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了高起点的中学教育_柳鸣九自述

开始有了高起点的中学教育_柳鸣九自述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

每个家庭的欣喜是相同的，但相同的欣喜中却各有各的不同忧虑。我们家的忧虑首先是如何离开重庆。因为重庆不再是陪都了，这个城市会萎缩下去，而我父亲订单的来源基本上是财经界，他的雇主——各大银行纷纷迁回南京，我们也必须举家东迁，而从重庆到南京的交通，对我们家来说就正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时，唯一的通道就是坐轮船沿长江东下，但对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来说，哪轮得上你来坐轮船？政府各大机构的东迁还远远不够用呢。我们只能在重庆干等、穷等，因此，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

有需要就会有生意，于是轮船公司就增加了一项业务，一条轮船左右两边各绑一只大木船，由轮船拖带着沿江而下，木船的船票不仅昂贵，而且也要排队慢慢等。而对绑在两边的木船来说，长江三峡几乎就是一道鬼门关，那一段航道，不仅两岸高山峻岭耸立、阴森可怕，而且水面下暗礁林立，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水流湍急，江面险恶，单只的轮船尚且经常出事，何况被绑在两边的大木船？你要坐大木船东下，无异于把命赌上。为了全家的生计，我们只好冒险。小男孩好玩、好奇，老待在舱外看风景。三峡大名鼎鼎，大家当然都挤在船头要见识见识、观赏观赏。但是，说实话，当时，三峡并没有给我留下祖国山河壮丽的惊喜感，相反，只觉得森严可怕、令人发怵。我们的木船总算被拖到了宜昌，一到岸口，船主就催促大家赶快上岸，因为，船在过三峡时船底就已经破了一个大口子，底舱已经进水，必须赶快上岸逃命。果然，乘客离船上岸后不到半小时，那条木船就完全沉下水了，乘客的行李也都随之泡汤。幸亏轮船公司还有点责任心，把这两船逃生的乘客安排在一个地方，于是，我们家又第二次过上了难民收容所的生活。在宜昌滞留了一二十天，我们总算被送到了南京。幸亏一到南京，我父亲就在一家大银行里面得到了大厨的职位，全家在珠江路侧旁租到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了下来。

回过头来看，我父亲在桂林银行工会当大厨并承办宴席期间，的确赚了一些钱，才得以在经济上应付了从桂林以来的一系列困难：逃难途中高昂的黑市车票、在重庆的失业生活、我大病一场，以及东下南京途中的损耗。记得我家离开重庆时，父母亲要我把一根粗粗的布腰带贴身地缠在腰上，遮盖在内衣里，日夜不许离身，还告诫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命根子”。那根腰带里鼓鼓囊囊的，还有一点小硬块，我估计是小金块或金戒指之类的东西，抵达南京后，我总算把这根布腰带解下来交还给了父母，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被赋予经济重任，蒙父母看重。我是长子。(www.guayunfan.com)

全家在南京安顿下来以后，根据我父亲一贯的“读书为先”的老规矩，首先是安排我们兄弟三人上学。但是我已经在重庆与宜昌都耽误了一些时间，到南京时，各个学校都早已经开学半个多学期了，而且，我开始要上中学了，初来乍到一个生疏的城市，一时找不到中学，看来只能等到第二年。但是，父母亲不愿意耽误我的学程，哪怕只是一个月两个月，他们宁可多花点冤枉钱，也要让我早早地进中学。于是，我像一只无头苍蝇，瞎闯进了一所私立“中学”，它名为中学，实际上只有少数几间教室，只开两门课：语文与数学。学生寥寥无几，老师上课时间也不固定，算不上一个中学，只是一个临时“补习班”而已。见势不对，我们赶快改换门庭，又打听到一家市立中学，还勉强愿意收一个插班生，于是我又进了那所中学。那所学校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多，校方管理不善，教学秩序也不怎么严格，故校誉不佳，口碑不好，离家又远，上下学甚不方便。何况我在班上，不知道怎么搞的，被一个强势学生看不顺眼，老受他欺负，很压抑，像个受气包，因此，又生去意。这时，正好我父亲从他的雇主方面（父亲的雇主基本都是财经界的高级人士）得知，南京市有一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那是很多家庭仰慕的学校。父亲大概也是从一位有影响的雇主那里，得到了一封介绍信，于是，我就进了中大附中。

中大附中是我很难忘的一个学校，它当时在各方面都尽显大气、高级，有点“贵族”味道。校园开阔，郁郁葱葱，教室宽敞，气象恢宏。它最大的优势恐怕还在于师资水平高，生源也比较好，大多都是成绩优秀生或者是颇有文化背景家庭的子弟。学校的气氛与气场颇有洋味、文化味，同学们爱好的体育项目是流行于美国的垒球运动，学生会的竞选活动，有点模仿美国的总统选举，课外活动水平也相当高，居然能够相当正规地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我在这里不仅是受教育、学文化，而且是受熏陶、开眼界、长见识。由于我完全寄宿在校，整个人浸泡在这个环境里，也就更便于、更充分感受这里的氛围，从中吸取营养。我的中学教育是从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地方开始的，这是我的幸运。实际上，中大附中也的确人才辈出，我后来在北大的一个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世界文学》主编的著名翻译家金志平，就是我在中大附中的前后同学。前几年，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其前身就是中大附中）与我有了联系，我才知道，出自中大附中的学生真是才俊荟萃，其中就有不少是当今的两院院士。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院士制，只有学部委员制，我忝为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南师大附中的负责人也就把我视为了“院士”。

很可惜，我在中大附中只念了一年多，就因为父亲的就业与全家的搬迁需转学回湖南。我在中大附中时期，正是淮海战役炮声正隆的时候，不久，解放军陈兵北岸，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待不下去了，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南迁广州，父亲只得跟随前往，而把我母亲与我们兄弟三人安顿在家乡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