地位，因此权威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哪种文化形态，都是以获取物质利益为基本目标，以把社会成员组织成一个结构牢固的团体为基本方式，千方百计维护某种主流价值观。

在这种大背景下，主流文化是以政权的更替为转移的，文化的先进与否往往由最高统治者来定义，“忠君”、“敬上”是其基本内涵，服从、恭顺成为美德，等级化是其基本的特征，任何脱离主流价值观的变动都不受欢迎。社会成员被人为地归结为“类”。在传统文化里，除了最高统治者外，任何个人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正在使这一切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信息社会，就是“经济建立在信息上”的社会，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社会”。^[21]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取代资本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加，同时，信息的生产又成“超级函数”增长。在信息社会里，时间在超强度地缩短，空间在奇迹般地扩大，这使得人们的时空观念出现离异化变化：一方面，时间显得异常宝贵，而另一方面，空间观念越来越淡化。这一切，不仅对传统文化构成强烈的冲击，同时也构成了新文化产生和成长的重要基础。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较早认识到这种变化。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论述了信息社会的文化特质。他说，在信息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应该是公共权力和民主原则的共有领域，是公共性本身表现出来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他指出：“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22]所谓公众批判，是指公民任意通过媒介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所谓公众舆论，是指某种意见成为社会普遍一致的看法，无论是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都要以媒介为载体。

哈贝马斯认为，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文化已变成一种由主体间性产生、公众所信奉的现象，它有益于提供同一性的源泉、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共同体意识。随着公众文化继续不断地被商业化和市场化，一种建立于更加大众化基础之上的更为离散的全球文化正在兴起，以取代各民族国家的各种封闭陈旧的一体化文化。这种跨国文化正在构建新的同一性，削弱关于民族协同性的各种较为陈旧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客体”作为哲学基本范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不变，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几千年来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未变。他在《为什么需要哲学》一文中写道：在传统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可以任意对自然“客体”进行改造、征服、支配、处置和索取，构成了所谓的“生产世界”。在“生产世界”中，“主/客”关系是对立的和倾斜的。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类生产力“巫术”般地提高，人类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移到“人与人的关系”(他称之为“生活世界”)上来，“这是一个别人和我一样都是主体的世界，是一个如何把别人当成‘我’一样去理解和交往的‘日常世界’”，是一个“多元主体生存‘合法化’的世界，这种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23]哈贝马斯较早认识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传播沟通是一切主体(自然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国家，它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元素)存在的前提，是任何具体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传播沟通是“自我”与“他我”之间不断转换的过程，也是“自我”与“他我”理解的过程和意义在“主体之间”生成的过程。因此，有效的传播沟通必须遵守四项原则，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可领会性对应于“教化”、“灌输”，指“主体”应该以“理解”为向导，主动去获得关于信息意义的认识，而非由于任何外力的“强加”；真实性对应于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不能虚构和放大，也不能刻意隐瞒；真诚性对应于自我世界(说话者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总和)，反对虚伪和逢迎；正当性对应于社会世界(各种规则的总和)，所有社会主体都平等地遵守，不存在规则之外的行为。这种有效性认定与各种“中心主义”造成的权势认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主体间性的“沟通”中，有效性是靠传播沟通双方或多方共同决定的；而在“中心性”(即中心主义)的传播模式中，其实并没有“沟通”，而只有“说教”、“灌输”、“教化”甚至是“强加”。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大众传媒才能构建起平等对话的机制。

哈贝马斯以“主体间性”开辟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领域”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作为现代传播的生存空间，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文化的转型和充分发挥媒介的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人民当家做主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和主要标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必然为一定的社会实践服务；因此，一定类型的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人类社会的转型必定会促进人类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文化观念领域内，人民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

文化，从其源头来看，尽管呈现出千姿百态，但经历数千年历史浪潮的冲刷，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的两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过去，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东西方文化分别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群落中发生作用，相安无事。但18、19世纪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成熟，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各种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不过，无论东西方文化之间如何冲突，不断扩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正在成为各种文化的共识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始终处于具有鲜明“平民化”特征的不断转型之中。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特征。但即便如此，文化的转型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这种转型时而激烈，时而平缓。

中国接触、了解、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西汉以来，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我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不断地同外来的佛教等文化发生接触、碰撞、冲突、交流和融会，这些外来文化不仅最终被中国文化所慢慢改造与同化，同时也为我国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大大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其实，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可传播性、可交流性和可融合性，我国文化永不枯竭的生命原动力，就在于它能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充分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使自身更加丰富多彩，个性鲜明，充满活力，光彩照人。

文化的主体无疑应该是大众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将人类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具有从物质到精神的文化两极，即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因素即政治因素在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只有通过基于政治文明之上的社会调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生产才有可能正常进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合力。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积累，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纵向延伸；文明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现实性发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横向显现。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积累性成果，而文明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阶段性成果。如果不与外来文化发生联系，本土文化就会失去活力；而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外来文化任意入侵，则本土文化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又值得打个问号。

郝民工博士指出，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行程度，与各国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之间有着相关性：在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不大的状态之中，文化交流一般呈现为双向互补的现实运动；因此西欧国家新闻事业在出现时间上的差距也就相应地缩小，彼此之间的时间差以十年为计算单位；在文化转型的现实水平差距大的状态之中，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单向影响的现实运动，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新闻事业在出现时间上的差异由此而相应增大，彼此之间的时间差以世纪为计算单位。^[24]

由于文化转型水平的高低不平衡，在高位文化与低位文化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位势差，导致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从“欧化”到“西化”的说法一再出现。大量事实说明，社会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开放水平之间呈现着一种正相关：社会开放水平越高，社会现代化程度相应也越高；反之则越低。社会开放的一个后果，就是可能出现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强势越明显，对本土文化构成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外来文化的消极抵制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而社会文化的真正伟力深藏于人民大众之中，并不由少数社会精英定义。

进入21世纪后，人们明显地感受到我国文化正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这一特征在大众传媒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众传媒是当代文化的核心标志，它的运行完全遵守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如果说新闻媒体结构受着文化体制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新闻控制的文化模式，则表现出文化体制的本质性要求。新闻控制总体上有两种方式：或者以法律为基础来促成新闻调控与新闻制约之间的一致，或者以政策为基础来维持新闻调控与新闻制约之间的平衡。

以法律为基础的新闻控制，体现了公众的意志，注重的是新闻媒体“能够做什么”，提供对新闻自由的权利保障；而以政策为基础的新闻控制，则更多地体现着执政者的意图，重视的是新闻媒体“应该做什么”，强调的是对新闻自由的义务规定。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背景下，无论是权利保障还是义务规定，都有可能实现新闻调控与新闻制约之间的同一。不同的是，法律调控表现为寓义务于权利之中的柔性同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政策调控则表现为寓权利于义务之中的刚性同一，具有较强的规定性。

在当今世界上，媒介调控主要有三种所有制模式，即市场化模式、公有制模式和国有制模式。在媒介市场化国家中，管理机构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因缺乏政府必要的介入，其所规定的管理条例往往是一纸空文，如美国的新闻传媒；在媒介公有制状态下，管理机构与业务单位二位一体，管理上有自主权，但容易主观行事，忽视受众要求，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媒介国有化制度下，管理机构、政府机构和业务机构三位一体，政府意图能够顺利贯彻，但容易我行我素，得不到公众必要的监督。

面对世界各国新闻传播业向着多种所有制混合结构发展的趋势，如何建立一种既受政府指导、又独立于行政机构，既能保障新闻自由、又避免滥用新闻自由，既受到立法保障、又得到公众监督的管理机制，是当今世界仍在探索的课题。

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春发生的SARS灾难，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在社会面临危机时，传媒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美国，新闻关系一切，大众传媒提供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有用信息，并使得大众对于世界有一种参与感，使得市民的合作成为可能。在灾难面前，媒介作为充满感情、能够提供详尽报道和解释的心灵抚慰剂，成为人们渡过危机的忠实伴侣。在西方，报纸是要卖给读者看的，如果报纸不反映读者兴趣，就卖不出去。因此，报纸的编辑必须经常研究读者，以便及时提供相关信息，这样，它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西方当权者十分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对媒体的调控从总体上来说，必须认真对待民意的走向。

无产阶级同样重视传媒的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因素”，它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能够理智地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它可以不通过官方的中介，原封不动地将人民的怨愤传送到国家权力机构面前。^[25]他们认为报刊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能够反映当前的整个局势。^[26]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确立报纸的工作原则时，列宁提出了著名的“三少三多”的论断，它要求苏维埃报纸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少唱些高调，多注重事实，少报道领导人的活动，多报道群众的劳动生活，他要求“用主要篇幅报道经济”，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公开地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种毛病”^[27]。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希望媒介功能最大化，并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赋予媒介在特定时期的特有功能，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和谐运行。

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媒介作为政治势力斗争工具的功能正在逐步减弱，而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媒介功能概括起来说，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原生性功能，即传递信息。媒介是社会各方沟通意见和信息的平台，是公众的通讯工具，是社会公器，并不存在先天倾向性。第二，派生性功能，即信息的倾向性。当信息可以被大量复制从而被社会公众同时接受的时候，媒介的派生性功能就应运而生，报纸对信息进行筛选后发布，读者也会对信息“各取所需”，这样，媒介功能就有了主观意识和功利性。第三，赋予性功能，这是人类出于某种需要对媒介功能的改造与开发，是人的主观意识在媒介中的映射。在信息社会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媒介的原生性功能得到重新确认，正在发生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