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自由的多维性具体内容介绍

第三节自由的多维性

我们认为，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广阔的视野，免受了现代思想家的理论偏执性。为了进一步理解托克维尔的自由观的丰富的、多重的含义，也为了彰显出托克维尔的自由观的中道性，我们从多重的角度和层次对托克维尔自由观中的每一对维度和每一对立极进行解析。在这里，每一对维度都是对立的统一，所有各个层次上相对立的维度的总和就构成了托克维尔自由观的中道性。

一、自由的个人维度与公共维度

托克维尔指出:自由“就是在上帝与法律的惟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³⁹⁾。他又指出:每个人“在仅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是自由的”⁽⁴⁰⁾。托克维尔的这些表述使我们想起传统自由主义者对自由观念的个人的、消极的认识。他还以赞赏的口吻称赞统治美国社会的两大原则之一是:“每个个体，私人、社会、共同体或国家，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⁴¹⁾就是在此处，他也没有把行使自由的单位如柏林、哈耶克一样只限定为个人。通过这些表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似乎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但我们更能肯定的是对个体(包括个人与社会)独立的强调是托克维尔自由观中的应有之义，托克维尔在捍卫个人自由之时并没有堕入个人主义的泥淖。

但是，托克维尔同时又指出，自由“是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们不得不手挽手行进。”⁽⁴²⁾托克维尔还认为:“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⁴³⁾在这里，托克维尔所使用的“自由”一词的含义显然不是不受外界干涉的自由，而是公民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自由，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提倡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卢梭主义者的形象，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形象。

所以，有人认为:“托克维尔对于它(自由)有着相互对立的概念。”⁽⁴⁴⁾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有两大趋势:一是个人越来越弱小，国家与社会越来越强大;二是个人主义的盛行造成了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形成了政治奴役的可能性。个性不等于个人，个人的独立不同于个人主义。针对个人力量的弱化与个人主义的盛行，托克维尔提出的疗方是通过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共精神的弘扬来增强个人的主体意识，培养个人的独立精神。个人独立与公共精神统一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⁴⁵⁾做自己的主人体现了个人独立与公共参与的结合。所以，人们认为:“托克维尔的自由思想总是表明了不干涉的权利，也表明了对集体事务关注的积极判断。”⁽⁴⁶⁾也许梅洛尼奥对托克维尔自由观念的中道性描述得更为准确:“托克维尔的古怪性来自他对关注于自由的现代概念的防卫性自由主义，即个人独立与对古代人的自由，即政治参与的称赞的结合。”⁽⁴⁷⁾

二、自由的封建维度与现代维度

托克维尔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独特观点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自由的曙光，自由可在任何社会与政治形式中存在。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提出了两种自由类型:英国的“贵族阶级的自由”和美国的“平民的和民主的自由”。⁽⁴⁸⁾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旅》中，他提到了中世纪的“寡头自由”(oligarchic liberty)⁽⁴⁹⁾。在《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中，他提出了两种历史类型的自由概念:中世纪的自由，即“贵族式的自由”，是“人们想在行动或某些行动中自由，并非是因为所有人均有独立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每个人本身拥有保持独立的特殊权利”;而现代的自由概念，即民主的自由概念，“我敢说按自由的准确⁽⁵⁰⁾概念，每个人……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虽然他认为，在贵族式自由概念中，产生出了对个人价值的强烈认同和对独立的狂热爱好，并且使人们做出卓越的行动，创造出了最伟大的民族，但他还是认为自由的现代概念是“正义的”。⁽⁵¹⁾这两种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贡斯当式的断裂呢?

托克维尔的社会学分析认为，在等级社会中，每个人彼此不同，个性精神非常强烈;而在大众社会中，人们之间彼此平等与相似，个性精神几乎消失。因此，“贵族制的精神在于发挥个性”，“民主制的精神要求人们同化”;⁽⁵²⁾托克维尔认为，思想自由需要悠闲，而这是贵族社会的遗产，在民主社会中几乎难以获得;托克维尔还认为自由的要件之一是，粗犷的独立意识，自觉投身于公共讨论的意愿，和对权威的偶尔的蔑视与挑战，而这些都是贵族传统的产物。⁽⁵³⁾所以，他才认为:“在像我们一样的民主社会中，自由比在我们以前的某些贵族社会中更难建立和维持。”⁽⁵⁴⁾他还认为:“作为人的个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贵族的拥有物。”⁽⁵⁵⁾他甚至私下认为:“当你保留了你的贵族制，你就保留了自由”，“如果它逝去了，你就处在沦为最坏的暴政的危险之中——被一伙暴众任命和控制，或许根本就是被控制的一个专制者的暴政。”⁽⁵⁶⁾由于贵族时代的逝去已是大势所趋、天意所定，所以托克维尔建议，用一种健康的贵族文化给予民主社会某种教育与培养，以抑制民主之激情和使个人成为其所期望之人。正如他所言:“某种传统的影响，概之即贵族因素，在一个自由政府中是非常必要的。”⁽⁵⁷⁾甚至有人这样描述托克维尔自由观中的贵族因素:“成为自我与自己领域的主人，对家族和依附者负责，忠于自己的领主或君主，但最终仅对上帝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尽责。这种贵族概念仅仅是自由在历史中的一种表现，但这种概念却接近托克维尔的人类自由理念的核心。”⁽⁵⁸⁾不管怎样，我们无法抹煞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念在对现代的自由概念的接受中还包含着浓厚的贵族传统的影响。

三、自由的世俗维度与英雄维度

在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政策的一篇文章中，托克维尔详尽地讨论了在一个新建社会维护各项个人自由权利的问题。他认为，个人自由的主要内容即“利用自己的人身与财产的自由”，是“在法国享有的许多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自由”中的“两个即便是在最绝对的君主制下也可找得到的两个伟大的市民自由”。⁽⁵⁹⁾托克维尔在给他的英国朋友历史学家格罗脱(Grote)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捍卫了我们古老的欧洲社会体系被建立于其上的保守原则，捍卫了自由以及依附于它的个人责任;你特别保卫了财产制度。你是非常正确的;没有这些基本法则，你几乎不能想象生活，我也如此。”⁽⁶⁰⁾根据上述表述，托克维尔似乎是一个捍卫世俗的人身与财产自由的传统自由主义者。

托克维尔对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的财富的积累与文化的发展似乎无动于衷。他对这种社会进步的感受只是:对物质福利的狂热追求，个性平庸的盛行及精神创造活动的衰微。他认为，物质享乐“会忽视那些可使人类光荣和伟大的最宝贵的享乐”⁽⁶¹⁾。所以，他虽然认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行使人类自由的必需手段，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将财产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观;他揭示，财产权在未来会有各种超出人们想象的实现形式，并且讥讽老自由主义者“托利党人对财产权的迷信的崇拜”⁽⁶²⁾。针对现代社会中的个性平庸与精神萎靡，他认为，自由是“男性美德与伟大行动的最富饶的资源之一。无论是安宁或福利都不能取代它的位置”⁽⁶³⁾。“单是自由就可以给予一般的人类社会和构成社会的具体的个人以我们物种所能够获得的所有繁荣与伟大。”⁽⁶⁴⁾自由并不只体现为导致个体弱化与精神贫乏的发财冲动，它还体现为对崇高事物的向往与献身。托克维尔心目中的自由不仅具有对世俗的物质福利与繁荣的追求的维度，还含有对世俗的物质之爱的超越和对伟大的行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的维度。

四、自由的普世维度与民族维度

托克维尔认为，存在着由全世界中的全人类的多数制订和采纳的正义的法律，它高于由各个国家中人民的多数制订和采纳的法律。“因此，公道(正义)就为每个国家的权利划清了界限。”⁽⁶⁵⁾在讨论集权与公共管理问题时，他又提出:“逐渐地引进英国与美国的原则，这真正是惟一的自由民族的普遍法则(斜体为原书所加——作者按)。”⁽⁶⁶⁾这表明，托克维尔承认存在着正义的、普遍适用的自由原则。

但是，托克维尔又不是一位普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与精神生活中个性、独立性、多样性的热爱又使他觉得:“自由中的一致性在我看来总是令人厌烦的。”⁽⁶⁷⁾“如果自由要以同样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觉得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⁶⁸⁾这表明，托克维尔虽然承认自由由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但自由的具体制度与实现手段则是多样性的，这特别表现在他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一致性的认识上(而柏林、哈耶克则明确地将民族独立、集体自由排除出真正的自由观念)。

托克维尔不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普世主义者，他说:“我相信人类的利益可以靠给予每个人一个特定的祖国而不是试图点燃他对整个人类的激情就可以得到更好地满足。”⁽⁶⁹⁾爱国主义同人类的正义并不必然冲突。他还认为:“自由是一种必备条件，没有它，就不会有真正伟大与强大的国家。”⁽⁷⁰⁾自由与民族主义并不冲突，它还是实现民族主义的一个要件。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在他对法国国家地位的认识的一句话中得到了表达:“法国……在各民族中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不应该失去它的恰当的和天然的声望。”⁽⁷¹⁾托克维尔曾饱含深情地回忆起祖母给予自己儿子的关于在旧制度下一种自由而光荣的生活的建议:“噢，那么，我的孩子，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人首先要使自己对祖国负有义务，没有他不能为它做出的牺牲;他不能对它的命运毫不介意，而且上帝要求他，必要的话，应该总是奉献出自己的时间、财产乃至生命以服务于国家与国王。”⁽⁷²⁾托克维尔之所以坚持自由的民族维度，是因为他认为，自由的实现需要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公共美德的塑造;而在当时的法国，人们退回到私生活的小圈子中，沉溺于物质福利的追求中，忘记了自己的公共义务与责任;而通过对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的倡导，就可以唤起人民的公民美德，走出私人领域;最终，自由因民族主义而得到实现。而人们通常对托克维尔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有损于他的自由事业的批评在这里也得到了符合逻辑的消解。

在托克维尔的理智世界中，自由主义与以对外扩张为特色的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他像同时期的约翰·密尔一样认为，具有高级文明水平的民族有义务去征服野蛮民族，传播现代自由与民主理念，但他并不否认殖民地有朝一日也要享受启蒙与自治政府。法国之所以有资格统治其他民族，是因为她在自由政治方面享有优先地位，因此有义务向世人传播自由的观念与制度。

托克维尔的自由观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生活中一俟发酵，也会生发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情结。自由需要积极的政治参与与丰富的从政经验，而在托克维尔所认为的物欲横流、私利主导的商业社会中，这样的活动与经验只有转移到非欧洲的外部世界中才能获得。显然，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殖民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在特定形式下它却是维护自由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恶。⁽⁷³⁾

五、自由的制度维度与民情维度

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洛克和麦迪逊会审视它的法律、制度及宪法是否保障个人权利;托克维尔则会去考察一件更模糊的事情，他称之为“民情”、“精神”或“特性”。民情是托克维尔政治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影响并浸润于政治社会其间的属于非物质因素的特定社会的理智与精神生活特征的总和，相当于当代所谓的广义的政治文化，包括所有影响政治生活和与政治生活有⁽⁷⁴⁾的理智活动与行为方式。托克维尔明确指出:“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它的民情。”⁽⁷⁵⁾还指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⁷⁶⁾所以，人们认为:“对于政治文化的强调或许是托克维尔惟一最重要的理论选择。它的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它扭转了已获得的关于民主的理论观点，并且同几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即政治社会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所创造与构建的实体相决裂。”⁽⁷⁷⁾意指托克维尔突破了宪政自由主义者的理论预设。托克维尔并不否认法律和制度对于保障自由的必要性;他寻求建立传统自由主义者所珍爱的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他支持言论与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陪审团的审判、个人财产权，等等。他对政治形式的见解也是独到的。“如果自由形式被允许生存下来，它迟早会杀死暴政。”托克维尔在这里所指的自由形式包括选举权、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保护令、陪审制度等，即所谓保障自由的法律制度。⁽⁷⁸⁾他还认为:“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予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⁷⁹⁾托克维尔对于自由形式的独到观点是:自由形式是保存自由的火种，是能够在自由精神(民情)衰微时延续自由的火种。

但是，托克维尔并不认为对个人权利与诸项自由的法律保护是充分的。因为在现代民主中，自由要求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参与必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人们认为是自然事物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多数的手段，通过讨论处理所有事务、甚至是最微小事务的习惯，是所有习惯中最难获得的。但是，只有习惯才能塑造真正自由的政府。”⁽⁸⁰⁾民情由于能够促成自由政府所必需的习惯与假定，它对于自由政府是必需的;而且它还能够弥补不健全的法律的漏洞。托克维尔在他的笔记中记下了美国国庆日的情景:“完美的秩序在主导着。安静。没有警察。到处没有权威。”⁽⁸¹⁾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到处都有权威;它已经内化为一套义务与习惯，使法律显得不太重要。

托克维尔不仅强调了政治精神对于维护自由的重要性，纠正了传统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形式的偏好，更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政治现实感的政治思想家，他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也没有认为两者之间是难以转化的。他认为:“在美国，自由的道德已造就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法国，需要自由的政治制度塑造民情。”⁽⁸²⁾民情与制度，构成托克维尔自由观中一对相对分离、相互依赖与相互转换的维度。

六、自由的理性维度与激情维度

自由的理性维度与激情维度同自由的制度维度与民情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法律、制度常常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激情常常像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一样是非理性的本能的产物。托克维尔通过探讨自由之来源，指出了自由的两种维度:“自由的或值得自由的人对于绝对权力所怀有的仇恨同时来自两件事情:来自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来自一种本能的感情。”⁽⁸³⁾

通过对专制制度与自由制度在公共开支上的比较分析，托克维尔指出:“专制制度……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自由……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⁸⁴⁾这也是传统自由主义者常持的陋见。正是出于对自由的好处的理性算计的结果，才产生了对自由的理性的追求:“他们懂得和记得，一个主子的专断权力最终绝对会减慢或阻止公共繁荣的进步，常常会产生压迫，并总会产生问题，它甚至不能保障导致贪婪灵魂和堕落民族的物质福利。”⁽⁸⁵⁾因此，对自由的理性愿望产生于对自由所创造的优良事物之所见。但是，托克维尔指出，还存在着一种对自由的激情，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对独立的公正的、本能的和自愿的愿望”⁽⁸⁶⁾。托克维尔认为:“我们的头脑不会服从机械学的法则。”⁽⁸⁷⁾他又指出:“人们运用情感多于理智。”⁽⁸⁸⁾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愿望不能把自由之爱保持在人们心中，利益要保持自由既不能充分看得见，又不能充分持久。⁽⁸⁹⁾老自由主义者常常把理性作为开拓自由的利器，而把情感作为扩大自由范围的障碍。至少，他们会认为，情感由于太虚弱和不确定而不能成为人类活动可以信赖的刺激物。托克维尔虽然承认他是理性时代的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并没有放弃对理性的信仰;但他又认为，过分依赖理性会导致行动的麻痹，而历史中的伟大行动常常不是来自算计，而是来自短暂的信仰。在理性与激情关系上，托克维尔为什么会偏离传统自由主义者的信仰呢?

这种偏离首先来自他对时代精神的感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人们忙于追逐微小的物质利益，为私人利益患得患失，所以，“在我们时代最少遇到的是激情，整合与指引生活的真正的、坚实的激情。我们不再知道如何去想、去爱或去恨”⁽⁹⁰⁾。人们丧失了行动的动力与习惯。他希望通过对激情的弘扬来弥补因物质之爱而为自由留下的真空，因为纯粹的物质之爱往往是专制的前奏。托克维尔深受帕斯卡尔思想风格的影响。帕斯卡尔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知识特性:几何学精神与敏感精神，认为敏感精神来自心灵的直觉，只属于少数人。⁽⁹¹⁾他还认为，人们被引向上帝不是靠逻辑的证明而是通过心灵的感知。同样，托克维尔主张自由的迷人之处在于:“有一种(通向自由)的本能倾向，不可抗拒，几乎意识不到，诞生于所有伟大的人类激情的神秘源泉。”⁽⁹²⁾托克维尔对自由的激情维度的强调还来自他的贵族精神遗产。在他看来，自由之爱“仅仅在少数人的心灵中占据头等位置”。⁽⁹³⁾他声称他对自由拥有一种“不合时宜的酷爱”。⁽⁹⁴⁾不言而喻，自由的理性认识当然属于奔波于生计的芸芸众生。

托克维尔提出了自由的理性维度与激情维度，显然更欣赏自由的激情维度，并且认为激情维度更有利于保持自由，但他并不认为两者相互对立或排斥，也不否认两者会在精英与大众的联合行动中得到完美的结合，而这显然是托克维尔内心深处秘而不宣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