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中的“矮个子”_柳鸣九自述

学林中的“矮个子”_柳鸣九自述

前两年，湖南的一家刊物《湘水》对我进行了访谈，提出了我在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如何理解治史三长：才、学、识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当时对三者概略的关系做了这样的回答：

在所有学术研究工作中恐怕都需要才、学、识这三个条件，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三者的次序我不妨做个小小的调整，学、识、才。首先“学”是认知层次的事，其次“识”是判断定论层次的事，最后“才”是表述、阐释、应用、举一反三层次的事。这个次序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和实践规律。

按我的理解，在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中，你首先要知晓和掌握关于客观对象的大量情况，比如说文学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有哪些文学事件，有哪些文学思潮、流派，有哪些重要作家作品，当然还有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相关背景，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的范畴，你要认知和掌握所有这些，就得阅读大量有关的典籍、资料和文本，通过学习而获得学问，这是我理解的“学”。

“识”是面对大量客观材料所采取的视角、见解和研判，面对着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材料，“识”有高低优劣之分，结论、评判自然就有精彩和平庸，甚至正确和谬误之别。(www.guayunfan.com)

“才”主要是运用领域里的事，如何把你所掌握的课题情况和你所研识的见解和定论表述得更好、呈现得更好，以及如何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本土化，如何结合社会的需要，阐述得更好、运用得更好。我所理解的治史所需要的三长：学、识、才，大体就是这样。

不言而喻，我全部的学术文化工作，都需要有这三个条件，而不仅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才需要。那么，我在这三个方面所具备的状况如何呢？自己作何评估呢？这是真诚面对自己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我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认识的结论是：在人才济济、精英云集、大师比肩而立的中华士林，我这三方面的综合水平至多属于中等水平。

不必妄自菲薄，水平还是有那么一点，但实事求是、诚实面对的话，实不宜自视甚高，而在这三者之中，于“学”，远不及“五车”之富、旁征博引之博，仅为小康够用而已，够用者，仅为能论证问题，能阐明己见，尚能获得一定的认同和赞赏。于“才”，更欠“八斗”之高超，欠灵性之飞扬，欠才情之丰满，仅为稍许脱俗，略显独特独创，偶尔一闪灵性而已。我在这两个方面的水平皆属一般。于“识”，则不用客气，我倒是略显出众，以见识而言，用对我抱善意的评者的话来说，是“洞察幽微，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以胆识而言，尚能审时识世，见势而为，挺身而出，仗理执言，即使不见容于一时，偏认死理，依然自我，终于“笑到了最后”。在过去那个时代，此类做派一直被视为有异端气味，往往为有识之智者所不屑于沾染，物以稀为贵，倒使一只愚顽斗胆的“出头鸟”捡了个“有学术胆识”美誉的便宜。

细加辨析，才、学、识三者都是指知识人的状态和水平而言，并不是指具体的禀能和本领，不是指那些在精神劳动中起实际作用的素质、能力和本领，反倒才、学、识这三种状态是由那些具体的禀能和本领所造就的。世界上的所有行业莫不如此，微妙的味觉禀能造就高级厨师和高级酿酒师，精准的听觉造就音乐大师，只不过由于人文学者的精神劳动既是一种复杂而持久的精神过程，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多方面的操作，因而需要多种禀能的参与和配合。说到底，丰富的学问不外是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长期运作的结果；准确的独辟蹊径的见识，往往是感受力活跃敏锐、思考力持续探掘的结果；而才情洋溢、才气逼人，则至少与美感能力、艺术表述能力有关。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在这五种能力上都恰巧并不使自己感到满意，五种能力我都有，但都不强、不充沛，可以说是“五力不力”吧。

在学问上，人文领域中的钱锺书是数百年难遇的一位高人，而他学贯中西、通今博古、旁征博引如信手拈来的大学问家的风采，说到底，实为他一目十行而又精细入微的阅读能力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所玉成，我有幸与他同在一个单位，亲眼见识他这种学问家的水平和能力，他这种近乎特异功能的本领，一直是我所敬羡的、所崇拜的。在阅读力和记忆力方面，我的确只能算中等水平，甚至中等偏下。早在大学期间，比起班上两三个一听就懂、一读就牢记的优等高才生，我就要迟钝一些。速度和能力也不值得自诩，我查阅中文典籍、搜索某个线索的能力，有时也能做到“一目数行”，那要碰到较熟范畴的题材才行。在外文阅读方面，如果碰到不一般的篇章段落，要做到字字通透，不留任何理解暗区的话，我是要靠字典帮忙的。如果只求大意，不求甚解，一目两三行也还能做到。不过，我的阅读能力倒还有可取之处，一是理解力还很不错，而且自己也力求达到透彻的程度；二是在阅读过程中，总有不少感受油然而生，且颇能“举一反三”，不乏旁通的见解，甚至是“感触良多”，相当丰富。对此，我曾私下自认为，我倒是一块点评者的料，如果仿效金圣叹，或许能有所作为……在我们“翰林院”里，的确也有这么一位值得敬慕的大名家，那就是卞之琳，他读书不如他的师弟钱锺书那样飞速、广博，但其细致深入、感受丰富、见解万千的程度却令人叹服！往往他读一本书，其感受见解则要超出一般人好几倍，他的《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一书便是来自他阅读生活中的一朵奇葩，如果要归类的话，我的阅读模式有那么一点点儿像卞公。

记忆力对人文学者来说，就是学术、文化资料的储存力。在这方面钱锺书那种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远在天边的神话，自己是绝对难以达到的。早在北大期间，我与班上几位记单词、背课文的特优生如丁世忠、罗新璋、金志平、李恒基相比，就已经自叹弗如，即便是近些年来在电视知识竞赛中那些高考状元，不时也使我感到惭愧。我的记忆力再普通不过，我的资料积累主要是靠我做的资料卡片和笔记，如果我的学术文化记忆力更好些，我论文中的旁征博引会更丰富、更大量，要知道，我一直是钱锺书式旁征博引的崇拜者，我自己也有强烈的“引文注释拜物教”情结，20世纪60年代我写过一篇评法国新小说派的文章，那篇二三万字的文章，就有六十多个来自原文书刊上的引文和注释。在我一篇颇有影响但得罪了一位权威学者的论文中，我也炫耀了一番引证方面的花拳绣腿。可惜我这种“旁征博引”本领底气不足，不能开口便是、动手便有。同样，在巴黎的作家访问中，我靠的是录音机、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精于法兰西谈吐艺术的沈志明博士的协助，如果我的实际记忆力更好，我那些作家访问记和名胜古迹的观感本来是可以写得更丰富、更鲜活、更灵动，靠本本和机械写成的散文随笔，怎么可能比靠生动的回忆写成的更有生气、更有灵气？至于临场记忆力，似乎更差，即使我已打了腹稿，但即席一开口往往就丢三落四，非得事先写好文稿，临场照本宣读不可，这已成了我多年来的习惯，但这也给我带来不意的收获：留下了一些文字演讲稿，其中不止一篇成了“颇有名气”的演讲词。

感受力和思考力都是人主体对客观材料消化、处理、化合、生成的能力，如果阅读力和记忆力是主体人获取客观材料的能力，那么感受力和理解力则是人解析、合成、加工、制作、裂变的能力。这几种能力并不互为必然，阅读力、记忆力好的人不见得感受力、思考力也都好，感受力、思考力好的人不一定阅读力和记忆力也都好，甚至感受力和理解力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不一定都特异，千殊百类，各自纷呈，天生我才必有公道，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大体的平衡。我的阅读力和记忆力仅为中等水平，总不能在感受力和理解力方面也打低分，否则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岂不完蛋了？幸亏，我的感受力还不错，思考力也尚好，算加了一点分，作为一个自然生态，也算多少扯平了一点。

至于在才力上，我又得减一点分了，比我有才的人、比我多才多艺的人多得很，我最多只能算一个中等资质而已，而且我这里只是指单项的语言表达能力而言。在这方面，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是，受欧化影响，喜用长句，以求表述复杂多意，其结构配搭尚不失精准，但欠缺灵动的风致，有点笨重；二是受法兰西语言艺术取向的影响，崇尚隽永意味与别致新意，多少也学到一点“皮毛”，虽然我拙于法兰西谈吐艺术，但凡经“打腹稿”后才出口的话，多少还不落俗套，如我在巴黎见到罗伯－葛利叶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我很高兴在午夜出版社见到您，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也就是说，在‘新小说派’的于格洛采地上，见到了‘新小说’派的‘加尔文’”，多少还有点不俗的味道，而当罗伯－葛利叶要换一间比较漂亮的办公室合影留念时，我则建议就在他自己那间又小又挤的办公室里进行，我这样开玩笑似的解释说：“为了您确定的真实，而非浮动的真实。”而“确定的真实”和“浮动的真实”正是他在刚才谈话中所提出的概念，我不能说这类“急就词”有什么才气，至少可说是不俗气吧，这大概也是我那本免于平庸俗套的访问记还值得一读的所在。

概而言之，我的实际能力就是如此。再说一遍，中等偏下也，五力均不甚力。因此，我从来都是自嘲是个“矮个子”，是一个在自然条件上未获天恩的“矮个子”，身躯尚健全，实在矮小；能力还齐备，但颇为有限。就是这么一个特定的自然人，上苍把他扔进了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千世界，把他扔进了人才济济、精英荟萃的20世纪中国士林，任其自生自灭。小子，下面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了，好自为之吧！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经历很多具体的社会环境：毫无疑问，家庭是“第一社会环境”，不仅从时序上排列第一，而且在起作用上，也是最直接、最经常、最带持续性的，它对一个人的影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是不容小视的，请允许我在这一站稍作逗留。

我父亲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厨师，他十一岁从湖南省长沙县农村来到长沙著名的饮食店德园当学徒。湖南长沙是一个有名的以饮食文化著称的城市，而德园则是一个有名的老字号，至今犹在并仍享有盛誉。据父母亲介绍，德园的“科班教育”是相当不含糊的，年轻的学徒柳世和在这里经过严格的训练后，正式出师当上了一个厨子，当然，在整个青壮年时代，他没有少吃苦，没有少受摔打。他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终于历练出一手好厨艺，成了家，有了第一个儿子柳鸣九，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厨师了。

我的母亲出生于长沙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这个家庭的家长是一个水果小贩，每天挑着一担水果沿街叫卖，以此维持数口之家的生计。外公外婆的生育能力有点惊人，没有夭折的儿女就有六个。我的母亲排行第二，她还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有两个兄弟也是厨师，而且都是湘菜厨师中有名的厨师。据我母亲介绍，大舅的厨艺并不出类拔萃，至少逊于我父亲，但他口才甚好，善于交际，用长沙话来说，是“会吹牛皮”，因此，在湘菜厨师中也算是名角，从中年起，自己还当上了老板，但他“寡人有疾”，在这方面几乎挥霍了全部钱财。三舅也是一个厨师，据我母亲讲，技艺胜于大舅但逊于我父亲，他以白案见长，也就是说他是做点心的高手。我的四舅、六舅则与厨艺无关，四舅混迹于国民党军队多年，最后潦倒以终。六舅据说最为聪明能干，后来从事印刷业，虽然成就不大，也算本业中一个佼佼者。我母亲唯一的妹妹，聪慧精明，有一手好厨艺，其红烧狮子头更为一绝，打毛衣的技术也出神入化，长期待字闺中，择偶甚严，终喜结良缘，下嫁给了一位为人老实忠厚、工资又较高的蔡姓司机，生有一女一儿，女儿蔡希秦容貌俊秀，身材高挑，自幼有运动天赋，后来成为国家女排的成员，并与后来对新中国排球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教练邓若曾结婚。儿子蔡希亮也聪明能干，在理工科上颇有成就，官至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这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及旁系亲属的情况。

从远远近近的亲属来看，我基本上属于城市小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它实际上无所作为，也不想有所作为，是“惰性元素”，至少不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样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因此，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中，它从来也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起过重要作用，而只是一个被动地接受既成形势和后果的角色，是一个事态的旁观者、静观者。这个阶层从来也没有出现叱咤风云、扮演历史的大人物，但它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所有重大社会事件的阅历者、见证者，“见多识广”，并不闭塞，也不愚昧，头脑清醒，多少练就了若干善持常理常情的明智，不容易糊弄。在经济上，它作为城市生活的主体，既与物质生活过程有关，也与物质流通过程有关，其生计要比工人、农民来得活络，不如它们活得那么艰难。它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物质流通过程低端技艺的综合掌握者，凭借这种本领在城市生活的隙缝与物质产生与流通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求生存、讨生活，在生存奋斗中又不得不练就眼快耳灵、头脑精明的本事。在文化上，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参与社会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往往仅作为受众而已，它不是文化的创造者，也许对俗文化的产生能起一点作用，它于文化并不闭塞，多多少少有一知半解，对常识性的、实用性的文化更是绝非无知，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与高端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基本上绝缘，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比较容易推出出色的文化学术人才和独领风骚若干年的名家大师。

以我这样的家庭条件和阶级出身条件而言，像我这样的子弟，一般所能受的文化熏陶和正规教育是很有限的，首先是因为这里的家庭没有一个是书香门第、诗书之家，生活环境里闻不到书香，也看不到卷帙，更见识不到名士往来、学人雅聚的文化景象，读书看报不是这个阶层普遍的习惯，订阅报纸、购买书籍更为罕见。毫无文化氛围，自然也就谈不上有耳濡目染、熏陶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阶层的每个家庭，在经济上，既脆弱又窘迫，没有资产作为生活依靠，其第一生存要务就是尽一切努力，保证一家能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没有财力，更没有精力去完善教育、提高文化，只满足于具有起码的实用文化的水平，限于能识字记账、能开发票、能打收条等技能而已。几乎没有一个家庭特别把其子弟的文化教育摆在重要地位，“早一点出去赚钱”往往就是家长对其子弟的前途安排，实用而短视。环视我周围，我这个阶层的子弟一般都只念到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了，因此，这个阶层盛产小店主、小商贩、小办事员这种层次的业者。我外婆就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她在本阶层中算能干人、精明人，成活的子女就有六个之多，孙辈数量更大，我小时候就不止一次听到她老人家发这样的高论：“小伢子，念那么多书做什么，不如早点出去赚钱”，“书读得越多越蠢。”事实上，我的几个舅舅一个个都是“人精”，我的众多表弟也都很聪明能干，可惜他们几乎都只念完小学就“出门赚钱”，行走江湖了。像我这样专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外国文化研究为业的人，在我那个阶层里，对我的家庭而言，完全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意外，“大哥哥是学法国文学的！”多年后，当有的表弟这样说我的时候，在我听来，语调中总有那么一点特殊的意味，就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所描写的那样，当一个法国人来到波斯竟引起了当地人的不胜诧讶：“一个巴黎人！”似乎“巴黎人”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另类。

每个阶层有各自的特性，自然也就有各自既有的长项和优势，只不过是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行当而已，这种优势当然会在本阶层中继续传承，持续积累，并发扬光大，打江山的职业革命家阶层，优势在于政治治理，官二代自然可以有从政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享受各种资源，更进一步“轻车熟路”、飞黄腾达，继续掌握国家命运和民生命脉。诗书之家、书香门第的优势在于文化教育、学术创造的领域，留洋博士、文化名士、学术精英多出自这个阶层。如果我继承父业，续火家传，我很可能顺顺当当成为一个名厨，但我偏偏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化，从事的是不着国计民生边际的人文研究，这就离开我的阶层、我的家庭原来的地盘，来到一个陌生的地界，无所凭借，无所依靠，无家传的智慧，无行当的积累，无本阶层的人脉关系，如要安身立命，那就对不起，就得由你自己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从无到有，白手起家。这样的过程，比起书香门第出身的才俊，当然就来得困难些，需要我自己多付出些努力，而且即使如此，其效果和水平也往往不如有诗书家底的精英。早在北大求学时期，我就很羡慕知识家庭出身的同学，学什么都像花样滑冰那样轻快，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也很佩服家底深厚的才子旁征博引、下笔如有神助的本领，而我干什么都需要拿出贾岛式的劲头，哪怕不是写诗，只是构思一普通的文句……这里，除因为我个人才情不足外，恐怕就是由于我的阶层、我的家庭所决定的文化底蕴不足的“命定性”了……

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至少都是有缘由的。归根到底，我毕竟是出自这样一个阶层，这样一个家庭，饮水思源，我还是应该感恩，特别是感谢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毕竟这样一个家庭这样的父母，推出了一个人文学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柳某某，而不仅是自然人柳某某。具体说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就不会获得一个人文学者所必备的条件，即达标的、规范的、优良的教育。

就我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他本可能顺其自然，就其方便，把我带在他的身边，跟他边干边学，继承他的厨艺，把我也培养成一个厨子，就他的技艺与经验而言，我可以轻车熟路地成为一个好厨子，然而我碰到了一个特别的父亲，一个特别有文化情结，一个发奋要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读书人”“文化人”的父亲。他这一情结从何而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进城当学徒之前，念过四个月的私塾，我只知道他很早就喜欢练字，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看到这样的影像：如果他坐在桌子面前，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他总是用筷子蘸着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几乎每坐在桌前，他都这么在桌上操演。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往往也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的时候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体态上，有颜真卿的稳当匀称；在笔法上，则有柳公权的俊秀遒劲。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

当然，使我印象更深、感触更多的是我上中学的经历。我的小学教育经历相对比较顺当、比较平静，因为那时正是抗战时期中的相持阶段，我家得以躲避在湖南耒阳的乡下，有一个三四年的空当，使我在该县的中心小学几乎完成了整个小学教育。但是待我要进初中时，正赶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父亲的职业不稳定，不得不奔波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而我们全家几口都得跟着父亲辗转多地，我的中学教育问题就成为最麻烦的问题。由于父母把我的教育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每到一处，总是花最大的力气让我不要辍学，而且尽可能让我进优秀的中学，这不仅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麻烦问题，关键是要付出“哗哗的大洋”，甚至变换掉母亲少有的金戒指。因此我的初中学业是在各地几个名校中完成的，首先是南京原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而后是长沙的广益中学和重庆的求精中学，我不仅没有辍学，反而在不同的名校吸收了不同的养汁，打下了高中进入赫赫有名的湖南省立一中的基础，最终，得以在1953年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又开始了北大的人文精英教育。总而言之，我得以成为一个以研究世界高端文化为业的“精神贵族”，完全得益于“第二社会环境”的学校，但“第一社会环境”持续不断推送我的努力是关键性的、不可磨灭的，而关键的关键就是我的父亲，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首先应该感谢他老人家。

另外，虽然我没有继承父亲的厨艺，但我从他的职业状况中也不是没有得到过意想不到的启迪和经验。我之所以能得窥一点“家学”，以至对我日后文化业务有所助益，首先是与我父亲的职业状况、与他的“家庭作坊手工业劳动方式”有关。我父亲中年在湘菜体系颇有名气之后，他的职业方式主要不是供职于某一个大酒楼或饭店，也主要不是受雇于某个机关、单位或公馆当掌勺的，而是作为个体户接收有钱人每次一两桌的筵席订单，然后以家庭作业的方式完成整个筵席的准备，到时候把准备好的成品和半成品搬运到筵席地点，再上炉烹制开席上宴。每次筵席从订单到上席，整个过程要持续两三天，其工序也非常细致繁杂，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家里靠有限的厨具和炉火条件完成的，操作者仅父亲一人，因为要请人当助手就得花较大的价钱，自己就没有多少赚头了，我母亲在可能的条件下也打一点下手，帮助完成一点“粗活”，我偶尔也跑个小腿，但所有的技术活，包括技术性的准备工作只能靠我父亲一人完成，因此，我们在近旁就能看到一桌桌筵席从无到有的过程。以家庭有限的、简陋的条件完成如此复杂、如此细致、如此需要一步步走过场的技术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精细的烹调技术，而且简直就是一种高明组合的艺术了，需要有一种数序排列组合和高度调配的才能。近旁观察，耳濡目染，我似乎也受到一点启迪与潜移默化，我后来的编书生涯似乎就有我父亲职业劳动的影子。首先，我也习惯于以家庭手工业方式来完成一大套一大套书的编选，其核心的主编工作都靠我一人事必躬亲、单打独斗，除有的“粗活”“跑小腿”请人帮忙外，就靠一部电话机与我自己井然有序、细致配搭的工作方法了，多少也有点排列组合的才能，这是其一。其二，我经常把编书工作比喻为拼盘艺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蛋糕，怎么调味、怎么切、怎么拼，花样就翻新了，而怎么调味、怎么切、怎么拼，首先就需要创意，这就是“掌勺者”的艺术了。编书与烹调两者有相通之处，恐怕只有我这个厨师的儿子才有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见解了。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成了人文学者的人，与我的第一“社会环境家庭”的主要精神关系。至于我与我所出生的城市小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渊源及我从这个阶层所得到的精神养汁，我也用不着妄自菲薄、藐视自卑，也用不着言过其实、夸大其词。城市小市民阶层，无权无势、无地位，因而气度有限，风格不高，难登大雅，往往流于庸俗小气，甚至不免卑微委琐。由于生活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与文化有所接触，这个阶层倒也懂事理，明利害，不迂腐，不闭塞，也不脱离实际，善于操持常理常情，不失明智，善于保护自己，无意欺凌他人，只求过自己的小日子，“各扫自己门前雪”往往是其奉行的哲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由于社会环境的压力和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需要，而具有一种奋斗的精神，自食其力改善命运的进取精神、自食其力的习性和操守及随之而来并与之相关的自我选择、自我做主的主体意识，这个阶层很少出现吃祖宗、靠门第的懒汉，很少出现满身富贵病、优越症的特殊子弟，更很少出现死皮赖脸、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流民，我曾经把这个阶层视为较有奋斗素质的阶层、较有活力的阶层、较有出息的阶层。我出自这样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以上的特点和局限性我身上都有，特别是它个体的奋斗精神和奋斗智慧。而且还请注意一点，长沙是一个城市文明水平较高的地方，这里的俗文化甚为浓郁，其饮食文化就很著名。这里的人似乎都很有主见，拿得出办法，肯下功夫，成功率也不低，故有“长沙里手”之称，可惜我生性有点愚拙，还没达到“里手”的水平。

出生是一个人没法选择的，这种天生的社会环境条件，对其成员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我的阶层，我的家庭，对我也有命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是一无书香的草根，是学林中的一个矮个子。说到“矮个子”，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言，我的实际身高，的确只有一米六差一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