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凡夫俗子式的人_柳鸣九自述

5.凡夫俗子式的人_柳鸣九自述

在我的理解系统中，人的素质与格调，诸如境界、胸襟、眼光、见识、人格、风采、品格、操行、自省能力、自我态度，等等，所有这些待人处事的方式与水平，是一个人文明化的核心部分，以下的自述就面临着这个课题。这课题并不完全属于文明化修炼的范围，它与一个人天生的秉性、性格、脾气都有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往往受这些先天条件的决定与制约。

我且把自己定性为凡夫俗子式的人，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凡夫俗子，一是人。“凡夫俗子”意味着芸芸众生、凡夫俗子所具有的缺陷与毛病我都有那么一些，当然只是有那么一些，不是“应有尽有”。至于“人”，则意味着真正还像个人，有那么一点点像“大写的人”，而不是“小人式”的人、“卑劣之徒”式的人，之所以尚能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定、磨炼和造就，另一方面也是自己主观有意识培植和修炼的结果。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血肉之躯，很抱歉，也很惭愧，我肯定不是张思德那样“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是一个充满了私心杂念的人，有不少“低级趣味”的人。我成不了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也不刻意要成为那种“纯粹的人”、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只是一个还像“人”的人，我也只想成为一个还像“人”的人。“私心杂念”和“低级趣味”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工作中带负面意义的术语，但在我看来，它是主体人自我意识中难免有的一部分，而自我意识对于任何一个体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实实在在的，即使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恐怕也不例外。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绝不敢说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低级趣味，没有自己的算盘，没有自己的图谋，没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多得很啊，多得不可胜数啊。下面就要看是否有自我的管控、有理性的制约，是否过分出格，是否逾越社会所允许的程度，还要看它们是以什么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的、付诸实施的，这往往就决定了人品的高低和风度的优劣了；还得看在表现、实践过程中，采取什么态度处理与社会、与人群的关系，以及面对自己的态度，这则是当事者的操守和德行、品质和心地。大致说来，这就是我品德修炼的低要求、低标准，因此，最终我也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人”“纯洁的人”、圣徒式的人，而终于只成了一个凡夫俗子式的人、复杂的人、复合型的人、一个还像“人”的人、一个还算是“人”的人，且让我就主要的方面说一说。

我先从对经济问题讲起，请允许我未能免俗，我不能不谈钱，没有办法，经济毕竟是人生活的主要基础，因而，经济品行、经济风格，当然是一个人品德中的重要部分。

我出生在一个个体劳动者的家庭，父亲经常失业，经济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家庭，因此，经济考虑是我们家每一个成员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从我就业之后，数十年来我一直拿的是低工资，而家庭负担一直很重，光靠工资是入不敷出的，因此，我不能不在乎钱。关于钱，不外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挣、如何多挣；二是如何存放，如何理财；三是如何支付，如何花费。在如何挣的问题上，我恒定的方式是拿工资，但我不论结婚前单方面的家庭负担，还是结婚后夫妻双方面的家庭负担都很重，那点工资收入实在不够，我只能靠稿费来补贴。这一辈子，稿费在我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挣稿费也就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的精神面貌、文明化水平在这方面不能不有所表现。正因为很重要，也很实际，在这方面我没法那么清高，我也的确不那么清高，我有不少功利考虑，我经常盘算自己有多少稿费收入，我投寄了一篇稿子之后，经常惦记着稿费何时汇来，从来没有不以稿费为念的时候。只要客观条件允许，我是乐于一稿多用的（也就是俗称为“炒冷饭”），以求多得一次稿费。甚至只要不有违法规、不触犯行业规矩，一稿多投这种不清高的行为，我也有过不止一次两次。总之，我期望我劳动成果的收益尽可能最大化，我虽然是谨慎而为，也有所自律，偶尔为之，但比清高人士的境界，的确低了一两个档次。不仅如此，而且，我思想认识水平也甚低，我经常给自己以上的做法找借口，给自己的良心至少提供了两三个“说法”：其一，谁叫稿费标准这么低呢？其二，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发表、出版，对读书界并非没有必要呀；其三，我挣的这点钱，哪怕是重复挣了一份，不是也很少用在我自己身上吗？我几乎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追求美食，更不旅行。饮食基本上是属于“青菜豆腐、牛奶鸡蛋外加低级绿茶”的水平，而且还有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我挣的稿费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已汇入国库了吗？过去，在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时代，我的稿费收入相当的一部分要向组织上交纳，最多的时期为二分之一，后来比例才有所降低，总算低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最后这个规矩总算取消了，又有了纳税制度。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爬格子者稿费收入的税起征点很低而税率却相当高，因此，作为本单位的一个纳税大户，我倒有点自得自诩感，从没有想过，我还有去提升自我清高的意识的必要。(www.guayunfan.com)

稿费问题，的确是我们这种在相当程度上主要靠爬格子为生的人经济风格、经济品行的重要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我既有不清高的一面，也有豁达高姿态的一面。我在乎稿费，我也惦记稿费，但在稿费标准上，我基本上是一个随和的人、好说话的人、不怎么讨价还价的人，我从不耍大牌、摆谱要高价，出版社出什么价我就按什么价，完全按照他们的标准走，因为我知道向出版社要高标准的稿酬无异于与虎谋皮，很容易引起对方的拒绝和反弹，达不到目的且不说，徒给对方造成“好财爱财”的印象，还不如随和同意，显出易于合作的亲和姿态。不是不想争高标准稿酬，而是出于明智的考虑不去争而已。如果遇到对方把开价权让给我的情况呢？我知道这是对方有礼貌、讲客气的教养，我绝不滥用，我应以高姿态回应，因此，我绝不开高价。我几乎都是按同一个口头禅作答：“按市场平价走吧。”在这个时候，我倒有点刻意追求潇洒清高的风格，以营造出我作为一个平价主义者的形象。如果说，在一个产品的多次利用上，也就是俗称“炒冷饭”上我是追求稿费收入的利益较大化，那么，在稿费标准上，我就不像一些名家或名家继承者那样斤斤计较、不好说话了，倒是有点追求不在乎物质利益的“名士风度”，在客观上，这也符合小商贩薄利多销的商业智慧。我之所以被很多出版社看中，委以重托，一方面固然用他们的话说，因为此人颇有名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另外，恐怕也与我奉行平价主义，要价不高，算“物美价廉”有关。这种在名声上显示潇洒风度和经济上获“薄利多销”效应的“双收入”，正是我所预期的，也许这就是我采取豁达态度的“潜动机”。不过，这倒引起了同行同道的微词，有的人惋惜我接受低稿费标准是自己在“掉自己的份儿”，有的人则认为我宽容姑息了出版社那种不尊重作者、译者权益的利己主义，对我表示不以为然。

在经济上，我完全是一个不精明的人，我毫无理财的概念，更无理财的时间，实际上，也没有多少财可理，稿费收入攒到一定的程度，似乎构成一笔“财”了，但很快就要拿去派用场，我这辈子的“用场”可以说连续不断，接踵而至，基本上都是我必须尽的义务，或者是我自愿自觉强加给自己的义务。早年我必须与父亲一道维持家计，因为我的两个弟弟还在念书，及至我的两个弟弟也走上了工作岗位，但父亲又年老退休，父母的生活得由三个儿子负担，我在对父母尽经济责任上颇为自觉，甚是尽心尽力，不止一次被父母赞为“榜样”。结婚以后，负担当然有所加重，夫妇二人每月都必须用自己的部分工资给双方父母提供生活费，这是雷打不动的，而且有一个阶段，我还给自己另立了一个规矩，每拿到一笔稿费，则要分出一半，额外孝敬双方的父母。至于对哪一方的父母更为倾斜一点儿，那就不说了，难怪我母亲有“儿子变了”的怨言。中年以后，又有了养育下一代、提供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义务，有了一点稿费积蓄，不外是用在一个女儿从小学到大学的生活费、教育费用及出国置装费、机票费的支出，当然还得有点专款保证小儿子饭桌上的营养。特别是从80年代初，也就是说从我们夫妇四十五岁左右，家里就雇用了全日制保姆，完全解脱夫妇二人的家务劳动，从此三十多年没有一天变更，与同辈知识分子相比的确有点“贵族化”，这是我家最大的一项奢侈，是我个人稿费收入必须支出的一项开支。所有这些开销，所谓的“大额支出”，对于有遗产家底、有巨额收入的人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不值得一提，但对我来说都是“不易承受之轻”，夫妇俩都是低工资，只能主要靠我的稿费来弥补，而稿费正好是低标准，而且是不经常有。因此，只能支付小康的日子，谈不上有什么财可理，倒是我把自己纯粹个人的消费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生活一直过得比较简陋、比较清淡的原因之一。

到了老年，似乎可以享一点儿女的福了，但我习惯于儿女对我采取“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方式，而我则还是尽可能地按我的条件，以“高标准”的礼遇对待，儿子成年了、就业了，我还在国内用我那点可怜的稿费收入，换成美元予以支援。女儿有了孩子之后，面对三个如花似玉的混血儿外孙女，总得有个外公（或者准确地说是自认为是外公）的样子，那对每个人总得送点小礼品吧，他们的生活条件优越，老头子的礼品总得拿得出手才行，那每个人一件小玉器吧，贵重的送不起，至少是一个真玉的平安扣，几笔开支，对于爬格子的人来说，负担就不轻了。而每个外孙女考上了大学，做外公的也得有点表示，每人就给一点小意思吧，姑且简称为“文具费”，但每人一笔上了五位数人民币的文具费，就相当于一两本书的稿费。及至儿子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仅四岁的小孙女，我给自己所规定的经济责任也就更严苛了，我下决心，要为她攒够在美国上大学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七十岁以后，我在经济上就是为这件事而奋斗，总算完成了这样一个心愿，现在，我可以告慰我的儿子，我为他的女儿将来的大学教育，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经济条件。

纵观我这一生的经济生活，不外是挣稿费、攒稿费，然后，一笔一笔地支出，一笔一笔地派用场，而且是按我可能达到的高标准来派用场。而对我自己的生活需要和“享受”倒是控制在中等偏下的水平上，似乎有点像老黄牛“吃青草、出牛奶”，我甚至从原来相知不深的儿媳那里也得到了“好父亲”“好爷爷”的称赞。我如此处世行事，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由于我有什么崇高的道德标准，我只是一个有些责任感、认真对待自己家庭责任的一个普通的人，就像芸芸众生中很多顾家的丈夫、顾家的父亲一样。在这一点上，也许有点遗传性，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他一生勤劳，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他在一段职业稳定的时期，曾让我年富力强的母亲雇了一个女佣，让她在生育了三个儿子之后，当了两三年太太，美美地“享了享清福”。

实话实说，虽然我脑子里经常想到钱，经常为钱转悠、盘算、规划，但我并不爱钱，一沓沓钞票，存折上一笔笔四位数、五位数，并不像一堆堆金币使阿巴贡和葛朗台老头心醉神迷那样，能使我心满意足。我只是爱有钱办事、有钱派用场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结果，每当我用钱办成了一件事，派了一次用场，我就有一种愉悦感、一种自得感、一种成就感，即使得不到受惠者简简单单说一声“谢谢”（当然，对此我也没有大度到完全不耿耿于怀的程度）。在现实生活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我是以“手松”为特点的，它几乎成了我一种性格。例如，凡是我出去采购蔬菜和日常用品时，我从来不讨价还价，更没有捡过什么便宜，相反总要多花一点钱，我想，从小贩那里占点便宜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我还想，我的钱给小贩赚那么几个，钱也到了应该去的地方，经常，小贩找零钱，我也干脆不要。至于在街上碰到行乞者，只要不是行骗的痕迹太明显，我总要解囊相助，因为我觉得我面对的是无可奈何的弱者，而且，我还不自觉地期望在虚无缥缈的天道公理上，我能得到神灵的补偿，比如说，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儿子，也能有好运得到善心人的对待。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并不信仰神灵保佑和因果相报的神话，我也极少极少去宗教场所，但有那么两次，我还真向菩萨烧过香，向佛祖叩拜行礼的经历。一次是去上海参加学术活动时，我正好住在静安寺附近，就到寺里好好地烧了一次香，在菩萨面前认真地跪拜了一番，希望菩萨保佑我在异乡奋斗的儿子；一次则是去无锡参加一次文化活动时，得以参观与瞻仰灵山大佛的铜像，那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我祈求佛祖保佑的则是在我身边长大的非血缘的小孙女晶晶了。两次我都是以我自己的善良来祈求换取菩萨和佛祖善待我的“后人”，其实就是一种要求与索取，是在跟神灵“讨价还价”吧。可见我并非出于特别高尚的信仰与无私的道德品格，说到底，还是一种“等价交换”原则。

既然我已经谈到了晶晶，那么我索性就把这件事谈得清楚一点。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大城市，经济条件说得过去的家庭，往往雇人来负担家务劳动，此类人俗称为“保姆”，如果有其社会经济学的学名的话，似应为“家务助理员”或“家务劳动助理”，我们家从80年代之初起就雇用了这么一位人员，晶晶的母亲小慧是第二任。她来自安徽，在80年代，“安徽保姆”在京城很有名，她的前任也是安徽的，与小慧还有亲戚关系，头一位在我们家干了大概有两年，嫌我们家有点寒碜，跳槽到了殷实富裕的外交人员家，而把小慧介绍给了我们。小慧从1983年来到我家，一直到今天没有动窝，已经三十多年了。她来到我家的时候，年仅十九岁，身材单薄，像个干瘦干瘦的小男孩，虽然在家乡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但对文化颇有些兴趣，也还有些内秀，显得有点知书达理，我想，这跟她的家庭大概有点关系，她的父亲原来是队上的会计，小有文化。我们这种家庭，虽然工资待遇很一般，物质条件也不高，但我和朱虹作为知识分子，很懂得平等待人的道理，也有这个习惯，对小慧这样的“保姆”，我们至少不把她当仆人、不把她当下人，而把她当一个平等的人，也许就是这一点，她来到我们家，就认定了这一家，安心地干了下来。她很快就显示出一些难能可贵的优点，大致上有这么几个：其一，勤劳负责、非常卖劲。我这个人，待人虽然算得上宽厚，但眼睛并非不“尖”，毕竟是分析文学人物分析惯了，如果干活有什么偷懒耍滑的迹象，那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她居然没有。其二，她做人行事非常诚实可靠。一来我家，我们就把家庭的日常经济开销委托给她了，她每天记账，一分钱两分钱也不马虎，我们从不查她的账，但是她每天仍坚持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从未改变。我虽然不善于理财，但对于开销方面的直觉是相当敏锐的，我深感她诚实可靠、一丝不苟品质的可贵。其三，我特别看重的是，她对我儿子的细心照顾，她比我儿子涤非大三四岁，个头比壮实的涤非却矮小许多，而对涤非的照顾倒像个大姐姐。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保证我儿子餐桌上的营养水平和多样化，变着法子做鱼做肉且不说，还开拓出泥鳅、鳝鱼、田鸡等新菜谱，没有做过怎么办？学！害怕宰杀怎么办？咬着牙干！丰盛的营养使得我儿子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得以完成出国之前旷日持久长达一两年的冲刺和拼搏。的确是冲刺和拼搏：要应付本校的学业并争取得到漂亮的成绩单，要迅速提高英文水平进行高强度恶补，要为申请美国的学校大量填写申报材料、递交申报材料，还要应对美国校方派人来华的面试，其劳动量和劳动强度都是超负荷的，这小子居然一一完成得都很好，终于被三个美国著名的贵族名校录取：安多韦、密尔顿、莫西·布朗。他选择了给全额奖学金的安多韦，美国不止一届总统和社会名流皆出自此校。这是我们家庭一个“辉煌的胜利”，除儿子涤非自身的努力外，夫人朱虹的贡献最大，其功劳当首屈一指。当然，其中也有小慧的一份功劳，是她保证儿子餐桌上的高营养水平，这小子才得以有壮实的身体，进行这一场为时不短的拼搏。就这样，小慧逐渐融入了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把她看作自己的孩子。她丈夫的来京就业、在京的生活安排及他们夫妇的女儿在京诞生，我们都从生活上和经济上提供了足够的资助和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便是我们家庭与这个农民工的三口之家缘分的开始。

可以说，晶晶是诞生在我们家、养育在我们家、成长在我们家的，完全是我们家的一个孩子。可能有一部分是由于职业的原因，搞文学的人，更多的是性情中人，比较容易有悲天悯人之情、恻隐之心，我们对这个降生在我们家的小女孩儿，最初也就是因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自然而然有感情的。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哭不闹，文文静静的性情，不流口水，不流鼻涕，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模样就深得老夫妇的怜爱，他们从心里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小孙女。童年时代，她围着奶奶的座椅转来转去，嬉戏撒娇，听奶奶讲故事，跟奶奶学讲英语。跟爷爷则学背诵唐诗，她常爬上爷爷的书桌，调皮地抢走爷爷的钢笔，或者爬上他的膝盖，抓走他的眼镜，不时，还跟爷爷玩一种填字应答游戏，爷爷讲一句疼爱的话，最后一个字由她来应答补全，如：晶晶是爷爷家的小孙（女）、晶晶是爷爷家的小山（羊）、晶晶是爷爷家的小宝（贝）、晶晶是爷爷家的小皮（猴）、晶晶是爷爷家的小馋（猫）、晶晶是爷爷家的小娇（包）等。稍长大两岁后，爷爷每天枯燥的书斋生活之后，必须骑车到龙潭湖公园去运动锻炼，经常都是由晶晶坐在车后陪同去的……她的童年，每一天都是在爷爷奶奶的亲切关爱中度过的，而我这个“空巢”老人，自己的儿孙都不在身边，则是在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异姓孙女所构成的“准天伦之乐”中，度过了一些温馨的时光。

对于很多现代家庭来说，长辈对后人的亲情关怀，首先往往体现为对儿孙教育质量的重视，既然老夫妇已经把儿女送出国深造，对眼前这个异姓小孙女教育的设想自然也不含糊凑合，也是高标准的。但从小学到大学，一个非北京户口的农民工的女儿，其路途是格外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夫人异想天开，费尽心思，想把她正式收养为孙女，为此进行了两三年的努力，使用了各种方法，动用了各种关系，结果因为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无功而返，白费了好多力气，也没少花冤枉钱。既然此路不通，接着又努力在名校教育上下功夫，同样没少花力气、托人情、找门路、交数额不菲的赞助费，当然还得靠小姑娘学习成绩优秀。在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过程中，老两口配合、合作得也很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老太太交游广，活动能力强，付出了大量的辛劳，而老爷子则包下全部学习生活费和赞助费。最后，通过各方面的配合和综合努力，晶晶总算先后在两个重点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然后，又面临着大学教育问题了，一个没有北京身份的农民工子女，碰见的困难就更多更大了。国内的路既然阻碍重重，那就只好另想他辙，索性自费到国外去念大学吧。此辙也有此辙的困难，小女孩儿的成绩单和英文水平都不成问题，特别是英文长期在奶奶的熏陶和有意识的精心培养下，其水平更是出类拔萃。但自费去国外念大学所需要的这笔美金可不是区区小数，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来说，是很不容易承受的，最终老两口还是痛下决心把晶晶送到了美国，晶晶的学费和生活费，老两口一人负担一半，老夫人用她长期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所积蓄的工资，我则动用我积攒到好几个六位数的稿费，晶晶本人也进行了自己的奋斗，她努力争取到了一部分奖学金，还靠自己的勤奋，在学校里面兼职，得到校方免除其住宿费的待遇，从几个方面开源节流，她这样总算在一个美国大学完成了四年学业，毕业后，已在美国的医药卫生界工作了两年，现正在波士顿大学念研究生，并即将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说实话，培养晶晶成才这样一个过程，对我们夫妇来说，无异于一次长途跋涉，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不少于用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在培养晶晶这件事上，我们夫妇是共同努力而又各尽其责的。总的来说，老太太由于在中学界也开拓出一定的人脉，自己的英文水平高，熟悉外事，她作为晶晶教育的掌舵人，其智慧、劳力活动、公关能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经济上，她也负担了将近一半。我嘛，出力较少，而稿费收入又较多，自然在经济上毫不含糊地担当起了我的责任，总共来说，一半以上吧。这就是我以上所说的一个重要的“用场”，一笔重要开支。把一个农民工的女儿培养成为一个美国大学研究生，而且是一个前景看好的美国大学研究生，这是我们所完成的一桩专项“希望工程”，也算我们生平所完成的一项“得意之作”。我与朱虹结婚数十年，因柴米油盐问题和性格不合而远非没有矛盾，但有两点构成了我们婚姻家庭的基础，一是职业上同行，志趣相投，精神上有共同的话题。二是对后人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对晶晶的培养教育，能想到一起并把它作为我们长期共同奋斗的一个课题。支撑我们这样做的，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常理常情”，往大一点说，则是冉阿让式的对弱者的同情，是我们所认定的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精神。

说完了经济生活，再说说我的社会现实关系。在社会现实中，应该说，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不论在社会公共文化层面，还是在个人交往层面，甚至在私人家庭层面都是“有争议”的，我个人的坎坷之路与我个人大半辈子过得不舒畅都与此有关。之所以“有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我自己不能负责、自己不能自主、自己无可奈何的客观原因，也有我自己难辞其咎的主观原因、与我主观失误、主观缺点有关。关于我无可奈何的客观原因，大致有那么几个：一是，我在学术上、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发表的意见，与固有的、过时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习惯势力有矛盾，因而引起了批判、围攻、非议和侧目而视。对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是无辜的。如萨特问题、20世纪文学重新评价的问题，就是如此。二是，我成名甚早，年纪轻轻、“嘴上无毛”，在理论讲台上却慷慨陈词、挥斥方遒，论的都是大问题、讲的都是大道理，这种理论学术姿态与年轻、与学术根底不深之间的矛盾，被有识之士、被眼尖的人士看在眼里，不免会有看不惯之感，时有微词，即使这种人士跟我并无切身利害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在空间上也相距甚远。这是他人的一个理解度与宽容度的问题，对此，我个人也无能为力。三是，由于学界内部本身的倾轧、嫉妒，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所致，这一类的根由，对此，我个人更不能负责任。至于在本单位，任何一个单位都存在着权位结构与地位排序的问题，都存在一个谁接班、谁得势的问题，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经常被误判，我原本是一个只想干些事的人，但总是被误判为一个“竞选者”，一个“有志问鼎者”，即使我多次表示了心迹，也无济于事，仍常被有心者惦记，常被有心者“认真对待”。综上所述，一个人身上纠缠了如此多的复杂问题和矛盾，不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才怪呢……当然，除以上这几个客观缘由外，那就应该由我自己的主观原因负责了。

首先我颇为好名，虽然我从没有不择手段地好名，没有大肆嚣张地好名，基本上都取之有道，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和张思德对照，好名就是一个原罪了，从来都是自我斗私批修、自我忏悔、自我检讨的传统课题，久而久之，这个原罪就成了“此人不怎么样”的定论，周围人对我这种先入之见，很容易就扩展开来，雪球越滚越大，反正就形成了“个人主义严重”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再一个大项就是我自己的性格和缺点了。说实在的，我一生在事业上还算有所作为，似乎算得上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然而，在人生上、在处事上，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相当惨，基本上是一个败局，要考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我的性格所造成的。关于性格决定一切的议论，我见过不止一次，结合到我自己身上，信然！首先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容易感情用事的人，跟着一时一事感觉走的人。我的意念来得很快，自己极少三思而定、更少三思而行，幸亏我不失几分常情常理的明智，第一意念多少还有几分道理。我很多应允、承诺往往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虽然我没有因此遭到覆没性的灾难，但使自己够呛的苦果还是尝到了的，甚至使自己终生不无后悔的事也是有的，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当然，我有的时候对一件事情也反复有所考虑，遇到这种情况，我性格中间的另外一些毛病，又会起消极作用。如，我胆小怕事，爱嘀咕，甚至是杞人忧天，这使我遇事裹足不前，优柔寡断，甚至庸人自扰，我不止一次烧毁自己的文稿及纪念品就是一例。这一点我可能继承了我父亲的性格，我记得我母亲就有一句评论我父亲的话：“他走在树下还怕树叶掉下来砸破了头。”儿子去世后，我更是为小孙女忧心忡忡，几乎到了精神抑郁症的最高阶段。好像是只有那么唯一一次，我的成功之举是经过合理而明智的判断和深思熟虑的，那就是我的三箭齐发了。那仅仅是因为我对日丹诺夫论断早有反意、早有思想准备，而且举事的机遇是逐渐成熟的、逐步来到的，使我被迫处于一种反复考虑的过程中，那次我的胆小怕事，倒起了一点好作用，特别是因为从“五一六”冤案中解脱出来不久，惊魂未定，特别小心翼翼，做事如履薄冰，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得以使那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反日丹诺夫发言，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一炮打响”。

将近二十年前，有一位论者曾写了一篇评我的文章，标题是《孤直清高不流俗》，我比较认同他这个评价，他这个概括，既大致反映了我的若干特点，也多少反映了我在人生场上的状态。关于我的特点，它至少说明我不趋炎附势、不拉帮结派、不逢迎献媚、不油滑庸俗、不卑劣世故。另外，也反映出了我人生落落寡合、孤寂独行的状态。的确是有些落寞孤寂，只不过，那篇评论问世时，我尚未碰上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而今我的晚境显然比那时要更为孤寂凄清，因而今天回顾起来，心情难免就更阴郁，色彩难免更灰暗。

从人事组织系统、从所属体制内部来说，既然我是个有争议的人，我从来就不可能被赏识、更不可能成为培养对象，而往往是侧目而视的对象、令人不放心的对象，甚至是修理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我基本上是孤家寡人一个，单打独斗始终。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见有“帮”的人方为好汉，我肯定是没有“帮”的。当然，我也有几个谈得来、关系也堪称良好的老同学、老同事以及业务合作者，但基本上都是“君子之交淡若水”。除此以外，我既无结义的兄弟与“铁哥们”，也不属于结伴行走江湖的“三剑客”。在同辈中，我几乎没有无话不谈的贴心朋友，没有肝胆相照的知己同道，即使在亲近的个人关系中，我也缺少我所期望的关心、体谅、理解与和谐，有时真有“远近有寒意”“内外皆困顿”之感。这种状况显然不是理想的人生、成功的人生，而完全是失败的人生。有点惨的是，我恰恰特别不愿意有这样的人生，更惨的是我并非没有努力去博得他人的理解、体谅、友情与温暖，甚至我自己也做出了一些付出，希望以“等价交换”的规则，换来若干同等性质的东西、同等性质的待遇，然而……失败实在是有点惨。

这种情况怎么形成的呢？扪心自问，对他人，我是善良的，我最憎恶的就是算计别人、欺负别人、阻挡别人、刁难别人、坑害别人的行径，我把这一类特点归于“恶人”名下，自己绝不跟这种缺德事沾边。我也多少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我对与我有关系的人、对旁边的人尚能抱有善良的愿望，愿意看到别人顺利、舒畅、滋润、愉悦，愿意尽自己的可能，对别人的追求起一点助益的作用。我多少还能够进行换位思考，能为别人设身处地地考虑，自以为还是一个对人有理解力，也比较善于理解的人，我觉得有了理解力，在自己与别人打交道中，才不至于使对方感到为难，做到通情达理。在以上这些方面，我做得虽然不够好，或者是由于没有想到而完全没有做到，但我毕竟还做了一些，至少至少有这种倾向、有这份态度、有这种善良的愿望和自我要求，那么，我也许可以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吧。但在现实生活中，当我倒霉的时候，却找不到人倾诉、商量、讨教；当我遇到难决的问题时，我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肝胆相照的知己朋友，进行考量和计议；我也有要人帮忙的时候，但一求到别人的面前时，却不止一次碰一鼻子灰；当我自以为有惠于人、自我感觉良好、高枕无忧的时候，却突然发觉背后吹来了一股冷风，一股抱怨、非议、微词的冷风，甚至猛然觉得屁股上疼了一下，原来是有人从背后用小刀扎了一下；当我要办一件事关学界、事关集体事情，而需要有人合作玉成其事的时候，我却碰到了有关人士的冷若冰霜、划清界限，甚至碰到有人进行抵制、抨击、公开拆台的非善意行为；当我个人也需要有人为我说话的时候，我却没有听到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我自认为对人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与溢美之言，而且出自诚心诚意，但我经常碰到的是不冷不热、有所保留的态度。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俗话说，“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但我深知我这棵树并不算大，也从来没有在令人仰羡的庙堂领地里占有一席地位，我的地位也谈不上“高”，我不能以“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来为自己的人际关系不成功，甚至失败找理由找说辞，而必须反思自己的主观原因，我想来想去，主要的主观原因大概有那么两个。一个是我脱离群体，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另一个就是我这容易坏事的脾气。

我根本就是个脱离群体、游离集体的人，我习惯于独来独往、单打独斗。这一点我又继承了我父亲的秉性和特点。他厨艺很高，在这一行中也颇有名气，但是他从来只靠自己的技艺和能耐进行拼搏，当了一辈子的个体户、单干户，就他的条件来说，他完全有条件拉点关系，找点帮手，开个店，当个老板，创个名号，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这种意向。我没有什么家学渊源可以继承，但是父亲作为单干户、个体户这一行事风格，我倒是继承了下来，因此我成了一个独行客。我身上有很明显的很严重的脱离集体、脱离群众的倾向，本单位好些集体活动，如踏青、秋游、春节联欢及欢庆聚会等，几乎从来看不到我的身影，与旅游结合在一起的培训活动、学习活动，我几乎都不参加。更为不像话的是，即使是由于我的身份和职责所系而必须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我也能请假就请假，能找托词的就自我解脱，不在活动中露面，甚至托病不出的情况也经常有之；即使是在我当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期间，有时即使是对我责无旁贷、必须去主持的学术活动，我也打打折扣，不止一次自己只写一篇发言稿，让别人宣读，而自己则不与会，这种看来让继任者放手主事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省事取巧。我曾经参加过两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这样的盛会上，参加者无不抓紧时间机遇访朋会友，加深沟通，我却既不注意与故交老友聚首叙旧，也不与新结识的朋友多多攀谈，而是一有时间就找个有绿意的地方一个人漫步去了。过去，我的心目里从没有“友情联络”和“社交公关”的概念，甚至与不止一个才俊名士虽有愉快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且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一直未曾谋面。在我的心目里，基本上也不知文化人传统的应和酬答为何物，疏于礼数，忽视交谊。总而言之，游离群体，独来独往。我之所以这样，倒并不是因为我自视过高，狂妄傲世，其实，我是一个深知自己几斤几两的人，甚至有些自卑，至少我本性讷于言，不敏于应答就是我明显的弱项，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最省心省劲，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吝惜我那点时间了，我一个人懒散休闲、无所事事，甚至坐着发呆的时间并不少，也虚度了不少时光，但一碰到开会、活动、交往，就格外吝惜时间了。这种处世方式，在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其要不得是不言而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集体主义、集体观念都是重要政治标准与思想修养标准，有正面形象的人士莫不都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与集体融为一体的。脱离群众，游离集体，绝不会有好果子吃，且不说周围人很容易对你有不良印象，也很容易对你有否定性的评价，起码会有这样的结果，脱离大家，游离大家，大家对你感到生疏、不了解、不熟悉，你又如何能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体谅呢？我之所以经常感到他人的冷淡、误解、不以为然、袖手旁观、侧目而视，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我的另一大主观原因就是我这副脾气，我属狗，我且把我这副要不得的脾气称为“狗脾气”吧。我与人打交道，一般都是为了办事，凡是办事，当然总是带有自己的目的性，自然也有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方案、自己的要求，而我打定的主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很难更改，的确有些固执，主观性比较强，虽然话讲得很客气，多少也有点强行推销的味道，给人以武断的印象，这是一。我脾气急，一件事来了，就想赶快成事，或者是赶快打发了事，因为我拉的战线很长，缠在身上的事情过多（也许这正是我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的毛病所致），我在生活中，要处理、要应付的大大小小的事接踵而来，不胜其烦，也不胜其累，这更增加我打发事情、处理事情的急躁，这种情绪肯定会使对方合作者不习惯、不喜欢，如果加上武断和固执，糟糕的程度恐怕就要翻两倍了，这是二。打交道的结果不外是成与不成，我倒还是比较痛快，合则留，不合则去，明确干脆，但这无疑显得作风甚为生硬，这是三。所有这些都容易给人造成不良印象。既“无事不登三宝殿”，而平时无事时，又缺少往来情谊、酬答应和这一类的“润滑剂”，这样，我的人际关系就注定是涩而不润的了。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坏事的毛病，就是直言不讳，口无遮拦，我喜欢用“恕我直言”这样一个口头语，接下来的话，那肯定就会带点微辣的味道了，这无疑很容易得罪人，我偏偏有这个“恕我直言”的习惯，而且总也改不了。如果说我跟一般人打交道的时候还出于种种顾忌而有所收敛的话，对于关系比较近的往往容易无所顾忌，更多地按着自己性子来，特别是在关系亲近的范围里，一旦发生争吵，情绪激昂、慷慨陈词、语言犀利且不说，甚至在气急败坏、情急之下更是口不择言，似乎只能有所宣泄，自己才不至于发生爆炸，由此，伤人的话也就脱口而出了。每当气头稍一平息，头脑稍一冷静下来，往往后悔莫及，就主动表示歉意，甚至赔礼道歉，然而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其苦果你就慢慢去尝吧，知我者，谅我者，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我“是个好人，吃亏就吃在脾气上”。没办法，我父亲的脾气就是完全如此，我是他儿子，与他几乎是一模一样。

待人处事，我不圆润周到，直言伤人固然是一大毛病，另外对自己坦诚过度，无所忌讳，肯定也增加他人对我的误解和印象不佳度。最初，我只是一个秉性比较率真、坦直的人，我从来就不喜欢装腔作势，故作姿态，煞有介事，或显示革命，或标榜清高，或故作纯净态、脱俗态，或自威自重、拔高自我。我想得很简单，人嘛，大家都是人嘛，人这点七情六欲、性格、脾性的底细谁还不知道呢，何必装？装起来太累，尽管显露出自己的本色和平凡好了，从平凡中有不平凡，从平凡中有难能可贵，这才是人的出色、人的卓绝。沿着这个逻辑发展过来，我就越来越认这个死理，加以年岁越来越大，名气有所增长，顾虑越来越少，讲起自己来自我调侃、自我嘲讽、自我曝光、自矮形象，越来越无所顾忌，自认为是卢梭式坦诚的信徒。既然你自己如是说，他人何乐不照单收下、欣然同意？这样一来，我在人生场上，与端坐在高堂殿府之上的有德之士相比，形象自然差了一大截。更有甚者，对自己可悲的是、让关怀我者可痛的是、让“仇者”和冷眼旁观者可快的是，我至今并未缩回去，居然还白纸黑字形诸笔墨，如此赤膊面世，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尽露自己的血肉之躯，毫无蔽身之物，任日晒夜淋、风吹雨打。如此这般，天真乎？愚蠢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