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变革的新时代内容介绍

第四节变革的新时代

如果我们说托克维尔生活在变革的时代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整部西方近代史就是一部变革的历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流动不居性。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托克维尔所生活的19世纪初期的西方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在理智传统、价值信仰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全面的、不可避免的转型，并对这种转型作出了强烈的主动的反应:或悲叹、或雀跃、或激愤、或逃避、或顺应、或对抗。我们要理解新时代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挑战，理解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对时代挑战的回应，就必须理解这个时代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趋向与动态。

一、从等级社会到大众社会

中世纪以等级制为其本质建构特征。三个等级即教士、贵族(包括贵族内部的各个等级)、农奴之间构成了一种凝固的、差序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特有的利益追求、道德规范乃至生活情趣，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文化亚群体。另一方面，各个等级之间又不是完全分离的与无机的，而是存在着权利与义务、效忠与服从、信仰与体悯等由传统、情感、习惯等形成的社会纽带。因此，等级制社会结构的总体特征是既分离又整合的。在这种等级结构中，农奴由于“欲望与能力的有限，又不必担心他们不能选择的当前与未来，他们享受着一种单调的快乐。”但特权阶级对快乐的追求也并不是永无止境的，他们过着“奢侈而不舒服”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辉煌的、炫耀的，但不舒适”⁽⁵⁴⁾。这样，每个等级都各守本位，各尽其责。

中世纪秩序的崩溃与现代社会的来临意味着这种传统等级社会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消除了各个等级之间的藩篱，加速了社会各阶级间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商品生活的繁荣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期望;等级观念与情感的消弭使得所有人日益采用同一价值观或生活标准进行思维与推理。托克维尔描述道:“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⁵⁵⁾马克思也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一种世界的文学”日益代替了“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⁵⁶⁾这样，分立而整合的等级社会结构被均质而松散的大众社会结构所代替。在大众社会中，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不再受到信仰、阶级、共同体的束缚，处于原子化状态，但同时又是面目相似的、无力的，受着现代商品拜物教的强大支配。在这里，只有个体而没有个性。因此，大众社会被视为“专制主义的土壤”，“极权主义的卵袋”。⁽⁵⁷⁾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强化了大众社会的特征，而托克维尔则被认为是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大众社会进行批判并预测了其专制主义后果的人。⁽⁵⁸⁾

二、从多元权力结构到一元权力中心

多元的等级社会结构必然会带来多元的权力结构。中世纪的几种政治实体——教会、君主、贵族及城市市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法定的服从隶属关系，每一种实体都拥有相对的自治权，政治生活中奉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罗素认为:“中世纪世界与古代世界相比之一，是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的特征的。有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拉丁与条顿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⁵⁹⁾这种多元的政治结构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分裂与无序，但其中也蕴含着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孕育新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催生新的思想与观念的机遇。

中世纪政治向近代政治的转换意味着政教的分离、贵族的衰亡、阶级的简化、民族的整合。其结果就是社会生活的多中心性与多样性日趋消失，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化与绝对化。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的形象成为道德、思想、文化权力的惟一体现者;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的化身——民族国家成为万流归宗的政治权力中心。自由主义的一贯主张是，一元的权力，不管是集中在人民手中还是君主手中，如果缺乏外在的制约，都会有产生暴政的可能性。所以，斯塔尔夫人才会说:“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⁶⁰⁾别尔嘉耶夫阐明得更为具体:“国家专制是在与封建制度、贵族及其特权自由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甚至可以说，自由是贵族的，而不是民主的。”⁽⁶¹⁾正当传统自由主义为等级障碍的清除、特权阶级的没落而欢呼雀跃之时，托克维尔却认为，在现代社会，自由又经受了新的考验。

三、从贵族精神到商业精神

历史中的贵族常常被人们同军事征服、人身强制联系起来，同种姓的封闭、生活的奢侈联系起来。但是，正是在贵族制度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种非历史概念的、观念形态上的贵族精神。贵族对武力的崇拜，对自身的自豪感可以培养出对权力的蔑视与反抗精神以及对个性的珍爱;贵族对物质福利的鄙视可以培育出对精神生活的无私追求;贵族的优裕生活有利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理论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叶的马修·阿诺德认为，从英国过去的贵族身上可以找到“骑士风度，那高傲的心气，优雅的举止，尊贵的仪态”，“发现我们最高雅的贵人的雏形”⁽⁶²⁾。别尔嘉耶夫把贵族区别为社会意义上的贵族与精神意义上的贵族。他认为:“精神上的贵族主义是个性的贵族主义，是个性高尚精神、个性的质和个性天赋的贵族主义。”⁽⁶³⁾众所周知，正是在贵族的赞助下，启蒙思想家才得以产生并传播其学说，而贵族正是启蒙思想的第一批皈依者。

历史运动导致了贵族阶级的衰败，中产阶级的崛起。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认为，19世纪欧洲的统治阶级是中产阶级，统治思想是商业精神。商业精神是与中产阶级的物质生产与私人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类型。“商业精神是……一套来自于将物质福利的无限追求作为最高的善的思想与价值观。”⁽⁶⁴⁾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如托克维尔、约翰·密尔、布克哈特、卡莱尔、阿诺德都认为，商业精神已从中产阶级那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对物质福利的执着使得人们服从于财产的统治，成为金钱的奴隶;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个性的消失，精神平庸的盛行;经济生活的忙碌使得人们远离政治生活，导致了政治的平庸，伟大政治家的匮乏，诸如路易·波拿巴与布朗热此类政治小丑成为商业时代的政治偶像。别尔嘉耶夫指出，就作为精神范畴的资产阶级而言，“资产者是个人主义者，特别是当谈到财产和金钱的时候，但他是个反人格主义者，个性观念与之格格不入。资产者实质上是集体主义者，他的意识、良心和判断都被社会化了，他是团体的存在物。”⁽⁶⁵⁾总之，在商业精神中只有个人意识而无个性精神，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者而非个性主义者。正如后人所言:“中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的主要发展方向，乃是庸俗的风气。……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金钱成了成功的惟一标准。”⁽⁶⁶⁾当传统自由主义者为中产阶级的统治、为经济生活的活力辩护时，托克维尔却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统治的不信任和对物质福利追求的忧虑。在他看来，中产阶级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物质繁荣的热爱会损害对自由事业的无私之爱。

四、从大同政治运动到阶级政治运动

以1848年席卷欧洲的政治运动为界，此前的欧洲近代政治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但却是以大同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包括资产阶级、资产化贵族、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一切特权阶级的政治运动。运动的领导阶级为资产阶级，运动的目标是清除阻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君主专制制度、贵族特权体系以及教会的思想控制体制。大同政治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为资产阶级，但却间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近代的三次政治革命都体现了大同政治运动的特色。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贵族与自耕农的联盟反对国王的专断权力的政治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所有阶级与阶层反对宗主国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联合革命;法国大革命更是由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引发的向旧制度全面进攻的整个第三等级的政治运动。大同政治运动的形态是由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展开、及阶级关系尚未彻底分化等原因决定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政治运动，但在运动过程中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国王、贵族与教会的强大联盟，不得不依靠低层阶级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日趋激进的革命。因此，大革命充分展示了工农大众的政治能量，预示着新的政治运动形态之出现的肇机。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在创造大量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促进了阶级结构的简化、阶级对立的明朗化。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相对于资产阶级日益恶化;劳动力社会化使失业成为一种社会瘟疫;工人作为一个群体的阶级意识日益强化。曾作为所有被压迫阶级解放学说的“自由主义理想虽然保证了中产阶级拥有最大可能的特权，但无产阶级却仍然是锁链加身”⁽⁶⁷⁾。1848年的法国革命最初是由民主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但却很快演变为激进共和派与工人阶级领袖主导的社会革命。革命爆发前夕的托克维尔准确地预测到了革命的性质:它将会是由工人阶级激情引发的“推翻社会、动摇社会现在所依靠的基础”的“社会性”革命。⁽⁶⁸⁾资产阶级出于对“红色”的恐惧，同往日的敌人——反动的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了往昔“盟友”的独立诉求，使自由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损害，成为路易·波拿巴专制的前奏。1848年革命的“最重要后果，是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完全分离”，⁽⁶⁹⁾标志着大同政治运动的终结和阶级政治运动的到来;而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时代的到来。面对着阶级政治运动的异军突起，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何对以社会主义为理论支柱的阶级政治运动作出回应，成为具有强烈政治使命感的“新型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所不得不回答的一个迫切问题。

五、从自由政治诉求到民主政治诉求

近代革命的最初形态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的目标是反对王室侵犯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与信仰自由。它实质上是有产阶级以全人类的名义发动的纯粹的自由主义革命。革命后的政权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受到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基础之上;革命后的政府奉行保障有产者的财产权与创业活力的不干涉原则。狭隘的资产阶级寡头统治成为这种政治统治秩序的本质特征。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所带来的阶级政治运动，以及识字率的提高与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的普遍民众生活期望值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强化，以消极的、个人主义自由观为意识形态，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政策取向，以资产阶级“新贵”为权力基础的政治秩序所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1789年的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标志着自由主义革命向以平等诉求为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转向;1848年的阶级革命进一步考验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建构原则。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财产的统治，必须将以自由为价值诉求的政权形式转化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权形式。其手段是扩大并普及选举权，并开始转变政府职能的行使方式。“从注重门第、财产和权势的自由主义向大众民主的转向，到1850年在美国已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⁷⁰⁾自由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换，首先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多数民众的利益、意志，主流的道德规范、生活风尚成为个人行为的归依标准;其次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日益增强，政府角色日益从公民的“守夜人”转变为公民的“监护人”，以及由此导致政府的集权趋势日趋强化;最后表现在思想领域中，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被作为革命时期的具有破坏功能的陈旧观念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具有建设功能的积极的自由观，后一种自由观往往会滑向以国家干预与权力集中为特色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社会、政治与思想领域中的多重趋势使得自由主义思想家担忧:一旦多数至上主义民主确立起来，个人的财产自由、思想自由，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将会受到以多数为合法性原则的政府与社会的毒害。面对着这种大众民主的阴郁形象，19世纪初中叶的西方思想家的态度发生了分化:一些人主张压制人民的参政愿望，限制人民的权力;一些人讴歌人民的觉醒，赞美人民的绝对统治;托克维尔走的是中间道路——既认可人民主权原则，又主张引导人民的和平参政。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中世纪的势力与观念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但仍未完全褪去昔日的光辉;现代性的统治地位已尘埃落定，但却马上受到了保守人士与激进人士的强烈质疑;崭新的社会力量与思想观念也趁机在现代性造就的废墟上萌芽成长。从等级社会到大众社会再到阶级社会，从贵族政治到资产阶级政治再到无产阶级政治，从整体主义权力观到个人主义权力观再到集体主义权力观，这是一个走马灯般的多种运动、体制与观念相互交叉、相互激荡和相互转换的时代。因此，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生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叉点上，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之中。转型的时代为托克维尔的思想定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