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益到求精_柳鸣九自述

从广益到求精_柳鸣九自述

湖南是一个传统文化与国学底蕴比较深厚的省份，这一点在中学教育中也有所表现。我转学到长沙进了广益中学，长沙的中学名校甚多：长郡、明德、广益、雅礼、周南、福湘、省立一中……各校都有各自的特色与优势。广益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学，学校面积不大，校舍拥挤陈旧。但不可貌相，它很内秀。文理科教学均有优势，尤其是文科颇有点功底。这里的图书馆规模相当可观，甚至比中大附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科藏书不少，正是在这里，我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小说集》《梅里美小说集》，等等，等等。学生的文科水平好像也比较高，背古文，蔚然成风；写文言文，亦不少见；学生的墙报更是五彩缤纷、一片繁荣，文艺性比较强，有点像一期期的文学刊物。来到这个环境，我的“中大附中生”的优越感很快就没有了，而是感到了相当沉重的压力，正是从广益时期起，我开始恶补传统文化，如使劲背《古文观止》，并练习写点文言文，等等。

我对英文的兴趣日浓，也是从广益时期开始的，在中大附中时，英文就是我所喜欢的一门课，来到广益，恰好班上有一个英文特别好的同学，名黄天锡，他的家庭好像是有教会背景的，他父亲大概是位牧师，他在班上落落寡合，鹤立鸡群，颇有优越感，也许是因为我来自“大地方”，又是“中大附中生”，与他一拍即合，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黄天锡的英文水平可能来自教会牧师之家，大大超出了一般的初中生，恐怕超出高中生还不止，他已经用英文写日记了，与我成为好朋友后，有什么事就用英文给我写个小条或来封短信，这样，我对英文的兴趣也就大大增长，英文水平也有所提升。

我在中大附中大概是念到初中二年级开头不久，转学到了长沙的广益，但在广益大概也只念了一个学期，又随父亲到了广州。在广州的时期很短，没有上学，偶尔帮父亲跑跑小腿，除还记得广州的气候炎热难熬外，只记得给父亲跑腿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奖励，特别没有忘掉的是，有一次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奶油面包，这是我对奶油最早的记忆。还有一次，作为奖励，父亲带我看了一次粤剧，我只记得我听不懂广东话，那场戏等于白看。在广州住的时间不长，我们全家又往重庆搬迁。因为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连广州都守不住了，又逃到重庆，父亲的工作始终是随着大的金融机构迁徙而定的。

到了重庆，我进了有名的教会学校求精中学。求精中学的校园相当大气，教室与礼堂都相当漂亮。这里的英文教学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用的是开明版的英文教材，其中少不了西方文学故事，如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等等，等等。英文老师是用英语讲课，我学起来倒也兴味盎然。因为校舍礼堂均甚为体面，所以，常有一些政府的外事活动借用大礼堂举行，如有外国代表团来访时，欢迎仪式、演讲会等都在这里举行，礼堂不小，空荡荡的，怎么办？反正有的是学生可以充当听众，于是，这倒成了我们的一项课外活动。如果说求精的生活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英文。(www.guayunfan.com)

另一个特殊印象与关键词，大概就要算外国文学了。除英文课本中不乏外国文学故事与知识外，班上的小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那是一个特别清秀文静的宋姓女同学捐献的，她急于离开重庆他去，便把家里一大堆书捐献了出来。根据推论和分析，这位女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的女儿，她当时可能是急于飞台湾。她捐献的书质量都很高，其中有一些文化出版公司的外国文学名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封面净白、发散出一股高品位气息的套书，我最初借阅的就是屠格涅夫的《春潮》和洛蒂的《冰岛渔夫》。

在求精中学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就是等候解放：国民党军队将撤，解放军将进城，那一个空当时期，校门紧闭，学生护校，等候解放。对我们来说，这多少就有点放假好玩的味道，紧张而又肃穆的氛围中，不时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国民党炸毁兵工厂的巨响……没过几天，我们就看见了身着草黄色棉衣棉裤的解放军战士，以及墙上张贴着签署了“邓小平”这个名字的各种通知和安民告示，那时，他是军管会首脑。这一切，意味着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时期。

我们家又得走了，仍是因为父亲的就业和全家的生计问题。父亲准备去香港谋生打工，只能把我母亲和三个儿子安顿到长沙去，长沙毕竟是我们的家乡，还有一堆亲戚，可以得到一些照应。

我从重庆回到长沙后，很快又插班进了广益中学，在广益中学大概又念了一个多学期，才初中毕业。

回广益后，我与老同学黄天锡又恢复了友谊，并且还跟他合作做了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我从广益中学的墙报得到启发，也受到要表现表现自己的虚荣心所驱动，萌生出办一份文艺性油印刊物的主意。此事居然被我办成了，名为《劲草》，共出了两期，水平之低，不在话下，黄对此类无多大兴趣，我在班上没有什么朋友，第一期还有黄的帮助，第二期基本上就靠我一人唱独角戏了。两期都没有得到什么赞赏，我的头脑才清醒过来，从此，罢手不干了。

这件事既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有所作为”，也是一次极其幼稚可笑的自我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