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历史及过程简介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e，约公元前430—前355）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将其译为“生计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5—前149）的《农业志》、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8）的《论农业》等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以及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11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阿尔伯特•马格努（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阿尔伯特认为公平价格是与生产该物品所消耗的劳动量相等的价格，即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后来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进一步论述了公平价格问题，他在接受上述观点的同时，又给公平价格作了新的解释。他的第二种解释从封建等级观念出发，提出公平价格必须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因此，不同等级的人出售同一种商品可以有不同的价格，这才是公平的；他的第三种解释是公平价格取决于人们从物品中得到的利益的大小，即物品的价格取决于物品对人的效用；他的第四种解释是公平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英国的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554—1612）、晚期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法国的安东尼•德•孟克列钦（Antoni de Montchretien，1575—1621）、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做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9）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 Boisguillert，1646—1714）。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杜尔戈（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1—1781）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亚当•斯密（Adam Sim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的《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 。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古典经济学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瓦格纳（A.Wagner，1835—1917）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iedrich Freiherr von Wieser，1851—1926）和帕姆•巴维克等；二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中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康蒙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流派。它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滞胀局面的出现才开始动摇，并且受到其他学派越来越严厉的批评。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罗伯特•索罗（Robert Merton Solow，1924—）、佛朗哥•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2003）、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1928—1980）、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等。

“新古典综合”一词由萨缪尔森首先提出，他在其《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开始用此名称来表明其经济理论的特征。他所谓的“新古典”是指凯恩斯以前的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是马歇尔经济学，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 1937—）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拉弗（Arthur Betz Laffer，1941—） 和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1939—）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