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身手一作为_柳鸣九自述

初露身手一作为_柳鸣九自述

1964年9月，文学研究所一分为二，原来所里的西方文学室、苏联文学室、东欧文学室、东方文学室与世界文学编辑部，从文学所分出去，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由著名诗人、德国文学权威冯至先生任所长，他是从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岗位上调过来的，我1953年进北大时，他就是系主任。后来，我毕业后到文研所，参加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期间，他又兼任高校文科教材编写领导工作，其地位似乎仅次于周扬，是《文学概论》编写组的顶头上司，我在编写组时，就经常见他来往于周扬与蔡仪之间，上传下达，周扬对他一直很尊重，礼遇甚高。

面临着分所，我个人在感情上是愿意分到外文所去的。作为外文系的毕业生，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一直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研究人员比较接近，比较能打成一片。事实上，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与西方文学研究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同属于一个支部，党组织生活在一起过，政治学习的会在一起开，大大小小运动来的时候，两个室也往往在一起开联组会，比如：反官僚主义运动时，批评卞之琳的官僚主义的会（卞公真冤，在我看来，世界上如果有最不像官僚的人，那就应该是他）；拔白旗运动时，批评李健吾的会，都是在一起开的。而我在“反右”之后在政治上疏离化、惰性化的倾向，即循规蹈矩，但并不积极，也是在这两个室联组会议生活中开始的，其表现就是经常一言不发或者很少发言，好在这两个室里在政治表现上比我积极者大有人在，特别是几位年轻的党外人士。而且这种联组政治学习活动的参加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西方文学室的老专家，如潘家洵、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罗念生及“半老专家”袁可嘉、郑敏、杨耀民等，会上自有他们政治色彩淡薄的高谈阔论，我只要当听众就行了。这两个室的联合政治活动与政治会议都是由一个来自延安的女干部夏森领导的，她的职务是西方文学史的副主任，作为主任卞之琳的助手。她年富力强，思想开明，很有水平，既讲政治政策原则，又善于以实事求是、灵活务实的方式予以贯彻，绝不简单化。特别善于团结西方组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她是我所见到的政治干部中最有水平的一个，而且她本人也搞学问，其专业就是西方美学史。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感到思想压力小，生活得很惬意，这是我想分到外文所的一个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业务工作上的考虑与个人事业前途的规划。具体来说，我认为我对形象的感受力、对事物的体察力、感受的敏锐性及通感力，略强于我的逻辑思维力、理论缜密力、概念构造力，虽然我也能写一点理论文章，但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恐怕还是一块搞文史的料，事实上我的志趣、志向显然偏重于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而不是理论概括体系建构。我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热情，事实上也远不如对文学史的热情那么高，我读的作家作品远远多于理论著作，这是我主要的一个考虑。其次，我在理论研究方面并非没有雄心壮志，我也想成为一个权威的理论批评家，也想成为一个有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但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理论文章的文风，这些文章往往是重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已，靠搬用教条吃饭，靠手持棍棒维持秩序为业，或者是靠脱离实际的推理、高谈阔论以张声势。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理论家，而实际生活中，偏偏这种理论家却相当不少。在我心目中，一个理论家应该要有丰富而精深的文史学识，最好是对某一个国别文学史或者是断代史，再小一点是，或者是对一个作家，再再小一点，或者是对一部巨著，要有专门精深的研究。我自己在理论上的如意算盘是，先潜心研究文学史十年，再回过头去进行理论的阐发与建构。除这些主要的考虑之外，当然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甚至可笑的原因，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内部电影，但是在当时只有搞西学的人才能得到西方电影的内部电影票……所有这些原因，使我决定提出分往外文所工作的要求。

当时我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有负蔡仪先生对我的期望，他毕竟为培养我成为一个理论人才而费了不少心血，而事实上，我也是在他的麾下培养成长起来的，的确可以说是他培养的一个成果。因此，虽然跳槽到西方文学研究的思想由来已久，但我一直不敢跟他提出来，也不好意思跟他提出来。犹豫了很久，我才找他提出申请的要求，谈话之前，我有如临大敌般的紧张。谈话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似乎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要求，但他只是以高度的涵养，非常平淡地只讲了两三句话。一句是，想研究文学史在哪儿都可以研究，第二句和第三句是，既然你想分到外文所，你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了。他的答复如此迅速、如此痛快、如此宽厚、如此平静、如此有高度的涵养，使我当时五味杂陈，几乎有点羞愧。每当我回想起此事，我就感到辜负了他的期望，很对不起他，他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伯乐，但也是我生平中真正对不起的人。(www.guayunfan.com)

如果说我在北大的四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是“黄金时期”，我从分配到文研所一直到调进外文所的那一段时期，对于做学问、搞业务来说，那就不如北大四年那么“黄金”了，这是一个国内形势越来越不平静、越来越紧张的时期；是阶级斗争的弦越来越绷紧的时期；也是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像“老和尚打伞”的时期。起初，是无视客观规律的“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胆子大得吓人。我们在文研所时，就参加过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每当什么运动一来，知识分子总要得到格外的重视与特别的待遇，要不就是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要不就是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1957年“反右”开始后，一是我到南山去进行了劳动锻炼，二是我的党员候补期延长了一年，为什么延长，组织上未对我做过任何说明。而在1958年大炼钢铁中，我则和文研所一些研究人员到石景山钢铁厂劳动锻炼了一个时期，留在文研所的人也放下了业务工作，参加了砸锅炼铁的活动。更滑稽的是，研究所的这些高智商、高学识的学者专家，也拿着脸盆在院子里、在空地上值班，敲打着脸盆使劲吆喝，不让麻雀飞来飞去有栖身之地，最后让它们身疲力尽而亡，这就是有名的消灭害鸟麻雀的全民性运动。一系列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的举措终于招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过着靠粮票靠油票过日子的生活，甚至还不时有更可怕的消息传来……于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自我折腾不能不停下来了。由此，我们倒是得到了一个政治上宽松的时期，不时还开开“神仙会”、讲讲牢骚话，也平安无事，这时，书桌周围倒是平静多了，你可以安心伏案了，我有一些成果就是这个时期做出来的。但好景不长，三年困难时期过了，人们好容易有饭吃了，肚子里面也有了一点油水，又开始折腾了，并且还慢慢在酝酿、在走向更大的折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段也不例外，知识分子又要去劳动锻炼，或者是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四清”，所谓“农村的社会主义四清”，说直白一点，就是在农村搞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以我们家而言，先是1963年朱虹到山东龙口农村劳动锻炼，紧接着，1964年，又到山东海阳乡下搞“四清”。我嘛，则在1964年去了安徽寿县农村搞“四清”，像我们这种“倾巢而出”、去接受工农兵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远远不止一两个。

到了1965年，大家总算回北京了。我去寿县的时候，是以文研所的“四清工作队”队员的身份，而一回北京，我就调进了外文所。每当劳动锻炼或接受工农兵教育之后，回到书桌前时，总是有一种欣喜感、奋发感，这次我从安徽回到了北京，而且又是进了外文所，更是劲头十足，准备有一个好的开端，做一些事情来，要知道，助理研究员一职我已经当了两三年了，现在得朝副研究员的座位直奔了。这时，似乎来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虽然它终成泡影，但对我平淡的生涯来说，也算得上一件“事”，且略加讲述：

我进外文所，当然是到卞之琳所领导的西方文学室。那时，卞之琳有两个助手，一个是从延安来的年轻“老干部”夏森，一个是搞英国文学的杨耀民。我的师长辈则有李健吾、潘家洵、杨绛、罗大冈、罗念生。介乎大师兄与小师叔之间的人则有袁可嘉、郑敏、杨耀民等。在同辈中比我稍微年长或基本上同龄的则有刘若端、徐育新、董衡巽、张黎、陈恕林与朱虹。比我略微年轻的则有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以及后来的陈洪文、宁瑛、王焕生、郑土生等。我一进西方室就被任命为该室的行政秘书，室主任卞之琳已经有了副室主任级的助手，室秘书是一个行政性的职务，基本上就是跑跑腿，做点事务性的琐事。到了1965年7月份左右，所领导讨论外文所的办所方针时，周扬做了指示，其中有一条是要求编写出《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并且他这样强调：能不能写出文学史，是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此事当然是交给了西方文学研究室。

卞之琳是研究所里一位特别有个性的室主任，他领导西方室的方式，似乎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西方室的老前辈、老专家，他们各做自己所感兴趣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是岿然不动的。领导交下来的集体性任务，一般都是由年轻人去完成。这次仍是老规矩。于是就组成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编写组，承担《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编写任务，说是“年轻人”，也都有了一定年头的研究工作经验，最少的也已有四五年，如张黎、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他们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才俊了，一般的也有八九十来年，如朱虹、董衡巽与我，甚至有的已有相当资历的“中年人”也参加了，如袁可嘉、郑敏、刘若端，这些人，后来几乎无一不是西学领域中的著名学者。挂帅的当然是卞之琳，所领导还为编写组正式任命了一个学术秘书作为卞先生的助手，被任命为编写组学术秘书的就是我。

这时的我，一身兼两职，可谓深得重用，但我不得不有现实的考虑，我觉得一身两职，至少很容易使人有“刺眼”之感，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倒可能会起消极的作用，我决定舍弃其一，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衡量得失的考虑，我决定辞去行政性的室秘书一职，而担任纯学术性的职务：文学室编写组学术秘书。

那时候的中宣部，大概已经面临风雨欲来的局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就被天字第一号大字报炮轰，被指为“阎王殿”，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卞之琳对这一项任务爱理不理，爱管不管，也许不是，而只是因为他在西方室一贯奉行无为而治。他可以不管，他可以无为，我有“学术秘书”一职压肩，我可不能无所作为。而且，我内心深处是准备大有作为的，很想一进西方室就立一大功，有一个出色的开端，作为我向副研究员这一级攀登的基础。因此，这个“学术秘书”倒是很有积极性、劲头十足。主帅按兵不动，清静无为，很可能是放手让“年轻人”去干，让他们有长进。于是，学术秘书就主动提出策划方案，谦恭地作为“极不成熟建议”呈交给主帅。我深知卞之琳是国内对西方20世纪文学心里最有谱、最有一本账的人，他对20世纪英国和法国文学都很熟，译过不少作家的作品。因此，事无巨细，我都先请示或者提出“不成熟的建议”与方案，请他老夫子审查，看他老夫子的脸色，只要是他点了头的，就变成我手里面的小令旗，他虽然对这个任务爱理不理，没有亲力亲为的兴趣，但我这个辅佐方式，他还是乐于接受的，有他的过目，有他的点头，事情就不一样了。因此，如果说，这项编写任务后来的确取得了某些成功的话，那么，我认为得把卞之琳的学识与智慧作为第一要素。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学术组织工作也至为重要。编写任务是要在一定期间内完成的，首先必须写出全书比较详细的纲要，从《文学概论》编写组的经验中，我深知这样一份详细纲要至关重要，也很不容易完成，想当初《文学概论》的那份提纲，由于各种原因，蔡仪和编写组几乎就花了一年，我在蔡仪手下担任过一段时期编写组向周扬写工作汇报的任务，对集体编写工作该如何开展，心里有数，因此，我对眼前拟详细提纲的工作，如临大敌，如履薄冰。先做出了总体规划，从大步骤到小步骤到具体的进度及最后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任务，都一一做出了方案。当然，每走一步，每深入一层，我既征求编写组成员的意见，也向主帅请示汇报，只要他点了头，或者未持不同意见，我就当作令箭进行具体安排。不言而喻，这是学术组织工作，是“技术活”，本身的专业性很强，而且，作为学术秘书自己还得以身作则，至少也得承担法国20世纪文学方面的编写任务，甚至是相当主要的任务。如果做组织工作的这个人本身没有专业知识储备的话，那就是扯淡的“胡来”，那就是扯淡的“瞎指挥”。感谢上帝，我在理论室那几年没白过，毕竟那几年我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学批评史，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发展，我总算摸过一遍，而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也看过不少，还算比较熟，总算把“学术秘书”这份工作拿将起来了。请注意，参加这个工作的虽然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但哪一个不是人精？如董衡巽、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甚至还有比我高出了半辈，几乎是我可以称之为师叔的袁可嘉，面对着这些出色的人才，你自己在专业上拿不起来，那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拿着小令旗摇来摇去了。你放心，如果你讲的是外行话，你的规划、你的安排，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专业内涵，那么，这些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有积累的聪明人、精明人，是不会跟着你这个小令旗转的，甚至，他们的脸色就会告诉你，你是吃不开的、镇不住的。谢谢他们给我这个新到的“外来户”赏了脸，更感谢他们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想做成一件事情的共同愿望，《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提纲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显而易见，这个项目带有开拓性、创造性，只要做成了，毫无疑问就是一项大业绩，每人都有一份功劳，何乐不为？正是在全编写组的共同努力下，集中了共同的智慧与学识，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完成了一份长达五六万字的详细纲要，也就是说，只要再添枝加叶，加以细化，加以阐述，加以发挥，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就遥遥在望了。

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能取得这样一项阶段性的成果，无疑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是一份傲人的成绩。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就十分自得、踌躇满志，现在回想起来，也不失为我个人学术生涯中一次“良好的表现”。当时，外文所领导对此成绩也很满意，此事当然很快就传到了当时的学部领导机关，学部正好来了一个政治部主任程文杰，新官上任三把火，正欲有所作为。他们学部领导人大概是认为西方室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一个详细纲要，是集体编写工作中一个可喜的成绩，为集体编写工作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因此，由学部政治部出面，在全学部范围里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会，指名要我去做一个专题报告，汇报编写工作的过程，介绍集体编写的工作经验。报告会如期举行，我记得那次报告会的规模不算大也不算小，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来听报告的大概都是各个研究所与科研组织工作有关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露脸”，同时，我的直觉也告诉我，冷眼旁观、不以为然的人应该也是有的，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的人，心里很可能是这样想的：便宜了这家伙，让他出了一次风头。

说实话，当时我的确颇为得意，有那么一点飘飘然，觉得自己来到外文所西方室打响了第一炮，向高级职称副研究员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我正准备再接再厉，把编写工作继续推进一步，开始在这份详细提纲的基础上写出《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时候，国内的政治气候又明显有了变化。突然，外文所的业务工作基本上又都停下来了，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要被派到农村去，兵分两路，一路是到北京郊区的康庄去搞什么“蹲点”，一路是到江西丰城搞“四清”。西方室除了少数几个老专家、老先生，几乎是连锅端，全都派到康庄去“蹲点”，这已经是1966年上半年的事情了。

到康庄去蹲点的人组成了一个工作队，在进驻康庄之前，先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学习与准备。大概只学习了不到半个月，突然，学部及外文所领导又根据上面的决定与指令，把全部人员撤回学部，说得倒很明白：“回去搞运动。”这架势极不寻常，有事要发生了，而且是大事！本来，文学史写作工作被打断，我已经觉得非常失望，一下派去“蹲点”，一下又被调将回来，我当时就对这样的折腾很不以为然，没想到这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折腾，大折腾还在后面呢。果然，一调回学部没多久，就听说有了天字第一号大字报，于是，我生平第二次见识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字报海洋。头一次是1957年在北大，这一次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时为1966年5月。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