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的兴起：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三、中层理论的兴起：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站在了历史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起点。人类社会走向全球政治的历史走向，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们的首要职责应该是关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国际问题，同时为繁杂的国际社会发展提供准确的理论阐释模式。面对这一现实需要，不同的方法论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和努力。传统的宏观理论试图通过人、国家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等范畴进行假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适性的框架，并试图发现某种普遍的规律，结果只能建立起一些抽象的框架而不能对现实提供有效的解释，提供的理论太抽象和宽泛，缺乏现实说服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方法论虽然集中精力解决对具体现实的解释问题，提高了理论的可验证程度，但得出的结论往往太琐碎和具体，很难捕捉到大历史的宏观图景。

综合上述分析，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任务要求在方法论上将抽象的宏大理论研究和零打碎敲的微观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拉近两者之间存在的学术鸿沟，弥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裂痕，这是全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术路径，其可能的理论方式就是在宏大叙事理论与微观经验研究之间建立中层理论。

事实上，“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的概念并非来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是来自社会学。这一方法论路径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K.Merton）在1949年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中层理论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介物^[55]。中层理论是相对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宏大理论”和行为主义学者提出的“微观理论”而言的。然而，他的学生、社会学博士默顿却对老师醉心于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没有兴趣。他认为，构筑抽象统一理论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经验基础研究，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而只热衷于研究实际问题，也会窒息社会学。所以现代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具体的、适用于有限数据的理论”即“中层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论理论社会学》中。所谓“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的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是一种脱离抽象层次而力图接近经验事实的功能论，所以乔纳森·特纳又称之为“经验功能主义”^[56]。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其主要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有限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和理论假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中层理论在社会学产生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学领域，60年代之后在西方政治学界盛行的政策研究、决策分析、政治文化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多元主义理论和集团政治理论都属于中层理论的研究范畴^[57]。

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可以概括为对国际政治行为体互动之动态过程的研究。在全球网络共同体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全球市场、全球公民社会、全球精英等行为体分别奉行着不同的政治逻辑，如果单独从某一个行为体出发考察，必然陷入一种微观方法论零打碎敲的泥潭；如果从全球政治总体出发将研究建立在国家利益、权力、无政府状态等阐释性概念的基础上，就会形成一种抽象的理论框架，难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对全球政治进行中层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建立在具体的全球政治行为体及其制度化行为等经验性概念基础上，也不刻意寻求对全球政治的终极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分析客观的社会条件把握全球政治的逻辑；另一方面整个研究也不拘泥于特定的政治行为，而是从不同政治行为逻辑的互动中追问解决全球政治的内在规律，寻求能够推而广之针对全球政治的一般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层理论研究事实上是宏大理论和微观经验理论研究的综合和延伸。

中层理论的方法论可以将宏大理论的人文主义哲学路径与微观经验理论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恰好适合作为中观理论层次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实践。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科学，诚如汉斯·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中所说：“国际政治学的任务就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并根据国际政治的独特性质对这些原则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探索“一组组关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通用理论，对任何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是一种事业，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因而必然带有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宗教等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出发，对西方社会历史的最好总结，昭示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最终是为西方社会服务的。因此，不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维护西方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又是一门艺术，需要人文主义的滋润和孕育，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都应该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出发，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创造性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逻辑。总之，坚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中层理论研究线索，有利于开展针对一个国家需要的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诚如苏长和所说，“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58]人类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考察，可以从哲学法则、价值坐标、文明发展、全球正义等宏大视野得出国际关系前进的方向，巩固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而科学主义则有助于探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原则的客观逻辑和现实道路。前者强调“解释世界”，而后者注重“改造世界”。

那么，如何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贯彻中层理论的方法论？从世界发展主潮流和中国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坚持中层理论需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社会物质领域确定整个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注重分析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善于从时代潮流和时代主题的高度为国际关系理论确定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平、发展、民主、合作成为历史潮流，有三大类问题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去关注：一是在主权渐渐式微的背景下，以什么方式来组织世界政治，寻求世界政治新的治理之道，避免战争与冲突。其实，新近的帝国论以及欧盟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回答，但是这种回答并非绝对，更不是唯一。二是如何理解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问题，中国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会给世界政治治理带来什么，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变化的世界政治及规则体系的关系^[59]。三是在中国崛起后，中国期望的理想世界政治范式是什么，这一理想范式与当下国际关系的范式存在什么差距，中国应该如何在缩小这一差距中扮演建设性作用。前两者是关于世界和中国“实然”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世界和中国“应然”的问题，中层理论要求中国学者将“实然”和“应然”的问题结合起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来。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高举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的大旗，注重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寻求研究课题，紧紧围绕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展开历史、理论、战略、策略的研究。尽管学术和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当然应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需要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舍此某一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便缺乏生命力。正确的理论从哪里来，只能从丰富的实践中来。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大学者来看，都不是闭门造车得出的书斋学问，大多要么对世界政治的社会影响感同身受，甚至直接体会到了战争与冲突的残酷，要么投笔入仕，直接参与到某一国家复杂的国际事务实践之中。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国际事务有深刻的体会，才能通过学理的深思得出高人一肩的高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学术界和政界的合作交流，实现以学养政，以政促学的良性循环。作为学者，必须密切关心国家外交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围绕国家亟需的急难课题展开纯学理的研究，稳定学术研究队伍；作为政治家，也必须真正倾听学界声音，做到不带偏见地学会与知识分子讨论、辩论和争论，真正看到战略和政策背后的坚实理论基础。学界和政界的良性互动，呼唤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明确科学的游戏规则，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第三，中层理论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看到全球化时代不同价值原则及其矛盾的普遍性，能够从不同价值原则互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寻找实现和解和妥协的可行性道路，而不是站在某一价值原则基础上否定另一价值原则的合理性，甚至诉诸武力企图彻底消除另一价值原则。中层理论的人文主义倾向要求对待任何价值原则领域的争论，只能通过人文讨论及其制度化的方式寻求认识上的共识，不能像科学主义倾向要求的那样，实行价值祛除，以自己的价值原则为唯一正确的出发点，抹杀和否定其他价值原则的正当合理性。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准则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时候，在前提假定上同样也要确立其他国家和共同体利益和价值准则的正当性，在国家、安全、发展、秩序、模式、外交等各领域都要牢固树立这一根本认识论原则，在理论研究上创造必要的宽容，在战略和策略的设计上具有必要的灵活性。

第四，在全球化的世界，包括国家、非国家、次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等众多行为体共同存在并共同参与世界事务，每一行为体参与世界事务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样一个多行为体共处且各自奉行自己价值原则的世界里，要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自己置于一种中间地位，善于从互动的角度理解世界政治的原则和秩序。不管处理什么议题和事务，都要求对各种行为体的角色和可能的影响以充分的估量。在传统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仅仅考察国家之间的互动，非国家行为体被视作无足轻重的因素，国家被看作是内部黑箱作业的原子行为体。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尽管看到了一些微观行为体，但将其与国家比较起来，依然被看作是从属性的因素。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涉及国家需要的议题领域，研究国家与国家互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限制和制约。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面对着来自与其他国家综合国力比拼的挑战，也面对着来自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明枪暗箭”，故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将这些行为体考虑在内，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第五，中层理论要求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并不表明削弱科学主义的标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当下更缺乏的不是人文主义的思辨和体悟，而是缺乏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严格素养。中国学者在开展理论研究的时候，更喜欢微言大义，对某一问题迅速作出判断和创新结论，但对于如何通过严格的标准、程序、方法以及丰富的材料论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却非常忽视。中国学术界的这一问题，既深受中国五千年经学传统文化影响，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深受以德国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大陆哲学影响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下大力气强化科学精神的培养，严肃学术风气，严格学术规范，在确立一系列关于国际事务和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思维的同时，注重实现这些理念和思维的理论和对策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更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这里所阐述的中国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方法论只是一种大致的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根据问题性质不同，宏大理论研究和微观经验研究还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各种方法共同努力的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论使用哪一种方法，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只不过某一种特定的路径走起来更容易和减少弯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