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章继续沿用上一章中对于社区形态的测度方法，以个案研究来反映单位社区的形态演变。单位社区作为在单位管辖的地域空间内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调控的基本单元，曾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社区中的主导类型。在转型期，虽然单位社区中的居民经历了非单位化的过程，以工作关系为中心的单位关系也开始淡化，然而在大部分中国城市的郊区，仍可以观察到单位社区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
转型期单位社区的形态演变_城市社区形态与再生
本章继续沿用上一章中对于社区形态的测度方法，以个案研究来反映单位社区的形态演变。选择北京同仁堂社区的案例，与如上传统街坊社区的演变脉络相对照，由同仁堂社区的历史数据可得，可以分为初建复产阶段（1973—1978年）、分区促产阶段（1979—1985年）、更新集约阶段（1986—1992年）以及开放转产阶段（1993—2006年）四个阶段，分别对应“文革”末期、改革启动期、改革探索期和改革加速期四个时期，以此来追溯社区演变脉络。
单位社区作为在单位管辖的地域空间内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调控的基本单元，曾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社区中的主导类型（柴彦威，张纯，陈零极，2008）。典型的单位社区中，工厂是社区的中心机构并成为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工厂要向居住在本社区中的职工提供“生老病死（cradle to grave）”等全方位、一揽子的福利保障（沃尔德，1991）。
在转型期，虽然单位社区中的居民经历了非单位化的过程（彭穗宁，1997），以工作关系为中心的单位关系也开始淡化，然而在大部分中国城市的郊区，仍可以观察到单位社区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本章将继续沿用第5章中城市社区形态的测度方法，从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社区社会环境形态、社区居民活动与感知形态等方面来阐述四个时期的城市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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