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长交椅上的十年_柳鸣九自述

会长交椅上的十年_柳鸣九自述

1.勺园盛会选出一个“矮个子”

1987年9月，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北京大学勺园里一片热闹，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这里举行年会，内容是讨论法国20世纪文学并进行研究会领导班子的换届改选。

会议的规模相当盛大，为期将近一周，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余人，国内各地凡与法国语言文学工作有关的专业队伍中的头面人物和业务骨干几乎尽都赴会：第一任会长罗大冈先生当然亲自到会指导，副会长王道乾、柳鸣九、冯汉津，秘书长高强全都出席，高等院校中的法国语言文学教授，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专家，文化界的出版者、编辑，以及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的翻译与专业工作者等，其中学界大家、译林名士、讲台高师比比皆是，如译界的有郝运、郑永慧、徐知免等，高校的有陈占元、管震湖、齐香、桂裕芳、叶汝琏、许渊冲等，至于以其才华与业绩已在翻译界、研究界、教学界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的“少壮派”更是不胜枚举：汪文漪、金志平、张英伦、郑克鲁、李玉民、王文融、袁树仁、谭立德、施康强、郭宏安、余中先、黄建华、韩沪麟、夏玫、徐德炎、陈筱卿……高朋满座、名士云集，汇聚一堂，盛况空前，要算新中国成立后此一学界精英人才最为集聚的一次盛会；而且，从今天来看，此后二三十年，再也没有过这么一次“群贤毕至”“星光熠熠”的盛会了。

为什么它成了“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首先是因为它正处于国内人文学术研究会大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可以从1978年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算起，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以冯至为会长、季羡林为副会长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此后，各人文学科中的研究会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是因为举办广州会议的外国文学所归“翰林院”所辖，当时“翰林院”正副院长便是两位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大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胡乔木和邓力群，而外国文学所的党委书记吴介民从延安时代起就是他们两人的老部下，于是，外国文学所“近水楼台先得月”，它所举办的广州会议自然成了社会人文学术领域里率先成立学术性研究会的一块“试验田”。既然各学科的研究会纷纷成立，从此，参加学术会议也就成了各学科中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谁都不知道学术会议为何物，现在来了一种聚会形式，新鲜而又有学术内容，大家都感兴趣，而且，学术会议几乎都选在有名胜古迹的地方召开，学术与旅游结合，特具魅力，对长年过书斋生活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正是调剂生活的好机会，何况此乃正式的“工作出差”，交通食宿费用各单位均可报销。只不过，有资格赴会出席的，均为各学术文化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但这也使得参加学术会议成为学术身份、学术地位的一种标志，这更增加了学术会议的吸引力，于是，它愈来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学术文化领域里的一种常态。(www.guayunfan.com)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北大勺园会议的盛况既有此种一般来由，也有自己特殊原因，要知道，这个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几所名校，特别较多的是出自北大，燕园的“未名湖畔”对他们来说，可不是有新鲜魅力的“旅游胜地”，勺园会议的空前盛况，确另有原因。这原因便是，这是研究会理事会与领导班子改选的一次会议，而在学术界安身立命的人士，谁都会关心自己在改选后的际遇与名位，而且也都希望参与这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施加一定的影响、起一定的作用，这便形成了学界精英济济一堂的景观。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要在这次会上重新确立法国文学研究会常设机构所在地。在此之前，所在地是南京大学。十年过去了，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变化，常设机构所在地也就需要更改，而且条件也比较成熟了。

虽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不止一个，且都复杂而敏感，但要解决也有极为有利的、极为有力的因素，那便是形势明朗，一切都不言而喻，没有未知数，该如何决断也就是“明摆着的”了，具体说来如下：

首先，罗大冈先生当了第一任会长共十年，年岁已高。因此，辞意已决，早已多次表态，绝无回旋余地，另选接班人、另选常设机构的设置地点势在必行，毫无悬念。

其次，继任会长的人选，早在学界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似乎就已经清晰地“浮出了水面”。这个人选，需要有比较突出的个人学术业绩，需要有比较卓著的学术声望与比较深远的文化影响，还需要有比较广泛的学术人脉，也需要有比较有效的领军能力、学术开创力、学术胆识……至少具有这几个方面优势的人选似乎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不是领导上任命的，不是组织上栽培的，不是各派系协商出来的，更不是个人自我炒作、个人推销出来的，而是学术历史形成的，是学界公认的，是大家认同的……

最后，“翰林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已经愈来愈被全国学界同人公认为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研究中心，这里所拥有的学术精英阵容之强大特别令人瞩目：罗大冈、柳鸣九、罗新璋、金志平、张英伦、谭立德、郭宏安、施康强、吴岳添、余中先、杨志棠等，有一个时期还包括郑克鲁，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已具盛名的学者、专家，或者有的不久以后即将成为学界名流；此外，还有一批在读的研究生新秀：老高放、孟明、林青他们都才情卓越，学术表现可圈可点，已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一个学术单位有了学界精英，有了学术景观与学术声响，自然就成了学界众望所归的学术中心了，是否成为学术常设机构所在地，只是时间与手续的问题了，何况，继任会长的人选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明确无疑，新会长上任后，势必将学会的常设机构迁到自己身边。

大定势如此，剩下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终于，勺园会议将几个重大的难题都一一妥善解决，一致同意罗大冈辞去研究会长之职，公推他为名誉会长，与另外一位名誉会长闻家驷并列，高票选出柳鸣九为新任会长；选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英伦，华东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所长、教授郑克鲁，武汉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叶汝琏三人为副会长。一致同意将法国文学研究会常设机构设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由《世界文学》副主编、编审金志平任秘书长。

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如果事先没有解决问题的正确指导思想与深入细致的协商和酝酿，事情便不可能有如此妥善圆满的解决。早在会议之前，明确的指导思想就已经有了，并已取得了各个方面的共识，那就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各称其位，各得其所。以三位名誉会长并列的方案而言，显然是不合常规的，但做到了公正公平，一碗水端平，解决了一个大的实际难题，在老一辈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矛盾与遗憾。接下来，又设有一连串荣誉名位，如荣誉副会长、荣誉顾问、荣誉理事，一些有业绩、有名望的资深学者如陈占元、郝运、管震湖、郑永慧、徐知免、林秀清等，则进入这一个行列，做到了各得其所，尊重有加。再接下来，就是扩大理事会的名额，以使学界有学术活力、有业务实绩的中壮年精英较大限度地能进理事会，而减少入门时的不必要的拥挤和碰撞，最后基本上也达到了皆大欢喜的局面。总之，方针与预案的对头，使得勺园会议开成了一次团结的会、圆满的会。

酝酿协商的工作，早在勺园会议召开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协商，更是进行得细致而深入，做到了多方、多轮征求意见，反复磨合，互相补充，最后酝酿成熟，基本上达成一致或接近一致。由于换届大会必须由罗会长亲自主持，而年迈的他又不愿意移驾南下，大会自然就近在他身边的勺园召开，酝酿筹备工作当然就落在社科院外文所这些人身上。也因为大势所趋、格局明朗，南大外文所作为常设机构所在地，几年以来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无力顾及，也没有兴趣张罗了。我作为老一届罗会长身边的副会长，在筹备协商工作中当然责无旁贷，但考虑到自己在换届选举中的敏感地位，我主动回避了一些问题，而更多地由金志平和张英伦二位理事出面主持，金志平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是罗大冈先生的夫人齐香教授的得意门生，有不少译著，当时是《世界文学》的编审，出任该刊主编是后来的事，他性情敦厚，为人谦和，在法国文学界人缘很好。张英伦是北大高才生，入外文所后，当了几年罗大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表现出了出色的学术活力，主编过大部头的《外国作家小传》，他很有头脑与远见，办事干练，且有外交才能。他们二位在筹备协商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至于整个勺园会议的筹办与杂务则辛苦了余中先与老高放、孟明、林青、谭晶、金小虎等几个研究生，余中先当时很年轻，供职于《世界文学》编辑部，后来去巴黎大学念了一个博士学位，练就了一手口译与笔译的硬功夫，回国后成为国内著名的翻译家，如今当上了《世界文学》的主编，更成了译界一位重量级人物。

由于完全出于事先的预期，我当选后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兴奋得不能自持。喜悦之情、得意之感的确是有的。首先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完全是“民选出来的”，并非由“组织上”任命，亦非某个学术权威所“栽培”“提拔”，相反，从这两个方面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倒是感到过若干潜在的寒气与阻力，只不过因民意难违，这二者未能起作用而已，而这种“民意”也并不是我个人刻意酝酿、拉拢营造出来的，而是在国内近十年学术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产生的。当然使得我更为自得和自豪的是，我被推举到了精英学界的前列，这个学界，真可谓“人文荟萃的胜地”。首先，它所专注、所致力的学科是一个在人类精神文明领域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宝库，宝库里气象万千、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长期流连徜徉于其中，以观赏、把玩、研鉴、诠译其中的精品为业，此诚社会职业分工中一“精神贵族行当”也，能居此行列之首，确乃一大幸运。其次，在这个学界才俊云集，精英辈出，先行者戴望舒、梁宗岱、叶灵凤、穆木天、傅雷、李健吾、盛澄华均为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家，当时尚存的饱学之士、名家高手仍有李健吾、陈占元、闻家驷、罗大冈、郑永慧、郝运、王道乾、林青，即使以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后一辈才俊，其阵容显然也强于其他学界，如徐继曾、桂裕芳、张冠尧、罗新璋、丁世忠、蔡鸿君、吕永祯、李恒基、金志平、李玉民、陈筱卿、袁树仁、夏玫、施康强、郭宏安、罗芃、余中先……能置身于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学界的行列并充当其“领头羊”，该是一件倍感荣幸的事情，有当选后这种荣誉感，自然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愿：不辜负学界同人的信任，要当一个“好会长”，要当一个与这个不平凡学界相称的会长，以自己的见识、能力和风格给这个不平凡的学界添光增色的会长。

我深知，要实现这一志向，殊非易事，最为根本的是自己要有学术定力和品位定力，并要持之以恒地贯注于长期的实践努力中。首先，切忌一开始就沾沾自喜、自我陶醉、沉湎于既得的声誉之中，要知道，坐上会长的交椅只意味着大家对你过去所做一切的认可，而要在这把椅子上坐得像样、坐得“称职”，却完全要靠你今后的努力，要靠你从零、从头做起，因此，一开始就必须有一个奋起的心态，有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与此同时，我告诫自己切忌流于浅薄的虚荣心理，要知道，面对一个能人辈出的学界，最不明智的事就是爱充当领袖、耍大牌、习惯地显示自己的重要性，甚至挥斥方遒、颐指气使，既然你已经是站在最前列了，你就得有意识努力把自己的体积缩小一些，但要把你做事的能力发挥到较大程度，提供一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做事的例证，使大家公认你是一个务实的人、做事的人，而不是一个享受虚荣、爱出风头、追求“出镜”的人。有了以上这些基本觉悟，我觉得自己首先是把事情想明白了，想“对头”了，以此种心态，自己可以走到这把交椅跟前去了。

至于踏踏实实做哪些事、如何去做，我也早已胸中有数，甚至自己早已有了一定之规，因为我过去就算得上一个“务实的人”“做事的人”。具体来说，我对自己有若干戒律。戒律之一，不做空头学术活动家。在学术文化界，这种活动家不乏其人，自己不研究问题，面对学术问题自己没有定见、没有发言权，却做出不少学术架势，热衷于张罗、组合与主持各种学术仪式、各种学术活动，更热衷于在各种场合以老大或掌门人的姿态一现身影，在学术界无处不在却可有可无，他人当面尊重恭敬你，背后却不无微词与讥诮，甚至直戳其脊梁骨，我之所以告诫自己不走这条路，也并非我悟性高明，而是这种前车之鉴的教训足以令我却步。戒律之二，不在学林中刻意经营派系关系，不花心思去搞合纵连横、亲亲疏疏、打打拉拉。同样这也并非出于我的清高理念，而只是因为觉得学术文化的正务已足够一个人殚思竭虑的了，我精力有限，实在无暇去经营人际关系，何况，要经营起来更费力气，即便经营成了气候，对自己也没有用处，因为我在仕途世事方面并没有腾达的宏图，要派系党羽何用？再说要在“江湖上”充老大，也需要特殊的素质和本领，那我都是不具有的。戒律之三，不要在出国出访上多耗费功夫。毫无疑问，出国出访多，在国内显然已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对于搞外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出国出访当然是件好事，但这种机会对于一般学者并不多，我1981年和1988年两次被邀访法便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深知能得到对方外交部文化司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邀请这样的机会几乎不会再有，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还要争取受邀长期出访，那就得以“九牛二虎”之力去搞铺垫、走门路，而我实在舍不得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何况自己在“法兰西语言谈吐术”上道行甚浅，还是被动地等“天上掉馅饼”的时机为妙。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在实际上，对于好学者来说，频繁出访亦非研究和思考所绝对必要的条件，能充分利用国内既有的学术文化资源和思想材料者，远比常年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而静不下心来进行研究思考的人，要来得更有学术成效、更富实绩成果，最令人敬服的范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仅出访过一次的钱锺书，敝人不才，何不以此为榜样？

自我设定的以上这些“戒律”，多少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勺园会议后我在学界的身份和地位有了点变化，但思维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仍然像过去那样，从内心深处摈拒功利性的世故图谋与学界常见的那种打上了官本位主义烙印的价值追求，并在行动上自觉地与之保持距离，尽可能离得远一点。说得直一点，我并不准备成为“长”、成为官，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想成为学术领地里的一个“强劳动力”、一个能干的“把式”、一个能出活的“庄稼人”。如果说，我坐上了会长的交椅之后，的确也有志愿、有努力方向、有图谋的话，那便是做一些实事以活跃本学界的学术气氛，以推进本学界的学术发展、以积累更多一点有用的人文成果，只不过，在勺园会议之前，我是“独善其身”，自己埋头书斋只顾写自己的文章、出自己的书，而勺园会议之后，我就得尽可能引领本学界多思考、多研究点问题，多组织大家去做些成规模的人文积累的实事了。概而言之，就是要在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上，多做实事。

2.“矮个子”在交椅上十年的作为：促进本学科发展

在中国，开会是群体公共生活的一种基本生态，对于文化学术性的研究会自然也不例外，一个研究会要推进本学科的发展，或者说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活力，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开学术会议，我作为一会的领头羊，当然要致力于此。至于怎么开学术会议，开什么样的学术会议，那则是大有讲究的，对于官本位主义烙印比较明显的学会、研究会而言，最简单易行而又可以堂正风光的方式，就是每年开一次“年会”，会上的议题广泛而不专门，随便谁、随便什么议题基本上均可登上讲坛，这大大便利于对专门学术专题并无研究的人士到会上“信手拈来”某个“一得之见”，侃侃而谈，而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更是可以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每次年会无不选择在有名胜古迹的旅游胜地召开，于是，这种会就愈来愈成了某些学界人士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际遇，成了学界有身份人士的集体旅游。我既然有志于务实地推动本学科的发展，自然不能选择这一条道路，何况，这完全是一条“金光大道”，有官方丰厚拨款的支持。而我这个学会，是没有这份福气的。我所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开一次次专题明确的学术讨论会，议题一明确，有研究者、有成果者才能赴会，参会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一些，开会所需的经费也就少了许多，但一旦召开，其学术纯度、学术含金量在本学界反而会熠熠生辉，令人瞩目，成为有亮点的学术活动。

要筹办这样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如何选定议题是一项首要的“技术活”，其“技术含量”一是要选定议题的学术时令性，二是要了解本学界的“消化能力”，三是我自己对议题要有引导的主见和掌控的能力。所谓的“学术时令性”，通俗的说法就是学术文化上的“逢年过节”，一般就是某个文学事件、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周年纪念”。说白了，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学术借口，似乎只要有一个借口，文人学者聚集在一起侃侃而谈就“师出有名”了。本学界的“消化能力”，就是指本学界对议题了解研究的广度、深度及总体学术准备的程度，只有当学界有了学术准备，这个问题才能谈得起来、讨论得起来。再就是出题者本人的主见和掌控能力了，这要求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行一步”，自己多少有过研究，有一定的研究心得与见解，有一定的发言权，如果没有，那如何起引领作用？总之，应该具有这三个条件，而且这三者在你身上必须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最终才能构设出一个对学界有激发思考、引起兴趣、有话要说、有话可说、说出颇能在学界别开生面的议题。也许，一两次学术会议的议题选得中肯而精当还不难，但每次选题都要中肯而出彩就不容易了，更难的则是每次基本上都能如此且始终贯彻十来年之久。今天回顾起来，我在任内这些年筹办学术会议大都按此等标准行事，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个“份儿上”，这首先就使得学术会议具有了专题性与专业水平。

其实，决定学术会议重要性与质量的关键，仍是学界本身的必需程度与可行性，以及会议组织者的创见与掌控能力，学术时令性只是一个“名号”与“说词”，组织者是可以灵活掌握的。在我的作为中有两个例子就很明显，一是1988年举行左拉学术讨论会，一是2002年举行雨果纪念大会。前者是打着左拉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的旗号，后者则是以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的名义，且都不严格符合周年纪念的“时令”：前者提前了两年，后者也提前了将近两个月，两者都是出于本学界的“必需”与迫切性。关于后者，我准备在以后相关的地方加以说明，现在先说说关于左拉学术讨论会的事。

1987年我上任后，首先就需要搞一次学术活动以显示自己的“政绩”，但近一两年之内偏偏没有适合的“文学时令”，相距较近的就是1990年的左拉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于是，我就以迎接这个周年纪念的名义于1988年筹办了左拉学术讨论会，不过，“个人原因”毕竟是次要的，主要还在于学术问题本身带有其必要性和急需性。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国内对左拉与自然主义的评价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左拉的“自然主义”是一个颇具贬义的用语，如果人们谈到烦琐的、死板的、令人感到厌烦的描写，经常就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概括；如果人们谈到色情的、黄色的描写，更是经常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称呼。如果是谈一个写真实的作家，对他作品里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与长处，人们总是把它们归功于现实主义，而对他作品里一些缺点与毛病，如“歪曲了现实”“歪曲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没有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以表面的貌似真实的描写掩盖了社会的本质”，等等，则都归罪于左拉与自然主义的影响。而如果要谈人类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过程，那么，人们则把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蜕化，还有更不客气的，干脆称之为一种“堕落”。

我一直认为这种偏颇是狭隘的现实主义至上理念与“左”倾简单化主观臆断所导致的，对左拉与自然主义的评价严重不公正、不科学，急需在评论中、在高等院校的文学与外国文学教学中加以澄清和纠正，很有必要在本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左拉及其自然主义并做出重新评价。因此，决定以这个议题筹办一次学术会议，作为我上任后的“开场锣鼓”。

应该看到，这个会很不简单，颇有“风险”，它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甚至带有“政治色彩”，因为对左拉和自然主义评价的偏颇与恩格斯1888年4月一封著名信件中的文艺论断有关，在这封信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严苛的标准，做出了大褒巴尔扎克、大贬左拉的文艺论断，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至上论、自然主义糟粕论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是我终身敬仰的导师，事实上，我在研究工作与为文作评中，一直是以他为学习的榜样，甚至是模仿的对象，特别是他那泽润的文风。面对他的文艺论断，我且不说为了自己政治上的安全，即使只是面对自己崇敬的偶像，我也不敢造次，何况引领本学界去对革命导师的论断进行商榷，还有一个“殃及池鱼”的责任问题。因此，我做出这样一次学术会议的决断是经过反反复复、深思熟虑考量的，甚至是经过了煎熬性的思想斗争的。只是在我根据经验与分析，对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底线做到了心里完全有数，对左拉自然主义问题的纯学术性充分有了把握，并且在文学史料和理论分析上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决定付诸行动的，而为了做到“文责自负”“公私分明”，我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另行准备了一个长篇学术发言，其主要部分有三个方面。一、对恩格斯原始信件的文艺论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做如实的说明与分析。二、从文学史的客观发展过程论述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就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补充，左拉是对巴尔扎克的继承和超越。三、论证左拉的创作理论把科学精神注进文学、左拉的文学创作把人的“血”“肉”机制及其派生的精神心理扩入文学表现的范围，是左拉对文学巨大的特有的贡献，左拉文学作品中百科全书式的几乎无所不有的社会图景描绘具有高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思想认识意义。总之，该文对左拉及其自然主义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评价，做到了实事求是，小心求证，平心静气，以理服人，后来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的左拉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特别恭请了两位名誉会长罗大冈、闻家驷还有荣誉顾问陈占元三老莅会指导，会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后来也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公开发表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都未受到学术文化界的质疑和批评，这要算我的理论评论活动中少有的一次幸运，甚至它为我又一次赢得了“有学术胆识的”名声。

难办的事过去，前方就是一马平川。1988年的左拉学术会议以后，我在举办专题学术会议方面，就是“轻车熟路”了。

从1988年左拉会议之后，我把举办专题学术会议当作自己作为会长的主要职责来做，基本上不到两年就举办一次，到我辞去会长职务为止，由本学会主办的专题学术活动主要有这样一些：巴尔扎克文学创作讨论会（北京）、文学中的意识流问题讨论会（北京）、文学中的荒诞问题讨论会（长沙）、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问题讨论会（西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讨论会（广州）、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及雨果文学创作讨论会等。本学会参与的重要学术文化活动则有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和普鲁斯特国际学术讨论会等。

以我在任期间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频率而言，当时在同类学会、研究会中恐怕算得上“首屈一指”，而且，这些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专题性强，且有明确的社会文化学术投合性，又组织得当，讨论集中在学术上面的确有所获，必然产生了实实在在、广泛久远的影响，至少在学界使人有深刻的印象，因而法国文学研究会也就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团体，获得了“有学术活力”“有学术生机”的佳誉。特别得到赞赏的是，法国文学研究会还往往不止一次在专题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专题论文集公开出版，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果，如《荒诞文学论文集》《存在主义文学论文集》等，虽然我要为此多付出不少精力，但至少在人文学科的领域里，学术活动组织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是被认为达到了“至高境界”。当然，这一切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业绩，不过，对于一个在本单位既无权势又无派系、处于边缘地位的“学术苦力”来说，却殊非易事，无行政与人力资源可征用，无助手秘书、私淑弟子前来相助，凡事都得自己动手，何况我天生没有坐享其成的命，喜欢事必躬亲，总觉得自己来干更为放心，每要组织一次学术活动或一次学术讨论会，先是设想出主旨、主题与创意后，再就是联系合作单位，邀约学界有分量有水平的学者同人前来赴会。为此，自己要拟出通知和邀请函，而为了使得学术会议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又经常要拟出与讨论问题有关的范围和论纲，以便受邀者事先胸有成竹、有备而来。除打印邀请信函和有关资料并将它们付邮寄出这样的琐事不需我亲自完成外，其他的事几乎都由我自己动手动笔，琐事则难为了学会的秘书长金志平，他性格平和、任劳任怨，对于他来说，这当然是大材小用，要知道，他自己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世界文学》编辑部的资深编辑和主编，即使只需他把拟好的信稿交付给打字员和收发员去完差，也实属不易。因为他为人好，而且又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他给了我面子，我至今仍感谢他。

特别令人“没辙”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我而言，在书斋里做学问，只需有书籍和纸笔就够了，但搞学术活动，特别是搞学术讨论会就必须有大量经费，而这正是天生与我无缘的。要得到经费，如果不是当权为政者自己拥有审批调拨权，就是当权为政者的嫡系，背后有坚强的靠山可获照顾通融之便，但我在本单位，两者都不是，反倒要穿穿小鞋，这就拖累了以我为会长的研究会，在经费问题上难免也跟着要“穿小鞋”，基本上要每两年才能争取到一笔经费，每次不过三五千元人民币而已，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按常见的“公款吃喝”的标准来说，刚够摆上两三桌酒饭而已，这对于组织一次学术活动的所需真乃“杯水车薪”也。

因此，要开学术讨论会，我们这个“北京中央”的研究会就必须在外省市找一个高等学校的有关院系作为合作伙伴，我方有“京字招牌”和卓著的学术名声而苦于“囊中羞涩”，对方却有大宗学术经费而正求提升学术地位和名气，两方优势互补、一拍即合，法国文学研究会与西安外语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等单位就存在文学、荒诞文学、法国20世纪文学发展等专题的学术活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每次都是由我方提供议题、创意、开幕词、主旨报告，并负责组织学术发言，而对方则提供经费中的“大额”，还有会址、食宿条件及会务服务，如果说每次学术会议是一个“股份公司”的话，那么，法国文学研究会每次都是以“知识产权”入股而当上“老板”的。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种合作方式的话，法国文学研究会不可能在办专题学术活动这方面办成如此多的事情。这也说明，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大都选在外地召开的原因，只有两次学术活动是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是我就任会长的第一次“开场锣鼓”，即1988年的左拉讨论会；另一次则是我辞去会长职务的“谢幕”之举，即2002年雨果纪念大会与学术讨论会。而这两次大型活动，特别是后一次，我在筹备工作与具体会务安排方面可真受到了一次如“炼狱”般的历练，此乃后话，容后再述。

3.敬老尊贤

按我有限的理解，坐在会长的交椅上，基本上只有两大要务必须面对、必须尽可能地去做好，如果想成为一个口碑不错的会长的话，一是如上所述，要举办一些有质量、有水平的学术活动，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这是“硬道理”“硬任务”；二则是尽可能地促进本学科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气氛。对我来说，我更为经常操心的是后一项要务，而不是前一项，因为自己有过对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的经历，提出学术问题、举办学术活动似乎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而与人打交道却正好是我的弱项，是我的“软肋”。我生来就缺少在人际中应对、周旋的机巧，甚至每当面对他人时，也经常有难以轻松自如之感。面对一般的人际关系，我尚且是这种心理状态，何况我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很有个性、很不容易面对、如要调理那就更难的学界和文化群体。

如果说人际关系复杂的一个重要根由在于人性的复杂和个性多样化的话，那么我所面对的法国文学界就是一个特别具有丰富、复杂个性的群体和领域。对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要有所说明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且提供若干粗浅的认知：进入这个学界的人，大都比较聪敏易感，又不同程度具有语言天分和人文才情，因为法国文学是一个需要这些精神素质的领域，正像航天科学要求数理才能一样。而在这个领域里能崭露头角者，更是得有“两把刷子”，因而这些成员具有某些自我优越感和自命不凡感，也就在所难免，这样的学人聚集成堆，要不常有点“文人相轻”的世态，那才是怪事。仅为“相轻”尚无大碍，如果进而为争强斗胜、互不相容、主动出击、磕磕碰碰，则势必有两者俱损之负面后果了，此其一也。其二，有才俊细胞的学子进入这个文化领域、从事这个职业行当，几乎无一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来到这里无一不自觉地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志向，那便是要在业务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至少是有所表现，终极目标是成为强者、胜者、闪光者，成为学术文化天空中的星星，而不是默默无闻者，不是大路上的一颗石子、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因而强烈的自我实现欲、自我发展欲、自我突显欲，也就成为常见的共性，而在人际关系中，也就很容易要求他人承认、尊重、仰望自己，甚于要求自己对他人持对等的理解、诚意和尊重。其三，由于法国文学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崇尚自我独特性、崇尚个性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安身立命的人士长期耳濡目染，在人格处世上自然也就带有几分落落寡合、守望自我、自行其是、特立独行的味道，即使原来并不完全如此，日久受感染也就自然散发出这种“幽香”。以上所有这些似乎是我对本学界妄自菲薄之议，颇有不当非议之嫌，但与其说是我对客观群体的一种妄评，不如说是在对自我剖析的基础上的一种体察和理解，因为以上三个方面的“因子”与“细胞”在我自己身上也都存在着，即使我自认为只是这个“族群”中灵性智商仅为中等偏下的一员，但其基本特质，我也是“应有尽有”。

正因为对本学界人士的“脾性”有如上的体察和认知，坐在会长交椅上，我自然有“高处不胜寒”之虑，而要面对这个学界的人际关系，做任何事情则都有“如履薄冰”之感，特别是勺园盛会上曾经发生的那一幕，不仅印证我的认知，而且强烈地提醒和告诫了我在学会的人际关系上一定要小心翼翼、得理得法。

那一幕发生在勺园盛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根据早已预定的计划，在那次大会上将要先通过研究会全体新理事名单，然后再选出新领导班子即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完毕，全体大会即胜利闭幕。不论是全体新理事名单还是领导班子人选名单，早在勺园盛会之前，就已经是各单位、各派系及本学界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人士多方面酝酿、充分协商的结果，在勺园盛会上又再次充分讨论、协商，且事实上已取得几乎所有与会人士的一致同意，谁都以为最后一次大会只不过是大家举手一致通过以上两个名单而已，因为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的学会组织嘛，既无权力又无资源，所谓的“领导班子”与任何其他政治实体、经济实体的“领导班子”实有天壤之别，明事理的人决不会要求以“民主不厌其精”的隆重方式来选举，更不会“每票必争”、像选举政治中选总统一样严加审核。然而，大大出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理事会的名单一通过，刚进入副会长人选的表决程序，突然从会场霍地站出来一位少壮派人物，其势大有“振臂一呼”之慨，他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指名道姓对一位副会长人选进行不留任何情面的抨击，一篇慷慨陈词、居高临下、态度严厉的演说，其要旨不外是说，该副会长人选的学风和人品均有问题，不能作为副会长人选，应予以撤换。他语音刚落，又站起来一位少壮派，大声附和，表示坚决支持。这两位人物均为少壮派才俊，也是本学界有名的“生死之交”，此一“揭竿而起”之举显然是事先商定的，一个“主帅”，一个随从，密切配合，步调一致，语态吻合，目标集中，当时大有震撼作用，使全场猝不及防，在一片惊愕之后，是一片沉寂。

实事求是地说，如此激烈炽热的斗争场面，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十年浩劫”之中才可以见到，如此指名道姓撕破脸皮、当面指责之举，在学术文化界同人聚会上则是我所见的绝无仅有的一次。何况，发动攻击者比被攻击者年轻一些，辈分和资历也明显较浅，如果没有强烈的不可抑制的功利驱动，是不会如此不顾情面和礼数的。而被攻击者虽然不能说是完人，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在大庭广众之下遭批的过错和劣迹；相反，不论在学术文化业绩上、资历上、职称职务上，都要算本学界比较优秀的一员，作为一个副会长人选应该说是相称的，至少不应受到当众被羞辱的待遇。

那么，这位起来发难的斗士意欲何为呢？后来，据某观察家分析，这位颇有谋略思维的斗士之战略意图不外有二。之一，把那位副会长人选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以实现自己越过一级而直接进入研究会“领导核心”的目的，为以后坐上研究会第一把交椅打下基础；之二，攻其一点以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果，使得原来的人选方案完全崩盘，研究会的改选工作不得不从头再来，那他的终极目的旁人就很难评说了。

不论振臂一呼者意欲何为，反正，当时会场一片沉默，既无人持异议加以反驳，也无人附和赞同。待了一会儿，才有人出来打破沉寂，提议说：“还是付表决吧！”显然，谁也不愿意争论，只想靠表决的方式简单了事，勺园盛会都到了最后时刻，何苦“功亏一篑”呢？何况，又不是选总统、副总统，值得那么较真吗？且人选名单又是大家反复酝酿出来的，学界这些熟人谁不了解谁呢？谁又愿意听你讲什么就信什么？于是，投票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原定的人选都一一通过了。危机终于过去。这是常理常情的胜利，是理智的胜利。

虽然这场危机并没有涉及我本人，但我面对当时盛会功亏一篑的危险，真还有点心惊肉跳，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在我心里也造成了很确定无疑的消极的印象和认识：我过去对本学界老一辈人之间的矛盾、摩擦、排斥及老师欺侮、打压学生的现象就甚是反感，如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现了勇于争雄格斗的生力军，且急功近利、咄咄逼人、毫无顾忌的劲头，较过去更有了提升。对此，我形成了自己的定见：这是一个“事多”的学界，如果这种事再发生一两次，即可沦为一个以内耗、内斗而闻名的学界，自己坐在这样一把交椅上，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这种消极的认识和印象对我也并非没有积极作用，它至少使得我在面对学会人际关系时保持着“如履薄冰”的谨慎，也使得我力图做一些事来避免上述炽热场面的再次出现，并努力在学会内部营造和谐协调的氛围和风气。我深知，对于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事情，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既然坐在这把交椅上，总还可以怀着诚意去尽自己的人事，姑且“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吧。正是在这种思想下，我在一些方面做了些努力，兹述其中几项要者如下。

其一，在研究会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建立起对凡有一定业绩者均做充分尊重并给予一定荣誉的机制。何谓“有一定业绩”？矮个子会长所掌握的标准很简单，凡是出版过一种学术研究论著或翻译作品的专业人士，皆被视为“有业绩者”，门槛显然不高，在本学界，出版有学术论著并非易事，但出版有一两种翻译作品，对很多专业人士来说并非难事，达此标准者大有人在。“做充分尊重并给予一定荣誉”具体何所指？要知道，研究会既非领导机关，也非经济实体；既无法授予奖章奖状，也无法发给奖金，只有虚名虚衔可赠，只能根据业绩的大小分别依阶推举为理事、常任理事、顾问以至名誉顾问、名誉副会长等。按矮个子会长的理解，这不过是多设一些大大小小的座椅，有椅子坐的人多了，学会里自然会更平静更安定。为此，在几乎每年一次的年会上，总有一项增补理事的议程，事先由矮个子会长提名并在一定范围里有所酝酿，凝聚共识，最后鼓掌通过。这事做得很有诚意，程序又简单易行，于是，逐年下来，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就像滚雪球一样，人数愈滚愈多，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它在整个学会的“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也许是中国任何其他研究会都比不上的，不敢说占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吧，至少也要占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对此，不止一个人很不以为然，认为理事会编制如此开放，有损学术机构的尊严，进理事会如此容易，门槛未免太低，增补未免太滥。我却仍坚持己见，认为以“一本书主义”为标准，门槛并不低，而学会的尊严在于其出成果、出人才的频率，在于其学术活力和学术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在我的理解里，学会、研究会只不过是一大批学者经常聚集的一个厅堂，理事会的增补扩充只不过是根据需要在这个厅堂里多设一些椅子而已，这里并非什么议事决策机构，也没有什么涉及实际利益的事情要议诀要，只不过是为了在这些学人以学会友、以文会友时来到这个厅堂时，有更多的人能坐在椅子上说话，省劲点，心境宽松点、舒畅点，如此而已，仅仅如此而已，当会长的多备几把椅子，与人为善，何乐不为？

不可否认，“理事”这一头衔并非与“功利”完全无关，它意味着“业绩声誉”“学术地位”，特别是全国性研究会和学会的理事头衔更是“颇有含金量”，在评职称和提干问题上，都是很有用的砝码。正因为关系于当事人的前程，我更认定要以“与人方便”“玉成其事”的宽松态度行事，决不能冷漠以对、袖手旁观，更不应该作威作福、小肚鸡肠，因为我自己尝过攀登学术阶梯的辛劳，也吃过学术等级高压的苦头，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奋斗的不容易，对自己的同行后来者理应有一种仁者情怀。我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具有的一种“座椅道德”，并相信只要恪守“一两本书主义”的标准，就不存在过松过滥的弊端了。特别使我难以忘记的是我的一位长辈的这样一件事：郭麟阁教授是我在北大的授业恩师，他在法国语言和法国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仅他在课堂上随口就能背诵大段大段高乃依与拉辛的悲剧，就使我等青年学子敬仰得五体投地。在他晚年的时候，我曾到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师生多年不见，交谈甚欢，他在谈话中倾诉了这样一个遗憾：他致力于法国语言文学教学多年，可是到头来在法国文学研究会里却没有得到一个理事的名分。法国文学研究会这个失误发生在我尚未当道的时期里，我听到他这番话时，也无权加以解决，但每当想到这件事时，就深感法国文学研究会欠了郭老师一笔永远无法弥补的债。而我一旦坐上了交椅后，仅郭老师这个遭遇，就足以使我立下了这样的志愿：决不让任何一位敬业有成的学人在我的任期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要让他们来到这个学术厅堂时都有“椅子”坐，都各得其所。

本着以上这些诚意，我一直坚持理事会的名额不受限制，要不断开放增补，多年如此下来，理事会就发展到了相当“浩浩荡荡”的规模，大概国内极少有学会、研究会拥有这么多的理事和名誉理事，效果如何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副作用和负面效果，倒是大家各得其所、各有其名位，新鲜血液也畅流无阻，法国文学研究会终于成了一个大家还算有宽松、舒畅之感的“聚会厅”，勺园盛会最后那一幕炽热火爆的场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其二，努力营造互相承认、互相赞许、互相赏识的气氛，促进团结和谐。

文人由相轻而至不和，这根由来自人性深处，谁也无法根除，这一点我很清楚，何况我自己身上也并非没有若干成分。但是，与“发乎情而止于礼”是一个道理，理应加以掌控、抑制和削弱，否则，研究会就会乱成一团，这种前景对坐在交椅上的人将是极为难堪的，即使从利害关系考虑，我也必须做出自己的努力。不过，说老实话，做何努力的选项实在很少，以自己的情况来说，唯一可做的就是正面提倡，从自己做起。这也并不特别难，自己首先保持低姿态就是一个最方便易行的办法，我讲到自己时，倒还有意识避免洋洋自得，与虚张声势、自吹自擂更是“敬而远之”，倒是多次自嘲是“矮个子”，坦言自己的智商在本学界仅为中间偏下的水平而已。当然，作为一个多少有所作为的人，我也不宜妄自菲薄，分寸掌握得不好说不定又露出了浅薄自得的狐狸尾巴，唉，我也是“文人”嘛！

收敛自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要能持积极的评价，要善于发现他人的可取之点、长处、强项及优势，特别要有对他人唱赞歌的诚意，甚至要有唱颂歌的雅量和风度。在识人方面，我还不失为一个公正的人，对他人的认识不失公允，尚属通情达理，这倒不是说我眼睛不“毒”、不“尖”，我自认为自己还很能从一些人情世态的细节中看出若干人性弱点、人性卑劣，但我生性还算忠厚善良，总说不出尖刻狠酷的言辞来，甚至有时在内心里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观察所得，似乎看出了他人的缺点是做了一件对不起对方的事。另外，我生性也容易激动，说话表态往往兴之所至，少费斟酌，唱起“赞歌”来确不乏真诚的热情。我特别乐于对我的同辈人唱“赞歌”，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他们的业绩来之不易，对他们的溢美之词也就不少，如“本学界难得的才俊”“傅雷的传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精于法兰西谈吐艺术”“桃李满天下的讲坛名师”“其业绩接近傅雷的译林高手”等，即使有人提及勺园盛会上那位“义士”的发难，我也几乎没有一次不强调“他的文章写得很漂亮，有文采，在本学界是数一数二的”，我讲这话的时候甚至在有的方面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数一”的地位上的，虽然他并非没有弱项，却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劲头。

我知道，零零星星与人为善的言论和点评，当然还不足以在学界营造出和谐互敬的关系，还应该尽可能做些实事，但谈何容易，学会的空间非常有限，经济力量更是微薄，而任何实际举措还得有复杂微妙的人事平衡……多加考虑之后，我终于只办成了一件像样的事情，那就是1999年举办的“‘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在会上，我做了一个开场词，也算“主旨发言”，会议的主题、内容及我个人的愿望和用心，基本上都在这篇发言里，这里不妨原文照录：

法国文学研究会囊中羞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无力搭高台、唱大戏。今天，在难逢的世纪交替之时，聊备茶水开这样一个座谈会，以述学界友情，略表敬老尊贤之意，具体内容就是，对本学界北京地区六长者半个世纪以来的译著业绩进行回顾与赞赏。

法国文学界在我国是一个有了一些岁数、成熟而充满活力的学界。在这里，时贤才俊辈出，精品译著、高论妙文不断问世，为中国读书界、学术文化界提供了高层次的精神产品，为全社会的文化积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整个学界所有这些贡献中，长者们的贡献显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长者，是个相对的概念，我权且把50年代大学毕业的我们这一辈人的师长，都划入长者的范畴，也就是指在本学界都已经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一批先行者。如今，这一批师长、学长中仍然健在的，除了北京地区的这六位外，还有上海地区的郝运、林秀清，南京地区的徐知免等，他们都是卓有贡献、令人敬重的学者。由于我们条件有限，这次座谈会仅以北京地区的长者为对象，未能包括其他地区的，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在六位长者中，占元先生要算是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位，他那个高龄的前辈们，如今唯有他是硕果仅存了，我还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占元先生就已经是翻译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颇有社会影响。我进北大的时候，他是燕园引以为自豪的名教授行列中的一位，他讲授的翻译课，使我们受益匪浅。占元先生作为翻译家，他的巴尔扎克译品以严谨著称，他所译的狄德罗美学理论则是高难度的活，非一般译者所能胜任。他还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法国文学史学者，他对巴尔扎克、狄德罗、纪德等一系列重要作家都有过系统而精辟的论述。特别令人感佩的是占元先生的人品，他忠厚宽宏，虚怀若谷，从不计较名位，永绝意气之争，颇有圣人提倡的温良恭俭让之美德，对我等后辈热情诚挚、平易近人，像李健吾先生那样是一位真正的宽厚长者。

渊冲先生是本学界值得尊敬、令人佩服的前辈，他与我们在座的好些人相识都比较迟，但他对我而言，早就如雷贯耳了。相识之初，他的热情豪爽、坦诚率直就深深打动了人，我以为，这是一种明彻见底的性格，是一种不设防的作风，只有真正的好汉或者有好汉自信心的人才能具有。渊冲先生翻译方面的业绩与成就是全面而又突出的，他不仅是好些法国文学名著高水平的中译者，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英译者、法译者，在中译外这个高手才能入场的领域，他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人。对于他的译作，他有两句著名的自评：“书售中外三十种，诗译英法唯一人”，这一自评与他把这两句话印在名片上的做法，似曾引起微词，但我以为这正是许先生率直性格的特色，何况他的自评并没有任何水分，没有任何浮夸，既当之无愧，何不当仁不让？渊冲先生有丰富的、成功的翻译实践，他的翻译理论当然也格外值得重视，如果我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示支持与赞赏，那肯定会苍白无力，不如引用钱锺书先生对渊冲先生的专著《翻译的艺术》与《唐诗三百首》英译本的评语，锺书先生说：“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这就足以标出了渊冲先生翻译理论的价值。

永慧先生是本学界和善可亲的长者，也是在座不少人的老朋友、忘年交。在中国的翻译家之中，永慧先生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了，他的译著等身，成绩惊人，有广泛的、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他虽已届高龄，却精力充沛、宝刀不老，可以预料仍会有新的译作源源问世，将来，劳绩的丰碑必大为可观，但我想，即使只以郑先生目前的成果而言，如果编辑出版《郑永慧译文集》，其规模也很可能与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旗鼓相当。作为法国文学的翻译家，永慧先生再一次体现了傅雷先生曾经体现过的一条宝贵的经验：在翻译的选题上当有纯正高雅的品位，永慧先生具有选题的“慧觉”与“慧眼”，他选取了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纪德、萨特这一系列高峰或高地来建树自己的劳绩，就有如一个将军选取了一些主要的制高点，如果翻译不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领域的话，那就几乎可以说后来者在法国文学翻译方面可做的事似乎不多了。

震湖先生是法国文学界的一位元老，是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他不止一次以他的睿智对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工作起了建设性的作用，是法国文学研究会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顾问。震湖先生幽居东郊，与我们研究会中一大批来自西郊的学人相知不深，但去年的一次活动，使我们对震湖先生的学术见识、学术勇气与学术活力有了全面的认识，那就是研究会就震湖先生与时代文艺出版社合作推出三卷本《萨德文集》一事举行的座谈会。震湖先生在大陆第一次翻译出版了萨德这位惊世骇俗的哲人的文集，的确表现了为社会文化积累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的精神，他在短短一两年内完成萨德三部作品的翻译，显示出他高层次的翻译能力与娴熟的译述技艺，他为《萨德文集》所撰写的学术性的序言，老到练达，颇多创见，使人感到姜还是老的辣。震湖先生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能文能译，而在译事方面，他的法译汉有雨果、左拉等硕果累累，他的汉译法，则有哲学史专著，他还能操英译汉、汉译英的双向技艺，而在翻译的题材上，则从经典作品到爵士乐，从海关条例到巫术，真是好有一比，好比金庸小说中内功深厚而招数变幻无穷的奇侠。

齐香先生与桂裕芳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辛勤育人，桃李满天下，法国文学界有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学生，在座的罗新璋、金志平二位与我，我们的法文启蒙课就是齐、桂二位先生给我们上的，就像阿尔萨斯小顽童对阿墨勒老师的最后一课永志难忘一样，我们对齐香先生、桂裕芳先生的最早一课一直记忆犹新，她们优美的语音、美丽的形象以及桂先生大姐般的温柔一直活在我们心里。她们二位在承当繁重的法语教学任务的同时，也从事了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并有诸多建树，齐香先生在乔治·桑的翻译上有显著的成绩，并曾获得翻译成就奖。桂先生的年纪不老但辈分甚高，她的翻译业绩，可谓硕果累累，她主编并部分翻译的莫泊桑小说全集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积累工程，她编选并翻译的《洛蒂选集》即将问世，当会令人瞩目。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她在法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方面，也许要算本学界成绩最为突出的一位学者了，她是普鲁斯特巨作的主译者，也是纪德、莫里亚克、布托、萨洛特等作家的重要作品的首译者，她的译文准确、流畅、朴实、自然，无矫饰浮华之痕，给人以素面朝天的美感，她把布托的La Modification这个书名，译为《变》，仅只一字而意蕴无尽，深得现代派文学要素象征与抽象之神韵，令我赞叹不止！

虽然世上的事物都有如米拉波桥下的流水，但我相信人文价值将要长存，人文领域是一个积累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取代的领域，用雨果的话来说，莎士比亚不取代但丁。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对六位长者半世纪的人文业绩进行回顾，加以赞颂、予以研究、加以发扬。

当然，人类的人文精神是一座广阔而高远的大山，高山仰止，人生渺小，每一个西西弗推石上山的数量毕竟有限，推石上山的方式各有长短，各有优拙，但不论规模与高度如何，只要推石上山有所进展，那就将是充实的人生，人生的价值也将附着于人类的人文价值之上而长存不灭。

不揣见识浅陋，语言笨拙，牙齿漏风，讲以上一些话，叙学界友情，向长者致敬，有失衡之处、失言之处，请长者们、请兄弟姐妹们多多包涵。

谢谢！

这次活动虽然场面异常简朴，但效果和影响甚好，勺园盛会上的那位发难者也参加了座谈，这是勺园会后他第一次光临法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在这以前，虽然每次学术活动都正式邀请他参加，可是他从未露面。这次他参加了座谈会，法国文学研究会也算开了一次“团圆会”，是件令人高兴的难得的好事。会后不久，我也得到齐香先生托人捎来问好的口信，她是罗大冈先生的夫人，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我一直尊敬她，但她与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联系，虽然我跟罗大冈先生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对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个人敬老尊贤的诚意，似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点首肯。

其三，矮化座椅，把自己缩小一点。

我自己是草根平民，从来没有对仕途心动过，说实话，对与仕途官场有关的人世百态、心理意识和风格做派都没有什么好感，自然而然，从我一坐上交椅的那一天，就告诫自己在椅子上千万不要煞有介事、自鸣得意，不要把座椅当作那么回事，更不要视为“权杖”的象征；何况，它本来就与“权杖”无关。如果迷恋痴着，忘乎所以，只会落得浅薄庸俗，滑稽可笑。从行动与措施上，我至少也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我一就任，就委托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张英伦为常务副会长，并让他充分“有职有权”，大有把我自己架空之势，且明显有将来由他继任会长的意图。张从北大法语系毕业后又考上罗大冈先生的研究生，是罗先生的高足，他能译能文，办事能力强，效率高，且头脑明智，待人处世颇有外交家的精到严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难得的人才。可惜他不久后即去了法国，从此一去未归，另有发展，在巴黎商界获得成功。他的选择使我的谋划完全落空，即使在他出国多年未归而被“翰林院”按章除名、取消了国内的公职之后，我仍为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会保留了副会长一职达数年之久。

我在上述打算落空后不久，又委托吴岳添为常务副会长，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生，后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黄埔一期”，是我名下的研究生。他接受此职后很踏实肯干，我也就把更多的事情委派给他，凡学术活动一般都由我亲力亲为做好前期筹备工作，如拟定学术活动的内容、主题、论纲、开会通知及预先谋求报道和出版等，而出头露面、临场主持的事则由他来承担，我力挺推举他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

当我在会长交椅上坐了两届共十年后，我向全学界、研究会理事会正式提出了辞职的要求，并安排了正式酝酿下届会长人选的议事程序，请秘书长金志平统筹此事，所有这些都采用正式的书面形式，以坚决表明我去职的心态也。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理事都纷纷来信表示不赞成我辞职，主张由我连任，讲了不少溢美之词。一部分理事则在挽留的前提下，也尊重了我事实上的安排，认可了吴岳添为下届会长人选。

研究会的这次民主过程使我深感欣慰的有二。一是我十年来在交椅上的表现得到本学界的首肯和赞许，我的一番诚意和努力得到了奖励。二是，我对下届会长的人选意图事实上得到了本学界的认可，这为即将来到的顺利换届打下了实实在在的民主基础。至此，我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那就是坚决在近期即行退职，而为了答谢理事会的信任，我不能立即就撂挑子，我决定在最近的时间里，再最后为法国文学研究会举办一次有影响的、有分量的学术活动，也以此作为我的谢幕和退场式，在这次学术活动后我就戏剧性地全身而隐。

我就近选定了2002年初纪念雨果诞生二百周年之际为这个戏剧性全退的时刻。

4.既是豪华的文化学术盛会，也是“矮个子”的谢幕退场

2002年的“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既是我学术组织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精心谋划、精心准备、精心操作的自我谢幕的退场式。它充分反映出了我作为一个“草根学者”的“全貌”和特点，反映出了我的学术头脑和学术见识、我的学术组织能力和尴尬，反映出了我“事无巨细每必躬亲”的优点和琐碎成癖的毛病……更重要的是，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颇具戏剧性和标志性，即自我设定的戏剧性与标志性。在这次大会上，我还是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而在这次会之后，我就从这把交椅上走下来了，我认为，我的这一退场，还算有点处世为人的智慧，还不失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亮点。

请允许我喋喋不休地道来，仅仅为了给自己做一份记录、写一篇“日记”，不过，毕竟是物化为国际饭店大宴会厅里一个高朋满座盛会的一份记录、一篇日记……

早在2002年来到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在这一年要有所作为，因为恰逢雨果诞生二百周年。雨果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其诞生二百周年又是一个极其难逢的“文学时令”，而雨果在中国的影响又特别巨大，作为法国文学研究的中心机构，对此文学时令责无旁贷要有一个大举动，何况，我主编过二十卷《雨果文集》，也有自己关于雨果的论著和译著问世，在“雨果学”上真还有点发言权。既然客观的必要性很充分，自己又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何不把事情做大一点？何不按最高规格来办？具体来说，就是要搞一个纪念雨果的大会并配备一系列雨果学术讨论会，既作为法国文学研究会一次空前的学术文化盛举，又作为我个人学术组织工作中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章。

规模多大？规格多高？这是标杆，先定下来，取法乎上，再做“跳将过去”的各种努力吧。整个学术活动的名称是“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暨雨果文学创作学术讨论会”，既然是首都文化界，那就不限法国文学界，也不限于整个外国文学界，至少应有首都文化界其他领域的代表人物参会，其规格当属我这些年来在首都所见识过的最高级别文化纪念活动，如像过去文化部、对外人民交流协会、作家协会所举办的那种高级文化活动。地点：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就是北京饭店，至少是某个五星级饭店的大宴会厅。参会人数：二百人上下。会议安排规格：设贵宾专座若干席于前列，其他全部参会者均分席而坐，仿人民大会堂国家新年晚宴的形式。纪念大会为两小时，每个发言均为不超过十分钟，会后则以“自助餐”招待全体与会者。学术讨论会另安排适当地点和时间举行，为期两天……

要实现这个蓝图，前提当然是经费，到底需要多少钱呢？我必须先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估算，而要做出估算，就必须先做调查。靠别人调查是不行的，必须靠自己；靠自己道听途说或间接打听也是靠不住的，必须我自己去跑腿查实，取得第一手资料。于是，我出了书斋跨出了我的第一步，先到附近的两三个五星级饭店去物色可用于纪念大会的场地。既不能太大，因为场地的租金会非常昂贵；也不能太小，因为要与“雨果诞生200周年”相称，要与“首都文化界”相称，还要与“二百位与会者”相称。经过我独自一个人做的一番实地勘察和反复比较，我终于认定国际饭店的大宴会厅不论面积大小与设施装潢都最为“相称”。

地点问题定了，下面就是价格问题了，这就更需要我去深入与饭店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原来五星级饭店的宴会厅场地费和自助餐费的标准是随季节和供求而变化的，且相差很大，不巧的是，雨果的诞辰是在2月，如果严格按此日期举行纪念会，正赶上北京春节前各机关、各企业纷纷举行辞岁迎春的各种盛宴、联欢会、聚餐会的高潮期，五星饭店的场地费和聚餐费将比日常的单价高出许多，对此因素，在预算中是不能不考虑的，为了减轻经费负担，就不得不事先做好适当变通的思想准备。至于后来如何变通，且看以下分解。

场馆和聚餐两项调研完成后，还有会场设备和装潢布置，以及有关劳务费用、摄影录像等项的调研要一一完成。要知道会场讲坛的气派、牌坊的美观、雨果大幅头像的设计，都是纪念大会最为重要的“门面”，而摄影录像则是纪念活动的资料文献的保证，都应该有细致的考虑和安排，而这每一项的花费都不在小数，必须一一摸清楚、开列预算……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调研后，我总算得以开列出了纪念活动的全部财务预算清单来，做到了心里有数：如果我能募集到五六万人民币，那么，我就可以在五星级饭店里举办一次规模盛大、豪华耀眼的纪念大会啦！是的，得有五六万！

编制财务预算靠自己，募集经费更得靠自己。途径是征求合作伙伴、拉赞助，具体办法就是“入股”——一定数额资金即可名列于“主办单位”的行列。通过以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发公函和通知，还加上我自己打几十个沟通电话，总算征求到了将近二十个重要的文化学术单位作为合作伙伴，从后来出资多少的情况来说，具体有这样几类：一、是在财务上做出较大贡献的“大股东”，如河北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它们多年来都与我个人有业务合作关系，另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有可观的贡献，因为这些出版社都出版过与雨果有关的书籍，特别是前两家出版社更是出版了规模甚大的多卷本雨果作品集，乐于有纪念会这样一个高级平台来展示展示。二、做出一般贡献的“股东”有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它们与法国文学研究会都是同一个学术领域里的兄弟单位，他们的负责人很多也都是我个人的老朋友、老熟人，很容易就一拍即合。三、倒是法国文学研究会本身出资不多，所做的经济贡献微不足道，好在出了创意和智力投资，就算当上老大的一个“股东”吧。此外，名义上入股“主办单位”行列中只有两个，一是中国作家理论批评委员会，一是法国驻华大使馆，前者是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领导的单位，张炯是我在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的老同事，关系一直不错，60年代他还当过我婚礼的主持人和司仪，他对雨果纪念活动有热情但没有经费，因为他自己身在“翰林院”，在作协仅为兼职挂名而已，不掌握经费的调拨权。至于法国使馆，则由于前不久在《F·20丛书》的版权问题上，因双方有所误解和不愉快，而我又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老跑使馆，在“前厅恭候接待”（fairel’antichambre），因而未得资助，好在我这个中国人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征求合作伙伴、拉赞助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几乎是“一呼百应”。不久，外文所的财务室就通知我，赞助款全部到账，因为研究所是我这个学会的“挂靠单位”，一切财务上的事全由所里的财务室打理，我自己更是自觉地远离一切经济收支，当我得知赞助款已经达到了预算的数目时，我便开始“甩开膀子”，投入了纪念活动的具体筹备工作。

首先，敲定纪念大会在国际饭店的大宴会厅里举行，而为了避开春节前饭店营业的拥挤高潮期以节省相当一大笔“旺季高价”，大会不能严格按雨果的诞生的实际日期2月26日举行，必须提前到1月初就举行，但这么“不守规矩”未免太不专业了吧，我得先找一个说词当成“理论根据”，对于一个专业学者来说，这并不太难，他很快在文学史上找到了法国人提前祝寿的先例，而且也正是在雨果老人八十周岁的华诞之际，请放心，这个中国雨果学学者会显示他的专业水平，自会在提前举行的纪念大会的开幕词中做出说明的。

然后就是向将近二百人发出的请柬通知了。既然是一次高级的盛大的雅聚，那就必须让被邀请者一见到请柬就感到一股高雅精致的气息。多花点印制费是不可免的，重要的是要设计出一张有浓郁文化气的请柬，决不能只是一张大红纸。这位学究虽然天生手拙不善于画画，但对构图和色彩还是颇有感觉的，过去一直喜欢为自己的书封面提供构图和配色的创意，且不乏成功的先例，如他的《巴黎对话录》和《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就是。在他看来，这张请柬就是雨果纪念活动的“封面”，他又情不自禁而“手痒痒”了。除了请柬，还有纪念会上发的礼品资料袋，也得有特色有品位，对这两者的构思设计，他都费了些心思，加上美工师的技艺，后来制作出来的效果很不错，颇获与会者好评。至于会场上的格局构思、安排布置、色调装潢，当然更是“重头戏”：惯用的主席台“套式”不可取，必须以宏大宽阔的讲坛代替，台上起背景作用的大幅底板至关重要，其色调、其大幅头像，其文字说明、其标识，都必须一丝不苟。于是，书斋学者又亲力亲为，构思出了既美观大方又气势恢宏的会场构图方案。

会场布置中还有一项特别的内容，那便是图书与图片展览，这里不仅有工艺美术的考虑，而且也有一个“经济政策”问题，几家出版社出了赞助费，那就得给它们提供适当的平台，以展示它们在出版雨果作品方面的业绩，业绩亦各有千秋，有的社设一精致的展览台，有的社则展出出版物的大幅图片，“待遇”各不一样，对不起，视各社的赞助费多少而定，但在美工设计上都必须达到精美的标准……

会场的“硬件”设计还包括贵宾席和听众席的安排、众多圆桌的布置、来宾名次牌的摆设等细节，我都要有妥善的考虑……

说实话，我忙于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非学术性的琐碎事务时，也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六十八岁的“著名学者”“资深会长”有点“异化”，多少有点“掉份儿”，甚至有点“屈尊降格”，但我仍然乐此不疲，甚至还很自觉往这“琐事坑里”掉并自得其乐，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跨行的“手工活”“事务活”，我也得证明自己“还行”，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书斋里跟书打交道，不亦悲乎？总得跳那么一次、蹦那么一下吧？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次，至少也得试一试，以证明自己也能“蹦跳”，证明自己能“文”亦能“武”，还不是一个片面发展的“畸才”，何况，这次雨果纪念大会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会长谢幕式”，我此生要出格蹦跳一下，机会唯此一次了！津津有味地干吧，老伙计！

所有这些，我干得还算很顺利，可谓得心应手，我并没有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其原因除我自己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其中的细节都有比较周到细致的考虑，自己先把事情想得很清楚，对自己想要得到的效果有明确的要求和方案外，我还找到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得力助手，那是外文所行政处一个姓王的中年行政人员，他本来在本所管交通出行，也兼管一些其他事务，他当上行政主管则是后来的事。他是一位能干的多面手，各种技能他都懂一些，如操作电脑，进行美术构图设计，对于实际的美工装饰和操作也相当在行，等等，我提出方案和要求后，由他加以具体化，再由他行走于有关美术装饰公司之间加以贯彻，何事不能搞定？事实证明，后来雨果纪念大会的美工装潢效果也的确十分圆满。其中，他功不可没，功大于我。通过这次合作，我和他也成了朋友，他就是后来外文所办公室主任王兆纯。时至2015年，海天出版社为《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盛大而精致的首发式和座谈会，他就是会务的临场总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帮了海天一个大忙，又帮了我一次大忙。

有了以上这些对纪念大会“硬件”的安排，将来再加上一顿北京国际饭店丰盛的自助餐，我相信一次场面豪华的文化活动已经呼之欲出了，但我很明白，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造就成一次真正高规格高质量的纪念大会，而必须在至关重要的“软件”上下真功夫，那就是参加纪念大会的贵宾名单和我作为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者的开幕词，前者最好是“群星灿烂”，后者则理应达到思想见解和文采表达俱佳的标准，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高水平的来宾和听众自然会对我有此高期待、高要求。

既然纪念大会的发起和主办单位包括了国内涉外文化领域里几乎所有重点院校和学术出版机构，这些单位的学术名流和文化精英基本上都将赴会，这是不在话下的。问题在于“水涨”则“船高”——该当有高级别的贵宾来撑场面，这样一次高规格的涉外文化纪念活动，按照过去的先例，涉外，得请有关国家的驻华大使赴会；于内，得有副委员长、社科院院长的一级高官撑台，最好还有学界泰斗、文学巨擘前来添光增彩。我既然已经自讨苦吃把纪念雨果老人的大会揽为己任，那就不能免俗，得按规格标准走，但作为一个草根学者，在官场没有人脉关系，其唯一的头衔不过是一个什么研究会的会长，实在微不足道，要达到此一标准谈何容易，只好硬着头皮上。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雨果老人为旗号去冒昧进行邀请，也许是因为雨果在中国颇有感召力，也许这个“草根学者”在学术文化界还算有点虚名，邀请总算没有碰壁，一位学者出身的副委员长欣然接受了，社科院的院长也答应来，法国驻华使馆也表示大使将乐于赴会，学界泰斗季羡林、文坛大家王蒙更是答应了在纪念会上发表讲话。

“硬件”与“软件”齐备，更需要有一个精彩的开幕词，那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出息了！我深知其厉害，如临大敌，不敢有半点轻忽，特在纪念大会之前足足给自己留出了半个月的时间，决心以“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为写出一篇出彩的演讲词。好歹是一个雨果学学者，也是一个多少有点思想的人，对文采和风格也有所追求，总之，还算得上一个“有准备的人”，事实上只花了两三天就写成了一篇开幕词，也就是在2002年1月5日国际饭店雨果纪念大会上被不止一个来宾赞为“有见解、有文采的演说”，会后，被不止一个文化名流赞为“精彩美文”的演词。

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是2002年2月26日，我所筹办的纪念大会则于1月5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大宴会厅隆重举行，提前了一个多月，日期的选定，我是经过综合考虑，特别是从上述节约会议经费的经济原因掐指计算出来的，对此，我作为主办者、组织者似乎应该有所说明，事实上，我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个什么说法呢？不妨见我在以下开幕词里是怎么说的。

开会的前一天，我亲自到国际饭店布置好了的会场上去最后巡视了一遍，把开幕词的打印稿事先装进我的西装口袋里，我在国内几乎从不着西装，但这次必须破例，好在我多年前去美国时所置办的那身衣装领带还很新，式样和颜色也没有过时，有那么一点点休闲的风格，正符合我学者的身份……万事俱备，气定神闲，这个前夕夜里，我竟睡得相当安稳，没有平日遇事容易失眠的状况……

来宾纷纷入场，在大厅门口每人领取了一个精致美观、印有雨果头像的纪念袋，里面除出版社赠送的雨果作品和资料外，还有纪念大会的开幕词文本、大会的程序表和发言次序。国际饭店的大宴会厅，本来就很富丽堂皇，经过一番布置，又增添了几分西洋式的典雅和雨果式的恢宏气度，前台阔大而空旷，台上蓝色的大幅底板上印有黑白分明的雨果老人巨型头像，他白发苍苍、神情严肃而带忧思状，目光深邃而执着，定下了全场庄严凝重的格调。大厅里设有数十张圆桌，来宾皆分桌而坐，每桌十人，贵宾则集中为四桌。靠近前方的讲坛，在大厅旁侧设有漂亮的展台，展有出版社的雨果文集中译本，后边则挂有雨果作品中译本的大幅美术照片。

高朋满座，济济一堂，加上媒体记者和纪念会工作人员，有将近三百人之多，真可谓首都文化学术界的一场盛会。名流云集，赴会出席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有王蒙、张炯、朱寨、刘锡诚等，首都高校名教授有张芝联、郑永慧、桂裕芳、袁行霈、管震湖、胡家峦、王宁、王文融、陶洁、范大灿、蔡鸿宾、顾蕴璞、黄晋凯等，新闻出版界的首脑和著名出版家有于友先、刘高、杨牧之、聂震宁、孙绳武、王亚民、赵衍、辛未艾、董秀玉等，社科院的领导人和著名学者有汝信、江蓝生、叶水夫、钱中文、黄宝生、朱虹、李文俊、罗新璋、金志平、谭立德、史忠义、倪培耕、叶廷芳、张羽、张黎、郑恩波、黄长著等，以及法语翻译界名家高手丁世忠、李玉民、刘华，等等。至于法方来宾，驻华大使据说不在北京而未出席，除他之外，使馆的重要官员，从公使、政务参赞、文化参赞一直到普通外交官来了十来人，文化参赞给我带来了一些美好的外交辞令和三卷雨果文集，我把这视为法国使馆对本民族伟人雨果这次盛会所做的贡献。我的心目中，来宾和贵宾实在很难区分，只不过在来宾中，有一部分是有官衔和地位的，我也不能不另眼相看，尊重有加，只能划入贵宾行列，好在按我的方案，并无台上台下的区分，只不过有几张圆桌位置稍靠前了一点点，我总算在难以完全免俗的前提下，尽可能没有流于太俗。而我自己既没有到贵宾席去陪同尊贵的客人，也按我事先早已做出的安排，大会由我的接班人也是我过去的研究生吴岳添主持，唯有他一个人活动在主席台上。我既然早就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那就当让他处于一个很风光的位置上；不过，既然我把纪念大会视为我自己的“创作”，我还得有自己周到细致的安排，我事先把大会发言的程序和发言者的身份头衔明确拟定为成文的节目单，要求主持者“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实际上是要求人家充当大会的“司仪”——好在大会以后的日子全由他做主了，权且委屈一下吧，何况在一个那么美观恢宏的舞台上当“司仪”，也决不“掉份儿”。岳添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他作为司仪的角色，这是我从会长座椅上下来之前，与他的最后一次合作。

大会开始了，第一个登上讲坛的是致开幕词的会长。“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开幕词赢得热烈的掌声和两位接下来登台演说的重要贵宾的赞语，一位是作协副主席王蒙，一位是法国驻华使馆的公使燕保罗。这篇开幕词不长，但其中蕴藉的成分却甚为复杂：既有博得了赞赏的文采，也有为纪念大会提前举行一事的说辞；既有对雨果的热烈赞颂，也有内蕴的保留态度，不失为对雨果全面而中肯的评价；既有中国人常有的民族主义文化自豪感，也有对法兰西人文价值标准的向往；既有批评家文学史观的表述，也流露出一个中国人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心绪痕迹。总之，是一篇显示出了一个文化学者的专业水平和个性特点的文字，以结构与词句而言，似乎还算得上一篇文化美文，不妨全录于下，作为这次纪念大会的写照，因为这次大会是老会长心力的交结所在，也是他会长生涯的一个重要场景，是他给自己精心编制的一个退场式：

尊敬的来宾们：

1881年，法国人开了为作家提前做寿的先例，这年的2月，巴黎公众以纪念雨果华诞80周年为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前往雨果寓所表示敬意，全市的中小学生取消了任何处罚，60多万人从雨果寓所前游行通过，敬献的鲜花在马路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庆典再一次表明，在一个人文精神高扬的国度里，拥有声望的作家，其地位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2002年2月26日是雨果诞生二百周年，我们眼前的纪念大会提前了一些时日，在不少人有感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这种超前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中国文化界与人文学者对雨果的特别关注与格外尊崇。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在世界诗歌中，他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奇观。他上升到了法兰西民族诗人的辉煌高度，他长达几十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19世纪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自然、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诗里无不得到了酣畅而动人的抒发。他还是文学中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的社会的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而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从古典主义戏剧到浪漫主义戏剧的发展。他亲自策划、组织、统帅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范围里，即使是在广大无垠的文学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种作家兼斗士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唯一的人，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长期反拿破仑第三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用法国一个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像从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从他生前到20世纪，雨果经历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太坚实了，分量实在太庞大太厚重了，任何曾强劲一时的思潮与流派均未能动摇雨果屹然不动的地位，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时间也未能削弱雨果的辉煌、磨损雨果的光泽，雨果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一块有千千万万人不断造访的胜地。

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结识雨果已经有了一百多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等等经典名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人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同胞的经历，来理解与同情《悲惨世界》中那些人物的，因而对雨果也倍感亲切。当然，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状况：民族灾难、战祸、贫困，都大大妨碍了中国人对雨果的译介、出版、研究、感应的规模与深度；雨果那种应该被视为人类精神瑰宝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曾在“横扫”“清污”之中遇到过麻烦。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时至今日，在中国，对雨果进行系统的、文化积累式的译介已经蔚然成风，大厅里所展示的图片，就说明了近些年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在这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我们这个一改过去简单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雨果不可抑止的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

人文文化的领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取代的领域（莎士比亚并不取代但丁），而是一个积累的领域。文学纪念总蕴含着人文价值的再现与再用。我们对雨果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一种向往与召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卞福汝主教这样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化者，需要马德兰市长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广施仁义的为政者，需要《九三年》中那种对社会革命进程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严肃深沉的思考，需要《笑面人》中面对特权与腐败的勇敢精神与慷慨激昂。

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与发展阶段还需要雨果，需要他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激情，因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所针对的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如穷困、腐败、堕落、黑暗，至今并未在世界上完全消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见识短浅，有辱雨果华诞。

感谢大家的倾听！

开幕词之后，依次登台发言的是：两位作协副主席王蒙和张炯，代表法国驻华大使的公使燕保罗，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出席的副院长江蓝生，代表季羡林的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胡家峦。季老已九十高龄，恰因身体不适于会前两日入院治疗，他给纪念大会的主持者柳某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了歉意，并祝贺了大会，由代表者在会上宣读。接下来的发言者还有中国出版界两位精英人物聂振宁和王亚民，以及高等院校的学者代表北大教授董强。方方面面，还算周到齐全，会议内容可谓相当充实，安排得也很紧凑，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即告结束。

最后，作为整个纪念活动真正圆满句号的，是一顿美味的自助餐，自助餐很丰盛，剩下不少。用餐的时候，大家对整个纪念活动的高规格与圆满不乏溢美之词，其中有评论者这样戏言：“看样子，这是柳会长最后一次举办学术活动，是他的收山之作。”

没错！评者所言极准！

但大家没有想到，早在纪念大会的前几天，我就拟了一份十分坚决的辞职声明，重申前两年就不止一次提出过的辞去会长一职的要求，并明确推荐吴岳添为继任会长，我将这份声明打印了数十份，交给了吴岳添，嘱咐他在雨果纪念大会两天以后寄发给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各位理事和有关单位，说实话，此举我并未通过理事会“一致同意”的常规程序，实际上就是硬性辞职，是我行我素的退位，是一意孤行的“自我罢免”。但是，这样做也并非没有民主酝酿的基础，因为两年前，我就已经履行了民主程序，做好了民主铺垫。

我的继任者把声明信件寄发的日期提前了两天，在纪念大会当天的自助餐时他就分发出了若干份。虽然他的“只争朝夕”的效率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却甚为欣赏！

从此，我没有再过问过法国文学研究会的任何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