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省立一中三年_柳鸣九自述

难忘的省立一中三年_柳鸣九自述

我从广益初中毕业，升入了长沙的省立一中。一中是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名校，在全国也算得上一流的中学。首先它名气响亮，它的前身是湖南第一师范，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共和国一位总理朱镕基从这里毕业。

它之所以“牛”，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在这里教课的都是名满长沙的资深名师，后来，有不少都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当教授去了，可见他们都不是一般中学老师的水平。如教数学的汪澹华，教化学的张荫安，教语文的严怪愚、彭靖，教英文的胡业奎，等等，这些名师都教过我们这一班，而我们这一班又是全校的一个尖子班。

我在这样一个班学了三年，这对我的中学教育就不是一件小事，这给我的中学教育画了一个圆圆满满、扎扎实实、光光溜溜的句号。其具体结果就是，从这里我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这就足以令人对一中感念不忘了。不过，我们班上考取北大、清华的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考上北大的有五六个，考上清华的也有五六个。好家伙，一个不过三四十个人的班级，考上北大清华的就将近占三分之二，牛吧？而其他一些人呢？基本上就由国内其他名校如北航、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武汉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包圆收录得一个不剩。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个班成绩好，其他毕业班被全国各名校录取的也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省立一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其毕业生的名校升学率堪称辉煌。

我是文科生，我且多讲一点文科学习情况。一中三年，我们这一班的语文教育基本上就是由两位名师执教的，一位是彭靖，一位是严怪愚。他们不仅是两位著名的教师，而且在湖南的文坛上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严怪愚更曾经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名记者、政论家，彭靖则是与彭燕郊齐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对杜甫深有研究。他们两位与其说是教书先生，不如说是颇有学养、颇有阅历、颇有思想的文化人、作家，而且两个人都对文化、对文艺有理想、有激情，都是热情洋溢的那种类型，一个是有热烈感情的诗人，一个曾经是热情澎湃、慷慨激昂的评论家、名记者。语文课也是重头课，课时不少，整整三年都听他们讲学宣道，当然受益很多，且不说他们的人格做派、行事方式及语言风格对我等的自然熏陶、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了。而且，我是班上少数文科生之一。跟彭靖老师的接触也比跟其他老师多，这种接触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吃小灶”。虽然那时我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具体的志愿，但致力于文化工作这个大方向是初步形成了。后来，我经常以文化建设、文化积累、人文书架为念，并以此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意义，这种热情向往、这种理想主义、这种价值取向、这种人生观，其最初的种子显然就是在省一中的时候种下来的。即使是我日后写理论文章的文风，也颇受严怪愚讲演式的讲课风格的影响，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气势充沛，常以排比句加以深化、发挥、引申、扩展……从他那里，我多少也学到了一点皮毛。(www.guayunfan.com)

我在省立一中三年生活的第二大内容，或者说第二大结果，则是在思想上被培养成一个“有政治热情”“有政治觉悟”，表现积极的进步青年。这是因为省立一中至少在我在校的时期，政治空气十分浓厚，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十分紧，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要求相当高，加以我们学生都是寄宿在学校，生活管理也很严格，生活秩序、作息制度等也一丝不苟，至今想起来，几乎就有那么一点点半军营生活的味道。特别是我们这一班，由于学习成绩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被长沙市的教育领导机构赋予了一个光荣的称号，名曰“金日成班”，那时正值抗美援朝的高潮，“金日成班”这个称号简直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出自这样一个班，政治思想完全合乎规范的；自我批评，斗私批修，已成了习惯；满口的政治术语，毛选语言。即使算不上一个思想非常革命的青年，至少算得上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经常为“毛泽东时代的辉煌”“社会主义的日新月异”“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而心潮澎湃。后来上了北大，每年国庆节游行经过天安门，我没有一次不热泪盈眶，游行完之后，往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说老实话，我的思想是天真的，因而也是相当愚昧的；是专一的，因而也是狭隘的；是单纯的，因而也是非常闭塞的。这就成为我后来在理论上一定程度的“左”倾幼稚病的根源，这大概要算省一中的生活带给我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如果我后来有什么独立思考、务实思维、清醒头脑的话，则是从反右开始的，而经过“文化大革命”，则总算才完全摆脱了我在一中时期所形成的“左”倾幼稚病，成了一个清醒人、明白人。

一中生活带给我的第三个结果，就是经受了一番磨炼。

我所处的具体环境“金日成班”，即使不是一个特殊班级，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班级。它的成员据我所知，绝大部分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烈士子弟。比较起来，我就远远远远没有他们那么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班上掺了我这么一粒灰暗灰暗的沙子，我祖父一辈也许还跟贫下中农沾了一点边，我父亲的职业老跟着国民党金融机构转，简直就是有些“不光彩”。班上这些同学在血统上、出身上、门第上都比我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在他们面前，不说低人一等，至少是自惭形秽。而且他们的学习与兴趣，绝大多数都是倾向于理工科，其中就有不少理工科的才子，甚至是接近于天才，我数理化的成绩远不如他们。当然，他们都是很进步、很革命的，对人对事都有很严格的政治标准与要求，用今天的通俗话来说，看人看事、对人对事，都有点“左”。处在这么一个集体中，虽然我并不落后，但比起他们，也就相形见绌了。我在各方面都感到有压力，不仅没有优越感，反倒有些自卑感。如果我偶尔跟同学产生一点矛盾或摩擦，那么，用不着说明情况，也不用讲什么道理，错方必然是我。我记得，有一个同学的座位与我相邻，他脾气颇有一点混，又有点倔，很不好相处，难免有点磕磕碰碰，以致在生活检讨会上成了一个问题。说实话，那位同学人高马大，贫下中农的乡土气息十足，作风粗犷，对人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强势，没有多少通情达理的习惯，跟你也不会有和颜悦色的交流。虽然他的口齿不清，平时也拙于言，但在生活会上，只要我与他的事一提出来，他根本用不着占什么理，也用不着能言善辩，他不用说任何话，即使他的对方摆明了事实真相，说清楚了问题，那你放心，胜方也必然是他。甚至对他拙于言，不讲什么道理，人家也给他加同情分，最后，要承认不是、要做检讨的，就是我了。

很坦率说，我在一中这样一个班，过得有点压抑，这主要是因为我三次申请入团都遭到了否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学里，一个学生要不要求入团，这是政治上要不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不能够入上团，这又是一个学生表现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一中这样一个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校里更是如此，而在“金日成班”这样一个集体里，能不能入团更几乎是一个能否有脸待下去的问题。我从一进校起，就积极要求入团，各方面的表现也还不错，基本上是做到了政治上进，学习努力，社会工作积极。所谓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学习之外所担负的职责，班长是社会工作，团支部书记是社会工作，生活干事也是社会工作，编写黑板报、编写墙报也是社会工作，虽然同为“革命工作”，但高低地位是大不相同的。我因为是文科生的料，担任的“革命工作”经常是抄写黑板报啦、编写墙报啦、写宣传稿啦之类的。有一个时期，我还混上了黑板报负责人的职位。应该说表现是良好的，和一批一批申请入团的同学比，我并不逊色，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都昂首阔步、光荣地进入了青年团，我却一次一次都吃了闭门羹，灰溜溜的，可怜兮兮的，老被拒在团组织的门外。

因为什么？三次都是因为一个问题：家庭成分、阶级立场问题。在我那些贫下中农弟子、根正苗红的同学看来，我的家庭是与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父亲又是在香港工作，这在当时叫作“有海外关系”，家庭成分问题加上“有海外关系”，在这些“左”得可爱的同学看来，就跟有敌特关系差不多了，对这样成分的分子，当然得严格把关，不能让他轻易混进团来，于是，每次开团支部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的时候，不是厉声责问，便是严正批评，结果，对不起，不能轻易放你进门，请待在门外吧。就这样，从高一直到高三临毕业的时候，眼见一批一批同学都入了团，到最后，“过尽千帆皆不是”，全班只剩下我这唯一的非团员，也就是“落后分子”。为此，我心情压抑自是难免，但压抑归压抑，我还得振作起来，忠于自我，积极上进，如果因此就消极，那过去岂不就成了“假积极”？实际上，内心里面那一点积极的火种还没有熄灭，往往只要看到一点社会主义新气象，我就感动得不行。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语文作业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大概是《身边一件小事》之类的。因为我每天上学要经过一个不大的建筑工地，每天总看见有一道新砌的墙又上升一定的高度，这就感动了我，我就把它写进了作文。感受比较真切细致，文笔也就比较感情充沛。那时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正是严怪愚，他看了这篇作文，从这个学生的点滴生活感受中看出他还颇有点政治热情嘛，于是好奇地问了问团支部，这个唯一的非团群众为什么老待在团外？也许团支部也正要争取“金日成班”毕业之际要达到全班学生入团率百分之百的“满堂红”，于是，主动要我再递一次申请书。其实，这时我早已绝了入团的念想，做好了以“非团员群众”的身份高中毕业的准备。遵命申请后，没过多久，我就被批准入了团。这时，已经快举行毕业典礼了。

这事，我除了感念严怪愚的一句问话，谈不上有什么高兴，这认可实在来得太迟了。但是，多年之后，我经过一些世事坎坷，再回过头去看，还真感谢一中的这段经历，它使我最早得到了“坐冷板凳”、最后硬把冷板凳坐热的锻炼。这番经历如同喝了一杯高质量的“冷板凳”茅台酒，有了这杯酒垫底，后来有什么更烈性罚酒，如像因《萨特研究》挨批被禁，如像成名成家之后竟然三次不公正地被排斥在博导队伍之外，等等，我喝起来也就若无其事、泰然自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