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四大问题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四大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青年科班出身的研究力量的成长壮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尤为可喜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陆续出版了一大批经典著作，基本上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对于繁荣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暴露了不少不足和问题。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整合提升。具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一是理论思维的贫困。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有关国际形势、对外战略、外交政策的比较多，纯理论思考比较少。即使是理论著作，也大多是关于理解和阐释西方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真正从特定前提出发构建理论的成果非常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理论思维，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学术界面前。理性来自实践，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于解剖国际关系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何谓理论？在学术界意见却并不统一。理论（theory）来源于希腊文θεωρα，原意是“查究”，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为了找出影响国家单位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解释国家单位的行为，并且解释国家单位之间关系的特定模式，对某些可观察的现象所进行的系统的研究。”^[12]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理论是法则的集中和解释法则的工具。莫顿·卡普兰认为严格地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套基本术语、定义和公理，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成体系的理论。这些定理应该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最终得出的定理或者命题的解释应该都能有一个明确的经验依据；应当能够被有控实验或者系统观察所驳倒或者证实。戴维·辛格对理论提出一个简洁的定义：“理论是对描述力、预测力和解释力所进行的一整套内在的、连贯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辛格否认规范具有理论性的作用。可见，无论传统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认为：归纳必须从经验中产生，逻辑上必须正确；必须具有描述、说明和解释力。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是，理论应该是有着确定含义的。理论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理论至少是对经验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要满足解释的条件，理论就会发挥作用；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要考察新的因素的影响；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必须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利用规律，理论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思维明确化，理论必须对人们改造世界提供指导；理论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可见，界定理论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有的从理论本身的结构角度界定，如卡普兰；有的从理论和经验和现实的关系角度界定，如华尔兹；有的从理论和实践的作用角度界定，如马克思。不管从哪一角度界定，理论应该具有层次性：最高的是能够解释一切时代的公理和原理；其次是解释某一特定时代的理论；再次是解释某一特定议题和具体部门的具体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思维，最集中体现在缺乏公理、原理以及特定时代理论的思维，更多地局限于理论的应用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的理论思考，政策适用性考虑占据了理论研究的很多学术空间。比如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更多地从领导人讲话和客观国际形势的表现来论证其合理性，忽视了从纯学术概念和特定假定出发展开的纯理论研究。最具典型性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暴露了理论思维贫困的缺陷。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沸沸扬扬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由于亨廷顿的观点几乎将所有国家都卷进自己的讨论范围，因而，每一个民族都会作出回应。在这种回应浪潮中，批评者居多，支持者居少，完全赞同者几乎没有。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人们默认他看到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的视角，但批评他走得太远^[13]。抛开一切情感上的因素，从纯理论思维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大战略思考，提出者本人具有比较大的理论勇气。作者可贵之处在于抓住了“冷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后冷战”世界的范式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世界政治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社会的发展^[14]。但是，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新的“冷战”高压盖住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冷战”的终结，使得旧话重提，要求人们对“冷战”后世界作出明确判断。文明冲突论就是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人们如果批评他的结论不正确，最根本的不是批评他的理论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该范式能够足以依据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穿透力，将文明冲突论取而代之。最终的结果是，亨廷顿认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15]。

克服理论思维贫困的最主要途径就是确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应该提倡科学无禁区、真理无国界的学术自由环境，必须将理论研究置于自由思考和学术独立的基础之上，独立自主地开展纯理论研究。同时，严格学术规范，在一些具有广泛共识的概念体系中，寻求概念间的变量关系，反对生造不知所云的概念和凭喜好胡乱翻译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另外，健全学术创新的衡量制度，深入开展学术打假，严肃学术风气。只有在学术自由、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环境中，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思维贫困的问题。

二是中国理论的稀缺。结合对“冷战”的反思和对“冷战”后众多国际现象的思考，中国学者认清了西方对我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也认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隐含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和战略动机。在此情景之下，仅仅引进和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敷为用，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结合国际格局的新旧更替，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严格的学术批评。比如对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国际制度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理论展开的批评。特别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国内包括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中国理论稀缺这一尴尬处境。迄今为止，真正由中国学术界独立设置议题，开展研究，实现自主学术创新的理论还少之又少。即使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不结盟”、“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韬光养晦”、“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新思路，也仅仅停留在战略、政策或者理念的层面，还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成为科学的理论，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遗憾。由于起步晚、研究基础薄弱等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将很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水平，这是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和国家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现实。尽管如此，中国学术界却没有理由放弃对中国理论的探索、研究和追求。尽管关于创建中国理论，铸造中国特色和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异常艰苦，而且这在学术界本身饱受质疑，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来说，这一努力却不能停止，相反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是问题意识的缺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的研究要么是“尾随西方”，要么就是领导人点题，中国学者自己确立研究主题非常少。从中国的国家需要出发，独立自主地确立研究主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苏长和认为：“理论的建设来自对问题的研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薄弱环节在‘问题意识’的缺失上。”^[16]问题意识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国际形势分析多，应对问题的分析少；提出具体外交对策多，研究对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少；阐释西方学者理论多，批评西方理论的逻辑缺陷少；比较理论分歧多，分析分歧原因少。这些问题本身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更加具有悲剧色彩的是，部分学者选取的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非真问题，是一个表面性的问题而非本质性的问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倍功半。由于学术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和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制约，从这一矛盾格局出发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性问题，在这一历史大问题之下发现小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就会逐渐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四是学术精神的不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滞后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学术精神明显不足。目前，国内许多人将国际关系理论看作是显学，实际上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缺乏学术含量。由于大多数介绍西方理论的学者是英文专业出身，缺乏必要的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功底，再加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纷呈，评介工作相对缺乏力度，特别是对于一些基本概念、方法论和理论逻辑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导致了翻译上的概念混乱、错打标签、理解模糊等问题，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创建工作。

学术精神不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术规范混乱，缺乏评估鉴别学术成果的标准体系。目前国内许多研究机构评估学者成果，主要依据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系（CSSCI），其原始依据往往是国内一些期刊杂志是否是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学术期刊缺乏严格的学术评审体系，特别是专家库和匿名评审机制不健全，导致许多关系论文、有偿论文和“权威论坛”等现象，直接扰乱了中国学术界的秩序。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总体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引进和评介阶段。在研究上注重对时代背景、基本概念、理论内容、政治意义、政策本质等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大国兴衰理论的热烈讨论，最集中地代表着中国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引发了各个领域学者的争论。“冷战”结束带来的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为我国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客观的机遇。如果说，在整个80年代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补课的十年”，90年代则是“消化的十年”，21世纪的最初十年就是“创新的十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和平崛起的历史性课题，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老更替加快，相当多的理论研究的老前辈因为身体和年龄等原因从科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大批年轻的博士成长起来，相当数量的海外学者学成归来，加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队伍中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自主创新的新阶段。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