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学为念

以神学为念

1646年1月，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帕斯卡的父亲跌伤了髋骨。德尚会(Deschamps)的弟兄、医生来看望、照顾他。他们都遵奉詹森主义(Jansenism)，这是源于奥古斯丁的教导，至17世纪有所改变，以便适应时代的福音派神学。23岁那年，帕斯卡以自身病痛的体验，对这派弟兄对他人的肉身和精神苦痛之忘我关切，深有所感。他一经改宗，便决定脱离世俗的生活而归于虔信。这并不意味他已放弃科学研究;但只作为个人所好而为之。

此时，帕斯卡对包括圣经在内的一些神学书籍兴趣日益浓厚起来;那多是与詹森教派教义所紧密联系的。作为天主教徒，他所阅读的圣经多遵循奥古斯丁的教导，用的是拉丁文译本;他记诵之熟可征引自如。当他决定将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交给耶稣基督，圣经便成为他最重要的读物。实验室成为内室，在那里，圣经被尊崇。

借着协调詹森派的解释和他个人的科学活动，圣经的权威被树立起来。他的实验科学是以自然之统一性和预言之可能性为基础的。他承认这种信念是基于上帝的永恒不变。从这时起，帕斯卡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宗教信仰上，其热忱均与日俱增，用坚定的精神从事研究。

帕斯卡所发表的关于真空的若干研究成果，遭到耶稣会神父诺埃(Noel)的攻击;神父所依仗之权威，科学上是笛卡儿，哲学上是亚里士多德。帕斯卡以对正确的科学方法的解释来回复。他认为假说的真实性，不靠演绎推理，而靠来自于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界的事实。帕斯卡同时也强调，神学的权威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他反对那些把自然主义方法投入到神学中去的人。晚年，他更力抵耶稣会士输入到神学中去的那些新奇之说。帕斯卡虽是个平信徒，但当他发现基督教有危难时，便毅然决然把神学作为自己分内的事。

帕斯卡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他便前往巴黎寻访名医。有段时期他下肢瘫痪;头痛和腹痛甚至到难以忍受的地步。1648年1月，他每时每刻都在疼痛中捱过;在医生的命令下，他只好暂时放下3月至9月的研究工作。返程途中，在圣经的光照中检视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清楚地看到，宗教真理和世俗真理之间是有其界线的。从他的经验中，他发现一个差别:“在困苦的日子里，我不会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安慰，以稍微化解道德上的无知;但伦理之学却总可帮助我来克服对自然科学的无知。”^[6]

1656年初，詹森教派的发源地罗亚尔港(Royal)处于耶稣会势力的威胁之下，当时耶稣会的影响很大，甚至可左右梵蒂冈教廷。帕斯卡为维护詹森派而加入了论战。他以书信为论文，连续发表集结成《致外省人书》(Provinciales letters)。每封信都是来自生活的思想精华;其优美的文学风格，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帕斯卡的实证论创造了一个新型的论辩风格:起笔于读者的境遇，以无比的说服力把他或她引向预期的结论。他无论写什么，或奇迹或真空，或神恩或螺线，都能十分清晰地对他人讲述。

帕斯卡发现，权威在宗教和科学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那篇未发表的《论真空》之序，不啻是一篇振聋发聩的科学宣言。他指出，在神学上，真理的唯一来源是圣经和早期教父，所以我们必须“挫败那些欲给神学标新立异的鲁莽之徒的愚行”。及至事关理智和感觉时，权威是毫无用处的。对那些“于自然事件的证明上，单单只是盲目仰仗权威之人者”，我们应该表示遗憾。^[7]既然了解到他对权威的区别，我们就不难明白帕斯卡的思想何以会有左右不一的倾向。帕斯卡在他的《致外省人书》第十八篇信中，定义了一个基督教科学家的立场:

如果事关某一超自然的真理，则我们既不可用感觉，也不可用理性来判断，而只能诉诸于圣经和教会的决定。如果是关乎一项未启示的真理，这便是自然推理所能及的事，用理性来判断则恰如其分。凡属事实的观点，我们都要付诸感觉来验证，这些感觉乃是对此类事物之自然判断。^[8]

倘若，圣经某段似乎与感觉或理性(即科学解释)相悖，“我们必须从释经入手，从中寻出与我们感觉的验证相符的新意。”既然上帝的话语是确实可靠的，而我们的观察则提供可靠的讯息，那么只要理解得体，两者必可相符。为坚立这个原则，帕斯卡常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征引。

帕斯卡的自然神学观是复杂的。他相信自然表现了造物主的工作;上帝将那看不见的借可见的事物表现出来。“自然界的某些完美，显示出她是上帝的表象(image);而那些缺憾则告诉我们，自然界仅是上帝的表象而已。”^[9]但帕斯卡也相信上帝把真理隐藏于帷幕之后，任我们如何研究自然也无法揭示。通往上帝的路途并非如同漫步在他的花园里，而是一段倚靠圣经及恩典而行的长途跋涉之旅。《致外省人书》也好，其它论战文章也好，圣经均扮演着最基本而首要的角色，因为基督教信仰所倚靠的乃是其中所呈现的事实。根据教会优良传统正确阐释的圣经，成为帕斯卡最尊崇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