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_柳鸣九自述

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_柳鸣九自述

1953年夏，经过一个暑假天气酷热、夜不能寐的艰苦奋斗，我参加了高考，发榜之日，我欣喜若狂，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9月，带着从中大附中寄宿生活起就开始使用的一个硬纸板衣物箱，和一个装着脸盆、洗漱用具的网兜，乘火车北上。一路上意气风发，似乎觉得自己长高了一大截。观赏着窗外的平川田野，豪情满怀，其中充满了一些诸如“祖国”“文化事业”等大字眼，这是省立一中三年强化的政治教育赐给我的礼物。一进北大校园，则有不可抑制的新鲜感、兴奋感及奋发图强的决心。北大燕园、未名湖畔秀美雅致的风光，使我每天都沉浸在饱餐秀色的愉悦之中，我知道这是美国人司徒雷登给中国人留下的一份纪念，仅仅这一点，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感谢这个美国佬……面对着良好的教学设施、教学条件，以及西语系教育的宗旨，我充满了投身文化事业的热情。这时，我的志向很明确：做一个学者或文化工作者……

我们1953年入学的这一班，正赶上北大的最好时期。这时，国内各大学、各院系调整后，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都规范化、成熟化了。就西语系而言，其宗旨非常明确而具体，就是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的研究人才和教学人才为任务。围绕这个目的，课程设置尽可能地做到了全面、合理、周到。试想，要把一个没有专业语言能力的中学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有专业外语技能的人才；要把一个知识有限的青年人，培养成为一个通晓外国文化的知识者、专门家，该有多长的路要走、该有多少知识要学、有多少技能要传授、有多少装备得置办齐全，所有这些北大西语系均已有成熟的设想、周到的安排、充分的准备，就等着你自己努力了。

我在北大的这四年，之所以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还因为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原来散在不同大学的学者专家都相对集中了起来。就西语系而言，全国在西方语言与文史方面最优秀的学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大，如朱光潜、钱锺书、冯至、卞之琳、潘家洵、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闻家驷、吴兴华、杨绛、罗大冈、吴达元、郭麟阁、田德望、赵韶雄、张谷若、李赋宁、钱学熙……大量名家荟萃，简直就构成了繁星闪耀的景观，面对着他们，我的人生理想与目标也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要成名成家，成为他们那样的人。(www.guayunfan.com)

明确了方向与理想，明确了道路与任务，下面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了。这四年又恰逢国家的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我且把它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没有进入后来那个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领导思想与方针政策越来越“左”的狂热时期，我在北大期间只碰上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次运动，那就是“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除此以外，我们的书桌还是安稳、平静的。“向科学进军”是那个时期的最强音与革命口号，同学们一个个都在文化知识的道路上赛跑，都怀有为文化事业献身出力的志愿，学习气氛之浓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学习表现的重要性几乎有点超过政治表现的重要性，至少是颇有平起平坐之势。我在三年级之所以被通过入党，并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而是我的学习表现、我的学习精神给我加了分。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但我居然没有中途辍学，而是带病学习，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也渡过了神经衰弱的难关，大概是这种坚强精神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赏。

正是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我开始了我的“科班学艺”。科班教育的高端与高质在于师。应该说西语系师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每门课的讲授者、执教鞭者无不是名师大家。一年级为我们打法语基础的，一是法语语法的权威吴达元，一是法语语音学的权威齐香。吴达元曾获法国博士衔，是北大有高学历的名师，他的专著《法语语法》是国内高校的权威教科书，他的语法课堪称教学工作的“精品”，解说明晓，条理分明，指导同学操练十分得法，对学生既严格又严厉，严师出高徒，这就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法语语法基础。齐香是游学海外多年的学者，法语语音学与法兰西谈吐艺术是她的所长，她发音之准确，语调之优美，即使是法国人也深感钦佩，跟着他们两位当助手的则是年轻教师桂裕芳，也就是后来译有《追忆似水年华》与《变》的著名翻译家。有他们三位每天对我们进行法语强度锤炼，坚实的基础也就打下了。

从二年级至四年级，法语主打课是精读，读的全是原汁原味法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篇章，授课的分别是三位对法国语言文学有专精修养的资深教授：李慰慈、李锡祖与郭麟阁。李慰慈的讲课以细腻深入见长，特别能加深学生对原著原文的深透理解。李锡祖是一位令我难忘的老师，他的幽默、他对同学的亲和态度与他天马行空像自由和风一样的讲课，使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最具有“法兰西风格”，虽然他老穿一身不起眼的布料中山装，而不像吴达元那样从来都是西装笔挺，头发严整油亮……李老师长于词汇学，每讲一个词，他总远远地从词根讲起，直讲到由此而来的种种结构上形态上的变化、延伸及时代历史所增添的内容，如此根茎蔓延，枝叶恣长，一个个词就成了一簇簇文化景观，深令青年学子受用。郭麟阁则学养深厚，绝活多多。他写得一手典雅的法文，他用法文写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可惜时运不济，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影响不大。他的迻译本领也甚是了得，善于把中国的成语译成法文，北大西语系的《汉法成语词典》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还有一绝，能闭上眼睛随口背诵出法国古典主义名剧中大段大段的韵文篇章，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使我等深感叹服。

在这些专业课教师中，郭先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且让我略多记述。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品值得敬仰，他早年与陈毅元帅在法国一同留学，交谊不浅，但他从未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而向任何一个同学提过这段光荣的历史。他生活极为简朴，总是穿一身布衣，而且胸前有时还有点污迹，他对同学极为平易近人，毫无师道尊严的架子与派头。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个师长，他也是我在北大时就有近接触的师长。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他，家里堆满了法语原文书籍，书房也并非窗明几净，庭院也没什么修整，倒是有点零乱荒芜。他待人很亲切，他不止一次留我这个无名小卒学生在他家吃饭。我觉得跟他很投缘，毕业之后我还经常去看望他，也听他讲过一些肺腑之言。他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题词竟然是这么写的“鸣九学兄指正”，对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太不敢当了，同时，我更加深切感受到了他虚怀若谷、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不同凡俗的人格力量。

专业法语课始终是重中之重，除了主打的精读课始终贯彻四年，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泛读课和翻译课。精读课以提高同学们的外语准确的理解力与精微的语言修养为目的，而泛读课则是培养与锻炼同学们的快速阅读能力，当然所读的全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学原著，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教这门课的是法国语言文学界资深教授曾觉之，他以渊博的文史学识见长。翻译课则是三、四年级的重点课程之一，专门培养与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与技艺，先后由陈占元与盛澄华两位教授执教。陈占元是中国翻译界的元老，曾参与鲁迅与茅盾创建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的工作，早就有不少译作问世；盛澄华则是著名的纪德专家、卓有业绩的译者与研究者，在法国文学界以其富有才情、成名甚早、风流倜傥而闻名。

既然是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人与研究人为目标，西语系的教学设置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文学史专业课程。文学史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了，一直贯穿到四年级。头两年是全系各专业都要学的欧洲文学史课程，讲授者是李赋宁教授；后两年则是各专业自己的国别文学史课程，我们法文专业学的是法国文学史，授课老师是闻家驷。李赋宁与闻家驷都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赋宁既是造诣专深的英美文学学者，又对整个欧洲各国文学有广博的修养，他毕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所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这要算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学术巨制了。闻家驷作为西语系资深教授的名声，当时似乎不及他作为闻一多之胞弟的名声那么大，他后来则以雨果诗歌的译者与《红与黑》的译者而享有声誉。他们两位都是高水平的文学史教授，讲课很是精彩，叙述准确，评论中肯，剖析精到，立论稳当，颇有经典论述之风。同样是为了给学生打下专业文学史有深度的基础，还设有另一门课程，那就是陈占元教授的巴尔扎克专论，安排在四年级，每周也有两节课，课时不少，把巴尔扎克这位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置于“显微镜”下加以考察与评析。由于陈占元曾游学巴黎多年，在法兰西文学氛围里浸染已久，学养深厚，他的视点、评述、材料与阐释都透出法国文学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而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苏式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与论述。这三门课都是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学得也很用心，也很努力，这肯定对我多年后的工作是有所影响的，在今天看来，我毕竟在编撰法国文学史方面还算取得了成就，我应该怀念我的先师、先行者对我的启蒙与授业。

在系主任冯至的主持与领导下，当时的西语系为了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人文学科人才，让他们既有国别语言文学精良的专业水平，又具有广泛的文史学科基础与修养，以真正能适应、能胜任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确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至少是做出了最全面、最周全的安排，似乎是要在把这批学生送出校门之前，使他们得到最完整的装备，真正“武装到牙齿”。除了以上两大板块的专业课程，还设置了不少配合性、补充性课程。众所周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框架里进行的，因此，历史不可不学，不仅要学各专业语言文化所在国的历史，如法国史，而且还要学中国历史，这大概是为了防止西语系的学生产生“言必称希腊”甚至“崇洋媚外”的倾向。再者，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加以对照比较的，特别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的人，面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知性与文化意识，为此就要学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在中国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必须经常用到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修养与技能，因此打好汉语写作能力的坚实基础至关重要，汉语写作、汉语修辞课程的设置也就很必要了。总之，我们有幸享受了应有尽有的文史大餐的服务。为了将青年学子喂大喂壮，西语系不仅设置丰富如“满汉全席”般的佳肴大餐，而且让每一道大餐都由技艺高超的名师掌勺，中国现代文学史由王瑶，汉语修辞写作由杨伯峻，中国历史由田余庆……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都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了。

有如此明确的培养目标、如此周全扎实的教学内容、如此强大的师资队伍，西语系培养出来的外国语言文学人才，一般都具有这样几个强项：外语阅读理解能力较强，特别是文学阅读与理论阅读的能力强；笔译水平较高；历史社会与人文文化知识较为丰富。因此，以就业而言，往往在教学研究、编辑出版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占有明显的优势，其中不出一些优秀出色的才俊那才是怪事呢。仅就我们这个年级的法文专业来说，入学时全班仅有十八人，毕业后，走进文化研究、高校教学、编辑出版等领域的占绝大多数，而有业绩有作为、成名成家、颇有文化学术声誉的至少有这样十来位：吕永桢、丁世忠、李恒基、刘君强、金志平、罗新璋、赵桂藩、王晓峰、胡尧步等。我的这些同学，几乎没有一个没留下译著成果，一部分则在大学讲坛上传道讲学，留下了骄人成就。

我在北大的四年，说来简单，无故事、无传奇，不过就是把以上那些课程一门一门地修完，一门一门地修好。每天的生活，从精神内容、知识内容来说，是异常充实丰富的，但生活方式上却单调而刻板，不外是一清早背着一个大书包出宿舍，从这个教学楼再到那个教学楼再到图书馆，直至晚上才背着书包回宿舍。当然还有一个忘记不了的细节，书包里老装着一个小布口袋，里面有一个洋瓷碗和一把勺，那是一日三餐的饭具，随身带是为了一下课就直奔大食堂，从食堂出来就赶快奔图书馆去抢座位。以上这些课程设置我都很喜欢，学起来很有兴趣，我学得也很用功，课内的作业要完成不说，课外还给自己层层加码，学了专业语言，早早就在课外搞翻译自不待言；学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我因为过去很少看鲁迅的杂文，所以自己补课，在课外把鲁迅的全部杂文都看了一遍，还作了摘要。四年寒暑假我都未回湖南老家，都用来复习和预习，准备下个学期的功课。北大的四年就是我苦读的四年，这个“苦”只是讲比较用功，节奏抓得紧，而不是精神上的苦，因为这些功课都是我所喜欢的，而且在我的求学生活中也并非没有调剂。北大的文化生活很丰富，我至少培养了三个爱好。一是，我爱上了西方古典音乐；二是，我喜欢上了绘画艺术；三是，我喜欢在燕园里散步。这三个爱好，都给我带来一些愉悦，对我紧张的学习生活是一种滋润，特别是燕园里的秀美风光，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更令人赏心悦目，在这样一种风景如画的环境里苦读，再苦也苦不到哪儿去。

然而，我毕竟还是负担过重，劳累过度，加上碰到了年轻人几乎都会碰到的那种人所共知的烦恼，如果不避附庸风雅之嫌，且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少年维特式的那种烦恼。于是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幸亏我认真对待，调理得法，加强体育锻炼，中医与针灸并用，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度过了危机。这大概要算我北大四年生活中唯一有点情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始终忘不了同班同学丁世忠常借给我的那辆自行车，因为我老骑着它跑西苑中医研究院。我的神经衰弱，就是在那里由中医、针灸两科的国手，互相配合治愈的。我一直记住了丁世忠的借车之恩。

北大四年，我的学业历程的内容与我面对学习的态度大致上就是这样。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按照西语系的培养宗旨与课程要求，成为一个合格达标的毕业生，总的成绩不敢说是优异的，但至少是良好的。特别是在文史课方面，我的成绩算较为突出的，最后在闻家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雨果的浪漫剧与反古典主义的斗争》的论文，洋洋洒洒数万言，作为专业成绩综合考查的一个集中标志，还算得上相当出色。至于专业语言，总的来说，我的阅读理解力与翻译能力显然高于我的听力与口语反应能力，因此，我很明确地认识到，我是一块研究工作的料，也是一块伏案笔译的料，显然不是一个讲课的料，更不是从事外事工作的料。我就是以这种业务状态与思想准备，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来临的，就是以这种条件准备上路出去“闯江湖”的。“本钱”不多，但还不算缺，除了一个完全合格的毕业资格，行囊里还有一大篇雨果论文与半部都德短篇小说的译稿，前者成为我日后主编二十卷《雨果文集》与写《走近雨果》的最初步最初步的基础，后者是我从二、三年级开始积累的“课外作业”，日后扩增成为正式出版的译本《磨坊文札》。

未名湖畔四年，除了学习历程，还有一个方面重要的历程，那就是政治思想的历程。我毕竟是从政治气氛特别浓的湖南省立一中毕业的，有一中那点思想政治教育垫底，我来到西语系，在政治思想表现上，就算得上比较积极良好的了，不外是循规蹈矩，学习努力，遵守纪律，发言积极。应该一提的，是我在一中的同班老同学刘君强，也考进了西语系，并且与我同班同专业。刘君强在一中时的表现，用后来流行的赞语来说，就有点像“活雷锋”，是重要的班干部，但他的品格非常朴实自然，他在政治生活中和学习生活中一些模范式的表现，都像是从血液里自然地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来到西语系后不久就被发展入党，我作为他的老同学，在表现上自然不能给他丢脸，实际上也就是在他的带动下，我的政治表现还算良好，至少看起来是在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不是走脱离政治的白专道路。具体来说，那时的我说起话来基本上都是规范的毛语，也就是毛泽东选集的语言，我的政治视野从没有超出《人民日报》、政治教科书所提供的视野，我的历史观也没超出政治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史所宣讲的范围，总而言之，我算一个“社会主义热血青年”，每年10月1日游行通过天安门时，眼见城楼上的模糊人影，我都热泪盈眶，心潮澎湃，往往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平静不下来。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政治表现的确相当符合领导的要求，其具体的结果，似乎有两个：一个是，我在系学生会里面当上了一个宣传方面的小干部，其政绩就是办了一块篇幅较大的系黑板报。二是，我成了西语系党组织发展工作的考虑对象。由此，我更加使劲了，不久我又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学习与翻译》，发表高年级同学比较成熟的读书心得与译作，质量不错，出了两三期，在当时颇引起注意，也算我的一个“政绩”。再加上在向科学进军中的努力表现，在带病学习、能做到学习医疗两不误所表现出来的坚持精神，我得以在四年级时，被通过为候补党员。

不久，就到了1957年。首先是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号召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于是，我见识到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字报贴满校园的不寻常景观。

面对着大字报海洋和帮助党整风的提意见会，我心情颇为复杂，先是有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之感，加以又是要虚心听取意见的一方，因此，相当谨言慎行。我很注意看大字报，当然，看得很不全，不过说实话，我并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反动的言论”，我觉得有的大字报和言论，的确是有意见、有不满，甚至有情绪，但按我的标准，还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有的意见还是我同意的，甚至有的是我共鸣的，因为，我毕竟从省立一中以来心里多多少少也淤积了一点东西。我对有的大字报与意见，也有些不以为然，特别是对普通党员的批评与偏激言词，我颇不以为然，心想，普通党员也是小老百姓，并无什么既得利益，也与任何特权不沾边，只不过是一批被更加严格要求的普通人，一批更有义务循规蹈矩、“以身作则”的普通人，同学之间何必吐口水、摆脸色……

很快，风云突变，吹响了“坚决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号角，于是，层层思想发动、战斗动员，大会小会不断地开，记得西语系里开过一次誓师大会性质的会，我也跟着振臂喊口号，不外是“坚决击退”“坚决粉碎”之类的话。这时，我思想中却产生了另外一方面不适应、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是对把那些大字报和意见会上提的意见称为“猖狂进攻”有点不以为然，二是对把提了点意见的人就视为右派分子而要加以反击也有点不以为然。头一种不以为然我不敢讲出来；第二种不以为然在党内生活会上倒是有所表露，意思大致是，对言行过激的同学，应该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言而喻，“细致的思想工作”并非火药味的“反击”。所幸我讲得很谨慎很曲折，虽然被有关人士有所注意，但还没有落到被加以处罚的地步，而我的老同学刘君强则因为“反右不力”，在“反击右派”的火线上被撤掉了支部书记的职务。

幸亏我们已经开始毕业分配，我们这一年级实际上并没有开什么斗争会、批判会，只开了那么次把生活检讨会，基本上是和风细雨，走了一下过场，而后就纷纷出了校门走上了工作岗位。走上工作岗位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听说我们这班有一位李姓同学被划为右派。那是我们离校后西语系组织上料理的结果，根据什么料理的，怎么料理的，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问被撤了职的刘君强，刘君强也不知道。从那时起，就有我们后来听说的所谓的“暗箱操作”。

我在北大“反右”中的经历就是如此。几乎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事，但是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却很深刻，至少有两个。其一，我深知了在我们这个社会谨言慎行的重要，从此讲起话来特别小心。其二，是号召帮助党整风，突然变为“坚决反击”的这个风云变幻过程，使我深感政治运动、政治权谋之可畏，深感当代政治技艺之高妙深奥，深感我是学不来的，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开始与政治貌合神离，开始不动声色地从“红专道路”向“白专方向”微调倾斜，但红色的外装是不敢脱掉的，于是，红不红白不白，岂不就是粉红？因此，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就被视为“走粉红色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