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大众媒介的社会附加功能

论转型期大众媒介的社会附加功能

张晓辉

回顾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很多著名学者对大众媒介功能这一主题加以论述和说明过。20世纪20年代初的沃尔特·李普曼(W lter Lippmann)研究报刊得出其意义构成功能,他断言,人们不是根据真实发生的情况采取行动,而是根据由报刊提供的叙述而信以为真的情况采取行动,这种叙述的意义和解释与真实发生的情况的相符程度常常有限。^[1]李普曼关于报刊的意义构成功能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广播和电视。在广播和电视来临与繁盛之后,它们成为“报界”的一部分,也在听众和观众的头脑中制造图像。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和查尔斯·赖特(Charles R．Wright)是最早对大众媒介功能进行认真考虑的学者。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三个显著功能: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的功能以及传承社会文化。赖特又补充了第四种功能——娱乐。^[2]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也对大众媒介功能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大众媒介在赋予社会地位和强化社会规范方面具有功能。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会给它所支持的事物带来一种正统化的效果,而具有强化社会规范的功能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公开性。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同时也指出了大众媒介的负面功能——“麻醉作用”。当人们不断接触大众媒介持续告知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并对其产生兴趣时,大众媒介是最显要、最有效的社会麻醉剂,逐渐增大剂量的麻醉可以将人们的精力从主动参与转为被动获知^[3],从而导致可能了解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失去了社会行动能力。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大众媒介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这一角度,总结了大众媒介的三种功能,即看守人的告知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施拉姆把以往学者们的观点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要求相结合,得出了大众媒介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总之,大众媒介充当了“能动性的倍增器”作用,也就是把所需要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传得更快更广的一种工具。鉴于当代社会中电子媒介不断发展和信息需求巨增的状况,施拉姆又明确提出了大众媒介的经济功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认为:“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4]也就是说,大众媒介不仅为社会其他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5]

大众媒介的交谈和语言功能,最初由梅尔文·德弗勒(M．DeFleur)等学者加以阐述,这是对大众媒介功能的又一认识。媒介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媒介的立意功能、引申功能和稳定功能上。向受众不断传送新词及其相关意义的功能是媒介的立意功能,由于媒介具有大量受众,新词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有效地流传。当许多已有确认定义的词语通过媒介表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也就是新意义代替了旧意义时,媒介发挥了其引申功能或者说替代功能。大众媒介加强言语的现行用法,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中的语言常规,这是它在语言方面的稳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播业发生了沧桑巨变,在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真正成为大众媒介的首要功能并得到系统性的重建时,在文化传承和娱乐消遣的功能继续得到发挥时,大众媒介的社会附加功能也出现了,笔者总结出它们是媒介的调解功能、拟心理咨询功能、弥补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功能、提供宣泄渠道的功能。一方面,社会生活在不断丰富和变化着,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增多,需求变得多样化,而且不断加快,大众媒介的这些社会附加功能是对社会需要和受众需求作出的灵敏性回应;另一方面,这些社会附加功能不是媒介的初始功能和主要功能,而是社会原因导致的附加功能。当社会的某个部门或某种社会设置不够完善,发挥功能比较弱时,媒介的这些社会附加功能表现就越强烈,以帮助和补充这些功能弱化的部门发挥作用;如果社会的各种机制健全而且各部门运作顺畅,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并且是低成本接触的话,媒介的这些社会附加功能将逐渐失去生命力,终将退化、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