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步到露脸_柳鸣九自述

从起步到露脸_柳鸣九自述

1957年夏，我们这一班的毕业分配方案公布了，当时最令人羡慕、被视为第一流工作岗位的是上大学当助教，特别是留北大当助教。留北大当助教的是赵瑛和刘君强，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当助教的是孙传才、于耀南，到兰州大学的是吕永祯。分到各个文化事业单位当编辑、当翻译的也是很好的工作岗位，到《世界文学》的是金志平，到世界电影艺术研究所的是李恒基，到文学研究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是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是罗新璋，只不过由于莫名其妙的阴差阳错，他误被安置在国际书店，走了好几年弯路后，才走上翻译工作的岗位。

我对自己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很满意。分配方案公布后，我回了一趟湖南老家看望父母，这是我1953年北上求学之后的第一次回老家。回家探亲后，生平第二次北上，奔赴文学研究所工作岗位，比1953年第一次北上，一路上更为意气风发。我比规定报到的时间迟到了一天，一见面就遇到了人事处负责人的严肃批评与教育。所长何其芳与我的顶头上司蔡仪同志的第一次接见，虽很简短，但使我感到很亲切很受鼓舞。当时的文学研究所还隶属于北京大学，几年后才归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该部的主任。何、蔡二位领导同志接见以后，还是那位思想教育工作抓得很紧的人事处负责人，根据统一的规定，安排我先下乡锻炼三个月，次日就要动身。我初到文学研究所还来不及安顿下来，就到了北京远郊的南山进行劳动锻炼。我与两个队友住在南山半山腰的一个农家，夜晚常可听见附近有狼的嗥叫。从山腰可以看到很远很远处依稀有一片建筑，据说那里有一个温泉，当时并不有名，后来听说那里已经发展为一个高级的疗养区，现在想必已经是一片很热闹的地区了。我在南山进行了三个月的劳动锻炼，最令我怀念难忘的，就是清新的空气与农家的饭菜，每天劳动之后食欲之好，前所未有。令人感动的还有，房东老太太特别善待我，把我当儿子看待，甚至有的时候就称我为儿。劳动锻炼了三个月，《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因工作需要，把我调回了文研所。

文研所当时在国内的确要算权威学者密集度最大的单位，名士大儒比比皆是：俞平伯、王伯祥、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潘家洵、杨绛、罗大冈、蔡仪、余冠英、吴晓铃、戈宝权、叶水夫、唐弢、陈涌、朱寨……所长何其芳不仅是延安老干部，而且是著名诗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集数种身份于一身。我的顶头上司蔡仪是中国三大美学门派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中的一个、文艺理论的权威，他在文研所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之职。

我进入到文研所这样一个机构，实际上也就是进入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群、一个名家成堆的地方，这样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大影响，同时，也给一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即使只是耳濡目染，也能大大提高文化学术见识，也能增长学识学养。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气场，每一个名士大儒都有自己的气场，都能给人以感应，如果注意学习、善于学习，一个年轻人来到这样的场域，肯定是要得益受惠的，我从跨入文研所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开始了这样一个精神进程。研究所的名士大儒，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在文化学术上有成就有业绩、名声卓著的学者专家，一般都是名校的名教授，潘家洵、俞平伯、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均属此类，他们的特点与优势是精于学术、富有学识学养，他们完全是属于学者型、文史家型的。另一种高级研究人员则基本上是来自延安，特别是来自鲁艺的教师与长期从事过意识形态工作或文化学术工作的干部，如何其芳、陈涌、毛星、力扬、朱寨等。他们的特点与优势在于既有一定的学识学养，更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力、较敏锐的思想分析能力及较高的科研组织才能与办理事务能力，他们是理论批评家型的，也是组织者、领军者类型的。这两类专家学者构成了双向的复合的知性与精神气场。我一进入文学研究所，就开始受这两股气场的感应与吸引。简单地说，就是向这两种人学习。向前一类学者学他们的学识学养、治学方法，向后一类专家学他们的理论分析能力与科研工作中策划、组织、指挥的能力。特别是因为我的心智主要不属独创型的，而更多属效仿型，我比较习惯也还善于找自己与高个子的差距，并尽自己的可能去缩短这个差距，所以，我从这两种类型的专家学者身上都学到了东西，后来都对我的工作起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使我不论在治学上、还是在组织大型文化项目与重要学术活动上，都算有所作为。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没有接受何其芳所经常讲的“研究工作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并对此确有所感悟，那么到了日后，我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萨特问题、日丹诺夫论断问题，以及自然主义重新评价问题，并且还的确对问题有所解决。(www.guayunfan.com)

应该看到，进入文学研究所后，还受到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那就是在待人接物、处世做事、人格风度等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以上两种专家学者、理论权威，都是高大的形象，我们对他们都是仰视的、崇敬的，习惯于鞠躬行礼、温良恭谦，这两种名家，他们的学术文化活力期，一直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八九十年代，而我们这一辈则一直被笼罩在他们的身影下，到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一辈人已经到了四五十岁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他们的面前，按习惯仍被称为“年轻人”，其含义就有还不成熟、还不堪担重任的意味。也就是说，从大学毕业后三四十年，我辈一直处于“小字辈”的地位。这种地位固然有助于培养我们身上尊师重道、谦恭礼让、彬彬有礼等做派与习性，无可讳言，也形成了谦卑恭顺、弯腰行礼、克制内敛的特点，远不如比我们年轻的下一代人那样自主精神强悍、个性张扬、自我选择精神坚定……总之，我进入了文研所，就开始了客观境况规定给我的如此这般的精神历程。

我在文学研究所的“第一站”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它附属于蔡仪任主任的文艺理论研究组，它实际上的主编也就是蔡仪。这个刊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谓别具一格，它以专门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古典文艺理论名著名篇为任务，时段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直到20世纪，在当时向老大哥苏联“一边倒”、忌讳向西看的风气中，这个刊物带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先锋性。它介绍范围之所以止于20世纪，原因也很清楚，通往20世纪西方文学的路上，还有苏式意识形态的那只拦路虎日丹诺夫同志把守在那儿呢。刊物的编委会阵容很强，除蔡仪外，还有朱光潜、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杨周翰、季羡林、金克木、冯至、田德望，几乎集中了所有最高端的西学学者，进入到这样一个机构里工作，对我来说，无异于进入了一个高级研究院。我一开始就得到了蔡仪先生的重用。具体编辑人员只有三个，有两个都是专攻俄文的，有关西方各国一大片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这个年轻劳动力的身上。每一期的工作，选题由编委专家提出，译者由编委决定，译稿由编委审阅通过，这些高级编辑事务还轮不上我这个小萝卜头，但是与这些事情有关的联系工作及事务性工作，一大部分都是由我承担的。当时，文研所在中关村，编委与译者很多都住在北大校园内外，我经常肩负着编务、外联及有关译稿的事务，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中关村与风光明媚的燕园内外，年方二十五六，那种自得感、愉悦感都妙不可言。就这样，我穿梭于编委与译者之间，得以面见朱光潜、钱锺书、杨周翰、李健吾这些权威学者及其他一些高水平的业内人士，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每次面见总得拾点牙慧、长点见识，于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的工作对我来说，一开始就是业务上的进修。

我不仅做些跑腿的事务性的联系工作，慢慢地也做些审校译稿工作及翻译工作。因为每期刊物除主打译文外，还需要一点边角的配合性的译文，对此，有适合我译的我就当仁不让，当然完全得按照蔡仪严格的规矩行事。蔡仪对译文的质量很重视，首先对译者的资格与译述水平要求甚严，我能译什么首先得由领导同意，译好后，必须交编委审校，得到编委的认可通过，才能见于刊物，而且必须署上审校编委的大名。这就是我早期的翻译活动，如我所译莫泊桑、左拉论小说创作的文章，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等等，就是这么出来的。由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内容的经典性，编译工作做得认真、有水平，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得学界与文化界的重视，每期出刊时，读者都翘首以待。每期出版后，各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往往要发点评介该期内容的文章，几乎从一开始，蔡仪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到文研所后不久，恰逢《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期出刊，集中译介了西方18世纪美学理论的经典名篇，对那一期的评介文章，就是由我写的，四千来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是我第一次在大报上露脸，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到稿费。天字第一号党报的稿费标准比较高，我只用了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零头，就在中关村中科院院区里一家为高端知识分子开设的高级茶室，吃了一盘高级西点，喝了一杯热牛奶，走出茶室时，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后来听说，我是经过蔡仪的亲自挑选与审查，作为编辑与翻译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的，但很快，蔡仪大概根据我的工作表现，把我定为实习研究员（相当于大学中的助教），而没有把我定为编辑，这样，我就正式进入了研究系列，而文研所是以研究系列为重为上的。而且，不久后，编辑部的事务性工作都给我免掉了，让我专心投入研究工作，其研究方向则是西方文艺批评史。所有这一切，显然是蔡仪先生对我的培养与器重。西方文艺批评史，就是朱光潜先生长期献身的那门学问，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艰深了一点，但前景却是很美好的。研究工作不外是读书看书、增长学识与著书立说两大项，我刚朝这个方向起步，离著书立说还远着呢，我得踏踏实实地多读书、多进修。批评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学思潮史，而思潮史则与文学史本身紧密不可分，因此，我开始攻读的主要内容是文学史，同时也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上下一些功夫，这实际上为我后来搞文学史工作打了一点基础。我深知光靠读书看书还不行，必须有实践，我的实践仍然是沿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路子，从事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名篇的翻译，经过自己翻译，对名篇名著的掌握与理解那就深切多了。那个时期我译的东西主要有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与雨果的文艺理论，其中有他气势十足、洋洋洒洒声讨伪古典主义的檄文《〈克伦威尔〉序》及他的名著《莎士比亚论》。当然，我做这件事情是有自己的算盘的，我是冲着著名的“三套丛书”中“理论丛书”而去的，就是为了译出一本《雨果文学论文选》，因为它是著名的“三套丛书”之一《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中的一个重要选题。我断断续续经过几年的努力（从选定篇目到翻译与反复修改校订），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译稿，这是我在理论室按照蔡仪规定的西方文艺批评史的方向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此部译稿曾得到李健吾、鲍文蔚等法文界前辈的赞赏，却被人为因素延误了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列入“三套丛书”得以出版。此外，就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写出了若干有关西方文艺批评史的文章，其中比较有点分量、也比较有点影响的论文是《论泰纳的〈艺术哲学〉》与《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

我在文艺理论室总共待了六七年，除按照规定的研究方向进修打基础外，具体的成果就是以上这些，数量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特别是西方文学研究论文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相对而言，我算比较突出的一个，而且，还应该看到，这几年还有一些收获是不显形的，那就是潜而未露的研究心得与思想见解，它们对我以后写《法国文学史》都大有益处。

在那时的研究工作中，每个人固然有专业方向，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要围着领导交下来的任务转的，也就是说，领导“指向哪儿”，就要“打向哪儿”，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很多就是用在领导所指向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赫赫有名的“文学研究班”，设在著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文学研究所委派蔡仪主持文研班的教学工作。蔡仪亲自坐镇铁狮子胡同一号，他手下要有几个助教，于是文学研究所理论室蔡仪麾下几个有了点研究工作经验的青年研究人员，也跟随蔡仪进驻铁狮子胡同，在那里承当了一两个学期的助教工作。文研班当年以“马文兵”这个集体笔名叱咤理论批评界，学员的水平远非一般大学生、研究生所能比的，不止一个学员，岁数都比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助教要大。后来从这个班毕业的学员，都成了文艺理论界著名人物，我一一数不过来，至少有两三个我是记得的，如后来《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缪俊杰，著名文艺批评家何西来、王春元。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助教哪里镇得住这个班，因此名为助教，实际上无所作为，都待在宿舍里面看自己的书，搞自己的业务。

不久以后，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的大型工程启动了，文学所似乎承担了两种重要教科书的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说不准，《文学概论》则是千真万确，其编写组就是由蔡仪组建领导的。于是，他麾下的几个年轻的研究人员又随着他进入了《文学概论》编写组，有张炯、李传龙、于海洋、杨汉池和我。当然编写组还有另一部分主力，那是从各个高校调来的教《文学概论》课的资深教师，如楼栖、吕德申、李树谦等。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编写组都集中在中央党校，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但文科教材编写组的伙食水平还是相当好的，每一个编写人员单独一间房，生活上颇受优待。编写组的工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通过集体的反复讨论、修改，把整个书的框架与纲要搭建起来，然后是拟出详细提纲，再后则是分兵把口，每人负责一定的章节，各自伏案钻研、写作，但每人负责的章节都要交付集体讨论，不断修改，不断讨论。当然，一些总体性与全局性的问题，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疑难问题、有争议的问题，都要开不少专题讨论会。我曾经负责过“文学作品的风格”等章节，但最后写初稿时，我是承担“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章的执笔任务。经过了不少时候，足足有一两年，编写组总算完成了一份《文学概论》的初稿，每个编写成员完成自己执笔的那一章后，编写组也就基本上解散了，只剩下蔡仪与一两个高校的教授来进行修改，他们花费的时间也不短，最后，再由主编蔡仪一人负责统一修改定稿。为此，他又断断续续花了两三年。在《文学概论》整个工作中，显然蔡仪先生最累最辛苦，也最为难，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是周扬，偏偏他们在个别理论问题上观点不一。他做出的贡献与劳绩是很明显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本教科书的定本几乎就是他一人完成的。最后出版时，我已经调到外文所工作了，出版后，蔡仪把全部稿费都分给了参加过编写组的全体成员，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团圆庆功饭，他高风亮节的为人风度由此可见。

文研班与《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工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指导思想的，我这几年，也就等于在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并不断地在实践、在锤炼。我受益颇多，我应该感谢蔡仪。这段经历基本上也决定了我的文艺思想、我的文艺观的理论属性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参加的另一次集体行动，是批人性论。在文艺理论领域，这一类批判，几乎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交下来的任务，批人性论当然也是如此。那时不知道是哪一级提出了这个批判任务，最初是从上海发动起来的，对象是钱谷融先生。上海动起来之后，北京焉能不动？特别是文学研究所这样一个直属中枢的意识形态单位，至少也有一个自己“清理门户”的问题，于是文学研究所就拿了本所一个研究员王淑明来祭旗。王淑明本人就是个老党员、老文艺战士，早在30年代文坛就颇为活跃。当时，他在理论室工作，我们常见到他，满头白发，干瘦干瘦的，走起路来几乎是“健步如飞”，待人十分谦和，平时沉默寡言，但我记得他的人性论观点还相当不含糊。于是何其芳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看来，他是走了走过场，正式公开表了个态。除给王淑明开了一两次和风细雨的小会，客客气气跟他说道说道一番外，还组织了四个青年研究人员，成为一个小班子，任务是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批判人性论的文章，发表在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上。这四个人是李传龙、于海洋、杨汉池和我。说实话，我个人对人性论从来就不反感，更无敌意，在这次批判任务中，我只想拣一点轻巧活来干，而且李、于二人在研究工作中都是我的师兄，而杨汉池则是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的才俊，他特别精通马列主义经典的文艺论述，他们自然成了主力。那篇文章写得颇有规模、有分量、有学究气，记得好像一共是四大部分，每一部分都三四千字。主批人性论的是前三大部分，由他们三人执笔，我拣了一个边角问题，即共鸣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主要的大道理都由他们三人讲了，我只集中地讲了些相关的“纯技术性”的问题，如文艺阅读中的共鸣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活动？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以普遍人性为基础？与其说是在批判什么，不如说是在说明什么。我努力朝细致方面讲，努力把我平时对心理学的关注与积累下来的一知半解，写成了文章的第四部分。发表后，没想到舆论对第四部分颇有反响，因为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还有那么一些，允许论者这么讲，也允许论者那么讲，于是学界议论纷纷。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的不同意见，其他三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议论纷纷的烂摊子就让你这个执笔者自己去收拾吧。既然这是一个纯粹的文艺问题，没多少政治色彩，全国不少报刊上也都发表了关于共鸣问题的文章，这也就形成了一次关于共鸣问题的全国性讨论。我也趁此时机写了两三篇自认为有点分量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论共鸣现象的实质及其原因》与《论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家大刊物上。一是文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文学评论》，一是上海的《学术月刊》。这两篇文章很引起文化理论界的关注与兴趣，当时，就有两位师长颇为关怀地问到此事，蔡仪先生问我，我所谓的“情感活动形式”这个关键词的概念与内涵如何，唐弢先生也告诉我，他注意到了《学术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并颇感兴趣。从问题的发端到讨论的开展，我倒的确成为了这次全国性讨论中心人物，如果说我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期间，以若干理论翻译及稍后若干大大小小的文章，已经在文化理论界“混了个脸熟”的话，那么这次共鸣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真正露脸了，真正“成名”了。

不过，我今天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最初对共鸣的阐释，毕竟是一大篇批人性论文章中的一节，是否定共同人性而主张阶级性的，的确有“左”的机械论倾向，也是我早期“左”倾幼稚病的表露之一。一旦学术界提出商榷后，我事实上在后两篇主要的文章里，将自己的观点有所微调，并把重点转移到共鸣与其他情感活动形式上，这既是我对自己的“左”的局部修正，也是我在理论上“文过饰非”的策略。实事求是说，在人性论与共鸣关系问题上，我是有“左”的机械论的毛病，但我对阅读活动中各种情感活动形式的论述，至少仍不失为实事求是之言，仍不失为比较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述。这是我在共鸣问题大讨论中的“失”与“得”、“过”与“功”。

我在文研所理论室期间，除以上这些学术理论活动外，还写过一些影评，这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看了之后想说点什么的缘故，也是对我枯涩理论思维的一点调剂。不过，细算起来数量也不多，远远没有达到“不务正业”的地步，不过十来篇而已吧，一般都是评文艺性比较强或者与外国文学有关的影片。我有的影评写得比较有艺术感受，其中有两篇还比较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引起专家的好评。一篇是评法国电影《红气球》，另一篇是评另一部法国电影《白鬃野马》。后来，著名的影评家、文化人、记者梅朵，80年代在上海创办著名的《文汇月刊》时，就凭他对我这两篇文章的印象，来北京约我写影评。但我并没有给他写影评，而是给了他一篇评都德爱情小说《繁星》的文章，并以译配文，没想到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应，“老梅朵”又师出有名了，从此就抓住我不放，要求每期供稿，这样，就把“外国爱情短篇小说选评”这个栏目搞下去了，并有幸成了《文汇月刊》一个颇受读者欢迎的保留栏目，和“老梅朵”进行了一把很成功的合作，我和他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他每次来京相晤时的音容言笑至今仍历历在目。而其源头就是我在文研所理论室开始的那一点影评活动。

从北大毕业到1965年调外国文学所，我在文研所文艺理论室工作的六七年，对我来说，不仅是良好开端的七年，而且是大有发展的七年，在理论翻译、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文艺大讨论及影评方面都有所表现，而且有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很有影响的，似可谓“全面开花”。我历年交差上报的劳动成果的数量比较突出，分量与质量也相当达标，我的一些大块论文都是发表在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及国内其他著名学术刊物上，有的文章也见诸北京重要的报纸杂志上。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完全可以说是“成名”了，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记得1965年，年方三十一，我婚后两三年，正住在东四头条后院一个破旧的楼上时，有一个在学部领导机关任职的行政人员来我家拜访，他就称我为“年轻的名家”，讲了一些赞赏我的话。我知道他是学部领导同志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他的看法、他的赞语，即使只是奉承奉承，在我听来也有一定的分量，由此，我确认自己的确是“成名”了。事实上，我的起步与我的发展、我所取得的成绩，也已正式被领导确认，我工作了大概五六年，就从实习研究员被提升为助理研究员（相当于高校的讲师），这在今天看来是够慢的，如今三十岁的教授比比皆是。但是，我爬升这么一级花了六年，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所，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文学研究所当时招收青年人员门槛之高是全国有名的，只收两个名牌大学即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文科的优秀毕业生，而两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到文研所工作后，一般都是八九年、十来年，才能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助理研究员。这一方面是因为何其芳掌握提升标准很严格，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顶尖的学者专家在这里比比皆是，学术等级更为森严在所难免，年轻的研究人员也更不容易脱颖而出，我费了五六年爬了一级，大概要算较为突出的一人了。

如果考其原因，我当然首先应该感谢蔡仪先生，他不仅把我调来文研所，而且对我的工作也做了最理想最合理的安排，让我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都打下了基础，而且又给我充分的机会，让我能展示自己，能发挥自己。他是我生平中的第一个伯乐，我过去感谢他，现在感谢他，永远感谢他。当然他本人在美学、在文艺理论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本身，对我也是一种感召，他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他高度缜密的理论思维能力与逻辑力量，也都是我即使努力学也是难以企及的，我之所以还能写一些理论文章，日后也忝为一个“理论批评家”，就是在他的麾下打下基础的。我要感谢的还有一位师长，那就是李健吾，可以说我是读着他的书、他的翻译与他的文学评论、传记作品，方成长起来的，来到文学所自然和他比较亲近。他为人热诚仁义，对年轻人特别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耍派头，不作师道尊严之态。他极其丰富的法国文学学识、出色的评论、潇洒的文笔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最初做了一些理论翻译工作，也得到了他的热忱指导与帮助。总而言之，在理论、翻译、评论、文笔等各方面有意识吸取师辈的营养，再加上自己下功夫、勤奋努力，这个北大毕业生，总算初步成长起来了。

我的确是专心致志，勤奋努力，那个时期，我单身一人住在一间办公室里，那里就是我的练功场、就是我的清修所。文研所的研究人员素有在家上班的传统与习惯，我们那一座办公楼除要开会和集体碰头的日子外，都是静悄悄的，特别是夜晚与假期更是寂静无人，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居住。既然是办公室，总得像办公室，起码得干净整齐，生活器物力求简单。书架后放了一张床，床下只有一个脸盆和一个装衣物的小箱子。生活方式也很简单，一日三餐在食堂，洗漱嘛，就在台阶下露天院子里那个用来浇灌草木的水龙头前。简朴得就像一个清苦的修行者。但每得到一笔稿费时，总要到东单一个小饭馆里，要一份麻婆豆腐和鸡蛋炒饭饱餐一顿。比较难受的是整个冬天，办公室晚上和假日都不供暖，我居然也能熬过来了。我喜欢办公室那份清静，但是我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我听得最多的是贝多芬的第八与第九乐章，每当那著名的几响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肯定就要在书桌前面坐下来……

这是我潜心努力的几年，是我清雅潇洒的几年，是我崭露头角的几年，是我没有什么烦心事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幸福感、最值得怀念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