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第二节当代中国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托克维尔作为一位已经具有世界影响的鲜明思想个性的思想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受到的待遇似乎是不公正的。相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这些和当代世界与中国具有更少相关性的思想家而言，托克维尔之于中国真正是姗姗来迟了。

一、托克维尔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之遭遇

《论美国的民主》⁽³⁷⁾在内地首次出版于1988年，所知的最早的中文版本是1966年在香港出版的《美国的民主》，⁽³⁸⁾可惜是一种节译本。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探讨托克维尔思想的学术与政治氛围。80年代的内地版《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似乎在当时各种西方思潮风行的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人们一直认为，他充其量只不过是类似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这些思想家并在这些人的光环荫蔽之下已经成为历史孑遗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已。《旧制度与大革命》⁽³⁹⁾出版于1992年。就连该书的审订者张芝联也认为，该书在一百多年后才有中文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⁴⁰⁾托克维尔的两部最重要的政治与历史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瞩目。80年代及以前编纂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几乎没有提到过托克维尔。直到90年代，托克维尔的名字才开始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之中，并出现零零散散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论文。托克维尔的体现了其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与政治立场被西方历史专业视为经典读本的《回忆录:1848年革命》也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⁴¹⁾

为什么托克维尔在中国姗姗来迟并受到了如此冷遇呢?最重要的应该是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原因。托克维尔著作的现实关注是西方世界从贵族社会到民主社会，从自由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问题，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到革命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建问题。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很久以来就已不存在一种健全的制度化的贵族社会与政治;也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既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建立过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形态，托克维尔不能引起自近代以来直到当代中国学者与政治家的共鸣。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方面的。中国当代学者对霍布斯、洛克等自由主义者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对立面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正如中世纪的神学家要研究古典时代异教徒的作品一样，剖析与批判自由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之一。而托克维尔既没有形成体系化的自由主义理论，也难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马克思偶尔一次提到托克维尔时，只是将其视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客(还带有鄙夷的意味)，充其量只不过是1848年政治家众生相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议会活动家。⁽⁴²⁾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理论家与政治家在大部分时间内关注的社会基本问题不是平等与不平等、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而是平等与更平等、革命与更革命的问题。对于托克维尔这样立场模糊、难以界定的思想家而言，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批判或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研究的复兴，学者们的嘴边经常挂着一串串西方学者的名字与词汇。但托克维尔的著作既没有恢宏庞大的体系，又缺乏晦涩、抽象的学术词汇，自然对学者们没有吸引力。而且对于8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行为主义影响的中国政治学界而言，托克维尔的作品显然不是“科学精神”的产儿，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效法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托克维尔发生兴趣，也是由社会政治形势与思想学术氛围的变迁所决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诉求，对机会平等的强调，⁽⁴³⁾社会流动性的加速及个人独立意识的出现，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找到相应的论述。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理论指导多元化的倾向，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就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作为一部分学者的隐含或明确的研究前提或假设。社会政治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变迁使得托克维尔的以欧美民主化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主张成为学者们较佳的思想表述符号。

二、托克维尔思想在中国的研究概况

由于托克维尔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乏善可陈;特色之作屈指可数。许多论文都是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简单介绍，对其理论意义的阐明或现实运用方面的论文还比较少，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误读之处颇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托克维尔的文本在中国流传不多)。关于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基本定性问题，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位遭遇了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他关注的主题是如何在民主时代实现自由主义理想，简而言之，他是一位自由民主政体的捍卫者。⁽⁴⁴⁾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他的政治学说、政治主张与个人信念的内在张力、矛盾性与复杂性。关于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各个具体方面的研究包括托克维尔的平等观、宗教思想、革命观、多数暴政思想、地方分权学说及法律思想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不是很深入，还带有一些片面性，甚至曲解之处。比如，有人对托克维尔的法律思想进行了研究，但却忽视了托克维尔法律思想中非常精彩的对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比较以及两者与自由、专制关系的研究;⁽⁴⁵⁾有人认为，托克维尔的价值判断标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制度”，⁽⁴⁶⁾这显然是简单化地理解了托克维尔的政治价值观;还有人片面地从制度的角度理解托克维尔的“多数暴政”学说，并且认为它是“一种经验主义理论”，⁽⁴⁷⁾这显然忽视了“多数暴政”理论的更丰富的内涵和该理论的规范价值。关于托克维尔的思想渊源和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有人认为，他是达尔多元主义理论的先驱，⁽⁴⁸⁾却忽视了托克维尔由于提倡公共精神与公共利益而表现出的同当代多元主义的不同理论预设;有人认为，他继承了贡斯当对民主政治可能转化为专制政治的忧虑，形成了“多数暴政”理论;⁽⁴⁹⁾有人认为，他的历史与革命观继承了以梯也尔、基佑为代表的奥尔良派的自由主义历学传统;⁽⁵⁰⁾有人认为，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的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这是当代中国托克维尔研究中的一种主流观点);⁽⁵¹⁾甚至还有人认为，托克维尔和柏克属同一种路向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这种观点已被当代西方托克维尔研究者的主流所抛弃)。⁽⁵²⁾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都忽视了作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重要源头的帕斯卡尔与卢梭，也没有进行一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如托克维尔同一些思想大师马基雅弗利、尼采、阿伦特等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的托克维尔研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几篇精彩之作是:张芝联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的序言，内容简约，但恰当地概括了托克维尔的思想特点，正确地把握住了托克维尔的方法论;台湾学者江宜桦的《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⁵³⁾全面地把握住了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理念，紧随了西方托克维尔研究现状;甘阳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⁵⁴⁾深刻地理解了托克维尔思想的独特性，由于对托克维尔非中文文本的阅读，关注到了托克维尔被国人所忽视的一个思想侧面:对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的担忧，但出于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不恰当地把托克维尔思想中的贵族——民主两分法对立起来。

由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激起的相应的反潮流，托克维尔也被不幸地置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思潮斗争的语境中，经历了其在西方曾经的类似遭遇，因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而被曲解。如刘军宁将托克维尔归类于柏克、斯密、孟德斯鸠、贡斯当、布克哈特乃至20世纪的哈耶克、波普尔等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中，认为托克维尔“是个始终如一的保守的自由派，而非民主派”⁽⁵⁵⁾。在刘军宁看来，托克维尔批评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厌恶卢梭的政治与道德学说，反对大众民主或过度民主化。甘阳在上文中的观点同刘军宁针锋相对。他认为，当代有些学者以自由主义之名否定民主与平等，夸大“多数暴政”的危险，这实际上是一种“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⁵⁶⁾并将这种思想倾向称之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他认为这是一种“时代”错乱症;而托克维尔早在近代就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即不平等的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托克维尔与柏克相对立，而与卢梭接近并同情大革命。关于托克维尔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中的符号功能，随着中国思想界的进一步活跃与开放还会继续被强化。

总之，当代中国关于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领域或角度: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自由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对托克维尔的介绍性评述;关于托克维尔本人政治思想的全面研究;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中的某个侧面、因素的专项研究;托克维尔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继承与比较关系研究;托克维尔对某些社会政治理论的影响和在社会政治现实中应用的研究。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的缺憾是，和西方托克维尔研究存在着较大的隔膜，不能了解西方的研究现状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由于托克维尔文本的缺乏，对托克维尔的思想与个性了解比较单一和片面;最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以托克维尔的政治理论对中国社会政治进程进行观照的努力，限制了对托克维尔进行研究的动力。一个沉溺于物质福利的民族，对理论研究的暂时冷漠是自然的。这也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所关注的现代社会的必然征兆。但托克维尔对这种思想的暂时荒芜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我们也应该持这种态度。⁽⁵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