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_西南联大_文化漫谈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

在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里，罗列着抗战时期联大各院系老师的名单，这张名单囊括了中国现代学术传播史和现代学科建设中一批最重量级的人物。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虽只存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但却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流的高等学府。在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到一流大学的诞生，经历了1 000年之久，而在中国，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到西南联大这样一流大学的诞生，只用了30年时间。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在短短八年时间里，培养出一大批一流人才，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神话。他们精诚团结，既弘扬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又融会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共同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联大师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办学8年有学生8 000人，毕业生近4 000人。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师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者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鍔、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珮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联大在理工科方面堪称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的有：

饶毓泰：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教育家，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康普顿效应的突出贡献者，曾任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

叶企孙：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教育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79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之中逾半数为其学生。

孙云铸：德国哈勒大学博士。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主要创始人。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复礼：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中国人史前考古发掘第一人、中国人研究现代冰川的先驱、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其门下的中科院地学部院士有30多位。

吴大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中国物理学之父，教育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曾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享誉国际的物理学家。

施嘉炀：水力发电学家、工程教育家。培育了中国数代科学技术人才。

顾毓琇：留美博士。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他既是国际电机界“顾氏图解法”“顾氏定则”的发明者，同时又集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讲学家于一身，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华罗庚：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是中国解析数论、曲型群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数学行列最杰出的代表。

陈省身：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国际数学大师、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是法国科学院、意大利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84年5月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

王竹溪：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式”学者。

周培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邹承鲁：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我国生物化学界泰斗。发起并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制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

在人文社科领域声名卓著者有：

钱钟书：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闻一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

费孝通：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吴宓：著名诗人、红学家，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西洋文学家。

冯友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哲学家，杜威学生。

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曾任北大校长。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钱穆：国学大师。专著多达80种以上。

罗隆基：留美博士，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喉舌。

陈寅恪：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是中国学界泰山北斗级的大师。往往听他上课的教授比学生还多。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吴宓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沈从文：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金岳霖：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周谷城：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梅贻琦

梅贻琦：著名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西南联大的实际校长、大陆与台湾两岸清华大学的校长。他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傅斯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博士。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曾任北大代理校长。

潘光旦：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教育家。

陈岱孙：哈佛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汤用彤：中国佛学史家、哲学家、国学大师。

朱自清：著名作家、学者、诗人、民主战士。

此外著名的还有苏国桢、冯景兰、李辑祥、黄子卿、林家翘、李继侗、余瑞璜、申泮文、查良钊、郑天挺、罗庸、陈序经、何兆武、沈履、张奚若、雷海宗、向达、陶云逵、罗常培、游国恩、吴晗、江泽涵、赵忠尧、杨石先、曾昭抡、吴征镒、贺麟、冯至、黄钰生、芮沐、川岛、魏建功、王力、卞之琳、杨振声、李广田、姚从吾、钱端升、梁思成、林徽因、季羡林、郑敏、蔡维藩、王赣愚、邵循正、邵循恪、鲍觉民、杨业冶、戴世光、陈友松、李景汉、唐兰、庄前鼎、伍启元、王佐良、任继愈、许国璋等等。

联大创建之独特是中外教育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它是非常历史时期下的产物，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又叫“七七事变”），接着发动了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起初迁至湖南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日寇步步进逼，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一路由黄钰生（南开学校张伯苓学生）带领三百余位师生，组成“湘黔滇徒步旅行团”，自长沙出发奔赴昆明。这支三百多位师生的队伍，高唱抗日歌曲，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念，沿途边宣传抗日，边调查采风，了解民俗文化和民间疾苦，全体师生获得了一次深刻实践教育的机会。全团历经艰辛，跋山涉水，1938年4月27日到达昆明，完成了中外文化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移。胡适先生曾说：“联大迁昆明是悲壮的一件事，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走了三千余里，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到达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务委员会由蒋梦麟（国民党中央常委）、张伯苓（国民参政会议员）和梅贻琦组成。学校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

闻一多、罗常培、吴晗、雷海宗、张奚若、冯友兰经常在课外作专题报告，深受学生欢迎，特别是闻一多，思想精辟，言辞犀利，敢于伸张正义，抨击腐败，受到广大同学拥戴，影响甚大。联大也邀请校外名人来演讲，如顾维钧、焦菊隐、徐悲鸿、林语堂、杜聿明等。

当时日本飞机常来骚扰，狂轰滥炸，大家一听到空袭警报声就赶紧出去躲藏，“跑警报”便成了师生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梅贻琦校长很有绅士风度，周围人群乱哄哄的跑警报，他仍能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而吴晗则完全相反，每次警报声一响，他都连滚带爬地往山坡上跑，很是惊惶失措。

文法学院

学校条件极其艰苦，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一间大房住四十人，上下铺。当然没有卫生间，厕所在宿舍外面。伙食很差，吃糙米、坏米和掺有砂石的米，有一同学吃饭时不小心竟把门牙给磕断了。所有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后来因造枪支弹药需要，铁皮顶又被换成了茅草顶。所谓的窗户就是几个大窟窿。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昆明夏天雨多，一下暴雨那屋顶就噼里啪啦乱响，以致无法上课。一次陈岱孙教授上课，突然大雨暴作，无奈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大字，同学们皆大笑。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闻一多便以治印贴补生活，三年里竟刻有1 400多枚印章。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他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吴大猷的薪水，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与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袁复礼教授的夫人做豆沙，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华罗庚一家六口人与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的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数学题。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7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最早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杨武之教授，到昆明后买了辆旧自行车。一天他将车搬上田埂骑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子一头栽进水沟里，杨武之教授被摔得遍体鳞伤，但他不肯休息。

联大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唯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靠农民从家里凑来的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结实。”

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上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张伯苓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担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绝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代，正气凛然，令人景仰！当年荡漾在昆明上空的西南联大的校歌或许是联大精神的最好诠释：“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贞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祈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但吴晗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5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法律系费青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

联大师生的个性也都异常鲜明突出，关于他们流传过不少趣闻逸事。比如国学大师刘文典，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把蒋介石弄得很是尴尬。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骂人……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临时校舍

外国文学系有一位性格古怪、留学过四个国家的大教授，无论穷到怎样的地步，都必须穿皮鞋，以显示身份。后来他的皮鞋破了，鞋底和鞋面已经分成两截了，他仍然不肯脱下，找来一条细麻绳，把皮鞋上下一绑，照样穿着上课。

西南联大有4个有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他们的爱情故事同他们的学问一样著名并广为流传。陈岱孙哈佛出身，西服笔挺，高大严肃，讲起课来头头是道，绝无废话，而且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钟声一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钟还没响，后来一查，是钟敲晚了。陈岱孙淡泊名利，以教天下英才为乐，当年宋子文曾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谢绝了。据说，在美国留学时，他和周培源一起爱上一个女同学，回国后这个女同学成了周培源夫人，陈岱孙就终身不结婚，却成了周培源家的常客。

吴宓有句名言是：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若带着女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因所娶非所爱而离婚，转而爱上了当初的媒人毛彦文，毛彦文却与大才子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吴又去追求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但陈仰贤芳心暗许的却是叶公超。再后来又喜欢上叶公超老婆袁永熹。吴宓《采桑子》词“书生行事痴愚甚，名德空惭，欢爱终悭”，可能于他是最好的概括。

吴宓很耿直，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街头混混。

金岳霖鼻梁上的眼镜是一片白、一片黑，很是独特。他在其《逻辑》书的序里写道：“这本书共分四部，第一、第二部或者没有大问题。第三部介绍新式逻辑，全部分差不多完全直抄。”坦诚至此，尤显可爱。他爱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终身不娶，终其一生与梁家隔邻而居，保持一种美好而温馨的关系。这种情感甚至延续至下一代，伴随他走完自己的人生。晚年的金岳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住在一起，梁从诫称他“金爸”。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自称“强悍”的申泮文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一景，91岁的他成为学生口中“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的骑车“九段”高手。

沈从文上课有个特点，不系统。他的口语表达尤其笨。这一点，早在北大时，就已经是很出名了。所以，他的课，学生多因听不懂，兴趣渐无。沈先生不善辞令，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随意去写，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歪打正着的是，沈先生的这一教学法，倒使学生们受益匪浅，汪曾祺便是这受益群中的一员。

校训

汪曾祺十八九岁的年龄，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样子。

有一次，杨振宁和黄昆在茶馆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人民特别是青年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其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是讨论中国文化的一个里程碑式著作。他将自家养的狼狗取名为“领袖”，公开讽刺蒋介石。他只活到50岁，他死前瘦得皮包骨，体重不足70斤。他死不瞑目，妻子多次尝试，依旧不能将他的眼皮合上。

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的又数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中国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杨振宁先生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刘东生院士则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何兆武回忆说：“图书馆所有图书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

西南联大，包含了师生们的理想、才华与激情四射，西南联大成为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现代中国刻下无法磨灭的痕迹，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12．1”纪念碑

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西南联大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民主治校，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没有所谓的行政人员，摒弃了行政化、官僚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教育部曾提出统一大学课程教材、统一考试等，联大教授群起反对，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如果什么都由教育部规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而且，如果大学内部事务甚至课程的设置都要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西南联大不但抵制了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扯淡，我就不入。”

在这里，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课堂内外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西南联大的成功，邹承鲁院士曾总结为两个字：自由。他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西南联大能够保持学术自由，源自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民主自由传统。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碑”。陈寅恪先生在该碑的铭文中写道：“思想不自由，勿宁死耳。”王国维的墓碑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慕和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见证，也因陈寅恪的雄文而名扬四海。中国科学院曾聘请陈寅恪去任职，他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论是“特立独行”还是“自由”，都是西南联大得以长存人心的根本，也是现今中国大学最欠缺的特质。

联大纪念碑

蒋梦麟、梅贻琦均是蔡元培的学生。蔡元培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大教育家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在德国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的前身是柏林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改名为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被德国誉为“现代大学之父”，他于1810年10月筹建洪堡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准则。洪堡大学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就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办学模式，确定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民主在大学里的地位。

洪堡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以说是世界学术的中心。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莱马赫，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就读过柏林洪堡大学，其他曾在此就读过的还包括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及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任教。至今洪堡大学共产生过普朗克、劳厄、哈恩等29位诺贝尔得主，成就惊人。

与如今官本位不同，联大是教授治校，教授不但在学校里有威望，在社会上影响同样举足轻重。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由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交通工具被用来运送士兵送往内战前线。教授们一气之下在报上发文泄愤。航空公司很快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即将他们送到北京。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她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大，就是要继承其精神上、制度设计上的遗产，推动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西南联大所创造的丰厚精神与历史业绩，将为世界追忆与推崇，西南联大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遗产。

德国诗人里尔克说过：“生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内心的热烈和无限地进行着的体验。”西南联大这个群体多是生活在功利之外、有点古典境界里的人，大多出身士绅之家，自幼熟读经书，国学素养深厚，青年时代又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特定的时代成就了其人格构成和知识结构。他们学贯中西，文通古今，有开阔的视野和远大的抱负，虽身逢乱世，但充满感性，怀着理想，不乏激情，对美好合理的秩序怀有憧憬与希望。爱之于他们是一种生命的期待，更是很深邃的精神迷恋。为了这份心灵的盛宴和信念的认同，宁愿忍受孤独，穿越茫茫人海，独自跋涉于漫漫长途，在内心里完成自己。他们成全的是彼此的美好，更热爱的是自己清洁的精神。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大教师发扬“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精神，热情不减，弦诵不辍，培养出了一批国家及世界一流的人才。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鼓舞和支撑了抗战期间联大师生的发奋精神。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值得永久地纪念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